第六章 民主败北,福音进城————《背负十架——中国家庭教会史(1807年-2018年)》(连载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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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负十架——中国家庭教会史(1807年-2018年)》

第六章 民主败北,福音进城

历史到了1989年,经过十年的改革开放,社会有一些进步, 思想有一些开放,很多的人说八十年代的中国社会是经历了思想启蒙的运动。然后从教会的角度来讲是经历了十年的乡村教会的大复兴,我们称为基要派的复兴,然后民主败北,福音进城。六四之后有了第一波知识分子的流亡潮,他们流亡到了海外之后, 经历了北美的福音复兴运动,一大批在89年之后对整个人生和中国社会的前途失去了一切的盼望的一批知识分子开始寻求信仰。可以说是1949年以后,第一批知识分子在痛苦和绝望当中开始转向基督,虽然这当中不是所有人都转向了基督,但是流亡者群体当中的福音运动和流亡者当中的信主是可以堪称一种现象,甚至就是很多没有信主的,对基督教的一种亲近和寻求也成为了一个海外流亡者群体当中的一个运动。

我举一个例子,我曾遇到以前认识的一些流亡者,像陈奎德先生、胡平先生等好些人,他们当中一些人跟我讲,陈奎德先生跟我讲到香港的“黄雀行动”,朱耀明牧师联络黑社会的老大救了很多六四之后被中国政府通缉的逃亡学生。那天有个人跟我说,当年救天安门学生的其中一个黑社会老大现在已经信主了, 还有一批知识分子被送出去后由联合国难民署接收,很多的人就直接到了欧洲,然后被分到欧洲各个国家。陈奎德先生说他们被送到巴黎,到了巴黎之后,他们那一行很多的人一下飞机,放下行李,立刻就去了巴黎圣母院。他们以前从来没去过教堂的,巴黎圣母院当然是个天主教教堂,他们在里面看到有耶稣像的十字架,他们就跪下,他们不知道为什么要跪下来,但是他们就是跪下来,然后泪流满面,不过到现在还没有信,但是这个就代表了整个流亡一代民主败北后的虚空和迷茫,从而产生对信仰的渴慕和追求。

在国内的知识分子也一样,1989年到1992年是非常苦闷的, 大陆精神思想是非常黑暗的一个时代。1991年中国家庭教会属灵的伟人王明道离世,代表着一个时代的结束。1992年邓小平南巡,整个社会突然活过来了,这个活过来是肉身的活过来,不知道该干什么,现在知道该赚钱了。所以1989年到1992年这之间是比较沉闷的,可是九十年代初到1998年,我们把这差不多的十年称为是非常错综复杂的十年,是教会重新被社会看见,教会开始在整体上从乡村教会开始进入城市教会,而城市又发生了一个很重大的变化。1992年之后一直到今天,中国社会最巨大的变化是城市化进程,随着整个市场经济的发展,几亿人离开乡村进入城市。

八十年代到九十年代初是乡村教会的复兴,那个时候赵天恩牧师评估家庭教会主要在乡村,那时可能已有三千万或四千万的基督徒了。但是在接下来的几十年中,一直到今天,可能有一两千万的乡村基督徒进入城市,然后消失在城市之中。消失不是说他们每个人都不信耶稣了,这是整个城市化的浪潮带来的乡村教会复兴之后的社会变迁对乡村教会的冲击。那乡村到了九十年代末两千年初的时候,已经变成什么样了呢?有一个词叫做“三八、六一、九九部队”,听过这个吗?三八妇女、六一儿童、九九老年人,所以乡村就已经成了“三八、六一、九九部队”,所以男人就不见了,年轻人就不见了,一代的留守儿童,我们当中很多的都是留守儿童长大的。

在这样大的社会变化中,家庭教会面临一系列的挑战。首先是整个社会城市化的挑战,乡村教会一边经历复兴,一边经历很多挣扎,甚至某些传统地区的复兴跟衰落同时在进行。当你进城了,你就跟整个社会发生更深的接触,而且也因为社会变化太快,因此教会的教导很难去面对这一个变化很快的社会。然后是家庭教会对抗异端的挑战,整个教会从八十年代到九十年代都在抵挡异端。到了1992年之后,又带来另一个变化,就是中国更大的开放国门,因为市场经济,因此海外的宣教士,海外的机构可以进入中国。在八十年代也有进来的,但是很少,是个案,到九十年代之后,就是批量的进来。而且海外的华人教会针对中国大陆的宣教就变成一个战略性的事工了,所以在92年中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家庭教会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1992年《海外校园》创刊,在接下来的二十年中《海外校园》对中国大陆教会的影响非常大,海外校园就进入中国大陆服事。1997年《生命季刊》创刊,从那时到如今年二十年的时间《生命季刊》也坚定地持守家庭教会的立场,对中国大陆的家庭教会有很大的影响。这两个北美最重要的华人教会的刊物和机构, 也是对大陆家庭教会影响最大的两个机构。

1997年香港回归之后使得香港开始在中国大陆的教会运动中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那些在过去十几年都互相见不到的传道人,还不要说是中国其他城市,就是成都的传道人一般平时都见不到,很多时候都是在香港见。大家在成都都碰不到,在成都都不打交道,在成都都互相不打电话,都害怕给你王怡打电话是不是也要受到监控?一般都是过一两年在香港握一次手,回来之后又都没有消息了。我住青羊区,他住锦江区,互相之间都不知 道,过一两年又在香港见一次面,所以香港在1997年之后成为中国教会的重要的福音基地。我们开会都在那里开,因为在国内不敢开,培训都在香港做,因为在国内做不了,特会都在香港,因为大陆这边没有,所以香港成为一个很重要的基地。97年香港一回归,内地会当时已经改名叫海外基督使团OMF,内地会离开中国半个世纪之后又重新进入中国大陆来服事。整个九十年代,从海外来看,海外校园起来了、生命季刊起来了、内地会也重新进来了,还有很多很多的海外福音机构、香港的神学院、台湾的、北美的福音机构都进来。但是香港回归之后跟台湾是有些不一样, 台湾教会是公开的支持家庭教会,悄悄的跟三自接触。香港的教会是公开的跟三自教会合作,然后悄悄的跟家庭教会接触。所以,这个叫地缘政治和地缘福音运动,这是海外对华福音运动。

国内的福音运动情况又如何呢?王明道1991年就安息主怀, 王明道主要是精神上的先知式的人物影响家庭教会,他出来之后一直都没有再牧会了。所以这个时代最重要的家庭教会实际上是广州林献羔牧师牧养的大马站教会。因为他一直在牧会,而且广州又是具备先天的条件,当时是中国最开放的地方。从1978年开始广州就是最开放的地方了,又地处港台、海外接触的前沿,再有因为林献羔牧师是坐过牢的,所以大马站教会就成为九十年代中国城市教会中的一盏明灯,他在1978年或1979年出来建立教会直到1990年,在1989年这个教会已经有九百人聚会了。因为他们家的房子很大,九百人聚会,楼上楼下,每个房间都有装满了 人。期间他被抓过一次,被抓的时候教会是三百人,放出来的时候变成九百人了,所以我一点都不担心我被抓,我知道我出来之后人会更多,后来他又被抓了一次,抓了一次放出来之后大概到九十年代末了,大马站教会已经是两千人聚会了。所以这是一个特例,到今天家庭教会也没有超过两千人的堂点。两千人的堂点从2009年的那一拨以来就要打压你,就像北京守望教会、上海万邦教会一样被打压。经过2009年那拨打压之后,到现在也快十年了,又开始出现了一些千人的教会,像北京的锡安教会,我们秋雨教会也没到千人,我们只有六百人,所以这一波又开始要打压了。但是林献羔的大马站教会在九十年代就两千人,主日有四堂崇拜,所以他是孤岛的一个特例,因为那个时候整体上城市教会还没有兴起,他是城市教会,但是是传统家庭教会的城市教会, 所以就成为了一盏明灯。

前面已经讲到了九十年代的自由派跟基要派,八十年代是基要派的复兴。那自由派的情况又如何?自由派在九十年代分为两拨,一拨是三自内部,但是在1978年到1981年这三年是共产党出台《19号文件》、《八二宪法》之前较自由的三年,这三年无所谓三自跟家庭之分,因为要落实宗教政策,整个环境都是很开放的。可是到了1982年之后,三自重新恢复了,家庭跟三自就分开了。但是三自跟家庭其实在那个时候,在整个八十年代都没有分得那么开,为什么没有那么开呢?是因为整个八十年代的社会思想解放运动,连三自内都是如此。

丁光训在89年之前一直都是走的开明道路,这个开明不是指的神学上的自由派,是指真的开明,就是他一直希望成为家庭教会跟三自教会的共同的领袖,他希望能够得到整个教会的接纳。他也做了很多的工作,他在全国政协会上发了很多很猛烈的言论的,因为那个时代不像现在,那个时代还可以猛,因为那个时代从胡耀邦到赵紫阳都在讲党政分开,所以到1988年的时候,丁光训、赵朴初等宗教界的代表们,赵朴初是代表佛教的,丁光训是代表基督教的,他们都比较敢讲话。

丁光训跟赵朴初在全国政协会上明确提出提案,要求实现政教分离。在整个八十年代三自里面也希望改变,他公开的讲, 以前我跟随过左倾的路线,就是恨的路线。现在整个国家都在反思,共产党也在反思对不对,我们绝对不要回到文革,邓小平也是那样讲的,有左的问题,有右的问题,但是主要是左的问题, 主要是反左,所以当时的氛围是这样的氛围。连丁光训都在全国基督教协会会议上,专门去请家庭教会的领袖参加,氛围开放到这样。但到八九就发生变化,八九的时候,丁光训也跟其他的人一样,金陵神学院的学生一样是走上街游行的,要求宗教信仰自由,坚决要求政教分离,撤销宗教局,跟社会学校一样的诉求。用共产党的话来讲,丁光训在八九也是犯过错误的,八九之后他的态度就发生了很大的转变,当然最根本的是生命里的问题,跟其他的党员一样,八九之前说的到八九之后全部都变了,知道自己犯了错误了,要过关了,他的态度就发生了很大的转变。

 

 

基督教热

1994年是一个很特别的年份,1994年有几件很重要的事情, 第一,94年国务院通过了《宗教活动场所管理办法》,这个是1994年政府开始初步建立对宗教的法制管理,意思就是说在94年之前是没有法的。在94年之前这是个政治问题,是通过政治运动来管理宗教,来打压基督教。94年在形式上颁布了两个办法,一个是《外国人在中国宗教活动办法》,另一个是《宗教活动场地登记办法》。94年的时候很多人认为开放市场经济了,共产党是不是也要开放宗教政策,所以94年出台的这两个办法对管制宗教信仰影响很大。

1994年之后还有一个很重大的变化,就是自由派在中国除了在三自里发展以外,也在中国知识分子群体中的发展,中国的知识分子在整个八十年代都是没有宗教思考和寻求的。八十年代的知识分子走的是西方启蒙思想运动路线,西方的现代思想在八十年代中国知识分子中间一遍一遍的过,他们追赶一个一个的潮流,今天流行萨特,明天就换成了存在主义,几乎西方现代的各种主义全部过了一遍。到了89的时候,刘晓波是走在比较前面 的,八九六四之后刘晓波发表了一篇很重要的文章,叫《赤露身体走向上帝》,这本书中说中国人的悲剧是没有上帝的悲剧,但是在那个时候,上帝这个词出现在中国的知识分子的话语体系当中是一件相当奇怪的事,是一个很新鲜事情。

另外还有刘小枫,他出版的《拯救与逍遥》这本书也是一本代表作。刘晓波和刘小枫他们这两个人是代表八九六四之后进入九十年代初中国的知识分子,在各种绝望里,在他们的话语和他们的思想之源当中,慢慢的开始对基督教感兴趣,慢慢开始对基督教有接触,而这种寻求到1994年的时候已经形成了一种热 潮。94年的时候我读大三,那两年就没什么书读,很郁闷。但是到94年的时候,一个是北大的赵敦华,他是北大哲学系的学者, 他在那年出版了《基督教哲学一千五百年》。这本书成为中国知识界了解基督教的一扇小窗,但基督教哲学不是神学,但是对我们这些人来说是了解基督教思想启蒙的第一本书。然后刘小枫出版了《走向十字架上的真》,在1994年刘小枫还主编了《基督教历代思想》文集,在北京三联书店,还有后来四川人民出版社, 陆陆续续的出了两套基督教的译著和书籍。这样从1994年开始出现了中国社会被称之为的“基督教热”。

请注意,这个基督教热跟当时的中国教会一点关系都没有, 跟当时的中国乡村教会更没有丁点儿关系,这是在中国知识界出现的,在中国的整个文化界里出现的“基督教热”。这个“基督教热”热到了二十世纪末的时候,也就是到了1998年和1999年, 就出现了一批以刘小枫为代表的被称为“文化基督徒”的知识分子。他们在精神上看到基督教是精神家园,是最后的精神家园, 是可以去寻求的资源,因为以前的都已经破灭了。然后大量的基督教书籍那个时候被介绍过来,我们在九十年代读的基督教的书基本上都是二十世纪基督教自由派的作品。

新派神学及其他宗派的书籍都出的比较少,基本上都是自由派神学,受自由派神学影响的知识分子也有人受洗,可是当这些知识分子了解信仰之后,放眼一看,他们觉得中国三自教会肯定不能去,又看不上家庭教会。最后他们发现他们只能维持在精神上相信耶稣,因为根本没有教会可去。当然中国那个时候也不是真的没有教会可去,第一是因为他们不了解家庭教会,因为家庭教会要躲,所以要找的话是很难的;第二是教会和社会还没有正式建立外交关系,教会害怕打压都躲起来了。所以九十年代出现了两头两种现象,一头是乡村的教会,他们一方面受政府在政治上的打压,在整个社会其实是属于不可接触的人群,是边缘的人群。那时候根本没有人敢在大街上说我是基督徒,全部都是地下教会。然后面对城市化的浪潮,原来的信仰又马上被时代之风吹来吹去,整个教会也没有预备好进入社会和跟社会有更多接触, 这是一面。另一面,有很多的知识分子他们又开始研究基督教、翻译基督教作品,出现一种所谓的基督教文化热。这些人就包括十年前我自己刚信主或者之后一段时间,我经常在中国的知识分子中听到这样的一句话说:“我思想上已经入党了。”你知道在中国,中国人以前喜欢讲这样的话,就是精神上我完全是一个基督徒,我绝对是支持你们的,我在精神上已经入党了,只是没有找到组织,或者能够找到的组织也不是我想去的。

 

所以在九十年代,有一些从国外回来信了主的基督徒,还有一些精神上的基督徒就是文化基督徒,他们甚至专门跑到国外去受了洗回来,他们都发现回来找不到教会,或者就是去看了一下教会之后他们就再也不想去了,他们觉得教会里的那些农村老太太,她们什么都不懂,就是不想跟她们在一起。大概十年前, 我认识一个学者,他也是在国外受洗回来的,回来之后我就说你去教会吗?他说他从来不去教会,我问为什么不去教会,他说中国的教会那里能去嘛?他说我在国外的时候都去教会的,但是回国之后,中国的教会就不能去了。不能去既包括了知识分子在知识上的一种傲慢,在知识上瞧不起和农村老太太在一起敬拜的教会,再有就是因为政府迫害教会,自己也怕去了教会可能要被迫害,或者不愿意承担被迫害的风险。不能去有两层意思,第一是你去了之后可能有麻烦;第二你在智慧上还没有放弃希腊的智 慧,你瞧不起这些弟兄姊妹的信仰,这就是两个意义上的不能 去,整个九十年代知识界就是这样的变化。

 

 

家庭教会历史上第一份信仰告白

1989年到1998年这十年中国教会和社会有怎样的一个转折点的分歧呢?1998年有几件非常重要的事情,最重要的事是中国家庭教会经过跟政府十到二十年的这种迫害与被迫害的拉锯战, 在1998年教会发布了家庭教会第一份《中国家庭教会信仰告白》。传统教会和乡村教会的五大家,这五大家主要是赵天恩牧师在帮助他们。因赵天恩牧师的服事,1998年11月这几个团队一起开会,先由赵天恩牧师给他们上中国教会历史课,然后带他们一起起草签订了并对外发布了两份文件,可以说中国家庭教会才算一种程度的正式的亮相!因为信仰告白在教会历史上都有对内对外的两重意义,对内来讲是清楚信仰的标准,用这个告白作门训和教会的基石,再有对外有护教作用。所以中国家庭教会信仰告白前面是讲我们信什么:第一是我们自己要知道我们要信什么;第二是让中国政府和中国社会知道我们信什么。告诉政府和社会我们不是邪教,因为政府用邪教的名义迫害基督教会迫害了十几年了。教会第一次公开的说我不是邪教,但是你自己凭什么说你不是邪教呢?你连个信仰告白都没有,所以他们就写了一个相对详细的信仰告白,从这个信仰告白来讲,信仰是很纯正而且基本上是改革宗,因为是中福会赵天恩牧师在帮助他们,当然他们对此接纳到什么程度是另外一回事。当时写出来的两份文件,一份是《中国家庭教会信仰告白》,另一份是《中国家庭教会对政府、宗教政策及三自的态度》两份文件,前一份是信仰告白,后一份是讲政教关系的。文件里非常清楚的说明我们为什么不加入三 自,我们为什么认为政教之间应该分离,所以这个是中国1978年文革结束后家庭教会的第一份护教文件,对内对外都是标志性的文件。

签署这份文件的有四个人,其中三个是:河南唐河团队、河南方城团队、安徽阜阳团队。唐河团队的代表叫张荣亮,这是河南教会最重要的一个领袖。方城团队的代表叫申义平,方城团队就是后来的中华福音团契,这些团队到现在都还在,我们今天为他们祷告的河南的魏金党牧师、现在在北京的张付恒(张恒)、申义平,他们这几个人都是方城很重要的几个带领。阜阳团队的代表是郑先奇,我们教会有很多从阜阳来的弟兄姊妹,这是三大团队的代表。还有一个叫王一平,他代表其他教会。这四个人加起来就发布了这个中国家庭教会信仰告白,这是当代中国教会史上一份很重要的文献。

仅凭这份文件,1998年就是中国家庭教会重要的第一次明确的对凯撒说出我们的信仰,我们被迫害了二十年了,现在我们要第一次明确的跟你说我们是谁。我们是教会、我们信什么、我们的信仰和历代教会是一样的,我们为什么不加入三自,我们为什么不接受宗教局的管理,但是我们是爱国的,我们并不反对政府,但是我们要求政教分离,所以这个信仰告白是一个非常勇 敢、也是非常特别的代表中国传统家庭教会立场的行动。

 

 

三自和家庭教会再次壁垒分明

家庭教会已在1998年正式的亮相,1998年还有另外一件重大的事,三自在1998年也出现了非常大的转折,《丁光训文集》在1998年出版,然后三自掀起来了“神学思想新建设”的运动。丁光训在八十年代的时候还是一种开放的心态,他在1989年也犯过“错误”,他为了过政审就改变了,承认自己之前错了。九十年代初,他到美国访问,在美国富勒神学院访问时,当时赵天恩牧师还在,赵君影牧师也在,这两位牧师发起对他的抵制,然后华人神学生也抵制他,那个时候的华人神学生基本上没有去过大陆,主要都是港台背景的华人神学生,学生们就在会议现场抗议他,这个事件给了丁光训很大的刺激,他终于知道自己根本代表不了中国家庭教会。

所以从那之后,他对家庭教会的立场就发生了非常大的转变。家庭教会跟三自的立场在整个九十年代错综复杂的变化当 中,最后以《丁光训文集》和《家庭教会信仰告白》同时在98年的出现收场,家庭教会和三自再一次的壁垒分明。丁光训从1998 年开始认为教会要跟政府搞好关系,抗拒政府对教会的压制,有一条路是他认为比较好的处理方法,就是在神学上主张自由派神学,他认为如果在神学上走一个自由派的道路,那么就跟社会主义比较相适应。

所以1998年政府也有一个很关键的变化,江泽民明确提出来一个现在三自仍在使用的口号“宗教与社会主义价值相适应”,这个口号其实是来自于1982年中共出台的宗教政策文件《19号文件》。那时的统战部长李维汉,他就已经提出来要写上这句 话,就是要推动基督教,包括其他宗教与社会主义价值相适应。但是这句话在1982年没有被写进去,因为82年的还是想往开明方向走,只是想限制基督教,还没有想积极改造基督教。因为文革已经过去了,文革之前是消灭基督教,消灭基督教的政策已经失败,然后改成了稍微怀柔的政策限制基督教,到我们现在最近的十到二十年实际上是在改造基督教,“基督教中国化”明确的要改造基督教。所以李维汉的这句话没有写进《19号文件》,但是到了1998年江泽民执政的时候,就明确的提出来这个新时期宗教工作的方针,叫做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相适应。所以丁光训只不过是在回应江泽民的这个提法,引导与社会主义价值相适应。然后1998年在这个背景下也有一个很重要的宗教会议,在中国社会都有影响,就是从那一年开始镇压法轮功,所以那一年是整个政府跟宗教关系改变都很大的一年。

整个八十年代是基要派的复兴,丁光训是反对基要派的,三自教会在八十年代到九十年代也不是铁板一块,这个基要派的复兴同样也有一部分是在三自里的,所以三自里面也有基要派的力量,丁光训当时对三自里的基要派是一直打压的。

 

三自内的保守派有两个代表人物,一个是杨毓东牧师。1994 年三自发生了一件很重要的事,就是后来被称为的“缸瓦市教堂事件”,缸瓦市教堂那个时候的牧师叫做杨毓东,杨毓东牧师在文革之后恢复牧会,在缸瓦市教堂做牧师,带领青年团契。他是基要派的信仰,八九六四的时候,缸瓦市教会的青年团契是唯一一个举着十字架上街游行,并且主动去救助那些被打伤、被打死的学生跟市民的教会的力量。所以八九六四之后,他就被清算, 他在里面持守基要派信仰坚持到1994年,当时宗教局跟三自领导直接到缸瓦市教堂宣布将他撤职,之后杨毓东就离开缸瓦市教 堂,离开之后就在三自外面影响家庭教会。但是他还是三自中的一个人,他终身也没有彻底跟三自系统划清关系。换言之就像我们中的一些基督徒还保持着党员身份一样的,他在三自中还是有组织关系在的。后来杨毓东对北京的家庭教会是有很大影响的, 包括对金天明跟金明日牧师都有很大的影响。

北京的教会在九十年代是比较典型的,在各种错综复杂的九十年代大概有三种力量比较典型:一个是代表传统家庭教会的, 例如袁相忱,当然还有杨安溪,或者还有其他人;二是海外宣教士,比如车牧师,他是从美国差来的韩国宣教士;三是三自内的保守派或者脱离三自的基要派,如杨毓东牧师。北京的教会一直从九十年代到二十一世纪,这三股力量一直存在的。传统家庭教会以坐过牢出来的袁相忱牧师为代表,然后是以车牧师为代表 的,海外宣教士在北京开始建立教会。九十年代初宣教士开始在中国建立教会是从大学生团契开始的,都是做外教的宣教士从大学生校园团契开始,车牧师最早也是在大学里做老师,然后建立校园团契,影响了金天明牧师,后来建立门徒神学院。

上海的情况跟北京就不一样,上海发展的比较晚,上海只有传统家庭教会,海外宣教士在上海带来的力量是比较弱的,上海也没有三自中的保守派,因为上海是全国三自运动的大本营,三自运动是从上海发展起来的,所以上海的三自力量很强,上海的政治很左,整个思想界包括知识界都不算活跃,所以上海的家庭教会也不活跃。

举一个例子说明,整个八十年代到九十年代的中国家庭教会我们可以称之为 “聚会型”的教会,那个时候大部分教会都没有主日崇拜,没有我们这种正式的崇拜,就是聚会而已。所以八十年代到九十年代,家庭教会的一个传统就是大聚会,弟兄姐妹天天都盼着两天、三天都在一起的聚会,就像我们刚才过去的那三天营会一样。像温州教会,一年都在外面做生意,每年到了春节回去的时候大家才聚在一起,春节回去从初一到初十五都是聚会,天天都聚。初一开始教会有三天的祷告会,从初四开始教会有三天培灵会,从初七开始,教会有三天的讲道,这个是家庭教会的传统,特别注重擘饼的聚会,有些传统是我们现在其实慢慢消失的。家庭教会凡是有大聚会,同工们都会提前几天禁食祷告,这是有大聚会之前禁食祷告的传统。然后擘饼聚会,就是我们每个月的圣餐,家庭教会的传统在擘饼聚会之前要为这个擘饼聚会备好多个聚会,比如说我们下个主日是圣餐要擘饼,所以星期六大家就要一起有祷告会,预备主日擘饼,星期五晚上又有聚会,认罪祷告会,然后把罪认完了主日好领饼。传统家庭教会的擘饼聚会时间很长,一般擘饼要擘两三个小时,因为在擘饼聚会的时候大家要流泪祷告,彼此认罪。

上海的教会也不是一点没有宣教士的影响,只是宣教士的影响并不大。也没有三自中出来的自由派,所以上海家庭教会是非常保守的、规模小、封闭,然而很奇怪的是这个城市是中国最有国际视野的城市,但是它是最保守的。直到五六年前,我们教会有弟兄姐妹去上海,我们介绍他去上海的一个教会聚会,而且上海那个教会是我知道的,我跟他们的带领人也认识,就这样他都不能直接去。按照教会的规定,先在小组中考察一个月,然后才能悄悄的被带到主日聚会的地方,而且信息都是通过纸条传递, 不能打电话。所以上海的家庭教会是到了2000年的时候才开始建立主日崇拜,2000年之前上海的传统家庭教会都是前面这种聚会型的教会,没有主日崇拜,讲道也很少,最主要的是见证,我们传统家庭教会出来的都知道,最重要的就是讲见证,分享很多的见证。

丁光训为了适应宗教与社会主义价值观相适应,他对应提出来一个非常重要官方神学,叫“因爱称义”,淡化“因信称义”。他在《光明日报》上发表了一篇文章,1998年初就是批评基要派教会过于传讲信与不信不能同负一轭,批评基要派教会过于传讲末日信息和末世信息,最后开始批评传讲因信称义。

他书里面这么说的:“有一位同工给我写信,然后跟我提到一个问题,他百思不得其解,我也觉得这是个很大的问题,这位同工说像雷锋同志这么优秀的人却不能得救,我们教会却要说他不信耶稣就要在地狱当中,我们这些人却在天国里面,我的良心不能够接受这件事。” 然后丁光训就说,我的良心也不能接受这件事情,于是他就讲说我们不可能向中国社会传讲一个雷锋在地狱当中的福音,这是不可以的,这是必须要改变的,称义是因为一个人里面有爱,就像雷锋一样。所以他是吸收20世纪自由派神学、进程神学、过程神学、还有其他的各种神学观点。

丁光训认为基督不就是那一位永世存在的神嘛,不单是道成肉身然后被钉在十字架上第三天复活的基督,基督还是弥漫在宇宙和万物之中的基督。这位宇宙性的基督难道不也在印度吗?不也在中国的文化里面吗?这一位基督,既然从自古以来就存在于宇宙当中,那么老子和孔子所认识的天不就是基督吗?印度教里面所讲的,他们不知道是谁的那一位神其实就是基督嘛。所以希腊哲学里、印度教里、中国儒家,其实都是信耶稣的,他们甚至信到他们都不知道他们信的是耶稣!他们以为他们信的是释迦牟尼,或者他们以为他们信的是天,或者他们以为他们信的是别的什么。我们现在要告诉他们,其实他们信的是耶稣,他们是那些在不同的文化当中的隐藏的基督徒,既然在所有的文化当中都有隐藏的基督,所以在所有的文化当中也都有隐藏的基督徒,那么你怎么知道他是那一位隐藏的基督,隐藏的基督徒呢?那你就不能用他有没有信耶稣来做判断,而是要用他有没有爱,是不是个好人,他的道德怎么样,就是要用这个来判断,所以他认出雷锋就是隐藏的基督徒。

1998年出版的《丁光训文集》体现了他的这种神学观点,这本书出版之后就导致了三自跟家庭教会完全没什么关系了,因为家庭教会本来就看他这一套是异端,根本不理他。也导致了三自里的保守派和三自里的自由派的一次决裂。这次决裂除了1994年的缸瓦市事件,杨毓东牧师成了一个代表人物。那么98年《丁光训文集》出版之后,金陵神学院事件就变成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事件了。当时有三个学生公开写了一篇文章《我们为什么拒绝在神学院唱社会歌曲》,这里所说的社会歌曲就是我们说的红歌,之后这三个学生就被丁光训开除了。然后第二年1999年,又有三个学生大胆的写了一篇文章,说我们为什么反对在神学院举行七一庆祝党的生日的活动,或者是升国旗的活动,或者是唱红歌的活动,之后这三个学生也被开除了。这几个被开除的学生基本上都进入家庭教会服侍了,其中有一位就是今天北京家庭教会的代表崔彼得牧师。再过一年,2000年时候,就是老师的抗争,抗争者中最重要的一位是金陵神学院的教务主任季泰,他做过丁光训的助手,后来被金陵神学院开除,季泰曾发表了一篇很详细的批判三自的一篇长文,因为他是从三自里出来的,对三自很了解。所以季泰跟早年的杨毓东到九十年代末就成为三自里面保守派的代表人物,1998年之后他们都跟三自分道扬镳了。

1998年之前的三自里还有一些神忠心的仆人,他们在里面持守保守派的信仰,当时他们都都觉得三自还可以改变,抱着希望三自不要变成完全的凯撒崇拜。但是1998年之后还留在三自里的那就需要悔改了,那就是把神的儿女带入到属灵的淫乱之中, 经过了1998年的新神学建设你都还不出来,那你就大大的得罪了神。就算你在1998那个时候不出来,那2014年拆十字架你都还不出来,那你算什么?算什么?等到2018年这个宗教条例出来你都还不出来,然后还说你是留在三自中作忠心爱主的仆人,你骗谁啊?神是轻慢不得的!你骗谁啊?所以在98年之前不排除三自里还有一些忠人的仆人,但是只要你向主忠心,从1998年之后到现在这二十年间只要你向主忠心,你每年都有许多出来的机会!你每年都有许多被开除的机会!你每年都有许多受逼迫的机会!但是每一次都灵巧如蛇,最后你就变成蛇了!

1998年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那就是小敏《迦南诗选》的出版,代表着家庭教会的过去二十年的发展。小敏的《迦南诗选》第一版在98年出版,所以这是代表着一个时代的转折,我们刚才讲我们编的《郇城歌集》,我们也选了大概二三十首的小敏的歌,我们再唱两句,有哪些小敏的歌你们唱过?《中国的早晨五点钟》“中国的早晨五点钟,传来祈祷声,祈祷带来复兴和 平,带来合一得胜。”有一年我在山东见到小敏,我说山东五点钟天就好亮了,你有没有考虑到四川的情况呢,我们这里其实要晚两个时区的,我们那里早晨五点钟天还是黑的,所以她后来说很抱歉,没有考虑到中国那么大。那么再来一首我们唱过的《哭过笑过唱过沉默过》“哭过笑过唱过沉默过,走过行过火热过灰心过,走过最低最低的山谷,爬过最高最高的山坡,年复一年有过失落,困苦颠连有过收获,岁月的大浪在耳边冲过,悲喜的眼泪无数次流过,看那终于有一道天上的生命河,流向中国,医治中国,得着中国。看那终于有一道天上的生命河,流向中国,医治中国,得着中国。”

 

 

祷告:

我们感谢主在中国教会中赐下的恩典,所带领的云彩般的见证人,我们求主继续托起带领中国教会,我们在主的面前立志说,主啊,我们愿意把自己献给你,求你自己来引领我们,让我们那悲喜的眼泪无数次的流过,但是我们知道羔羊你已经得胜, 我们同声一起在主的面前开口来祷告,献上自己为祭。

主啊,我们感谢你!主啊,孩子在你面前实在是看到那叙述你在我们当中的恩典的时候,就如同那以色列人来叙述你怎样带领他们经过红海,走过干地。主啊,你这样带领他们在旷野当中,你在中国教会的几十年中,主啊,你就是那位使乌鸦叼饼来养活你自己的仆人的主。主啊,我们实在是感谢赞美你,我们进入到一个新的时期,主啊,教会不断地跟社会接触,我们也看到主你在新时代对教会的引领。主,孩子感谢赞美你,就求主你自己在我们当中再一次的来引领我们,主啊,感谢赞美你!主啊, 孩子在你面前说,求你来悦纳,求你自己来接近我们的心,以至于我们在这个新兴的城市教会中,主你实在是来带领我们!感谢赞美主!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民主败北,福音进城

 

历史到了1989年,经过十年的改革开放,社会有一些进步, 思想有一些开放,很多的人说八十年代的中国社会是经历了思想启蒙的运动。然后从教会的角度来讲是经历了十年的乡村教会的大复兴,我们称为基要派的复兴,然后民主败北,福音进城。六四之后有了第一波知识分子的流亡潮,他们流亡到了海外之后, 经历了北美的福音复兴运动,一大批在89年之后对整个人生和中国社会的前途失去了一切的盼望的一批知识分子开始寻求信仰。可以说是1949年以后,第一批知识分子在痛苦和绝望当中开始转向基督,虽然这当中不是所有人都转向了基督,但是流亡者群体当中的福音运动和流亡者当中的信主是可以堪称一种现象,甚至就是很多没有信主的,对基督教的一种亲近和寻求也成为了一个海外流亡者群体当中的一个运动。

 

我举一个例子,我曾遇到以前认识的一些流亡者,像陈奎德先生、胡平先生等好些人,他们当中一些人跟我讲,陈奎德先生跟我讲到香港的“黄雀行动”,朱耀明牧师联络黑社会的老大救了很多六四之后被中国政府通缉的逃亡学生。那天有个人跟我说,当年救天安门学生的其中一个黑社会老大现在已经信主了, 还有一批知识分子被送出去后由联合国难民署接收,很多的人就直接到了欧洲,然后被分到欧洲各个国家。陈奎德先生说他们被送到巴黎,到了巴黎之后,他们那一行很多的人一下飞机,放下行李,立刻就去了巴黎圣母院。他们以前从来没去过教堂的,巴黎圣母院当然是个天主教教堂,他们在里面看到有耶稣像的十字架,他们就跪下,他们不知道为什么要跪下来,但是他们就是跪下来,然后泪流满面,不过到现在还没有信,但是这个就代表了整个流亡一代民主败北后的虚空和迷茫,从而产生对信仰的渴慕和追求。

 

在国内的知识分子也一样,1989年到1992年是非常苦闷的, 大陆精神思想是非常黑暗的一个时代。1991年中国家庭教会属灵的伟人王明道离世,代表着一个时代的结束。1992年邓小平南巡,整个社会突然活过来了,这个活过来是肉身的活过来,不知道该干什么,现在知道该赚钱了。所以1989年到1992年这之间是比较沉闷的,可是九十年代初到1998年,我们把这差不多的十年称为是非常错综复杂的十年,是教会重新被社会看见,教会开始在整体上从乡村教会开始进入城市教会,而城市又发生了一个很重大的变化。1992年之后一直到今天,中国社会最巨大的变化是城市化进程,随着整个市场经济的发展,几亿人离开乡村进入城市。

 

八十年代到九十年代初是乡村教会的复兴,那个时候赵天恩牧师评估家庭教会主要在乡村,那时可能已有三千万或四千万的基督徒了。但是在接下来的几十年中,一直到今天,可能有一两千万的乡村基督徒进入城市,然后消失在城市之中。消失不是说他们每个人都不信耶稣了,这是整个城市化的浪潮带来的乡村教会复兴之后的社会变迁对乡村教会的冲击。那乡村到了九十年代末两千年初的时候,已经变成什么样了呢?有一个词叫做“三八、六一、九九部队”,听过这个吗?三八妇女、六一儿童、九九老年人,所以乡村就已经成了“三八、六一、九九部队”,所以男人就不见了,年轻人就不见了,一代的留守儿童,我们当中很多的都是留守儿童长大的。

 

在这样大的社会变化中,家庭教会面临一系列的挑战。首先是整个社会城市化的挑战,乡村教会一边经历复兴,一边经历很多挣扎,甚至某些传统地区的复兴跟衰落同时在进行。当你进城了,你就跟整个社会发生更深的接触,而且也因为社会变化太快,因此教会的教导很难去面对这一个变化很快的社会。然后是家庭教会对抗异端的挑战,整个教会从八十年代到九十年代都在抵挡异端。到了1992年之后,又带来另一个变化,就是中国更大的开放国门,因为市场经济,因此海外的宣教士,海外的机构可以进入中国。在八十年代也有进来的,但是很少,是个案,到九十年代之后,就是批量的进来。而且海外的华人教会针对中国大陆的宣教就变成一个战略性的事工了,所以在92年中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家庭教会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1992年《海外校园》创刊,在接下来的二十年中《海外校园》对中国大陆教会的影响非常大,海外校园就进入中国大陆服事。1997年《生命季刊》创刊,从那时到如今年二十年的时间《生命季刊》也坚定地持守家庭教会的立场,对中国大陆的家庭教会有很大的影响。这两个北美最重要的华人教会的刊物和机构, 也是对大陆家庭教会影响最大的两个机构。

 

1997年香港回归之后使得香港开始在中国大陆的教会运动中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那些在过去十几年都互相见不到的传道人,还不要说是中国其他城市,就是成都的传道人一般平时都见不到,很多时候都是在香港见。大家在成都都碰不到,在成都都不打交道,在成都都互相不打电话,都害怕给你王怡打电话是不是也要受到监控?一般都是过一两年在香港握一次手,回来之后又都没有消息了。我住青羊区,他住锦江区,互相之间都不知 道,过一两年又在香港见一次面,所以香港在1997年之后成为中国教会的重要的福音基地。我们开会都在那里开,因为在国内不敢开,培训都在香港做,因为在国内做不了,特会都在香港,因为大陆这边没有,所以香港成为一个很重要的基地。97年香港一回归,内地会当时已经改名叫海外基督使团OMF,内地会离开中国半个世纪之后又重新进入中国大陆来服事。整个九十年代,从海外来看,海外校园起来了、生命季刊起来了、内地会也重新进来了,还有很多很多的海外福音机构、香港的神学院、台湾的、北美的福音机构都进来。但是香港回归之后跟台湾是有些不一样, 台湾教会是公开的支持家庭教会,悄悄的跟三自接触。香港的教会是公开的跟三自教会合作,然后悄悄的跟家庭教会接触。所以,这个叫地缘政治和地缘福音运动,这是海外对华福音运动。

 

国内的福音运动情况又如何呢?王明道1991年就安息主怀, 王明道主要是精神上的先知式的人物影响家庭教会,他出来之后一直都没有再牧会了。所以这个时代最重要的家庭教会实际上是广州林献羔牧师牧养的大马站教会。因为他一直在牧会,而且广州又是具备先天的条件,当时是中国最开放的地方。从1978年开始广州就是最开放的地方了,又地处港台、海外接触的前沿,再有因为林献羔牧师是坐过牢的,所以大马站教会就成为九十年代中国城市教会中的一盏明灯,他在1978年或1979年出来建立教会直到1990年,在1989年这个教会已经有九百人聚会了。因为他们家的房子很大,九百人聚会,楼上楼下,每个房间都有装满了 人。期间他被抓过一次,被抓的时候教会是三百人,放出来的时候变成九百人了,所以我一点都不担心我被抓,我知道我出来之后人会更多,后来他又被抓了一次,抓了一次放出来之后大概到九十年代末了,大马站教会已经是两千人聚会了。所以这是一个特例,到今天家庭教会也没有超过两千人的堂点。两千人的堂点从2009年的那一拨以来就要打压你,就像北京守望教会、上海万邦教会一样被打压。经过2009年那拨打压之后,到现在也快十年了,又开始出现了一些千人的教会,像北京的锡安教会,我们秋雨教会也没到千人,我们只有六百人,所以这一波又开始要打压了。但是林献羔的大马站教会在九十年代就两千人,主日有四堂崇拜,所以他是孤岛的一个特例,因为那个时候整体上城市教会还没有兴起,他是城市教会,但是是传统家庭教会的城市教会, 所以就成为了一盏明灯。

 

前面已经讲到了九十年代的自由派跟基要派,八十年代是基要派的复兴。那自由派的情况又如何?自由派在九十年代分为两拨,一拨是三自内部,但是在1978年到1981年这三年是共产党出台《19号文件》、《八二宪法》之前较自由的三年,这三年无所谓三自跟家庭之分,因为要落实宗教政策,整个环境都是很开放的。可是到了1982年之后,三自重新恢复了,家庭跟三自就分开了。但是三自跟家庭其实在那个时候,在整个八十年代都没有分得那么开,为什么没有那么开呢?是因为整个八十年代的社会思想解放运动,连三自内都是如此。

 

丁光训在89年之前一直都是走的开明道路,这个开明不是指的神学上的自由派,是指真的开明,就是他一直希望成为家庭教会跟三自教会的共同的领袖,他希望能够得到整个教会的接纳。他也做了很多的工作,他在全国政协会上发了很多很猛烈的言论的,因为那个时代不像现在,那个时代还可以猛,因为那个时代从胡耀邦到赵紫阳都在讲党政分开,所以到1988年的时候,丁光训、赵朴初等宗教界的代表们,赵朴初是代表佛教的,丁光训是代表基督教的,他们都比较敢讲话。

 

丁光训跟赵朴初在全国政协会上明确提出提案,要求实现政教分离。在整个八十年代三自里面也希望改变,他公开的讲, 以前我跟随过左倾的路线,就是恨的路线。现在整个国家都在反思,共产党也在反思对不对,我们绝对不要回到文革,邓小平也是那样讲的,有左的问题,有右的问题,但是主要是左的问题, 主要是反左,所以当时的氛围是这样的氛围。连丁光训都在全国基督教协会会议上,专门去请家庭教会的领袖参加,氛围开放到这样。但到八九就发生变化,八九的时候,丁光训也跟其他的人一样,金陵神学院的学生一样是走上街游行的,要求宗教信仰自由,坚决要求政教分离,撤销宗教局,跟社会学校一样的诉求。用共产党的话来讲,丁光训在八九也是犯过错误的,八九之后他的态度就发生了很大的转变,当然最根本的是生命里的问题,跟其他的党员一样,八九之前说的到八九之后全部都变了,知道自己犯了错误了,要过关了,他的态度就发生了很大的转变。

 

 

 

 

 

基督教热

 

1994年是一个很特别的年份,1994年有几件很重要的事情, 第一,94年国务院通过了《宗教活动场所管理办法》,这个是1994年政府开始初步建立对宗教的法制管理,意思就是说在94年之前是没有法的。在94年之前这是个政治问题,是通过政治运动来管理宗教,来打压基督教。94年在形式上颁布了两个办法,一个是《外国人在中国宗教活动办法》,另一个是《宗教活动场地登记办法》。94年的时候很多人认为开放市场经济了,共产党是不是也要开放宗教政策,所以94年出台的这两个办法对管制宗教信仰影响很大。

 

1994年之后还有一个很重大的变化,就是自由派在中国除了在三自里发展以外,也在中国知识分子群体中的发展,中国的知识分子在整个八十年代都是没有宗教思考和寻求的。八十年代的知识分子走的是西方启蒙思想运动路线,西方的现代思想在八十年代中国知识分子中间一遍一遍的过,他们追赶一个一个的潮流,今天流行萨特,明天就换成了存在主义,几乎西方现代的各种主义全部过了一遍。到了89的时候,刘晓波是走在比较前面 的,八九六四之后刘晓波发表了一篇很重要的文章,叫《赤露身体走向上帝》,这本书中说中国人的悲剧是没有上帝的悲剧,但是在那个时候,上帝这个词出现在中国的知识分子的话语体系当中是一件相当奇怪的事,是一个很新鲜事情。

 

另外还有刘小枫,他出版的《拯救与逍遥》这本书也是一本代表作。刘晓波和刘小枫他们这两个人是代表八九六四之后进入九十年代初中国的知识分子,在各种绝望里,在他们的话语和他们的思想之源当中,慢慢的开始对基督教感兴趣,慢慢开始对基督教有接触,而这种寻求到1994年的时候已经形成了一种热 潮。94年的时候我读大三,那两年就没什么书读,很郁闷。但是到94年的时候,一个是北大的赵敦华,他是北大哲学系的学者, 他在那年出版了《基督教哲学一千五百年》。这本书成为中国知识界了解基督教的一扇小窗,但基督教哲学不是神学,但是对我们这些人来说是了解基督教思想启蒙的第一本书。然后刘小枫出版了《走向十字架上的真》,在1994年刘小枫还主编了《基督教历代思想》文集,在北京三联书店,还有后来四川人民出版社, 陆陆续续的出了两套基督教的译著和书籍。这样从1994年开始出现了中国社会被称之为的“基督教热”。

 

请注意,这个基督教热跟当时的中国教会一点关系都没有, 跟当时的中国乡村教会更没有丁点儿关系,这是在中国知识界出现的,在中国的整个文化界里出现的“基督教热”。这个“基督教热”热到了二十世纪末的时候,也就是到了1998年和1999年, 就出现了一批以刘小枫为代表的被称为“文化基督徒”的知识分子。他们在精神上看到基督教是精神家园,是最后的精神家园, 是可以去寻求的资源,因为以前的都已经破灭了。然后大量的基督教书籍那个时候被介绍过来,我们在九十年代读的基督教的书基本上都是二十世纪基督教自由派的作品。

 

新派神学及其他宗派的书籍都出的比较少,基本上都是自由派神学,受自由派神学影响的知识分子也有人受洗,可是当这些知识分子了解信仰之后,放眼一看,他们觉得中国三自教会肯定不能去,又看不上家庭教会。最后他们发现他们只能维持在精神上相信耶稣,因为根本没有教会可去。当然中国那个时候也不是真的没有教会可去,第一是因为他们不了解家庭教会,因为家庭教会要躲,所以要找的话是很难的;第二是教会和社会还没有正式建立外交关系,教会害怕打压都躲起来了。所以九十年代出现了两头两种现象,一头是乡村的教会,他们一方面受政府在政治上的打压,在整个社会其实是属于不可接触的人群,是边缘的人群。那时候根本没有人敢在大街上说我是基督徒,全部都是地下教会。然后面对城市化的浪潮,原来的信仰又马上被时代之风吹来吹去,整个教会也没有预备好进入社会和跟社会有更多接触, 这是一面。另一面,有很多的知识分子他们又开始研究基督教、翻译基督教作品,出现一种所谓的基督教文化热。这些人就包括十年前我自己刚信主或者之后一段时间,我经常在中国的知识分子中听到这样的一句话说:“我思想上已经入党了。”你知道在中国,中国人以前喜欢讲这样的话,就是精神上我完全是一个基督徒,我绝对是支持你们的,我在精神上已经入党了,只是没有找到组织,或者能够找到的组织也不是我想去的。

 

 

 

所以在九十年代,有一些从国外回来信了主的基督徒,还有一些精神上的基督徒就是文化基督徒,他们甚至专门跑到国外去受了洗回来,他们都发现回来找不到教会,或者就是去看了一下教会之后他们就再也不想去了,他们觉得教会里的那些农村老太太,她们什么都不懂,就是不想跟她们在一起。大概十年前, 我认识一个学者,他也是在国外受洗回来的,回来之后我就说你去教会吗?他说他从来不去教会,我问为什么不去教会,他说中国的教会那里能去嘛?他说我在国外的时候都去教会的,但是回国之后,中国的教会就不能去了。不能去既包括了知识分子在知识上的一种傲慢,在知识上瞧不起和农村老太太在一起敬拜的教会,再有就是因为政府迫害教会,自己也怕去了教会可能要被迫害,或者不愿意承担被迫害的风险。不能去有两层意思,第一是你去了之后可能有麻烦;第二你在智慧上还没有放弃希腊的智 慧,你瞧不起这些弟兄姊妹的信仰,这就是两个意义上的不能 去,整个九十年代知识界就是这样的变化。

 

 

 

 

 

家庭教会历史上第一份信仰告白

 

1989年到1998年这十年中国教会和社会有怎样的一个转折点的分歧呢?1998年有几件非常重要的事情,最重要的事是中国家庭教会经过跟政府十到二十年的这种迫害与被迫害的拉锯战, 在1998年教会发布了家庭教会第一份《中国家庭教会信仰告白》。传统教会和乡村教会的五大家,这五大家主要是赵天恩牧师在帮助他们。因赵天恩牧师的服事,1998年11月这几个团队一起开会,先由赵天恩牧师给他们上中国教会历史课,然后带他们一起起草签订了并对外发布了两份文件,可以说中国家庭教会才算一种程度的正式的亮相!因为信仰告白在教会历史上都有对内对外的两重意义,对内来讲是清楚信仰的标准,用这个告白作门训和教会的基石,再有对外有护教作用。所以中国家庭教会信仰告白前面是讲我们信什么:第一是我们自己要知道我们要信什么;第二是让中国政府和中国社会知道我们信什么。告诉政府和社会我们不是邪教,因为政府用邪教的名义迫害基督教会迫害了十几年了。教会第一次公开的说我不是邪教,但是你自己凭什么说你不是邪教呢?你连个信仰告白都没有,所以他们就写了一个相对详细的信仰告白,从这个信仰告白来讲,信仰是很纯正而且基本上是改革宗,因为是中福会赵天恩牧师在帮助他们,当然他们对此接纳到什么程度是另外一回事。当时写出来的两份文件,一份是《中国家庭教会信仰告白》,另一份是《中国家庭教会对政府、宗教政策及三自的态度》两份文件,前一份是信仰告白,后一份是讲政教关系的。文件里非常清楚的说明我们为什么不加入三 自,我们为什么认为政教之间应该分离,所以这个是中国1978年文革结束后家庭教会的第一份护教文件,对内对外都是标志性的文件。

 

签署这份文件的有四个人,其中三个是:河南唐河团队、河南方城团队、安徽阜阳团队。唐河团队的代表叫张荣亮,这是河南教会最重要的一个领袖。方城团队的代表叫申义平,方城团队就是后来的中华福音团契,这些团队到现在都还在,我们今天为他们祷告的河南的魏金党牧师、现在在北京的张付恒(张恒)、申义平,他们这几个人都是方城很重要的几个带领。阜阳团队的代表是郑先奇,我们教会有很多从阜阳来的弟兄姊妹,这是三大团队的代表。还有一个叫王一平,他代表其他教会。这四个人加起来就发布了这个中国家庭教会信仰告白,这是当代中国教会史上一份很重要的文献。

 

仅凭这份文件,1998年就是中国家庭教会重要的第一次明确的对凯撒说出我们的信仰,我们被迫害了二十年了,现在我们要第一次明确的跟你说我们是谁。我们是教会、我们信什么、我们的信仰和历代教会是一样的,我们为什么不加入三自,我们为什么不接受宗教局的管理,但是我们是爱国的,我们并不反对政府,但是我们要求政教分离,所以这个信仰告白是一个非常勇 敢、也是非常特别的代表中国传统家庭教会立场的行动。

 

 

 

 

 

三自和家庭教会再次壁垒分明

 

家庭教会已在1998年正式的亮相,1998年还有另外一件重大的事,三自在1998年也出现了非常大的转折,《丁光训文集》在1998年出版,然后三自掀起来了“神学思想新建设”的运动。丁光训在八十年代的时候还是一种开放的心态,他在1989年也犯过“错误”,他为了过政审就改变了,承认自己之前错了。九十年代初,他到美国访问,在美国富勒神学院访问时,当时赵天恩牧师还在,赵君影牧师也在,这两位牧师发起对他的抵制,然后华人神学生也抵制他,那个时候的华人神学生基本上没有去过大陆,主要都是港台背景的华人神学生,学生们就在会议现场抗议他,这个事件给了丁光训很大的刺激,他终于知道自己根本代表不了中国家庭教会。

 

所以从那之后,他对家庭教会的立场就发生了非常大的转变。家庭教会跟三自的立场在整个九十年代错综复杂的变化当 中,最后以《丁光训文集》和《家庭教会信仰告白》同时在98年的出现收场,家庭教会和三自再一次的壁垒分明。丁光训从1998 年开始认为教会要跟政府搞好关系,抗拒政府对教会的压制,有一条路是他认为比较好的处理方法,就是在神学上主张自由派神学,他认为如果在神学上走一个自由派的道路,那么就跟社会主义比较相适应。

 

所以1998年政府也有一个很关键的变化,江泽民明确提出来一个现在三自仍在使用的口号“宗教与社会主义价值相适应”,这个口号其实是来自于1982年中共出台的宗教政策文件《19号文件》。那时的统战部长李维汉,他就已经提出来要写上这句 话,就是要推动基督教,包括其他宗教与社会主义价值相适应。但是这句话在1982年没有被写进去,因为82年的还是想往开明方向走,只是想限制基督教,还没有想积极改造基督教。因为文革已经过去了,文革之前是消灭基督教,消灭基督教的政策已经失败,然后改成了稍微怀柔的政策限制基督教,到我们现在最近的十到二十年实际上是在改造基督教,“基督教中国化”明确的要改造基督教。所以李维汉的这句话没有写进《19号文件》,但是到了1998年江泽民执政的时候,就明确的提出来这个新时期宗教工作的方针,叫做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相适应。所以丁光训只不过是在回应江泽民的这个提法,引导与社会主义价值相适应。然后1998年在这个背景下也有一个很重要的宗教会议,在中国社会都有影响,就是从那一年开始镇压法轮功,所以那一年是整个政府跟宗教关系改变都很大的一年。

 

整个八十年代是基要派的复兴,丁光训是反对基要派的,三自教会在八十年代到九十年代也不是铁板一块,这个基要派的复兴同样也有一部分是在三自里的,所以三自里面也有基要派的力量,丁光训当时对三自里的基要派是一直打压的。

 

 

 

三自内的保守派有两个代表人物,一个是杨毓东牧师。1994 年三自发生了一件很重要的事,就是后来被称为的“缸瓦市教堂事件”,缸瓦市教堂那个时候的牧师叫做杨毓东,杨毓东牧师在文革之后恢复牧会,在缸瓦市教堂做牧师,带领青年团契。他是基要派的信仰,八九六四的时候,缸瓦市教会的青年团契是唯一一个举着十字架上街游行,并且主动去救助那些被打伤、被打死的学生跟市民的教会的力量。所以八九六四之后,他就被清算, 他在里面持守基要派信仰坚持到1994年,当时宗教局跟三自领导直接到缸瓦市教堂宣布将他撤职,之后杨毓东就离开缸瓦市教 堂,离开之后就在三自外面影响家庭教会。但是他还是三自中的一个人,他终身也没有彻底跟三自系统划清关系。换言之就像我们中的一些基督徒还保持着党员身份一样的,他在三自中还是有组织关系在的。后来杨毓东对北京的家庭教会是有很大影响的, 包括对金天明跟金明日牧师都有很大的影响。

 

北京的教会在九十年代是比较典型的,在各种错综复杂的九十年代大概有三种力量比较典型:一个是代表传统家庭教会的, 例如袁相忱,当然还有杨安溪,或者还有其他人;二是海外宣教士,比如车牧师,他是从美国差来的韩国宣教士;三是三自内的保守派或者脱离三自的基要派,如杨毓东牧师。北京的教会一直从九十年代到二十一世纪,这三股力量一直存在的。传统家庭教会以坐过牢出来的袁相忱牧师为代表,然后是以车牧师为代表 的,海外宣教士在北京开始建立教会。九十年代初宣教士开始在中国建立教会是从大学生团契开始的,都是做外教的宣教士从大学生校园团契开始,车牧师最早也是在大学里做老师,然后建立校园团契,影响了金天明牧师,后来建立门徒神学院。

 

上海的情况跟北京就不一样,上海发展的比较晚,上海只有传统家庭教会,海外宣教士在上海带来的力量是比较弱的,上海也没有三自中的保守派,因为上海是全国三自运动的大本营,三自运动是从上海发展起来的,所以上海的三自力量很强,上海的政治很左,整个思想界包括知识界都不算活跃,所以上海的家庭教会也不活跃。

 

举一个例子说明,整个八十年代到九十年代的中国家庭教会我们可以称之为 “聚会型”的教会,那个时候大部分教会都没有主日崇拜,没有我们这种正式的崇拜,就是聚会而已。所以八十年代到九十年代,家庭教会的一个传统就是大聚会,弟兄姐妹天天都盼着两天、三天都在一起的聚会,就像我们刚才过去的那三天营会一样。像温州教会,一年都在外面做生意,每年到了春节回去的时候大家才聚在一起,春节回去从初一到初十五都是聚会,天天都聚。初一开始教会有三天的祷告会,从初四开始教会有三天培灵会,从初七开始,教会有三天的讲道,这个是家庭教会的传统,特别注重擘饼的聚会,有些传统是我们现在其实慢慢消失的。家庭教会凡是有大聚会,同工们都会提前几天禁食祷告,这是有大聚会之前禁食祷告的传统。然后擘饼聚会,就是我们每个月的圣餐,家庭教会的传统在擘饼聚会之前要为这个擘饼聚会备好多个聚会,比如说我们下个主日是圣餐要擘饼,所以星期六大家就要一起有祷告会,预备主日擘饼,星期五晚上又有聚会,认罪祷告会,然后把罪认完了主日好领饼。传统家庭教会的擘饼聚会时间很长,一般擘饼要擘两三个小时,因为在擘饼聚会的时候大家要流泪祷告,彼此认罪。

 

上海的教会也不是一点没有宣教士的影响,只是宣教士的影响并不大。也没有三自中出来的自由派,所以上海家庭教会是非常保守的、规模小、封闭,然而很奇怪的是这个城市是中国最有国际视野的城市,但是它是最保守的。直到五六年前,我们教会有弟兄姐妹去上海,我们介绍他去上海的一个教会聚会,而且上海那个教会是我知道的,我跟他们的带领人也认识,就这样他都不能直接去。按照教会的规定,先在小组中考察一个月,然后才能悄悄的被带到主日聚会的地方,而且信息都是通过纸条传递, 不能打电话。所以上海的家庭教会是到了2000年的时候才开始建立主日崇拜,2000年之前上海的传统家庭教会都是前面这种聚会型的教会,没有主日崇拜,讲道也很少,最主要的是见证,我们传统家庭教会出来的都知道,最重要的就是讲见证,分享很多的见证。

 

丁光训为了适应宗教与社会主义价值观相适应,他对应提出来一个非常重要官方神学,叫“因爱称义”,淡化“因信称义”。他在《光明日报》上发表了一篇文章,1998年初就是批评基要派教会过于传讲信与不信不能同负一轭,批评基要派教会过于传讲末日信息和末世信息,最后开始批评传讲因信称义。

 

他书里面这么说的:“有一位同工给我写信,然后跟我提到一个问题,他百思不得其解,我也觉得这是个很大的问题,这位同工说像雷锋同志这么优秀的人却不能得救,我们教会却要说他不信耶稣就要在地狱当中,我们这些人却在天国里面,我的良心不能够接受这件事。” 然后丁光训就说,我的良心也不能接受这件事情,于是他就讲说我们不可能向中国社会传讲一个雷锋在地狱当中的福音,这是不可以的,这是必须要改变的,称义是因为一个人里面有爱,就像雷锋一样。所以他是吸收20世纪自由派神学、进程神学、过程神学、还有其他的各种神学观点。

 

丁光训认为基督不就是那一位永世存在的神嘛,不单是道成肉身然后被钉在十字架上第三天复活的基督,基督还是弥漫在宇宙和万物之中的基督。这位宇宙性的基督难道不也在印度吗?不也在中国的文化里面吗?这一位基督,既然从自古以来就存在于宇宙当中,那么老子和孔子所认识的天不就是基督吗?印度教里面所讲的,他们不知道是谁的那一位神其实就是基督嘛。所以希腊哲学里、印度教里、中国儒家,其实都是信耶稣的,他们甚至信到他们都不知道他们信的是耶稣!他们以为他们信的是释迦牟尼,或者他们以为他们信的是天,或者他们以为他们信的是别的什么。我们现在要告诉他们,其实他们信的是耶稣,他们是那些在不同的文化当中的隐藏的基督徒,既然在所有的文化当中都有隐藏的基督,所以在所有的文化当中也都有隐藏的基督徒,那么你怎么知道他是那一位隐藏的基督,隐藏的基督徒呢?那你就不能用他有没有信耶稣来做判断,而是要用他有没有爱,是不是个好人,他的道德怎么样,就是要用这个来判断,所以他认出雷锋就是隐藏的基督徒。

 

1998年出版的《丁光训文集》体现了他的这种神学观点,这本书出版之后就导致了三自跟家庭教会完全没什么关系了,因为家庭教会本来就看他这一套是异端,根本不理他。也导致了三自里的保守派和三自里的自由派的一次决裂。这次决裂除了1994年的缸瓦市事件,杨毓东牧师成了一个代表人物。那么98年《丁光训文集》出版之后,金陵神学院事件就变成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事件了。当时有三个学生公开写了一篇文章《我们为什么拒绝在神学院唱社会歌曲》,这里所说的社会歌曲就是我们说的红歌,之后这三个学生就被丁光训开除了。然后第二年1999年,又有三个学生大胆的写了一篇文章,说我们为什么反对在神学院举行七一庆祝党的生日的活动,或者是升国旗的活动,或者是唱红歌的活动,之后这三个学生也被开除了。这几个被开除的学生基本上都进入家庭教会服侍了,其中有一位就是今天北京家庭教会的代表崔彼得牧师。再过一年,2000年时候,就是老师的抗争,抗争者中最重要的一位是金陵神学院的教务主任季泰,他做过丁光训的助手,后来被金陵神学院开除,季泰曾发表了一篇很详细的批判三自的一篇长文,因为他是从三自里出来的,对三自很了解。所以季泰跟早年的杨毓东到九十年代末就成为三自里面保守派的代表人物,1998年之后他们都跟三自分道扬镳了。

 

1998年之前的三自里还有一些神忠心的仆人,他们在里面持守保守派的信仰,当时他们都都觉得三自还可以改变,抱着希望三自不要变成完全的凯撒崇拜。但是1998年之后还留在三自里的那就需要悔改了,那就是把神的儿女带入到属灵的淫乱之中, 经过了1998年的新神学建设你都还不出来,那你就大大的得罪了神。就算你在1998那个时候不出来,那2014年拆十字架你都还不出来,那你算什么?算什么?等到2018年这个宗教条例出来你都还不出来,然后还说你是留在三自中作忠心爱主的仆人,你骗谁啊?神是轻慢不得的!你骗谁啊?所以在98年之前不排除三自里还有一些忠人的仆人,但是只要你向主忠心,从1998年之后到现在这二十年间只要你向主忠心,你每年都有许多出来的机会!你每年都有许多被开除的机会!你每年都有许多受逼迫的机会!但是每一次都灵巧如蛇,最后你就变成蛇了!

 

1998年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那就是小敏《迦南诗选》的出版,代表着家庭教会的过去二十年的发展。小敏的《迦南诗选》第一版在98年出版,所以这是代表着一个时代的转折,我们刚才讲我们编的《郇城歌集》,我们也选了大概二三十首的小敏的歌,我们再唱两句,有哪些小敏的歌你们唱过?《中国的早晨五点钟》“中国的早晨五点钟,传来祈祷声,祈祷带来复兴和 平,带来合一得胜。”有一年我在山东见到小敏,我说山东五点钟天就好亮了,你有没有考虑到四川的情况呢,我们这里其实要晚两个时区的,我们那里早晨五点钟天还是黑的,所以她后来说很抱歉,没有考虑到中国那么大。那么再来一首我们唱过的《哭过笑过唱过沉默过》“哭过笑过唱过沉默过,走过行过火热过灰心过,走过最低最低的山谷,爬过最高最高的山坡,年复一年有过失落,困苦颠连有过收获,岁月的大浪在耳边冲过,悲喜的眼泪无数次流过,看那终于有一道天上的生命河,流向中国,医治中国,得着中国。看那终于有一道天上的生命河,流向中国,医治中国,得着中国。”

 

 

 

 

 

祷告:

 

我们感谢主在中国教会中赐下的恩典,所带领的云彩般的见证人,我们求主继续托起带领中国教会,我们在主的面前立志说,主啊,我们愿意把自己献给你,求你自己来引领我们,让我们那悲喜的眼泪无数次的流过,但是我们知道羔羊你已经得胜, 我们同声一起在主的面前开口来祷告,献上自己为祭。

 

主啊,我们感谢你!主啊,孩子在你面前实在是看到那叙述你在我们当中的恩典的时候,就如同那以色列人来叙述你怎样带领他们经过红海,走过干地。主啊,你这样带领他们在旷野当中,你在中国教会的几十年中,主啊,你就是那位使乌鸦叼饼来养活你自己的仆人的主。主啊,我们实在是感谢赞美你,我们进入到一个新的时期,主啊,教会不断地跟社会接触,我们也看到主你在新时代对教会的引领。主,孩子感谢赞美你,就求主你自己在我们当中再一次的来引领我们,主啊,感谢赞美你!主啊, 孩子在你面前说,求你来悦纳,求你自己来接近我们的心,以至于我们在这个新兴的城市教会中,主你实在是来带领我们!感谢赞美主!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