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倫:逝去的守靈人——紀念劉曉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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曉波離去已經已快三年了。總想寫點什麼以示紀念,又不知時間點上是否合適,寫些什麼才好。

在人們的記憶里,曉波是諾貝爾和平獎得主,是與“零八憲章”,與八九民運這些大事件相連的主要人物;在我,這些顯然都是確定的,但提起曉波,卻更多地是想到作為朋友的那個人:熱情,口吃、才華橫溢,缺點顯露得那樣直接,讓些人不喜卻也因此讓人感到他的那份真誠。總覺得他詩人氣、才子氣很重,是命運與時代才讓他成為人們常常想起的那個人。我們算是東北的老鄉,尤其是他還有在大連生活的歲月,那就更是離我家鄉很近的地方。

從他病重被送醫直到彌留,去世,我在遙遠的異國度過一段很痛心的日子。那是夏季放假的季節,家中無人,乃至讓剛剛拿到駕照的兒子因擔心,竟獨自一人駕車數小時回家來伴陪爸爸。幾年前,我和曉波共同的好友陳子明去世,曾讓我有過一種沉墜到深淵的感覺;努力地把持自己,爬上岸來繼續前行;曉波的遠去,讓我又墜入一回……這次,兒子想到要來幫我。是我老去,還是他已長大更善解人意?

兒子知道曉波,不只是因諾獎,他的系獄,他的病情等等,其實早在那之前他便知曉,是因為那一些特殊的身處歐亞大陸兩端的通話經歷。八九後,因條件有限,上世紀九十年代通話其實不多。新世紀以後,有那麼幾年,為工作,有的時候也純為聊天,一星期大概總要有上一兩次通話,借用那時期剛剛流行的軟件Skype。常常是巴黎時間晚上七、八點時,這位習慣夜裡不睡,讀書工作,凌晨三、四點準備要去休息的仁兄上來敲我,暢談或有的時候就是閑聊一氣。從反對運動的種種,中國與世界的大事、好書、朋友們的趣聞近況,……每每到了一定的時間,妻會遣兒子來喚我去吃飯,我常答“這就來,在和曉波通話”。

這種通話,在他失去自由前那幾天,因那著名的文本,頻繁到幾乎每天要通上數次,直到他被捕的幾個小時之前。我不知道那是不是他最後一次與人自由地通話。總之,我們的通話永遠地結束,消失了;一如我生命的一段歲月,那歲月中的一位可愛可敬的友人。

那年,包遵信先生去世,哀痛之餘,連續數天跟曉波聯繫,請他幫忙代致哀悼。追悼會前晚,鑒於警方的威嚇阻攔,電話里他告我:明天,就是拚死也要到追悼會場!那語調的決絕,讓我既擔心,亦感動。北京時間早上再致電時,他告知警方已來,他正要出門,還需協商,但無論如何,從樓上跳下去他都要前往。後來,他終於到了追悼場。那是他對逝者的尊敬,對友誼的執着。

曉波的狂傲原本是出名的,乃至早些年我有些看法,一因知其性格,二來那時通話不多,溝通不便,有時便請我們共同的好友他也很尊重的張祖樺兄代為轉達。後我們通話方便了許多,終有一次,我直接對他這樣一個像徵人物,在這樣一個大歷史轉型期對一些事所該注意的表達上的策略談了我的看法。他沉靜地聽我說完,非常誠摯地謝我,並說“我們兄弟,以後你有什麼想說的,想提醒的就直接說,別客氣。”那一刻,隔着萬水千山,我感受到一個謙遜的曉波,一個歲月與磨難讓他更加成熟、寬容的曉波。

與曉波多年的通話中,記不住有多少次,他總是一再提起,商議推動“天安門母親”提名諾貝爾和平獎的事。結果,最後卻是由他來領取這一殊榮。看到有報道說,他得知消息時流下眼淚。我知道,那不是為他自己,是為那些失去親人的母親們。他說:要把那獎獻給她們。我相信,那是真誠的,發自他內心深處一種永遠的痛和——一個不滅的希望。

記得好像讀到過老友胡平兄有評價曉波為“偉人”一語。從一個朋友的角度講,覺得稱其“偉人”好像有些距離,顯得遙遠; 但從歷史的視角看,從曉波的作為講,又覺得胡平的評價恰如其分:偉人,偉大之人簡稱也。偉人不是完人。但習慣了一種道德評價的國人所固執地認定的偉人卻要等同於一位完人,乃至我們這個民族的偉人日漸稀少,一些精神與舉止上的真誠與高貴慢慢流失,在權力的淫威脅迫下,成就了一個犬儒盛行,物慾橫流,精英喪失道德底線的時代圖景。

在這個圖景里,曉波顯得突兀,哪怕是以他那些真誠的缺點,也讓許多虛偽顯得齷齪、不堪,更何況他的勇氣,為那些在為自由與尊嚴之戰中逝去的人們做一個永不退卻的守靈人的身影,是我們這個時代最珍貴的景象之一。因此,如果這種行徑不偉大?那我們該何以名之?

作為一個為死者守靈者,他抗拒着某些人對死者的褻瀆,不斷地用各種方式喚醒着人們對那些死者的記憶,對沒有正義對中國可能帶來的災難的警覺,後來,他的關懷越來越遠離最初那有些精英色彩的立場,將其伸延到普通的工人、農民,打工者,無家可歸的人們。從與他的談話中,我能感受到他那種日漸濃重寬廣的宗教與人文的情懷。

諾獎發獎儀式上那把椅子,已成經典,它像征自由被困,正義缺位,也預示着曉波已不再能續做那守靈人:他自己也終於倒下,也從此從纏繞他二三十年、揮之不去作為倖存者那深深的愧疚感中解脫。他留下那空位,靜佇在那裡,候着無數的後來者,繼續守靈,等待那些靈魂歸來、安息的日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