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晓康:豫南,中国当代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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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两个半河南人说河南。《光传媒》老总王安娜主持,鲁难与我对谈,他们俩都是地道河南人,我则是半个河南人,还娶了河南媳妇。我谈到当代河南三大灾难:飢荒、洪水、血祸,都发生在豫南(信阳驻马店),他俩总结:豫南就是中国的缩影。我其实对此有一解释,今贴出。中共党内左右之争激烈,极左者才是双手血迹斑斑,因为毛泽东是最大的左王,而习近平偏偏向左转要当「毛孙」,这才是今日中国的要害。】

溃坝后的板桥水库.jpg在豫南这块土地上,轮番、交替出现的,是社会须臾间局部解体、文明消亡、禽兽奔突,这现象当作何解?

第一、彩排了毛式「乌托邦」全剧终场的结局。

北京有个毛泽东,河南有个吴芝圃,而信阳则出了个路宪文。信阳是河南最靠南的一个专区,人口一千万,在大跃进中很出风头,有两件事载入史册:一是遂平县的碴牙山卫星合作社,在1958年4月成为全国第一个人民公社,受到毛泽东的高度讚扬,全国纷纷朝圣取经;另一件是西平县和平社宣佈小麦亩产达7320斤,这是大跃进中放出的最大一个卫星——凡谈及中国大跃进的荒唐,至今不可不举此两特例。

当时的信阳地委书记路宪文,是大跃进的极端激进派。信阳产生上述两个出风头的全国典型,是他的激进政策的结果,反过来又成为他的政治资本,「庐山会议」后他就愈加疯狂,据后来中央工作组关于路宪文所犯罪行的报告称,从1959年11月到1960年7月,整个信阳地区为追逼粮食,逮捕1774人,其中369人死在狱中;拘留一万多人,其中死在拘留所667人。打人最严重的光山县,公社一级干部亲自主持和动手打人的占百分之九十三,斗山公社的一个党委委员、团委书记,亲自拷打农民九十二人,打死四人,其中有个农民是被他吊起来活活烧死的,当地称为「点天灯」。河南省委后来检讨时也不得不称信阳「一时间形成了一种恐怖世界、黑暗世界。」

惨绝人寰的信阳事件究竟死了多少人,至今仍是一个谜。今天人们所说的「一百多万」这个数字,最早出处在中央工作组组长陶铸1961年4月间的一个讲话中,他说:「我看死亡数字就不要再统计下去了,已经一百多万了……」。从中央工作组的档案裡,我们只能看到两个惊心动魄的数字:一是表面统计饿死十万人的息县,竟有639个自然村几乎无人倖存,永远从地图抹去了;二是仅据潢川、光山、息县三个县的统计,家庭成人死绝后留下来的孤儿,竟有一万两千人之多。

信阳提供了一个模型:毛泽东的大跃进如果不在一九六〇春天煞车的话,那麽不止河南,而是全中国都将出现「信阳模式」;则这场大饥荒饿死的人,就远远不止杨继绳给出的「三千六百万」,而注定将死上亿人!

第二、干部豺狼化、社会羔羊化、人伦底线洞穿。

信阳成鬼域世界的两大特色,一是干部打人成风,二是民众吃尸体成风。干部凶狠,乃上行下效,五七年夏在毛泽东批判邓子恢右倾路线的诱发下,河南省长吴芝圃,悍然拿省委第一书记潘複生开刀,在全省批他的右倾路线。省长敢斗省委书记,下面各级班子大抓「小潘複生」,斗得更凶。光山县委第一书记马龙山,在庐山会议之后,带头批斗另一位县委书记张福洪,并亲自动手殴打,以作示范,张福洪每次都被众人揪住头髮毒打,有一次大半头皮竟被连髮撕下,头部伤口感染,不几天便在拘禁处因破伤风而死。县、社、队各级干部反「瞒产」中,对农民不惜活埋、点天灯;挨村抢光粮食后,眼看著人口死绝而不发一粒粮食;后来甚至发展到饿死人可卖尸体给医院造标本,便推动「卖尸专案」;强迫化肥厂用饿死小孩尸体炼化肥。

我早在「文革」中就听说信阳大饥荒惨烈到「人相食」的程度,当时不敢置信。后来看到信阳事件的档案,果然有此记载。在路宪文罪行的材料中,提到当时公安局以「破坏尸体」的罪名,逮捕了数百人;这些人把埋掉的尸体挖出来吃。当时人们不仅吃别人的尸体,也吃自家人的尸体,甚至孩子死了,也拿去换别人家的死孩子吃,真正是历史上「易子而食」的重演。档案中还记载,当时大批的人饿死,埋都埋不及,起先各村裡的队长组织民兵挖一条大沟,把各家各户的死人抬到沟裡,一层尸体撒一层石灰,怕瘟疫流行。后来,活著的人都饿得不能动了,家裡死了人,尸体摆在那裡,活人就靠吃尸体延续生命,真正成了鬼域世界。

信阳西部和南部为桐柏山、大别山,自古民风强悍,习于揭竿而起,三○年代曾是张国焘、李先念割据的红军根据地,五○年代陷入如此酷烈境地,民众却驯服如羔羊,任凭宰割;底蕴何在,是一个很好的政治学题目。

第三、中央灾难性决策的终端放大,且屡试屡爽。

毛泽东的「大跃进」狂热,导致大饥荒;苏联式治水模式「水库大坝」狂热,导致大水灾;邓小平的「经济改革」盲目性,导致大血疫。这三项中央的灾难性决策,在豫南一隅,皆被放大,一直荒谬到尽头。如此反复试炼,无论多麽惨烈的后果,却都不能丝毫启动这个社会的纠错机制,因此,豫南势必难逃下一轮灾难的降临。

灾难性决策之下,法度、伦理均消失,社会倒退至前文明状态。党干部在大饥荒中的残忍,已如前所述;儘管「信阳事件」败露后,北京逮捕了那裡上万名基层干部,但这并不妨碍「七五八」大水灾后,他们照样浮夸、贪污,把农民逼得再一次逃荒要饭。到了「经济改革」的九○年代,河南地方各级政府把组织农民卖血当成「第三产业」,各级政府都办血站,终于酿成艾滋病的血液传播灾难。但他们开动宣传机器大造舆论,谎称艾滋病的传染渠道是性病,将责任全推给受害者——轮番的人祸爆发,都是制度性根源,人民却莫可奈何。

从历史或社会学的角度看,五○年代飙过一场「共产主义」大跃进狂热,八○年代再飙一场资本原始积累的另类血腥狂热,几乎不出一个世代的时间长度,在我的年龄段上,就是从少年到中年而已。如此翻江倒海的激进式社会折腾,我们看不到什麽过渡,而社会、人文、民众心理、生命尊严所支付的巨大代价,从未被统治者计算过——这是一个何等可怕的国度!

《崩溃:社会如何选择成败兴亡》的作者——美国进化生物学家贾德戴蒙—说,他和学生们经常讨论一个困惑的问题:为什麽人类明明知道严重后果,还会做出灾难性决策?即使具有资讯处理能力的複杂社会,也总是决策错误。他提出了一个概念,叫「理性的恶行」(rational bad behavior),是指人们经过推理分析,发现对自己有利,或短期有利的行为,虽然明显对他者有害、长程有害,并在道德上受谴责,但如可以躲开制裁,他们就会一意孤行。

这方面更惊人的显例,是在「亚洲第一大河」长江上耗时十五年(1994—2009)建造的三峡大坝,论证目标是发电,夸口解决整个南中国用电;建成后又改为「防洪第一」,但「只拦上游来水」,只保荆江大堤,管不了再往下的洞庭湖鄱阳湖……。如今人们甚至怀疑,这座世界第一大坝,可能引发四川大地震;届时「垮坝」将死多少人?

滥用民力,中国自古已然,如长城、大运河等。这种巨型工程,到现代又发现其破坏环境的新问题。戴蒙在书中专闢一章讲中国,特别提到三大「超级工程」(megaprojects),「无疑加重了环境问题」;除三峡大坝,另外两个是南水北调工程(五千亿)和更大的西部开发(八千五百亿)。

戴蒙写那本书时还没有看到一份更惊人的计画书,叫作《中国近期的超级工程目录》,上列一〇六项工程,如世界最大电力项目「西电东送工程」,投资五千二百六十五亿;世界最大规模高速公路「五纵七横」国道主干线,总投资九千亿元;农村「村村通」工程,总投资一万亿元以上;中国十二大水电基地发展规划,总投资两万亿元以上……。中国的「经济起飞」,还不到两个十年,环境已全面恶化,其生态托架还能支撑多久?这个民族,将永远失去她的家园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