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祚来:「八九六四」之后的罪与罚(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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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未终结的苦难》吴祚来自述30「八九六四」之后的罪与罚(下)1989.6.9 邓小平接见戒严部队军以上干部,显示大局已定。(图:六四档案)

部长不合作、所长辞职

整肃从上而下,时任文化部部长并兼任我们中国艺术研究院院长的是著名作家王蒙,他称病不去慰问戒严部队,显然是一种政治不合作,他因此赢得了人们的敬意。一般情况下,文化部长兼任中宣部副部长,以保证文化部从属于中宣部,与党中央保持一致,王蒙能出任文化部长显然是胡赵时期政治开明的体现。

1989年9月10日,杨尚昆发布第19号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9次会议1989年9月4日的决定,免去王蒙的文化部部长职务」。

整肃过程中,一些深度参与学潮的部委机关干部被调离工作岗位,我认识的一位副处长调离文化部机关后进入到我们研究院,这应该是很轻的一种处分了,而我院戏剧研究所所长(副局级)苏国荣先生辞去所长职务,在一次广场示威活动中,他手持喇叭高呼要自由民主,甚至喊出「打倒邓小平」的口号,直到嗓子嘶哑。他离职后受到学界尊重,各种学术课题与会议仍然是重要参与者,研究生部地一位团委书记受到留党察看的处分,因为他在戒严之后仍然上街示威,而且是一位组织者。

文化部内部对直接参加民运示威者进行清理,让他们离开部委机关,对党员干部更为严厉,戒严之后上街是一条红线,有一位机关工作人员因为随手在单位黑板上写「打倒李鹏」,被下放到地方。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文化部系统对党员干部的训诫是在西山八大处附近包下干休所,也是一种带有休闲式的传达文件,每个人写一份说明或检查过关。

一位在此接受培训的学者告诉我说,傍晚散步到八大处附近一座山边,发现几排草草安葬的新坟,墓碑上的时间显示多是七零后出生的少年,去世的时间都是六四前后。我们共同想到的是,这些十多岁的京郊孩子,都是六三当晚或六四之后被中共进城部队枪杀的,由于上街者一律被视为暴徒,所以家属也不敢声张,家长们只能悄悄将孩子埋在附近山边。

单位里波澜不惊

当时我们研究院的常务副院长是著名红学家李希凡,在民运之时他是支持或同情学生的,但在上级指令要求他表态时,要么他选择与王蒙一样病退,要么只能跟风表态,从一篇记录文化界向六四后向中共投诚的名单看,他是选择了后者,这是他个人的污点,但他当时他没有对参与民运的学生与研究人员进行严厉追究,这是应该受到称道的地方。

分管研究生部的是一位薛姓副院长,也是从本院毕业的戏剧专家,他与研究生部领导召集回校的学生开会,并没有严厉指责我们参与民运,而是说要吸取教训,更多的时间要用于学习与研究,他没有说学潮是动乱,也没有说是精神污染或自由化思潮导致了学潮,而是强调要对我们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并宣布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内容:一是到中国电影资料馆看一系列经典电影,许多经典老片如《一江春水向东流》等得以欣赏,二是到北戴河修整,让同学们感受祖国山海壮伟,这些哪里是对我们进行「教训」,完全是一种精神抚慰,这显然不是党和政府安排的「关怀」,而是体制内一些领导良知尚存,是单位共同体的内部关照与同情。

我们研究生部师生几十人到达北戴河,没想到中共高层在这个时间段也前往北戴河休假,靠近他们度假的核心区域基本处于戒严状态,著名景点莲峰山公园是中共高官别墅的后山,山道上每一段距离就有持枪士兵站岗,随处戒严也说明他们心虚,对着站岗的士兵我调侃地问,你们到底是在替谁站岗?那些人真的是在为人民服务吗?这些可怜的士兵像木偶一样,没有任何表情与回应。

文化界不堪的另一面

中共高层因赵紫阳被废黜,所以极左力量左右了政局,艺术研究院这样的部委研究机构因为属于基层,所以更多的是自保状态,部委机关的两面性表现得最为充分,一些人摇尾投诚,一些人明哲保身,更多的人是沉默的大多数。

毕业后我在科研处短暂工作时,因找寻资料而搬动一处纸箱子,发现里面全是党员与研究员的交待与自我检查,好奇心驱使我想打开细看时被领导发现,严辞厉色地告诉我,不允许打开。尽管这些材料多是应付上级要求,如果保留下来将来公开,也是一份重要的资料。

马千卒撰写的《八九「六四镇压」前后文化知识界精英的表现》(参见2012年5月31日

地处北京天安门广场东侧的中国历史博物馆自6月3日起进驻戒严部队,文化部下令接待。6月3日晚至4日凌晨,戒严部队奉命来到中国历史博物馆,文化部管理的博物馆负责人及近30名党政、保卫、后勤值班人员,立即行动起来,腾调出馆内所有能住的大厅、走廊、办公室、为部队安排宿地和指挥用房。用电炉为戒严部队士兵和伤员赶烧开水。在北京交通受阻的日子里,戒严部队在馆内一日三餐全靠压缩饼干和方便面充饥。

「六四屠杀」后,北京不少文化界的知识菁英和文化部副部长纷纷出面慰问戒严部队,比如文化部的常务副部长高占祥,副部长王济夫、英若诚、刘德有和党组成员徐文伯等官员纷纷表态支持屠杀学生的戒严部队。

尽管这些文化部高官一些是同情与支持民运,其言行可能迫于政治压力,但他们的表态仍然是他们生命中的污点,正是他们政治跟风,才使邓小平集团继续有了统治的可持续性或所谓的「合法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