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力軍到底私藏了什麼樣的疫情機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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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 4 月 7 日,時任公安部副部長的孫立軍出席在中國湖北省武漢舉行的一次抗疫會議。孫力軍被指私藏私放大量涉及疫情的機密材料,中紀委9月30日決定予以“雙開”。

2020 年 4 月 7 日,時任公安部副部長的孫立軍出席在中國湖北省武漢舉行的一次抗疫會議。孫力軍被指私藏私放大量涉及疫情的機密材料,中紀委9月30日決定予以“雙開”。 AP

中紀委宣布公安部原副部長孫力軍被雙開,官媒稱“措辭極其嚴厲”。孫力軍曾留學澳大利亞,是中共官場中罕見的具有公共衛生和城市管理學位的高官。

這類案件,當局不會提供細節,字裡行間推敲下來,似乎與中共明年召開的習近平第三次連任總書記的20大有關。

罪過首樁,背棄“兩個維護”,意思是對習近平為核心的黨中央不夠忠誠,這一指控是很嚴重的,也是對對手最有震懾力的,忠誠度不夠,下場就是雙開,然後送去法辦,忠誠度如何不夠,沒有任何細節,

但有一句話令人驚異,說孫力軍“政治野心極度膨脹”,毛澤東時代給對手安上的最大罪名之一就是“野心家”,指責對手有取毛而代之陰謀篡權的意思,其實都是毛的猜忌心重所致。但孫力軍級別只是副部,政治野心極度膨脹是什麼意思?難道他真的覬覦大位?甚至欲取習而代之,或者是帝王般的習近平的幻覺?耐人尋味。

另外一個指控是孫力軍“形成利益集團,成伙作勢控制要害部門”,孫力軍是十九大代表,應是習近平橫掃貪腐官員五年大清洗之後的新晉官員,竟然已“形成利益集團”,而且“控制要害部門”,這句話透出的要害是,孫力軍位居公安要位讓人忌憚,從習近平外調野戰軍軍官負責中南海警衛,近年三番五次大肆整治公安和政法部門,習對自身的安全有明顯的顧慮,對眼皮底下的人不放心,尤其忌諱他們“成伙作勢”。

假如孫力軍的野心和能力還不至於“犯龍威”,上述罪名給人的感覺更像是殺雞給猴子看,猴子是誰?不清楚,至少是習近平忌諱的一種勢力,或者是虛擬的勢力,在20大前夕,習的心態似乎很不平穩。但是比起上述這些罪名來,讓許多觀察人士驚異的是另外一條罪名:孫力軍 “在抗擊新冠肺炎疫情一線擅離職守,私藏私放大量涉密材料”。

從指控的語句邏輯來看,孫力軍的罪過是“私藏私放大量涉密材料”,而這些涉密材料與新冠肺炎疫情密不可分。從中國媒體公開的報道看,武漢疫情爆發直至習近平視察武漢,那段時間孫力軍的工作重點就在武漢,如果他擁有大量涉密材料,應該是指他在這一階段獲取的。

下面是根據中國媒體公開報道梳理的孫力軍武漢活動的簡略時間表:

孫立軍是武漢疫情期間中央赴鄂指導組成員之一。他在武漢的工作是在中央指導組的統一領導下,牽頭負責運輸和處理,落實“應收盡收”的要求,但因為他是公安部的,工作的重點應是安全。

2020年2月上旬武漢疫情最嚴重期間,孫力軍被中共中央派赴武漢督導防疫工作。2月10日央視新聞聯播,就有孫力軍出現在湖北,一行與中共總書記習近平進行視訊連線的畫面。

2020年2月19日,湖北原來的省委書記被免了,這位副部長還與習近平親信、從上海調來的新任湖北省委書記應勇前往武漢市公安局,督導當地公安部門 的防疫工作。

2020年2月23日,中央指導組集體學習習近平總書記在推進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和經濟社會發展部署會上的重要講話。孫立軍出現在畫面中,這也是中央指導組在湖北的首次公開集體亮相。

3月5日,他為兩位武漢公安突擊隊”95後“女民警“火線入黨”擔任入黨介紹人。他教導新黨員:“疫情防控鬥爭中最危險的地方,就是黨員要衝鋒的地方;人民群眾最需要的地方,就是黨員要奔赴的地方。”

3月11日,習近平終於去了武漢視察,作為負責公安的孫力軍,之前所作的一切應是為總書記視察武漢鋪路的,習近平遲遲不去,據指是害怕又傳染的危險,孫力軍為給總書記鋪路,去了“防控鬥爭中最危險的地方”,最危險的地方是什麼,是大量死人的醫院?是武漢病毒研究所?不得而知。

路透社提供的照片顯示,4月7日,孫力軍還在武漢出席了一次有關疫情的會議。

4月19日,孫力軍被指“嚴重違紀違法”,中紀委立案調查。從落馬到雙開,持續了17個月,遠遠超出其他落馬的政法和公安高官。

從常理講,孫力軍作為中央派往武漢督戰的公安部負責人,調查疫情內情,死傷數據,其主要目的不是防疫而是封鎖消息,尤其是當時武漢的死亡人數遠遠高於公開的人數,國際輿論的壓力又極其大。據指孫力軍當時在武漢“一手遮天”,甚至控制了地方和中央的電話通話內容,他本人可自由出入最機密的P4實驗室,收集了許多病毒證據,但這應視為是孫力軍的份內工作,“合法合理”,不能說是私下收集疫情核心機密,“私藏私放大量涉密材料”,這其實是後面被視為“犯事”後追加的罪名。作為公安部副部長,掌握一些秘密材料,秘而不宣,似乎是再正常不過的工作,很難說存在“私藏私放”,除非他早有“留着一手”的想法。關鍵的問題可能是他掌握的這些材料泄漏了信息,或者說這些材料泄漏到了境外,最後產生了對聲稱“親自領導,親自部署抗疫”的習近平很不利的情況。

『北京之春』榮譽主編胡平認為對孫力軍的所有指責中,私藏私放大量涉密材料是最關鍵的一條罪名。他對自由亞洲分析,“這句話很重要,因為之前我們就聽到有傳言,說孫力軍怎麼樣把有關新冠疫情的有關問題與機密,泄漏給澳大利亞了。所以,這才為什麼有澳大利亞在溯源問題上對中國特彆強硬,現在來看,原來的傳言還真不是空穴來風,這個可能才是導火索。”

在美的法律學者滕彪則表示,儘管外界不清楚孫力軍究竟掌握什麼機密疫情資料,或是有沒有泄漏什麼消息給外界,但有一點是很肯定的,至少可以看出黨內鬥爭的激烈化,中紀委在通報中已經毫不掩飾了。

孫力軍到底私藏了什麼樣的機密疫情資料,恐怕在習近平治下是不會對外披露的。但從中紀委使用的嚴厲措辭看,尤其公安部部長趙克志10月1日向習近平表態式的發言來看,拖延17個月之久才定性的孫力軍一案,應與黨內鬥爭的激烈化有關係。公安部指孫力軍違紀違法問題“觸目驚心,令人髮指,情節特別嚴重,性質特別惡劣,影響極壞”,這意味着孫力軍在習近平眼中已成了一個“罪大惡極”的人。

再回到前面中紀委使用的措辭,孫力軍“政治野心極度膨脹”,“成伙作勢控制要害部門”,不僅指孫力軍的所作所為包括收集機密資料被視為是以某種形式參與了高層的權力鬥爭,而且威懾到中央領導人的信譽或者安全。

作者:安德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