禁书解读:中共暴力土改是一场规模超纳粹屠犹的阶级屠杀

土改運動中的地主女眷慘不忍睹– 中共受难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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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多少归属于集中营世界的现象已经死去,无法复活,如奴隶制度和决斗法典?又有多少现象已经复活,或即将复活?我们每个人能做些什么,从而在这个孕育着种种威胁的世界,至少可以消除其中的一种威胁?

如何记录这一场被遗忘的大屠杀?

第一次读到《血红的土地:中共土改采访录》是数年前由一位朋友转来的电子版,读了之后几天几夜不能寐。鲁迅在《纪念刘和珍君》一文中说过:“我向来是不惮以最坏的恶意,来推测中国人的,然而我还不料,也不相信竟会凶残到这地步。”他没有看到过中共的暴力土改,没有读过这本《血红的土地》,否则这句话必将改写。

那时,我就想为此书写一篇书评。但朋友转告说,作者谭松是体制内的大学副教授,还想继续做右派和地主幸存者的采访工作,不想浮出水面,书稿暂时不出版,所以希望我的书评能缓一缓。我当然尊重他本人的意愿,然而很快我就听到谭松遭到他任教的大学开除、国安恐吓,然后流亡美国的消息——这是坚持说真话的知识分子在极权国家的必然遭遇。

二零一八年,在纽约召开的一次关于土改的学术研讨会上,我凑巧被安排在跟谭松住同一个房间。他是典型的四川人的长相,矮小精悍,双目炯炯有神,谈起给他带来灾祸的关于右派和土改的调查和研究来,滔滔不绝,如数家珍。那一晚,我听他谈了几个小时,看到了他体内蕴含的巨大力量和勇气。正是这股力量和勇气,让记录土改这场被普遍遗忘的大屠杀成为可能——尽管这要付出婚姻破裂、中年后流亡异国的沉重代价。

土改是中共统治史上一次几乎被遗忘的大屠杀,记录和研究土改的人,比记录和研究反右、文革、六四等事件的人还少。反右运动中受到迫害的对象多半是知识分子,幸存者有言说的能力,有大量的文字资料存留下来;文革中受到冲击的很多是官僚及知识分子,文革后相当一部分人恢复了原有的地位,可以有限度地对文革展开“控诉”;而六四屠杀的场景,不仅西方记者当下即有详细记录,流亡的知识分子和学生领袖以及“天安门母亲”群体也都在孜孜不倦地记录和言说。

与之相比,谭松在采访过程中发现,很多土改的受害者及家人仍深陷于恐惧之中:“恐惧,已经内化为个体内在的自动控制程序,一提到那段历史,无论是在穷乡僻壤,还是在都市密室,程序自动启用防‘泄密’功能,让陌生的访问者无机可乘。”中共漫长的极权统治,成功地将恐惧根植到每个人心中:“地富和其后代们不仅财富被抢夺了,肉体被摧残了,精神也被打垮和征服了。”我母亲的家庭就是此一典型个案:我的外曾祖父是镇上的名医,辛苦创业,勤俭持家,开了药铺、购置了土地,结果成为累及子孙的罪状。我的外公曾被陪绑杀场,被牛皮绳捆绑数日,伤口上生出了蛆虫;我的外婆被强迫背着磨盘在地上爬行,不堪受辱而跳井自杀,又被救起,继续批斗。但他们生前对我守口如瓶、只字不提这些遭遇,直到他们去世后,母亲才告诉我一点点记忆的碎片。作为“黑五类”(地、富、反、坏、右,这五种身份有时会有重合)及其家属,大都竭力摆脱这一耻辱的印记,不会对过去的遭遇念念不忘。

谭松本人出身于中共高级干部家庭,是统治阶级和既得利益群体之一部分。在父母的荫蔽下,根正苗红、聪明能干的他,原本可以在学界出人头地、飞黄腾达。然而,他却选择跟右派和地主等“贱民”站在一起,为受害者、边缘人、无声者发声,乃至让自己也成为他们当中的一员。谭松采访土改幸存者及其后人的工作,是填补历史空白的不朽伟业。

暴力土改是一场规模超过纳粹屠犹的阶级屠杀

谭松因为做土改的口述史而遭到中共秘密警察恐吓和抓捕,表明中共非常害怕其暴行被记载和揭露。中共通过伪造历史、洗脑民众来达到奥威尔所说的“谁控制了历史,谁就控制了未来”。而更可悲的是,在西方的语境中,中共的暴政也被淡化和遗忘——很少西方人认识到,中共政权比纳粹和苏俄更残暴。

在西方的语境中,纳粹对犹太人的屠杀被赋予独一无二的特殊性,即便是注意到广岛和长崎的原子弹爆炸、古拉格惩戒营的羞耻、柬埔寨人的自相残杀以及阿根廷的“神秘失踪”等恐怖事件的纳粹集中营幸存者维莱(他偏偏没有提及中共的暴政),仍坚持认为:“纳粹集中营体系是一个特殊的个案,无论在其规模上还是在性质上,人们从未在其他时间和地点目睹过如此出人意料和复杂的现象——在如此短的时间内屠杀如此多的人类,而且将技术智慧、狂热和残忍如此明确地结合起来。”他的这个结论错了,错得离谱——因为他的视野从来没有在中国停留过。如果不是存在某种隐形的种族主义——白人的命比黄人的命贵,犹太人的命比中国人的命贵;如果认同“所有人的命都贵”的普世人权价值,那么,包括土改在内的中共在中国的历次屠杀都应当被记录、被研究、被谴责。

说中共比纳粹更邪恶,似乎是一种“政治不正确”——西方人或犹太人在意的是这种比较似乎弱化了纳粹举世无双的邪恶;然而,这是从无数事实和真相中提炼出来的结论,如果你读了谭松的这本访谈录,如果你足够诚实、正直,你肯定会接受这个结论。

以数量而论,中共仅在建政之初屠杀的地主和反革命的数量,就超过纳粹屠杀犹太人的数量。西方历史学家普遍认定,纳粹屠杀了两百七十万犹太人。而共产党在其建政之初的土改和镇压反革命运动中屠杀了多少人呢?据中共官方修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史》记载,仅仅从一九五零年到一九五三年间,中共杀戮和剿灭了所谓的地主、土匪、反革命多达三百一十一万,另外关押和管制了三百六十九万(其中相当部分在劳改营中被折磨至死)。据学者谢幼田在《乡村社会的毁灭》一书中估算,中共在此期间的杀人数目“至少是五百余万人”。

谭松采访的若干幸存者及家属,也本能式地将两者做出对比,如果你尊重纳粹集中营幸存者的感受,也应当同样尊重暴力土改运动幸存者的感受。地主子女胡永安,当年还是孩童就备受折磨,他的母亲和姐姐都被凌虐至死。他泣不成声地回忆说:“中共的恐怖集中营比希特勒的集中营还厉害,碉楼里共关了我家两个、我大伯母一个、成正安家两个、钟云珍一个、成从仁一个、黄生莲一个,最多不超过十个,竟然被整死了五个,超过希特勒对犹太人屠杀的比例!”

《血红的土地》一书记载的个案,乃是沧海一粟。就时间而言,作者的采访工作只持续了短短四年就被国安强行终止,更多的受访对象随着时光的流逝日渐凋零。就地域而言,受限于种种条件,作者只采访了川东(重庆)地区方圆数百里之内的若干县城和乡村,只能算是小型的区域研究。即便如此,谭松在书中列出一张共计四百四十八人的死难者名单,其中枪杀两百五十四人、自杀七十七人、饿死二十六人、其他八十七人(包括打死、烧死、吊死、强奸致死等)。未来中共的暴政被终结,像台湾民主化之后每个县市都建立自己的二二八纪念碑或纪念馆一样,中国的各个地方都应当建立共产主义死难者纪念碑,而这张收录在书中的死难者名单,必将被镌刻在川东(重庆)的共产主义死难者纪念碑上。

不研究土改,就无法认清中国之本质

从延安时代开始,西方就对中共充满不切实际的幻想。那些有着传教士般的理想主义的中国通(其实他们对中国一点也不通)和国务院穿着条纹西装、装腔作势的外交官们,将中共想像成非马列主义的、非苏联式的、带有儒家色彩的、淳朴善良的农民党。他们对《新华日报》上那些声称要效彷西方民主制度的社论信以为真,偏偏对毛泽东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倡导的“痞子运动”视而不见——毛泽东在这篇早年的文章中,已然暴露出其如猎豹般龇牙咧嘴的嗜血个性,西方人却认为毛泽东比斯大林仁慈得多。这个并不美丽的误会持续了将近一个世纪,严重误导了西方的对华政策,这个肥皂泡至今仍未烟消云散。

土改是中共夺权和掌权的秘诀,中共通过土改消灭了中国传统的土地私有制,最大限度地攫取了农村的资源——包括数千万“翻身做主”的农民充作源源不断的兵源。暴力土改消灭了相对而言较为偏向国民党的地主富农阶层,将国民党在农村的影响力彻底根除,这样,龟缩在城市的国民党就不可遏制地走向败亡。

几乎所有共产党国家都推行过暴力土改,但就暴力程度而言,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能跟中国相比。中国土改的种种暴力手段,既有从苏俄学来的现代极权主义模式,也有中国自己“古已有之”的酷刑传统——无论是秦始皇还是张献忠,都不乏花样翻新的折磨人的奇思妙想。

在《血红的土地》中,谭松记载了若干当事人令人毛骨悚然的讲述:如今年近九旬的李曼在土改时是一名年仅二十一岁学校老师,十三岁那一年就已离开老家,爷爷被划为破产地主,他本人连巴掌大的土地都不曾拥有,却被划为地主,承受了几十种酷刑。其中,最可怕的一种是名为“秤杆”的酷刑,就是将他全身脱光,手和脚反捆在一根棍子上,脚的那一头还挂上石头,再用一根麻绳将他的生殖器捆起,然后将麻绳悬挂在树上。这样,他全身加上石头的重量都吊在生殖器上,肚脐眼上的血直往上喷。他顽强地活了下来,但从此以后成了太监般的废人,一辈子独身。

另一位老人讲述了亲眼目睹的国民党保长徐国武及七、八名地主遭开膛挖心的场景:民兵将受害者杀害之后,用刀在尸体的胸口割开一个十字口,然后伸手进去将心脏掏出来,还有的人则将死者的脑花掏出来,拿回家作为美食佳肴吃下去,因为中国人有“吃啥补啥”的迷信——刽子手认为这是他们杀人后最佳的酬劳。同样由共产党实行的土改杀戮,这种场景唯有在以中国为代表的东方国家才会施施然地上演。并非如某些中国文化的热爱者所言——中国是外来的“马列教”的牺牲品;实际上,中国两千年的专制暴政传统是接纳现代极权主义的器皿,两者完成了天衣无缝的对接。

胡永安的姐姐胡秀华是四川万县师范学校的高材生,是一名受过现代教育的小学老师,因为是地主家的孩子,且被诬陷是国民党复兴社成员,故而被暴徒们抓走,关押在观音庙。然后,十多名暴徒持续多日对其实施轮奸。其中一名暴徒炫耀说:“地主的嫩女可以随便糟蹋呢,衣服脱光了,把两只手用牛索子捆在四柱床两边,再把大腿分开,用竹签子、铁签子,只要捡得到的东西,都往下身插。”这边在插,那边在哈哈大笑:“深不深,还有好深?这才好耍呢。”胡永安最后见到姐姐,姐姐早已被折磨得不成人形,裤子被鲜血染红,几个小时后就悲惨地死去。

这一幕幕惨剧,其恐怖程度超过任何一部以变态杀人魔王为主角的恐怖片。这就是中共的本质,从毛泽东时代到习近平时代,尽管中共努力扮演一种“进化的独裁者”的形象,但其本质始终如一。

谁应该读一读这本书?

《血红的土地》在台湾出版之后,悄无声息,只卖出几百本——在喧嚣的台湾及海外华人世界,每天都有新的议题涌现,这本写半个多世纪之前中共暴力土改的书,很难引起没有承受过中共暴政的苦难的人们的阅读兴趣。然而,我却认为,这本书应当像《古拉格群岛》、《共产主义黑皮书》那样,成为风行全世界的超级畅销书——只有等到《血红的土地》,以及廖亦武的《最后的地主》、杨继绳的《墓碑》、王友琴《文革受难者》等著作都成为人手一册的“必读书”的时候,人们才能认清中共之真面目,并产生同仇敌忾的决心与意志,将这个升级版的“黄纳粹”政权扫入历史的垃圾堆。

这本书问世太晚了,但亡羊补牢、未为晚也。正在遭遇中共之种族灭绝的西藏人和维吾尔人早该读一读这本书,由此了解中共暴力土改的历史。如此,西藏人和维吾尔人就不至于长期以来对中共怀有单纯热切的幻想。狼的本性就是要吃人,中共从阶级屠杀转向种族屠杀,用的是同一把带血的屠刀。

那些参加一九八九年天安门民主运动的学生和市民,在六四屠杀三十多年之后,也应当读一读这本书。如果他们当年就知道中共有如此残暴,就不会相信“人民子弟兵不会杀人民”的宣传,就不会等到枪声响起之际还认为是橡皮子弹——直到他们看到中弹者倒下,鲜血狂喷,还不敢相信自己眼睛看到的一切。

香港的抗争者也应该读一读这本书。香港民主运动的失败,根源在于香港人对中共的本质缺乏基本的了解。泛民领袖华叔(司徒华)生前曾把香港民主寄望于习近平,并预料习近平二零二二年退位时,中共会平反六四。岂不料,习近平既不退位,也不平反六四,却要毁灭香港。幼稚到愚蠢地步的泛民主派,在还有出版自由的时代,很少购买、阅读和研究类似《血红的土地》这样的禁书(如今,类似的书已经从图书馆下架了),轻信“五十年不变”和“民主回归”的迷魂汤,让东方明珠沦为僵尸肆虐的地狱。

那些争先恐后地到中国发大财的拥抱熊猫派和跨国公司老板们也应该读一读这本书。脸书的创办人扎克伯格发过在北京的雾霾中跑步的照片,还在办公桌上摆上一本英文版的《习近平治国理政》。推特任命的中国区总经理陈葵此前任职于中国军方和公安部,她上任后发的第一条公开讯息是:“让我们携手向世界诉说伟大中国的故事!”——他们诉说的伟大中国的故事,当然不会包括谭松记录的故事。

中国的那些“先富起来”的资本家们,也应该读一读这本书。昨天,中共可以轻松自如地屠杀数百万地主富农;今天,中共照样可以不费吹灰之力地收拾掉大大小小的资本家、企业主和中产阶级。敢于臧否时事的任志强和孙大午双双被判处十八年重刑,比刘晓波判得还重,当局想让他们像刘晓波那样烂死在监狱之中;自以为跟镰刀站在一边、从来都谨言慎行的马云、马化腾等超级富豪,也遭到雷霆之击——共产党不会容忍任何人“富可敌国”。

在抗中第一线的台湾,这本书更应该拥有更多读者。《血红的土地》中记录的受害者,很大一部分与国民党政权有关联,他们早已降服于新政权,并无任何反抗行动,最终仍不免家破人亡乃至被斩草除根。今天那些向共产党卑躬屈膝、甘当共产党之随附组织的国民党人,幻想在台湾被统一之时,共产党会赐予他们一官半职。但从共产党的杀戮史来看,凡是跟国民党有染的人,从来都是共产党消灭的对象。台湾的国民党人对前车之鉴选择性失明,最后只能是羊入虎口。而民进党、公民团体和支持台湾的民众因为缺少与共产党直接对垒的经验,很容易遭到共产党的渗透和欺骗。知己知彼,方能百战百胜。如果台湾的政府和民间社会对共产党的本质一无所知,台湾的安全堪忧。“知共”方能反共,阅读《血红的土地》这本书,就是“知共”的第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