禁書解讀:中共暴力土改是一場規模超納粹屠猶的階級屠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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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多少歸屬於集中營世界的現象已經死去,無法復活,如奴隸制度和決鬥法典?又有多少現象已經復活,或即將復活?我們每個人能做些什麼,從而在這個孕育着種種威脅的世界,至少可以消除其中的一種威脅?

如何記錄這一場被遺忘的大屠殺?

第一次讀到《血紅的土地:中共土改採訪錄》是數年前由一位朋友轉來的電子版,讀了之後幾天幾夜不能寐。魯迅在《紀念劉和珍君》一文中說過:“我向來是不憚以最壞的惡意,來推測中國人的,然而我還不料,也不相信竟會兇殘到這地步。”他沒有看到過中共的暴力土改,沒有讀過這本《血紅的土地》,否則這句話必將改寫。

那時,我就想為此書寫一篇書評。但朋友轉告說,作者譚松是體制內的大學副教授,還想繼續做右派和地主倖存者的採訪工作,不想浮出水面,書稿暫時不出版,所以希望我的書評能緩一緩。我當然尊重他本人的意願,然而很快我就聽到譚松遭到他任教的大學開除、國安恐嚇,然後流亡美國的消息——這是堅持說真話的知識分子在極權國家的必然遭遇。

二零一八年,在紐約召開的一次關於土改的學術研討會上,我湊巧被安排在跟譚松住同一個房間。他是典型的四川人的長相,矮小精悍,雙目炯炯有神,談起給他帶來災禍的關於右派和土改的調查和研究來,滔滔不絕,如數家珍。那一晚,我聽他談了幾個小時,看到了他體內蘊含的巨大力量和勇氣。正是這股力量和勇氣,讓記錄土改這場被普遍遺忘的大屠殺成為可能——儘管這要付出婚姻破裂、中年後流亡異國的沉重代價。

土改是中共統治史上一次幾乎被遺忘的大屠殺,記錄和研究土改的人,比記錄和研究反右、文革、六四等事件的人還少。反右運動中受到迫害的對象多半是知識分子,倖存者有言說的能力,有大量的文字資料存留下來;文革中受到衝擊的很多是官僚及知識分子,文革後相當一部分人恢復了原有的地位,可以有限度地對文革展開“控訴”;而六四屠殺的場景,不僅西方記者當下即有詳細記錄,流亡的知識分子和學生領袖以及“天安門母親”群體也都在孜孜不倦地記錄和言說。

與之相比,譚松在採訪過程中發現,很多土改的受害者及家人仍深陷於恐懼之中:“恐懼,已經內化為個體內在的自動控制程序,一提到那段歷史,無論是在窮鄉僻壤,還是在都市密室,程序自動啟用防‘泄密’功能,讓陌生的訪問者無機可乘。”中共漫長的極權統治,成功地將恐懼根植到每個人心中:“地富和其後代們不僅財富被搶奪了,肉體被摧殘了,精神也被打垮和征服了。”我母親的家庭就是此一典型個案:我的外曾祖父是鎮上的名醫,辛苦創業,勤儉持家,開了藥鋪、購置了土地,結果成為累及子孫的罪狀。我的外公曾被陪綁殺場,被牛皮繩捆綁數日,傷口上生出了蛆蟲;我的外婆被強迫背着磨盤在地上爬行,不堪受辱而跳井自殺,又被救起,繼續批鬥。但他們生前對我守口如瓶、隻字不提這些遭遇,直到他們去世後,母親才告訴我一點點記憶的碎片。作為“黑五類”(地、富、反、壞、右,這五種身份有時會有重合)及其家屬,大都竭力擺脫這一恥辱的印記,不會對過去的遭遇念念不忘。

譚松本人出身於中共高級幹部家庭,是統治階級和既得利益群體之一部分。在父母的蔭蔽下,根正苗紅、聰明能幹的他,原本可以在學界出人頭地、飛黃騰達。然而,他卻選擇跟右派和地主等“賤民”站在一起,為受害者、邊緣人、無聲者發聲,乃至讓自己也成為他們當中的一員。譚松採訪土改倖存者及其後人的工作,是填補歷史空白的不朽偉業。

暴力土改是一場規模超過納粹屠猶的階級屠殺

譚松因為做土改的口述史而遭到中共秘密警察恐嚇和抓捕,表明中共非常害怕其暴行被記載和揭露。中共通過偽造歷史、洗腦民眾來達到奧威爾所說的“誰控制了歷史,誰就控制了未來”。而更可悲的是,在西方的語境中,中共的暴政也被淡化和遺忘——很少西方人認識到,中共政權比納粹和蘇俄更殘暴。

在西方的語境中,納粹對猶太人的屠殺被賦予獨一無二的特殊性,即便是注意到廣島和長崎的原子彈爆炸、古拉格懲戒營的羞恥、柬埔寨人的自相殘殺以及阿根廷的“神秘失蹤”等恐怖事件的納粹集中營倖存者維萊(他偏偏沒有提及中共的暴政),仍堅持認為:“納粹集中營體系是一個特殊的個案,無論在其規模上還是在性質上,人們從未在其他時間和地點目睹過如此出人意料和複雜的現象——在如此短的時間內屠殺如此多的人類,而且將技術智慧、狂熱和殘忍如此明確地結合起來。”他的這個結論錯了,錯得離譜——因為他的視野從來沒有在中國停留過。如果不是存在某種隱形的種族主義——白人的命比黃人的命貴,猶太人的命比中國人的命貴;如果認同“所有人的命都貴”的普世人權價值,那麼,包括土改在內的中共在中國的歷次屠殺都應當被記錄、被研究、被譴責。

說中共比納粹更邪惡,似乎是一種“政治不正確”——西方人或猶太人在意的是這種比較似乎弱化了納粹舉世無雙的邪惡;然而,這是從無數事實和真相中提煉出來的結論,如果你讀了譚松的這本訪談錄,如果你足夠誠實、正直,你肯定會接受這個結論。

以數量而論,中共僅在建政之初屠殺的地主和反革命的數量,就超過納粹屠殺猶太人的數量。西方歷史學家普遍認定,納粹屠殺了兩百七十萬猶太人。而共產黨在其建政之初的土改和鎮壓反革命運動中屠殺了多少人呢?據中共官方修撰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史》記載,僅僅從一九五零年到一九五三年間,中共殺戮和剿滅了所謂的地主、土匪、反革命多達三百一十一萬,另外關押和管制了三百六十九萬(其中相當部分在勞改營中被折磨至死)。據學者謝幼田在《鄉村社會的毀滅》一書中估算,中共在此期間的殺人數目“至少是五百餘萬人”。

譚松採訪的若干倖存者及家屬,也本能式地將兩者做出對比,如果你尊重納粹集中營倖存者的感受,也應當同樣尊重暴力土改運動倖存者的感受。地主子女胡永安,當年還是孩童就備受折磨,他的母親和姐姐都被凌虐至死。他泣不成聲地回憶說:“中共的恐怖集中營比希特勒的集中營還厲害,碉樓里共關了我家兩個、我大伯母一個、成正安家兩個、鍾雲珍一個、成從仁一個、黃生蓮一個,最多不超過十個,竟然被整死了五個,超過希特勒對猶太人屠殺的比例!”

《血紅的土地》一書記載的個案,乃是滄海一粟。就時間而言,作者的採訪工作只持續了短短四年就被國安強行終止,更多的受訪對象隨着時光的流逝日漸凋零。就地域而言,受限於種種條件,作者只採訪了川東(重慶)地區方圓數百里之內的若干縣城和鄉村,只能算是小型的區域研究。即便如此,譚松在書中列出一張共計四百四十八人的死難者名單,其中槍殺兩百五十四人、自殺七十七人、餓死二十六人、其他八十七人(包括打死、燒死、弔死、強姦致死等)。未來中共的暴政被終結,像台灣民主化之後每個縣市都建立自己的二二八紀念碑或紀念館一樣,中國的各個地方都應當建立共產主義死難者紀念碑,而這張收錄在書中的死難者名單,必將被鐫刻在川東(重慶)的共產主義死難者紀念碑上。

不研究土改,就無法認清中國之本質

從延安時代開始,西方就對中共充滿不切實際的幻想。那些有着傳教士般的理想主義的中國通(其實他們對中國一點也不通)和國務院穿着條紋西裝、裝腔作勢的外交官們,將中共想像成非馬列主義的、非蘇聯式的、帶有儒家色彩的、淳樸善良的農民黨。他們對《新華日報》上那些聲稱要效彷西方民主制度的社論信以為真,偏偏對毛澤東在《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中倡導的“痞子運動”視而不見——毛澤東在這篇早年的文章中,已然暴露出其如獵豹般齜牙咧嘴的嗜血個性,西方人卻認為毛澤東比斯大林仁慈得多。這個並不美麗的誤會持續了將近一個世紀,嚴重誤導了西方的對華政策,這個肥皂泡至今仍未煙消雲散。

土改是中共奪權和掌權的秘訣,中共通過土改消滅了中國傳統的土地私有制,最大限度地攫取了農村的資源——包括數千萬“翻身做主”的農民充作源源不斷的兵源。暴力土改消滅了相對而言較為偏向國民黨的地主富農階層,將國民黨在農村的影響力徹底根除,這樣,龜縮在城市的國民黨就不可遏制地走向敗亡。

幾乎所有共產黨國家都推行過暴力土改,但就暴力程度而言,沒有任何一個國家能跟中國相比。中國土改的種種暴力手段,既有從蘇俄學來的現代極權主義模式,也有中國自己“古已有之”的酷刑傳統——無論是秦始皇還是張獻忠,都不乏花樣翻新的折磨人的奇思妙想。

在《血紅的土地》中,譚松記載了若干當事人令人毛骨悚然的講述:如今年近九旬的李曼在土改時是一名年僅二十一歲學校老師,十三歲那一年就已離開老家,爺爺被劃為破產地主,他本人連巴掌大的土地都不曾擁有,卻被劃為地主,承受了幾十種酷刑。其中,最可怕的一種是名為“秤桿”的酷刑,就是將他全身脫光,手和腳反捆在一根棍子上,腳的那一頭還掛上石頭,再用一根麻繩將他的生殖器捆起,然後將麻繩懸掛在樹上。這樣,他全身加上石頭的重量都吊在生殖器上,肚臍眼上的血直往上噴。他頑強地活了下來,但從此以後成了太監般的廢人,一輩子獨身。

另一位老人講述了親眼目睹的國民黨保長徐國武及七、八名地主遭開膛挖心的場景:民兵將受害者殺害之後,用刀在屍體的胸口割開一個十字口,然後伸手進去將心臟掏出來,還有的人則將死者的腦花掏出來,拿回家作為美食佳肴吃下去,因為中國人有“吃啥補啥”的迷信——劊子手認為這是他們殺人後最佳的酬勞。同樣由共產黨實行的土改殺戮,這種場景唯有在以中國為代表的東方國家才會施施然地上演。並非如某些中國文化的熱愛者所言——中國是外來的“馬列教”的犧牲品;實際上,中國兩千年的專制暴政傳統是接納現代極權主義的器皿,兩者完成了天衣無縫的對接。

胡永安的姐姐胡秀華是四川萬縣師範學校的高材生,是一名受過現代教育的小學老師,因為是地主家的孩子,且被誣陷是國民黨復興社成員,故而被暴徒們抓走,關押在觀音廟。然後,十多名暴徒持續多日對其實施輪姦。其中一名暴徒炫耀說:“地主的嫩女可以隨便糟蹋呢,衣服脫光了,把兩隻手用牛索子捆在四柱床兩邊,再把大腿分開,用竹籤子、鐵簽子,只要撿得到的東西,都往下身插。”這邊在插,那邊在哈哈大笑:“深不深,還有好深?這才好耍呢。”胡永安最後見到姐姐,姐姐早已被折磨得不成人形,褲子被鮮血染紅,幾個小時後就悲慘地死去。

這一幕幕慘劇,其恐怖程度超過任何一部以變態殺人魔王為主角的恐怖片。這就是中共的本質,從毛澤東時代到習近平時代,儘管中共努力扮演一種“進化的獨裁者”的形象,但其本質始終如一。

誰應該讀一讀這本書?

《血紅的土地》在台灣出版之後,悄無聲息,只賣出幾百本——在喧囂的台灣及海外華人世界,每天都有新的議題湧現,這本寫半個多世紀之前中共暴力土改的書,很難引起沒有承受過中共暴政的苦難的人們的閱讀興趣。然而,我卻認為,這本書應當像《古拉格群島》、《共產主義黑皮書》那樣,成為風行全世界的超級暢銷書——只有等到《血紅的土地》,以及廖亦武的《最後的地主》、楊繼繩的《墓碑》、王友琴《文革受難者》等著作都成為人手一冊的“必讀書”的時候,人們才能認清中共之真面目,併產生同仇敵愾的決心與意志,將這個升級版的“黃納粹”政權掃入歷史的垃圾堆。

這本書問世太晚了,但亡羊補牢、未為晚也。正在遭遇中共之種族滅絕的西藏人和維吾爾人早該讀一讀這本書,由此了解中共暴力土改的歷史。如此,西藏人和維吾爾人就不至於長期以來對中共懷有單純熱切的幻想。狼的本性就是要吃人,中共從階級屠殺轉向種族屠殺,用的是同一把帶血的屠刀。

那些參加一九八九年天安門民主運動的學生和市民,在六四屠殺三十多年之後,也應當讀一讀這本書。如果他們當年就知道中共有如此殘暴,就不會相信“人民子弟兵不會殺人民”的宣傳,就不會等到槍聲響起之際還認為是橡皮子彈——直到他們看到中彈者倒下,鮮血狂噴,還不敢相信自己眼睛看到的一切。

香港的抗爭者也應該讀一讀這本書。香港民主運動的失敗,根源在於香港人對中共的本質缺乏基本的了解。泛民領袖華叔(司徒華)生前曾把香港民主寄望於習近平,並預料習近平二零二二年退位時,中共會平反六四。豈不料,習近平既不退位,也不平反六四,卻要毀滅香港。幼稚到愚蠢地步的泛民主派,在還有出版自由的時代,很少購買、閱讀和研究類似《血紅的土地》這樣的禁書(如今,類似的書已經從圖書館下架了),輕信“五十年不變”和“民主回歸”的迷魂湯,讓東方明珠淪為殭屍肆虐的地獄。

那些爭先恐後地到中國發大財的擁抱熊貓派和跨國公司老闆們也應該讀一讀這本書。臉書的創辦人扎克伯格發過在北京的霧霾中跑步的照片,還在辦公桌上擺上一本英文版的《習近平治國理政》。推特任命的中國區總經理陳葵此前任職於中國軍方和公安部,她上任後發的第一條公開訊息是:“讓我們攜手向世界訴說偉大中國的故事!”——他們訴說的偉大中國的故事,當然不會包括譚松記錄的故事。

中國的那些“先富起來”的資本家們,也應該讀一讀這本書。昨天,中共可以輕鬆自如地屠殺數百萬地主富農;今天,中共照樣可以不費吹灰之力地收拾掉大大小小的資本家、企業主和中產階級。敢於臧否時事的任志強和孫大午雙雙被判處十八年重刑,比劉曉波判得還重,當局想讓他們像劉曉波那樣爛死在監獄之中;自以為跟鐮刀站在一邊、從來都謹言慎行的馬雲、馬化騰等超級富豪,也遭到雷霆之擊——共產黨不會容忍任何人“富可敵國”。

在抗中第一線的台灣,這本書更應該擁有更多讀者。《血紅的土地》中記錄的受害者,很大一部分與國民黨政權有關聯,他們早已降服於新政權,並無任何反抗行動,最終仍不免家破人亡乃至被斬草除根。今天那些向共產黨卑躬屈膝、甘當共產黨之隨附組織的國民黨人,幻想在台灣被統一之時,共產黨會賜予他們一官半職。但從共產黨的殺戮史來看,凡是跟國民黨有染的人,從來都是共產黨消滅的對象。台灣的國民黨人對前車之鑒選擇性失明,最後只能是羊入虎口。而民進黨、公民團體和支持台灣的民眾因為缺少與共產黨直接對壘的經驗,很容易遭到共產黨的滲透和欺騙。知己知彼,方能百戰百勝。如果台灣的政府和民間社會對共產黨的本質一無所知,台灣的安全堪憂。“知共”方能反共,閱讀《血紅的土地》這本書,就是“知共”的第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