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勝寒:余英時精神的時代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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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英時離世身後任評說中國人讚美一位有福報好人的謝世為壽終正寢,余英時老師就是如此:2021年8月1日,在新澤西州普林斯頓家裡,於睡夢中與世長辭,魂歸天國,福壽雙全,享年九十一歲。

余英時是中國現代最後一位紳士,也是最後一位具有真正良知的知識份子。

1969年年尾,美國學術界發動了一場,什麼叫做知識份子的討論。《時代雜誌》為美國的知識份子,定下了四個特徵性定義:

第一,有領域性專長的人,可以稱之為專家,但不能稱之為知識份子;

第二,有學位的人,可以稱之為學者,但不能稱之為知識份子;

第三,知識分子必須擁有獨立思想的社會人格,不嘩眾取寵的獨立見解,不獻媚權貴的獨立傲骨;

第四,更重要的是,知識分子必須是一位堅持真理,需千萬人吾獨往矣的當代社會與政治批判者。

如果用這四個標準,來蓋棺論定余英時,那他可以當之無愧,可以堪稱現代知識分子的典範。

余英時著作等身,著有中、英著作五十九本,論文四百餘篇,學術成就,固然傲視當世,但能夠彰顯他獨立知識分子精神和人格的,則是他的人文胸襟,那種不與邪惡妥協,不與鄉愿和諧的批判精神。

凡是和余英時交往過的朋友,都不會陌生他對中國共產黨,毫不掩飾的厭惡和反對,尤其是對習近平的鄙視,可在他直接用“國家之賊”來呼之中,看得出來。

在余英時看來,國賊習近平,表面上大喊反貪污腐敗,實際上他和他的家族,就是中國最大的貪污腐敗犯,在他領導下的中國共產黨,無官不貪,無官不壞,無官不爛,無官不腐敗。

國賊習近平,高唱全面依法治國,但他卻修改憲法,讓自己去當萬年皇帝,否定憲政,剷除異己,黨國不分,公司難辨,無法無天,達到歷史新高。

國賊習近平,到處強調愛國,但他自己卻是中國最大的裸官,全家都是外國國籍。

這麼一個禍國殃民的國賊,要大丈夫余英時去尊重他,和諧他,讚美他,有可能嗎?

余英時在《習近平焚書坑儒》中,批評國賊習近平的殘暴和愚昧說:

“今天這個焚書坑儒,是採取不同的方式。時代變了,我們今天沒有書了,主要是在網絡、媒體上。用不着燒了,也不能燒,所以它就是用禁止的辦法,完全取消,讓你不能出現,這就是現在新的焚書。

坑儒呢,就是把你抓起來。現在是:只要有三個人,在一起說話,只要是有什麼妄議中央之類的,就可以把你關起來。

就是在網上說話,彼此聊天,他聽的不滿意的,也把你關起來,這就是新的坑儒。

這個新的坑儒,新的焚書,毛澤東己經超過它了。他覺得秦始皇不行,只坑了四佰多人,燒書也沒有燒光,毛澤東比秦始皇厲害的多了。

沒想到毛澤東死了以後幾十年,又來了一個新焚書坑儒的秦始皇,現代的秦始皇 — 習近平。

習近平現在在焚書與坑儒兩方面,都比毛澤東厲害得多。他對言論的控制,自從他上台以後,連胡錦濤時代、江澤明時代的那一點點言論自由,都沒有了,也沒有人敢說不同的話了。

那時候,還可以說一點不同的話,說完了,聽到了黨不高興你,但還不能馬上就抓你。現在是利用各種新的法,只要我聽不慣,就把你抓起來,關起來。所以維權律師一直很倒霉,一直是被關的對象。

但不止是維權律師,任何人只要對政府提出批評,或者二三個人在一塊,甚至於在屋裡談話,根本沒有出屋,也都可以被關起來判刑。“

在《談劉曉波事件》中,余英時是這樣藐視國賊習近平的:

“在這種情況之下,共產黨還能堅持,對於劉曉波施展全面的鎮壓,對他消息的全面封鎖,也可見共產黨,對自己的政權的穩定性,始終沒有信心。

習近平到香港這件事情,也可以反映出他對自己政權的恐懼,所以連香港泛民主人士,都不敢見面,都沒有談話,說的話,是以解放軍為後盾,向香港老百姓示威。

老百姓並沒有被他征服。我昨天還打電話給香港的朋友,他們覺得習近平的到來,不但沒有增加香港人,對於北京政權的好感,反而覺得更是可怕。

在這個情況之下,我覺得劉曉波事件,更值得注意了。因為香港在向習近平抗議的時候,打的旗號,我在電視上看到的第一條,就是釋放劉曉波。

所以劉曉波已經深入人心,到了這樣的地步,他跟香港無關,可是香港人,第一件想到的事情,就是要釋放劉曉波,作為香港人,能夠接受中共政權的條件之一。

這裡就可以看出,劉曉波三個字的份量之重。所以共產黨如果堅持這樣下去,真是到了一個眾叛親離的狀態,沒有人心裡會服它。

表面上只能接受它的暴力統治,但是這個暴力統治能維持多久,是天曉得的事情,所以我覺得我們今後注視劉曉波,不僅是他個人生死的問題。

就我能看到的狀態,劉曉波的生命不會很長久了,是不是能救過來,是很成問題的。事實上,就算能救過來,共產黨絕對不會讓他自由的。

劉曉波不是以後在活動上,還能發生什麼作用,但他的《零八憲章》轟動一時,這個事情已經過去了,他不可能發動什麼運動了,因為他已經被看得緊緊的,所以從社會政治活動方面來說,劉曉波的工作已經結束了。

就他個人他的道德跟政治最高成就上講,也到了頂點了,無所遺憾了,但遺憾的是他活在一個政權之下,這個政權是中國古往今來,所沒有的殘暴政權,這是值得整個中國人痛心的地方。“

在《中共送馬克思像到德國》中,余英時批評中共的假馬克思主義說:

“就共產黨來講,共產黨本身實際上已經完全拋棄了馬克思,而且走到了跟馬克思相反的路線。

馬克思對於共產黨最大的幫助,就是階級鬥爭說。毛澤東用造反,來解釋階級鬥爭,把馬克思變成了他的意識形態的正宗,換句話說,共產黨的合法性,就是建立在馬克思主義上。

所以馬恩列斯這四個大洋神,過去一直都懸在天安門上,最近才不見了。不過毛澤東死了以後,鄧小平當政從1980年開始,馬克思主義在中國完全退潮,事實上等於沒有了。

沒有人再相信階級鬥爭,也沒有人認為,有必要再去研究什麼馬克思主義,雖然馬克斯主義的哲學刊物還存在,不過那都是黨棍子吃飯的地方,所以馬克思主義研究,有什麼成績,是誰也不知道的。

從這個立場上講,中國已經沒有為馬克思真正說話的人了,包括共產黨在內,包括習近平,也不懂馬克思。

習近平最近裝模作樣地說,要尊重儒家,還手捧《論語》,表示他繼承了中國文化,以孔子為中國的聖人。

無論如何,這是一個笑話,共產黨現在把馬克思,當做它的第一大神,變成它的政權合法性的來源,是非常可笑,而且非常虛偽的。可以說到了不顧羞恥的地步了。

在這種社會組織和政治組織之下,還要談馬克思主義,是相當荒唐的,所以說,已經到了完全不顧自己的顏面的程度,其可笑是超乎想象的。

《紐約時報》登載的一篇報道,紐西蘭一名漢學家,指出送馬克思像到德國特里爾,只有一個意義,就是要表現共產黨黨的權力,無所不至。

說明中國已經無限地控制政權,不但控制政權,而且黨還控制所有經濟權,分給黨內有關係的、有地位的黨員,這就是中國現實狀態,與馬克思當時提出的不切實際的理想,可以說不但相距萬里,反而完全相反。馬克思經過這樣一個共產黨的運用,就更不值錢了。“

余英時在《民主制度和美中台三邊關係》中,批評中國共產黨的無知說:

弗朗西斯.福山的思想,在中國也發生了很大的作用。2015年他訪問中國, 得到王岐山的接待。他差不多是習近平以外,第二個有勢力的人。他決定要跟福山對話,表示對福山的地位,對他的言論,也非常重視。

他們倆談的基本問題,是法治問題。福山認為一個國家,有賴於三個要素,國家的能力,就是國家能做什麼?第二個就是法治的原則,就是用法律來統治,這個法律是人民來立法,人人都必須遵守;第三個就是問責制度,就是你有問題了,我們有各種制度來責問你,讓你解答。 所以這是三個要素。

福山在某些文章中,大概恭維過中共的國家能力,可是他認為中共的法治原則,跟問責制度,完全是交了白卷。

而中共也講法制,它那個法制是黨統治一切的。黨可以制定一個法律,讓人人來遵守,這個法制,就等於是專制皇帝定下一種法,中國過去就有,中國皇帝的立法,就是不需要人民同意的硬性規定,這個規定你必須遵守。

在福山看來,中共雖然在國家能力方面,因為它是一黨專制,要做什麼就能做什麼,這個是西方趕不上的。確實是如此,可是這個代價,使人民都變成奴隸了。

所以這兩個人對話談了很久,事實上是沒有結果,王岐山的法制是黨治,是黨的法律在統治一切。

最後福山就說,我們兩個談話,等於形而上學,完全是不着邊際的。“

余英時生前,最具震撼力的,是他著名的豪言壯語:“只要獨裁殘暴的中國共產黨一天不覆亡,我就一天不踏上大陸的土地一步!”一諾千金,說到做到,絕不反悔!余英時不愧是當代大儒風範。

余英時對中國共產黨的了解,是深刻而透徹的,結論是民主自由憲政,與共產暴政之間,沒有任何的妥協空間,更不可能共存。

余英時不會肯定任何的共產黨,更不會給予任何不切實際的奢望。

有一次在余英時家做客時,聽他感概地說:“海外部分的所謂民運人士,一提起趙紫陽胡耀邦這些共產黨頭子的名字,就不由自主的媚骨發軟,醜態百出,實際上是黑白顛倒,是非不分,認賊作父也!“

余英時的時代價值,就是倡導全體國人,不再被殘暴偽善而貪污腐敗的共產黨欺騙,不再被牽着鼻子走,全民奮起,追求普世價值,追求憲政民主,追求真正的全面依法治國,讓中國躋身世界文明之列。

2021年9月3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