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勝寒:美國的軍人干政與不執行非法命令權利 《 利特爾 訴 巴雷姆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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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軍參謀長聯席會議主席米利將軍澄清從來沒有懷疑過特朗普心智有問題

Mark Milley

馬克·米利將軍(Mark Milley),嚴重觸犯了軍人不得干涉政治的美國立國原則,居然兩次在五角大樓召開秘密會議宣布:“任何人給你們命令,都必須經過我的程序允許,因為我就是程序!”

另外私下和眾議院議長佩洛西(Nancy Pelosi)秘密通話:“完全同意川普是個瘋子!”

米利是參謀長聯席會議主席,現役軍人,依法不得干政。

這個勾當,導致九十餘位退休將領發表共同宣言,要求米利走路。

軍人干政,是現代普世價值與憲政法治的天敵,如此軍人,必須炒魷魚,必須滾蛋!

現代文明政治的共同標準,有議會制度、全民選舉、權利制衡、言論自由等,其中不允許軍人干政,更是不得妥協的先決條件。

在現代文明政治制度里,軍人必須無條件的聽令於三軍統帥,在美國就是民選的現任總統。

效忠個人或政黨,軍人干涉政治,與軍隊非國家化,全是憲政之賊,必然導致社會動蕩,國家覆亡。

軍人是否干政,是鑒定文明政治和獨裁暴政的試金石。

沒有允許軍人干政的政治是憲政民主體制,也沒有任何獨裁暴政的體制,不是任由軍人在恣意干涉政治,這也是為什麼所有的獨裁暴政,永遠沒有穩定政治的淵源理由。

有鑒於此,美國先賢們,用法律硬性規定軍人的職責,成為國會責無旁替的首要任務。

1878年5月13日,威斯康辛州第七選區聯邦眾議員漢弗萊(Herman Humphrey),連同馬里蘭州第三選區聯邦眾議員金梅爾(William Kimmel),聯名提出《軍事集體法(Posse Comitatus Act)》,又簡稱為《陸軍撥款法》,除了規範美國陸軍,不得介入在境內的民事執法外,還為禁止軍人干涉政治,奠定了法理的基礎。

1878年5月18日,眾議院以130票同意117票反對票數通過,1878年6月6日,參議院以36票同意23票反對票數通過,1878年6月6日,海斯總統將之簽署成法,是為著名約束美國總統與美國軍隊權力的《美國法典第18章第1385款》。

由於此案對象是陸軍,1956年與1981年兩度修改,涵蓋了國民軍以外的所有兵種。

沒有理想的政治體制可以速成,從軍人不得介入國內民事糾紛,到軍人不得干涉政治,美國人民經歷了一條漫長的演變道路。

政府是由大量公務員組成的實體,職位為政客提供了假借權力酬謝式安插的機會,個人利益輸送的演變必然是貪污腐敗。1883年的《彭德爾頓公務員法(Pendleton Civil Service Act)》,應景而生。

《彭德爾頓公務員法》的立法動力,來自1881年7月2日,暗殺加菲爾德總統事件。兇手吉托(Charles Guiteau)是個失業的瘋子。

數年前,筆者曾寫過一系列的《美國刺客列傳》,吉托就是其中主角之一。這個神經病相當可愛,受刑時,居然嘴上哼着小調,腳下踏着華爾茲舞步,旋轉着上的斷頭台。

吉托是視死如歸的英雄,還是神經錯亂的瘋子,未有定論。

《彭德爾頓公務員法》建立了完整的任免制度,杜絕了政客不斷獎勵忠誠黨員,把公職視為政治贊助戰利品傳統,開始了公開公平的競爭性考試錄取,與選拔政府官員,和監督他們工作的擇優制度,並嚴格規定政府公務員,不得介入政治與保持中立的立場。

違反者將受到《美國公務員制度委員會》的調查和懲罰。

1883年5月,《美國公務員事務委員會》首次發布規則,嚴格規定不得以政黨或意見相異為解職理由。

《彭德爾頓公務員法》只允許在位總統和副總統,可以超越規定而從事政黨活動。美國軍人不得干政傳統,一半是來自《軍事集體法》與《彭德爾頓公務員法》的啟發,一半是來自五角大樓的自我升華約束。

為了確保和落實軍人只服從三軍統帥和憲法,五角大樓發布《國防部指令(Department Of Defense Directive)》,供全體美國軍人遵守。

其中最著名的《國防部指令第1344.10條》《國防部指令第1325.06條》,就是嚴格規定,美國軍人不得干涉政治的軍事法律,違反者重罰之:革職、降級、懲戒、禁用五年,與最高罰款一千元。

《國防部指令》規定在職軍人,不得穿着制服參加任何政治聚會,不得為競選者募捐,不得發表政見,但可以寫信給報紙,不得在汽車桿上貼政治標語,不得在軍營或政府土地上,安插標語或海報,不得參加任何的政治示威遊行,不得接受任何需要總統提名或國會認可的文職,不得利用公家網絡,轉達他人政見等。

《國防部指令》的法理和精神,源自1939年8月2日開始生效的《防止有害政治活動的法案》。

《防止有害政治活動的法案》是由新墨西哥州聯邦參議員哈奇(Carl Hatch)提案,按照國會命名慣例,亦稱之為《哈奇法案(Hatch Act)》。

此案賦予在任正副總統不須遵守此法特權,因而正副總統,可以在任何包括政府建築在內的地方,合法地進行政治活動。

1979年1月1日,為了確保美國政府公開公正地依法運作,設立了獨立的《美國特別顧問辦公室(U.S. Office of Special Counsel)》,進行監督。

2017年10月,美國駐聯合國大使海利(Nikki Haley),在推特上轉推川普支持共和黨諾曼(Ralph Norman)的推文,立即受到《美國特別顧問辦公室》的書面嚴重警告。

川普的顧問康威(Kellyanne Conway),經常在白宮內外,大事攻擊民主黨,明顯觸犯了《哈奇法案》。

在多次警告無效後,《美國特別顧問辦公室》在2019年6月,致函川普,建議他將藐視法紀的康威革職。

當然建議是泥牛入海了,當記者追問川普時,這位熱愛白人至上主義的種族主義總統,居然輕藐地回答:“那是她的言論自由!”

川普藐視法紀,把《美國法典》當成他的破鞋,法盲如此,寧不敗乎!

米利將軍是參謀總長聯席會議主席,乃美國軍人最高的官銜,也是美國軍人的楷模。在這種軍人干政的醜聞爆發後,在全民追求普世價值的美國,他只有兩種選擇,不就辭職,不就解職,絕對不應該有第三種選擇。

米利軍人干政醜聞,引起筆者探討美國禁止軍人干政的立法淵源,與軍人不得執行非法命令的法理和案例。

在美國歷史上,這種案例有數十起之多,毫無新鮮感。即使在最低能的卡特總統,也不容忍軍人干政。

辛格勞布少將(John Singlaub),資歷顯赫:曾是美國中央情報局的創辦人之一。1977年,辛格勞布以駐韓美軍參謀長的軍人身份,公開批評卡特的從韓國撤軍計劃,輿論嘩然,卡特立即解除他的駐韓美軍參謀長職位,但沒有趕盡殺絕,將之革職查辦。

一年後,辛格勞布的老毛病又發作,在喬治亞州理工學院的講演中,又再批評卡特的國家安全政策,卡特這次不再客氣,立即下令他立即退休。

麥克阿瑟(Douglas MacArthur)是美國軍事領導人,曾擔任美國陸軍上將,菲律賓陸軍元帥。 他在 1930 年代擔任美國陸軍參謀長,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擔任聯合國駐韓國最高指揮官,在日本,他就是太上皇。

1951年4月5日,眾議院共和黨領袖馬丁(Joseph Martin),在議會大廳上,大聲朗讀一封麥克阿瑟的信函:

“有些人似乎很難意識到,在亞洲這裡,是共產主義陰謀家,選擇為征服全球而發揮作用的地方,而我們也加入了戰場。我們在這裡,用武器打歐洲的戰爭,而那裡的外交官,仍然用語言來打仗。如果我們在亞洲輸給共產主義的戰爭,歐洲的淪陷是不可避免的,贏得這場戰爭,歐洲很可能會避免掉戰爭,同時保持住了自由。”

馬丁是美國眾議院第四十四任議長,權傾朝野,由他捅了蜜蜂窩,當然具有政治殺傷力。

1951 年 3 月,美國情報局攔截了一些在日本的秘密談話。麥克阿瑟在談話中,向西班牙和葡萄牙的東京大使表示,相信他會成功地,將朝鮮戰爭擴大為與中國共產黨的全面衝突。

這根杜魯門的極欲通過談判,結束朝鮮半島危機的遠東政策,完全背道而馳。

在國會公開朗讀麥克阿瑟的私信,就是直接打臉杜魯門。

杜魯門召集了國防部長馬歇爾(George Marshall)、參謀長聯席會議主席布拉德利(Omar Bradley)、國務卿艾奇遜(Dean Acheson),商業部長(William Harriman)到白宮,討論如何處理麥克阿瑟。

會議結論是:麥克阿瑟觸犯了軍人干政原則,違反了杜魯門在1950年12月6日頒布的“不得就政策問題發表公開聲明”總統命令。

1951年4月10日,在確定炒那位日本太上皇魷魚,無害於自己政治生涯後,杜魯門通過布拉德利,下達對麥克阿瑟的革職令。

2021年9月14日,米利的軍人干政醜聞沸揚,佛羅里達州聯邦參議員盧比奧(Marco Rubio),致函拜登總統,提議將米利革職,以正視聽。

與盧比奧同時要求米利下台的,還有代表密蘇里州的聯邦參議員霍利(Josh Hawley),和代表田納西州的聯邦女參議員布萊克邦(Marsha Blackbum)。

無論白宮的決定是什麼,任期在2022年9月30日任滿的米利宦途,已經畫下了可恥的句號。

這些醜聞,是由《華盛頓郵報》資深記者伍德沃德(Bob Woodward) 和科斯塔 (Robert Costa)合寫,在下周出版的新書《危險(Peril)》里爆料的。

伍德沃德是美國新聞界元老級記者,德高望重,信用度極強。著有二十一本書,早在上世紀七十年代,就是他緊咬水門醜聞不放,最後導致尼克松成為美國歷史上,第一位被逼辭職的在任總統。

1974年出版的《所有的總統人馬(All the President’s Men)》,家喻戶曉,暢銷四十餘年,成為影響美國二十本書之一。

最近減肥成功的科斯塔,乃八十年代新生代後起之秀,憑着劍橋教育背景,流暢口才,父親是律師,加上《華盛頓郵報》提供的用武大舞台,早就超越他自己的雙胞胎兄弟,成為美國新聞界的明日之星,《危險》的鼓噪面世,更使他躋身為百萬富豪之列。

《危險》的爆料,瞬間轟動全球,幾乎所有的新聞媒體焦點,都集中在米利的動機上。

2021年9月14日,川普被採訪時,就用“叛國”來定調米利的軍人干政事件。

事實也就是如此。美國憲法規定,在職總統是唯一的三軍統帥,也是唯一軍事行動決定者。總統是沒有實戰經驗的文職,不可能有能力操作一場現代化戰爭。

總統在政治決定後,交由參謀總長聯席會議主席執行,也就是美國第二十任該職位的米利。

至於如何執行,總統無權過問,甚至參謀總長聯席會議主席,也不得過問,兩個職位都沒有戰爭指揮權。

在法律上來說,參謀總長聯席會議主席,是美國總統、國防部長、國家安全委員會,和國土安全委員會的首席軍事助理和顧問。

參謀總長聯席會議主席,由杜魯門總統在1949年,根據《美國法典第10章第152款》設立,任期兩年,2017年國會將之修改為四年,除了國家處在戰爭狀態外,總統有權將之提名兩次共八年。

七十年來,該職位由陸、海、空、陸戰隊四個兵種的四星上將輪流擔任,通常是由四個兵種的參謀總長輪流擔任,但美國總統有權不依輪流擔任的傳統,肯尼迪總統就是其一。

法治國家的基礎就是要守法,米利是現役軍人,必須嚴格遵守國防法典《國防部指令》和美國法典《哈奇法案》的規範,米利沒有任何特權,可以凌駕法律之上。

1986年的《高華德—尼可拉斯法案(Goldwater–Nichols Act)》,更將參謀總長聯席會議主席的法律職責,清楚的規範出來。

米利應該知道:美國軍人有不服從非法命令的法定權利。

《高華德—尼可拉斯法案》是國防部根據1947年的《國家安全法案》成立以來,最將指揮系統改頭換臉的立法。

明文規定參謀總長聯席會議主席,是“總統的首席軍事顧問”“沒有向任何兵種簽發命令與指揮的權力”“那是各兵種參謀總長和戰鬥指揮官的獨家權力”。

非法命令的依據,是不合常理的、非法的、不道德的命令。比如說長官命令下屬屠殺無辜,或下令下屬跳樓跳海自殺等。

在美國歷史和軍事法庭上,不服從非法命令的案例,層出不窮,累見不鮮。

2017年11月18日,米利的現任副座、參謀總長聯席會議副主席海騰空軍上將(John Hyten), 是負責美國核子武器與儲備安全的最高負責人,當時是美國戰略司令部司令,在加拿大新斯科舍省(Nova Scotia)舉行的哈利法克斯國際安全論壇(Halifax International Security Forum),發表演講。

聽眾問:如果川普命令他使用核子武器攻擊某國時,他會如何應對?

海騰堅定地回答說:“我的工作是向總統提供建議,他會告訴我該怎麼做,如果這是非法的,我會說:總統先生,那是非法的。他會說,什麼是合法的?我們會想出多種能力組合,來應對任何的情況,這就是它的運作方式, 沒那麼複雜。”

聽眾又問:美國軍人執行非法命令的後果是什麼?

海騰堅定地回答說:“你如果執行了非法命令的話,你就要坐牢,有可能要坐一輩子的牢!”

《國防部指令》規定:無論是服從與抗命,都要為自己的行為負責。

2017年11月14日,參議院四十年來首次召開的《命令使用核武器的權力聽證會》,海騰強調,美國軍人有責任執行合法的命令。也就是說,美國軍人不執行非法的、不道德的非法命令。

於此可見,拒絕執行上級的非法命令,已經是現代美國軍人的共識和天職。

最新的拒絕執行上級非法命令事件,恰恰發生在川普和他的副總統之間。

《危險》爆料說,2021年1月5日,為了扳回已經失敗的選舉結果,川普在白宮橢圓形辦公室,向將於次日到國會,認證全國選舉結果的副總統彭斯施壓,要他否決選舉結果。

事實上這是川普在發白日夢,因為副總統彭斯,並沒有這種權力。

基於節約與平衡權力原則,美國憲法規定,參議院不設議長,由民選副總統,有條件的兼任之:除了投票結果,發生絕對相同時,才有投票權。因而參議院議長亦有“平衡突破者”的雅號。

當副總統依法在1月6日,赴國會主持選舉揭曉認證時,是以美國參議院議長,而不是美國副總統的身份到會的。

《危險》爆料說,當彭斯解釋說,他並沒有那種權力,因而是不可能時,川普威脅彭斯說:“不不不!你不明白,邁克。你是可以這樣做的。如果你不這樣做,我不想再做你的朋友了。”

陷進極度困境的彭斯,打電話給老布什的副總統奎爾諮詢說:“你不知道我所處的位置。”

奎爾回答說:“我確實知道你所處的位置,但你並沒有這種權力!”

彭斯決定依憲行事,不接受非法命令,自此和川普翻臉,形如陌路。

2021年1月6日早上,在出發前往國會前,彭斯辦公室發布了三頁紙的新聞稿,直接聲明“我曾宣誓捍衛憲法”,因而不會執行川普的非法命令,並引用亞當斯總統的名言,“責任在我,結果在神!”作為與川普決裂的壯膽座右銘。

彭斯之不接受非法命令是正確的,不然他將與川普,一齊成為美國憲政的千古罪人。

美國憲法第一條第八款:國會有權制定政府、陸海武裝力量的權力。

1775年6月30日,費城第二次大陸會議,製成六十九條規範美國陸軍的法典。

1806年4月10日,國會製成了一百零一條規範美國陸軍的法典,使用一百餘年不變。

1951年5月31日,國會製成《統一軍事司法法典》,自此完善了美國的軍事法典。

《統一軍事司法法典》第90條,91條和92條規定,不接受合法的上級命令,會受到嚴厲懲罰,但接受不合法的上級命令,會受到刑事起訴。

自此沒有任何假借“我只是在服從命令”所謂法理,能夠在法庭上,洗脫了刑事犯罪的案例。二戰後紐倫堡法庭,納粹戰犯們,幾乎全以“我只是在服從命令”來狡辯,但無一得逞。

在美國的司法史上,美國軍官使用“我只是在服從命令”辯護的第一個記錄案例,可以追溯到 1799 年。

在與法國戰爭期間,國會通過了一項法律,允許“扣押開往法國任何港口的船隻”。

但當約翰·亞當斯總統向海軍部長頒布授權令時,他寫道:“美國海軍艦艇被授權扣押任何開往法國港口,或從法國港口出發的船隻。”

根據總統命令,一名美國海軍艦長,扣押了一艘從法國殖民地海地港口出發的丹麥船飛魚號(Flying Fish)。

這艘船的船主,在美國海事法院,起訴海軍艦長非法侵權。 船主贏了,美國最高法院維持了這一裁決,法理就是非法命令:當總統命令是非法時,指揮官盲目服從該非法命令後,就要自擔風險,就要自掏腰包賠償。

在美國司法史上,飛魚號事件有着多層面的意義,既關係到美國總統的權力,也關係到美國的司法獨立,更關係到美國軍人倫理定位的標準。

事實上,發生在兩百二十年前的飛魚號事件,恰恰正是目前米利將軍,軍人干政與非法命令的前車之鑒。

飛魚號事件,是一件著名1804年的美國最高法院判例 ,《利特爾 訴 巴雷姆案(Little V Barreme)》。

美國獨立戰爭期間,法蘭西王國鼎力支持美國。1778年2月6日,第二次大陸會議代表與路易十六國王代表,在巴黎簽署了使美國走向世界舞台的《法美條約(Franco-American Treaty)》,亦稱《同盟條約(Treaty of Alliance)》。

法蘭西王國不僅成為首位承認美國擁有獨立主權的國家,還用武器和金錢,支持美國的獨立戰爭。

這個條約,導致英法兩國更加陷進仇恨戰爭的深淵,掐斷了和平的道路。為了對抗共同敵人大英帝國,美國獨立後,開始異常吃力地,償還法蘭西王國的債務。

1792年9月,法蘭西王國覆亡,共和國建立,國力耗盡的美國,不僅藉機耍賴債務,還在1794年11月19日,與英國簽訂了導致英美建立全面外交關係的《傑伊條約(Jay Treaty)》。

一來美國沒有國力,介入大規模的國際軍事衝突,而來需要全力以赴的整頓內政,儘快恢復元氣,因而在英法軍事衝突中,宣布保持中立。

傑伊(John Jay)於1745年12月12日在英屬紐約市出生,於1829年5月17日,病逝紐約州威徹斯特郡(Westchester County),享年八十三歲。

傑伊是美國開國元勛,詩人、外交家、談判家、聯邦黨領袖、廢奴主義者、《聯邦黨人文集》撰稿人、紐約第二任州長、美國最高法院第一任院長、美國第一任國務卿,《傑伊條約》簽字人。

《傑伊條約》徹底觸怒了法國,為了教訓美國,於是僱傭海盜偷襲美國商船,法國海軍也扣押美國商船作為抵債。

美國採取軍事行動報復,美法兩國不宣而戰,是為美法戰爭,或稱一直是美國拿手好戲的准戰爭(Quasi-War)。

《美法同盟條約》成為英法翻臉並走向戰爭的導火索,當美國告訴法國,保護其殖民地的條約,並不包括英國在內,並悍然簽訂《傑伊條約》後,美法兵戈相見,已經無法避免。

美國國會為了配合亞當斯總統的武力衛國,在1799年2月9日,快速通過了《法國禁運法》:第一條款禁止美國船隻開赴法國,第五條款授權總統加強禁運範圍。

為了打擊法國的挑釁,亞當斯總統向海軍部長簽發行政命令,要美國海軍充公任何凡是前往,與來自法國港口的船隻。

1779 年 12 月 2 日,美國護衛艦《波士頓號》和《格林將軍號》,在加勒比海法國殖民地海地傑瑞米(Jeremie)外海 ,將運載咖啡到另外一個港口伊斯帕尼奧拉島(Island of Hispaniola)的雙桅帆船《飛魚號》扣押,押返波士頓。

船主古德曼(Samuel Goodman),是說的流暢英語的普魯士人,他是美國公民,長期定居丹麥屬聖托馬斯島(Danish Island of St. Thomas) 。

古德曼入狀麻省地區聯邦法院,控告《波士頓號》艦長利特爾(George Little),非法侵權,要求還船,賠款,道歉。

麻省地區聯邦法院判決:該丹麥籍船隻需要歸還原船東,但拒絕對扣押的索賠人造成損害賠償,因為懷疑,“飛魚號極有可能是美國人所擁有”。

案件到了聯邦巡迴上訴法院,被徹底否決,主要的法理是:法律是立法部門的權力,行政部門只能執行但不能製造法律,法律規定可以扣押前往,而不是來自法國的船隻,與國會法案相矛盾的總統行政命令,是非法無效的。

利特爾將案件上訴到美國最高法院,全票維持並落實了美國上訴法院的法理和裁決:該法案僅允許扣押某些船隻,從而限制了總統的權力,總統的行為違反了這些限制,是為非法命令,執行非法命令的艦長利特爾,個人需要負起所有的賠償責任。

1801年12月16日和19日,《利特爾 訴 巴雷姆案》在美國最高法院開庭聽證,院長馬歇爾(John Marshall),與庫欣(William Cushing) 、帕特森(William Paterson) 、蔡斯(Samuel Chase) 、華盛頓(Bushrod Washington)四位常務大法官出庭聽證。

整個案件,圍繞着四個法理在辯論:

第一,在三權分立的憲法原則下,總統是否有權不依法律行事?

第二,如果總統的行政命令違反了法律,是否依然有效?

第三,下屬是否有權拒絕執行一個非法的上級命令?

第四,如果下屬執行了非法的上級命令,誰該負起後果責任?

1804年2月27日,最高法院頒布了五比零的全票結果,裁決維持聯邦上訴法院的裁決不變:總統無權改變國會通過合法程序制定的法律,違反美國法律的總統行政命令屬於非法命令,不得執行,因而執行非法命令的艦長利特爾,屬於個人行為,必須負起經濟賠償的責任。

無論是在美國司法史上,還是政治史上,最高法院第四任院長馬歇爾,都是一位功勛蓋世的非凡人物。

在政治上,馬歇爾率領代表團遠赴巴黎,成功地談判收購路易斯安那,為美國奠定了超級大國的先決地理條件。

在司法史上,馬歇爾領導着美國法院,擺脫了美國法院是國會與白宮附屬機構心態,開始走向司法獨立的文明體系。

傑斐遜總統在位八年,有兩位副總統,第一任時的博爾(Aaron Burr) ,與第二任時的克林頓 (George Clinton)。

克林頓是開國元勛之一,紐約州第一任州長,美國歷史上唯一的傑斐遜總統,與麥迪遜總統的副總統。

以副總統身份,在決鬥中宰掉財政部長漢密爾頓(Alexander Hamilton)的博爾,是傑斐遜欲置之死地而後快的死敵,當博爾被以叛國罪名提起公訴後,馬歇爾並不賣傑斐遜的帳,直接向白宮下達傳票,命令交出有關文件,親自主持世紀審判,基與證據不足,最後宣布博爾無罪。這個裁決,成為美國司法獨立的分水嶺。

五位聽證《利特爾 訴 巴雷姆案》的大法官中,只有庫欣沒有黨派,其餘的馬歇爾、華盛頓、帕特森和蔡斯,全是聯邦黨。

馬歇爾和華盛頓,是民主共和黨的亞當斯總統提的名,其餘的庫欣、蔡斯和帕特森三位,全是無黨派的華盛頓總統提的名。

從這個組合來看,《利特爾 訴 巴雷姆案》沒有任何的政治色彩,純屬法理的裁決。

院長馬歇爾解釋美國憲法說:“憲政的最高原則:國會是立法機構,負責制定法律,但不得自我執行。總統是行政機構,負責執行法律,但不得自我製造法律。在憲法原則之下,現在是這樣,從來也就是這樣,即使是戰爭時期,也沒有改變。”

院長馬歇爾又說:“ 服從總統命令的官員,是否應對因該行為的誤解而造成的損害,承擔責任?還是總統的命令,可以免除他的責任? 命令不能改變事件的性質,即使沒有這些命令行為的合法化,也將是一種明顯的侵權。”

《利特爾 訴 巴雷姆案》裁定的美國司法原則,經歷了兩百二十年的考驗,至今依然有效,依然被涉及非法命令的案件,再三引用,如此長命的判例,在判例短命的美國司法史上,實屬罕見,足見此判例的權威性與合理性。

《利特爾 訴 巴雷姆案》判例,確認了美國軍事倫理,在美國武裝部隊中,確立了奉上級命令法理辯護,通常無效的學說而受到讚譽:遵循非法命令,本身就是一種非法行為。

這個先例被改良為現代軍事倫理:如果下屬知道,或應該知道它是非法的,那麼“服從上級命令”,就不能成為辯護的法理,就必須自己負起法律的責任。

在法理上來說,美國有《政府主權豁免案》保護,因而不得起訴政府,但沒有《政府官員豁免案》,因而執行非法命令的官員個人,就必須要承擔法律與賠償的責任。

美國軍事法庭,已經拒絕採用“我只是在執行上級的命令” 的法理辯護。在越南戰爭時期,發生數之不清的類似悲劇。

越戰期間,五角大樓成立了一個名為越南戰爭罪行工作組(The Vietnam War Crimes Working Group)的特別部門,調查了美軍對越南平民實施的暴行。

越南戰爭罪行工作組,創建了一個約九千頁的秘密檔案。其中記錄了 1967 年至 1971 年的三百二十餘起涉嫌事件,其中包括至少七至一百三十七名平民死亡的冷血屠殺。

針對非戰鬥人員的另外七十八起襲擊事件,其中至少五十七人被殺,五十六人受傷,十五人遭到性侵犯。

一百四十一起美國士兵虐待平民、被拘留者或戰俘的事件。

兩百零三名美國人員被控犯罪,其中五十七人被軍事法庭審判,二十三人被定罪。

越南戰爭罪行工作組,還調查了另外五百餘起涉嫌暴行,但因取證困難,無法核實。

這些調查,與《美國 訴 基南案(United States V Keenan)》和《美國 訴 卡利案(United States V William Calley)》相比之下,則顯得微乎其微了,因為兩件都是劃時代的,也是最為世人熟悉的冷血屠殺無辜平民案例。

1966年9月,海軍陸戰隊一等兵基南(Charles Keenan),是下士盧奇科(Stanley Luczko)率領十人小組之一。

當巡邏到一個小村莊時,遇到一位越南婦女,盧奇科突然想知道,他的點45手槍,能夠在她臉上打出一個多大的洞?

為了證實這個假設,盧奇科就朝着她右眼上方開了一槍,被打翻倒地的越南婦女哀嚎掙扎,盧奇科命令基南說:“結束她!”基南領命,用自動步槍,朝着受害人一輪掃射,完成了任務。

冷血謀殺勾當後,繼續前進,恰好又遇到一位倒霉的越南男性。

盧奇科喝令,要檢查他的證件,該男子驚懼之餘,拔腿就跑,盧奇科從後面就是一槍,一邊將之擊倒在地,一邊大吼:“開火!操他媽的!開火!”

基南領命,慢步過去,朝着在地上痛苦打滾的越南人,又是數輪掃射,完成了上級的命令。

事發後,基南被控二級謀殺第一位的越南婦女,一級謀殺第二位的越南男子。

對於二級謀殺的指控,基南的辯護法理是“我開槍時,她已經死了!”,

對於那位越南男性的一級謀殺指控,則是“我只是在執行上級的命令!”

軍事律師辯稱,基南在受訓時,就是被要求如此服從上級命令的,因而他認為這些行為是合法的。

基南被判革職與終生監禁,後被大赦為二十五年。給他下令殺人的盧奇科,則因證實患有嚴重神經病而判無罪。

另一件“我只是在服從命令”案例,是1971年的《美國 訴 卡利案(United States V William Calley)》。

或許沒有人知道地獄裡的魔鬼是什麼長相,但如果要在美國找一個活魔鬼樣板的話,則非卡利莫屬。

此案就是越南戰爭期間,轟動全球的美萊村大屠殺慘案。

卡利於1943年6月8日,在佛羅里達州邁阿密出生。他父親是海軍退伍軍人,1963年在邁阿密愛迪生高中畢業後,進入棕櫚灘初級學院,但不到一年,就因程度太差而退學。

卡利干過洗碗工、服務員、推銷員、保險估價師和列車長,曾報名入伍,但因聽力不足被拒。

第二次報名入伍,幸運地被錄取。在德州、華盛頓和夏威夷培過訓,1967年9月7日,陸軍軍官候補學校畢業, 官拜美國陸軍中尉,編入美國陸軍第11輕步兵旅第20步兵團第一營C連,於1967年12月派赴越南,受麥迪那上尉(Ernest Medina)直接領導。

C連是 Charlie Company 的縮寫。

卡利的駐軍環境,危險而艱難,初到的四個月之內,遭到了越共伏擊二十八次。五名軍人死亡與數十人受傷的殘酷事實,使卡利開始從內心就仇恨越共。

1968年1月,美國情報指示說:越共即將發動全面的春節攻勢,而已經撤退的越南民族解放陣線第48營,就窩藏在美萊村。村子的居民,會在凌晨七點出外趕集,留在村子裡的人,不是越共,就是越共支持者。

法庭存疑的證據指出,麥迪那命令卡利,帶着步隊C連,前往殲滅越共時的軍令是:不要俘虜,殺死所有越共游擊隊,包括動物在內的可疑人員,燒毀房屋,炸毀地下掩體和地道。

1968年3月16日凌晨,卡利率領C連部下,包圍了美萊村後,就開始使用機槍、刺刀和手雷彈,朝着他們認為是越共的可疑人員濫射。

在村子中央,C連把大約八十餘老少婦女等人,集中在一齊,卡利下令全部就地屠殺之。

見有不忍心開槍的士兵,卡利一邊大聲咒罵,一邊奪過其武器,親手屠殺了另外的兩群人,連同其餘的屠殺,超過五百名毫無反抗的越南平民遇難。

卡利身高五尺三寸,體重過百,矮瘦如柴,但他的冷血暴行,可以使魔鬼看起來像天使。

C連碰到了一位兩歲的孩子,卡利一耙將之揪起來,使勁地摔向土溝,被拋起來的無辜孩子,尖叫着落地之前,已經被卡利的機槍,打成了蜜蜂窩。

C連碰到了一位身穿白色袈裟的和尚,向著獸軍合十頂禮,卡利邪着眼大聲怒問:“你是不是越共?”還未等到回話,卡利就朝着出家人的腦袋開了一槍,將白色袈裟和尚的臉,轟掉了一半。

C連又碰到了一位年僅四歲的手臂受傷孩子,鮮血不停地從他捂住傷口的指縫流出,滿臉的迷茫,不敢相信這是人間,卡利冷血的下令手下,朝着孩子,近距離開槍擊斃。

C連所到之處,見到稍有姿色的越南女性,立即就地強姦,發泄完獸性後,就開槍屠殺之。

並不是所有的美軍,都是冷血動物卡利。

正在屠殺時,美軍直升機機師湯普森准尉(Hugh Thompson),在空中觀察到下面血流成河的慘狀,於是停機在一條壕溝旁,與陸軍中士米切爾(David Mitchell),從滿是屍體的壕溝里,救出尚未死亡的傷患,用直升機分兩批,運到醫療站急救。

湯普森質問卡利,這些沒有必要的屠殺是怎麼回事?卡利居然冷冷的說:“我只是在執行上級的命令!”

湯普森升空後發現,還有幾批美軍,正向幾批老人婦女孩子圍攏,湯普森立即大聲警告說,只要再向平民開槍,他就會向美軍開槍!正義的震撼,有效地制止了另一波的無辜屠殺。

後來湯普森在軍事法庭上,成為美國軍事檢察官,最重要的人證,指證卡利的禽獸冷血暴行。

回營後,卡利向上級報告他的英雄功勛:宰殺了一百二十八名越共!

英雄功勛,得到美軍駐越南總司令威斯特摩蘭將軍(William Westmoreland),“傑出的勝利”表揚。

軍報《星條旗報》也將卡利,表揚為“美軍歷時整天浴血奮戰,消滅了一百二十八名越共分子!”

《星條旗報》的”整天浴血奮戰”謊言墨汁未乾,真相就逐漸在軍隊內部傳開,殘忍的屠殺,勢將本來就師出無名的越戰,更使人詬病,更使美國蒙羞。

為了掩飾真相,整個越戰陸軍,全面配合著捂蓋子,當然,再也無人去提威斯特摩蘭“傑出的勝利”刺耳聲音了。

這件醜陋的屠殺無辜平民罪惡,居然被強行壓下了十三個月之久。

美萊村大屠殺後六個月,暴行在越南美軍內部,鬧得沸沸揚揚。“傑出的勝利”已經成為一句極具諷刺的貶義詞。

二十一歲的第11輕步兵旅士兵格倫(Tom Glen),給新上任的美國越南軍事援助司令部總司令艾布拉姆斯將軍(Creighton Abrams),寫了一份報告書,揭發美萊村暴行外,還提出他個人觀點說:

“如果有必要相信,一個懷有如此種族不容忍、無視正義和人類感情的美國士兵,是所有美國民族性格的原型,那確實是可怕的。然而,這種士兵的頻繁出現,讓人懷疑這種信念。這裡概述的內容,我不僅在我自己的單位中看到,而且在我們合作過的其他單位中也看到過,我擔心它是普遍的。 如果確實如此,這是一個不容忽視的問題,但可以通過更堅定地執行越南軍事援助司令部和日內瓦公約的規約,或許可以根除之。”

美萊村醜聞,呼之欲出。負責調查信件內容的,是三十一歲的鮑威爾陸軍少校(Colin Powell),他是後來的美國陸軍四星上將,和美國歷史上第一位黑人國務卿。

1969年3月29日,第11步兵旅直升機機關槍手裡登霍爾(Ron Ridenhour),一位血液里流着美國精神的年青人,在內心良知促使下,鼓起勇氣,把自己在越南服役時,搜集到有關美萊村大屠殺的聽聞,寫成了兩千字的長文,直接發給了尼克松總統、五位國務院與國防部最高層官員,和二十四位參眾兩院主要的議員。

在信中,有許多鮮血淋淋的描述:“組成特遣隊的另外兩個連,封鎖了村莊,以便另一個連,可以進行摧毀建築物並殺死居民。任何從裡面跑出來的村民,都被包圍的連攔住。

我多次問是否所有的人都被殺了,他們說是男人、女人和孩子。

連的一名官員卡利中尉,已經圍捕了幾組,每組至少由 二十人組成的男女老少,卡利然後用機槍掃射了每個小組。

估計村裡的人口有 三百到四百人,很少有人逃脫得了。

我簡直不敢相信有這麼多年輕的美國男子,參與了這種野蠻屠殺行為,他們的軍官,下令這樣做。連接到了屠殺村裡所有居民的命令,這些命令來自特遣隊的指揮官,可能更高的長官命令。”

在收到檢舉信的二十四位議員中,只有三位有所反應,他們是代表亞利桑那州的聯邦眾議員烏達爾 (Mo Udall) ,代表亞利桑那州的聯邦參議員高華德(Barry Goldwater),代表馬薩諸塞州,也是美國歷史上第一位黑人聯邦參議員布魯克(Edward Brooke),其餘的政客,全在裝聾作啞,視而不見,聽而不聞,不願意涉入這件醜聞。

里登霍爾見到如此重大事件,居然沒有引起應有的重視,於是將整個事件,告知了自由撰稿記者赫什(Seymour Hersh)。1969年11月13日,赫什將美萊村大屠殺暴行,在調度新聞服務(Dispatch News Service)上公布,立即震撼全球,美國形象,滑落谷底。

這篇報道,使赫什獲得了當年的普利茲國際新聞報導獎榮譽。

醜聞的蓋子捂不住了,只得公開追究刑事責任,這就是1971年的《美國 訴 卡利案》的來源。

五角大樓指派皮爾斯中將(Williams Peers),負責徹查掩蓋犯罪的事實,他查明了掩蓋的細節,將三十個介入犯罪嫌疑人,交給了軍事檢察官,只有十四人被起訴,但無一人罪名成立。唯一被定罪的倒霉蛋,只有卡利一人。

1969年9月5日,美國陸軍檢察官,以有計劃地謀殺一百零二位無辜越南平民刑事重罪,正式起訴卡利。

1971年3月29日,卡利在喬治亞州班寧堡(Fort Benning)聯邦軍事法院被定罪:謀殺二十二位無辜越南平民罪名成立,判處終生監禁。

收監三天,尼克松總統認為監獄不舒服,下令卡利在家坐牢,靜待上訴。

1971年8月,美國聯邦軍事法院召集部(Convening Authority)最高長官康諾中將(Albert Connor),引用《統一軍事司法法典》授權,認為終生監禁太重了,將之減刑為二十年。

陸軍部長卡拉威(Howard Callaway)覺得二十年也太重了,將卡利減刑為十年。

再不到三年,尼克松乾脆簽發大赦令,恢復了卡利的自由。

卡利恢復了自由後,娶了一位珠寶商女兒做老婆,在老丈人店裡學習珠寶買賣,混口飯吃,想去當房地產經紀人,但由於犯罪記錄而無法取得執照,最後當然以離婚收場。

2009年8月19日,卡利在喬治亞州哥倫布市基瓦尼斯俱樂部(Kiwanis Club)講演時,公開懺悔自己的罪行說:

“我沒有一天不為那天在美萊村發生的事情感到懊悔。我為被殺的越南人、他們的家人、參與的美國士兵、和他們的家人,感到懊悔。 我很抱歉。》”

無論是否誠意,都無法喚回五百條包括兩歲嬰兒在內的無辜生命。

在美國司法史上,《美國 訴 卡利案》是一件非常精彩的超級大案,尤其是卡利的辯護律師拉提默(George Latimer),與起訴卡利的軍事檢察官丹尼爾(Aubrey Daniel),都是當代的司法精英,兩人的結案陳詞,法理上乘,精彩無比,堪稱司法極品。

有幾位法學家,將丹尼爾的結案陳詞,媲美紐倫堡大審判時,傑克森大法官的結案陳詞。

尼克松以在位總統介入司法審判,留下千古惡名,事後被丹尼爾直接寫信抗議,然後掛冠而去,浩然正氣,更使世人敬仰。

整件訴訟,圍繞着在職軍人,是否應該執行非法命令的法理在辯論。

美國軍人就任時的誓詞是:“我,XXX,鄭重宣誓,我將支持和捍衛美國憲法,對抗所有國內外敵人,我將對此抱有真正的信仰和效忠,根據規定和軍事司法法典,我將遵守美國憲法,美國總統命令,和被任命為我長官的命令。所以,請上帝保佑我。”

軍人的職責順序是先服從憲法,再總統,再長官,遇到非法命令,立即依照軍規,向暢通無阻的指揮鎖鏈諮詢。

米利的軍人干政理由有三:第一,川普有神經病,第二,川普可能發動一場核子戰爭來轉移選舉失利的視線,第三,川普有可能指揮軍隊發動政變。

無論是從最高法院的有關判例,還是現代美國軍事指揮安全體系,尤其是軍人不得服從非法命令的傳統來看,沒有人包括總統在內,可以憑一時的意氣用事,能夠發動核子戰爭,或武裝政變,因而米利的三個理由,全部不成立。

在層層監管的核子武器安全系統之下,雖然美國總統是唯一有使用核子武器權的職位,但該職位的使用核子武器命令,必須是合法的命令,是經過白宮首席法律顧問、美國軍事法官、美國參謀長聯席會議主席、美國參謀長聯席會議副主席、海、陸、空、陸戰隊參謀總長的層層核實,才得以付諸執行,絕對不可能出現誤會或疏忽的狀況。

如果美國發動核子戰爭,那絕對是一場國家行為,所有後果,也是由國家來負責。

美國的安全機制,不可能允許政客,使用非法命令去摧毀美國,和美國的文明憲政。

米利的軍人干政非法行為,不是首次,是有前科可查的。在川普競選連任時,米利的形象,居然出現在川普的廣告中。

這種行為,觸犯了2010年7月21日開始生效的《多德-弗蘭克華爾街改革和消費者保護法案(Dodd–Frank Wall Street Reform and Consumer Protection Act)》、1939年8月2日開始生效的《哈奇法案》、與1878年6月6日開始生效的《軍事集體法》、1883年1月16日開始生效的《彭德爾頓公務員法》等,禁止軍人干政的法律條款。

更荒謬的是在2020年6月1日的米利戰裝隨行事件。

川普為了抵制黑命貴,在白宮對面的拉法葉廣場示威抗議,決定要從白宮,步行到離白宮不遠的聖約翰主教教堂,來彰顯他的威權。事前不僅有軍隊和警察清場,而米利居然身穿全副彩色戰裝,緊隨川普出行。

指揮軍人用催淚彈清場,強行驅逐示威人群,本身就是一種觸犯法律的行為。美國法律《彭德爾頓公務員法》,不允許軍人參與政治活動,也不允許軍人干預社會抗議,或聚會活動。

無視法紀的米利,膽敢穿着戰裝上場,準備幹什麼?能不招來大批退休將領們的噓聲嗎?

米利在文明社會裡居然逆水行舟,居然公開藐視法律,居然不立即辭職謝天下,可謂美國軍人之恥也。

米利可能是七十年來,最無能的參謀長聯席會議主席,阿富汗變局,就是他一手操作出來的敗局。

川普在位時,米利堅定地支持從阿富汗全部撤軍的政策,邀請塔拉班代表,到大衛營與川普面談,並敲定了撤軍時間表,全是他的所謂傑作。

但是拜登上台後,米利卻一改其撤軍的政策,認為急匆匆的從阿富汗撤軍,是一件嚴重的政治錯誤,將會導致加尼總統(Ashraf Ghani)領導的政府垮台,更會導致阿富汗的全面變天。

米利見人說人話,見鬼說鬼話,對神經不正常的川普說話是一套,對反應遲鈍的拜登說話卻又是另一套。鼠目寸光,連塔拉班的本質都掌握不住,怎麼有資格出任美軍第一人?

米利不具備美國總統首席軍事顧問的素質。川普落選了,突然心血來潮,未與國家安全會議商量,就悍然下令:所有美軍,必須在2021年1月15日之前,全部撤出阿富汗。

非常明顯,這是一道將會造成美國和阿富汗兩國災難性後果的非法命令,依照《國防部指令》,米利應該依法拒絕接受命令,但米利沒有那麼做,也就是沒有盡責,米利的和稀泥與牆頭草個性,再次表露無遺。

米利的搖擺不定見解,為阿富汗撤軍導致的悲劇,埋下了註定要失敗的種子。這也是導致一百餘位退休將領發表書面聲明,要求米利下台的主要原因。

米利的軍人干政惡劣行為,不是首次。根據《華盛頓郵報》資深記者廬克(Philip Rucker),和萊昂尼希(Carol Leonnig),在2021年7月出版的《我一個人可以解決(I Alone Can Fix It)》書中爆料說,在川普落選後,米利就一直認為川普有搞一場政變,來扳回敗選的局面,他在非正式會議上,與助理們商量此事時說:

“他們可能會嘗試,但他們操他媽的不會成功。 沒有軍隊,你做不到這一點。 沒有中央情報局和聯邦調查局,你無法做到這一點。 我們是拿着槍的人。”

米利直接把川普,當如成德國的希特勒,並將川普關於選舉舞弊的虛假陳述,稱為“元首的福音”他說:

“這是一個國會大廈的時刻(Reichstag moment),為了確保喬.拜登的總統就職典禮,這個房間里的每個人,無論你是警察,還是士兵,我們都要阻止這些人,以確保我們權力的和平移交。 我們將在這座城市周圍,放置一個鋼鐵環,不會讓納粹黨徒們進入。”

米利並沒有出面否認事件的真實性,果真如此,米利還是美國軍人嗎?

米利自己致電中共中央軍委聯合參謀部參謀長李作成,許諾如果開戰,就會提前通知他云云,代理國防部長米勒(Christopher Miller)和川普,都是他的頂頭上司,都全部不知情。

軍人干政是憲政體系的大忌,軟弱無能的卡特,都不容忍駐韓美軍參謀長辛格勞布少將的軍人干政言論,三K黨總統杜魯門,也敢炒日本太上皇麥克阿瑟的魷魚,目前的拜登,只因米利反對的是死敵川普,就置美國法律尊嚴、軍人尊嚴、國家尊嚴於不顧,任由米利軍人干政事件發酵兩周,依然歲月靜好,依然麻木不仁,依然沒有動靜,真乃美國軍人之恥,美國憲政之恥也。

米利的任期尚剩一年另六天,再被提名連任的可能,幾乎是零,賴在位置上,只能惹來更多的非議,甚至更多的羞辱 — 羞辱自己也羞辱國家 — 革職或辭職,依然是他的明智選擇。

2021年9月2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