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教改革的集大成者約翰·加爾文第四節 嘗試重塑日內瓦的失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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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爾文Jean Calvin (1509-1564),宗教改革的集大成者。 © DR

「提要」加爾文留在了日內瓦,他首先起草了一份《信仰告白》,要求日內瓦人宣誓服從。接着又草擬了一份文件,提出四項改革,交給市議會,要求他們通過執行。加爾文開始按照他的信念來建造一座上帝之城。

問:看來,加爾文想在歐洲的中心建立一個基督教的中心,來和羅馬的天主教中心作對比。

答:他確實有這個想法。這裡有個概念,要給聽友們澄清一下,那就是天主教和基督教這兩個名詞的不同用法。首先,一般說來,在談到世界上的主要宗教派別時,比如當我們說世界三大宗教,基督教、伊斯蘭教、佛教時,我們用基督教這個詞來代表以耶穌基督為信仰對象的宗教派別,在這個最寬泛的意義上,我們不用天主教這個名稱。其次,在談到基督教內部的派別時,我們會用天主教、東正教、基督教這些名稱,這時天主教特指自羅馬以來的基督教信仰,或稱為舊教。Catholique天主教這個詞,它來自希臘文Katholike,這個意思是普世的、大公的,所以天主教亦稱大公教。於此相關,基督教這個概念的外延反而縮小了,特指宗教改革後的基督教,也就是所謂新教。路德宗、加爾文宗都歸屬在新教範疇之內。在中國,基督教這個詞基本就是指新教,也就是路德、加爾文這一派。這就是你說的加爾文要建一個基督教中心,來和天主教的羅馬作對比。因為在宗教改革家看來,羅馬已經墮落腐化,需要重振對耶穌基督的信仰,使基督教純潔化。加爾文就是抱持這個理想來改造日內瓦城的。

問:那麼加爾文的具體做法是什麼呢?

答:加爾文向日內瓦議會提出了四點建議。第一點,對參加聖餐禮的教徒,要有資格審查。按加爾文的說法,“一個教會若不按理分領主的聖餐,是不可能有良好秩序的。人若沒有一顆敬畏之心,就不可到餅和杯麵前來。為了維持教會的健全,開除教籍的紀律是必要的。我們認為有必要建立監督制度”。這就是說加爾文組織的教會,對信眾的品行,有評定權,你得是個好基督徒,才有資格領聖餐。而在從前並沒有人去審查和監督信眾的品行如何。加爾文要建立監督制度,而且他公開要求教會擁有開除信眾教籍的權力。而從前這個權力是屬於教皇的。建議中說,“教會通過忠信的兄弟姐妹在城裡各處的觀察、注意,可以了解到誰不按基督教導生活,然後教會按基督在《馬太福音》第十八章設立的順序,進行勸說、批評,最後一步是教會作出開除的決定,由議會來執行”。這一條立即引起日內瓦許多議員的反對,他們說,我們要在自己的城裡設一位新教皇嗎?我們有許多條法律可以懲罰惡行,教會不應該侵佔這些權力。他們認為,教會、牧師,你的工作就是講經傳道,為什麼要有控制市民的權力呢?因為我們知道,一旦教會自己擁有了開除信眾教籍的權力,那教會就會凌駕在世俗政權之上。而加爾文卻相信,沒有監督、執行權,就不可能讓每一個信眾去誠心誠意地侍奉上帝。

問:加爾文這是想擁有一種懲罰權來推行他的革新教會的設想。

答:是的。那第二條改革就是要依據《福音書》,重新審視婚姻方面的規定。他認為從前教會與婚姻有關的規定,都是教皇任意頒發的,混亂不堪。所以要徹底清理。第三條改革,是要專門給兒童編寫一本教理問答,讓孩子從小就能接受正確的宗教觀念。第四條,是要讓參與宗教儀式的信眾,同唱讚美詩。而從前天主教的禮儀,是神父用拉丁文唱,信眾只是盲目的旁觀者。聽友們很容易就能看出來,加爾文的這四條改革建議,圍繞着一個中心,就是讓信眾有參與感,使教會不再是一個等級森嚴的教階體系,而是一個平等參與的團體。這其實是路德所說的,教會之內,人人皆教士的具體化。日內瓦教會對這些建議一直拖着不批准,因為日內瓦城有一批人,討厭這個法國教士,要強加給他們一種新秩序。這個秩序嚴苛、枯燥,會破壞他們往日自由和放縱的生活。此時,伯爾尼的教會要求日內瓦恢復傳統天主教的禮拜儀式。日內瓦又新選出了三位與加爾文作對的行政長官,他們試圖把加爾文所做的改革一筆勾銷。結果,在他們的煽動下,那些反對加爾文嚴格監督信仰活動的信眾,開始擾亂加爾文的講道,威脅要把加爾文和法雷爾扔進羅納河。他們走在街上,會有人向他們吐口水,天黑之後,有人來踢他們的門,甚至有人在街上鳴槍,嚇唬他們。市議會的官員要求加爾文遵照伯爾尼的命令,依照老規矩講道和行聖禮,並威脅說,如不照辦,就停止他們的復活節佈道。但是加爾文不服從議會的命令,堅持作復活節佈道。他憤怒地指責那些不遵守他所改造的禮儀的信眾,並堅決不給這些人行聖餐禮,以至暴民衝上講壇,險些鬧出流血事件。隨後日內瓦議會作出決議,限加爾文、法雷爾三天之內離開日內瓦,也就是將加爾文驅逐出日內瓦。無奈,加爾文在1538年4月25日離開日內瓦。他改造日內瓦的計劃失敗了。

問:加爾文是不是急於求成,對日內瓦人過份嚴厲了?

答:我想有這個原因。加爾文後來自己也反省,他一直思考在日內瓦的失敗,寫信給法雷爾說,“我們願意在上帝面前承認,我們不夠老練,我們被上帝管教是應該的”。他把這次失敗看作是上帝對他的考驗。離開日內瓦在巴塞爾停留了一段以後,他最後安居在斯特拉斯堡。在這裡聚集了許多從法國逃出來的新教徒,也就是胡格諾派。加爾文重新在講壇上開始佈道,這回他是給自己人講,所以格外盡心。在這個安靜的環境中,他完成了《基督教要義》的第二版,並把它翻譯成優雅的法文。在這短暫的安寧期間,他結婚了。他的妻子依多萊特·戴波爾溫柔美麗,後來她成了加爾文的助手,對加爾文後來的事業給予極大的幫助。1539年,加爾文被斯特拉斯堡市推選為代表去參加查理五世召開的帝國會議,當時查理五世面對土耳其大軍的壓力,他急於讓天主教與新教的力量團結起來,去對抗真正的異教徒。在這個會議上,加爾文結識了馬丁·路德的左膀右臂梅蘭西頓。梅蘭西頓告訴加爾文,路德讀過他的著作,並且路德曾在給加爾文的朋友布塞爾寫的信中說,“請代我向加爾文致敬,我特別喜歡讀他寫的書”。加爾文也通過梅蘭西頓轉給路德一封信,信中說,“假如我能飛到您那裡,哪怕短短几個鐘頭與您在一起,我也會很享受。在此世,我們沒有得到此機會,我希望我們很快就會在上帝的樂園中相見。別了,基督最出色的傳道人,我永遠尊敬的父親”。可惜這兩個巨人竟無緣相見。凡·赫爾馬斯說,“若是上帝選擇,使宗教改革的巨人們,在他的基本信念上相聚,誰能想像,新教會發生什麼樣的事兒”?這個歷史的遺憾,也只能留給我們一個想像的空間了。

作者:特約專欄作者:趙越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