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時期的風雲人物們今何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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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孫健(1936–1997.11) 孫健,河北定興人。1951年5月參加工作。1958年12月加入中國共產黨。曾在天津大成電鋸廠、天津中國機械廠當工人。 1956年6月後,任天津內燃機廠工人、幹部、武裝部副部長、黨委副書記、黨委書記、革命委員會第一副主任。 1970年9月任天津一機局革命委員會副主任。1973年1月任天津市生產指揮部副主任。同年11月後,任中共天津市委常委、書記。 1974年1月任天津市革命委員會副主任。是中共第十屆候補中央委員,1975年1月任國務院副總理。 1978年3月被免去職務,回天津機械廠工作,1990年5月任中國機械工業供銷總公司華北公司總經濟師、機電部經理。1997年11月在天津病逝。享年61歲。

 

2、董加耕(1943~) 董加耕是江蘇省鹽城縣葛武公社董伙大隊人,1961年夏天他高中畢業,面臨著升學還是回鄉的兩種選擇,作為鹽城縣龍岡中學的預備黨員、團支部書記,他是個品學兼優的學生,學習成績各門課程超過96分,老師們都希望他上大學,但他卻在升學志願書上填上”回鄉務農,立志耕耘”。 他的行動曾影響上世紀中國乃至前蘇聯等國內外千千萬萬青年的行為。1964年3月20日《人民日報》指出”董加耕所走的路,就是毛澤東時代知識青年應該走的路。 董加耕曾任江蘇鹽城團地委書記、鹽城縣委副書記、團中央委員、國務院知青領導小組成員等職,曾當選為第3屆全國人大代表主席團成員、執行主席,第4屆全國人大常委、鹽都縣政協副主席。 建國50周年前夕,董加耕入選”共和國英模”50人。2005年享受全國勞動模範待遇。

 

3、邢燕子(1940~) 邢燕子,女,天津市寶坻縣人。從小跟爺爺在農村老家長大,父親是天津市一家工廠的副廠長。1958年,高小畢業後沒有回父母所在的天津市區,而是回到家鄉寶坻縣大中庄鄉司家莊村務農,發憤改變家鄉的窮貌。在那裡,她和農民打成一片,並組織了一個”邢燕子突擊隊”,成績突出。 1960年人民日報發表長篇通訊《邢燕子發憤圖強建設農村》,介紹了邢燕子的先進事迹。此後,成為上山下鄉的知青典型,被稱為毛澤東時代的好姑娘。 1964年,她出席中國共青團第九次代表大會,同年當選為第三屆全國人大代表,毛澤東主席生前5次、周恩來總理13次接見過她。 她先後歷任中共河北省委委員、寶坻縣委副書記、地委常委、天津市委書記、市政協副主席,全國人大代表,黨的九至十三大代表,第十至十二屆中央委員。 1981年被市委安排到北辰區工作,任北辰區人大常委會主任。現退休。 2009年9月14日,她被評為100位新中國成立以來感動中國人物之一

 

4、候雋(1944~) 侯雋,女,1943年生,原籍北京。1962年高中畢業後放棄高考,隻身從北京來到天津寶坻縣竇家村(今屬史各庄鄉)安家落戶,立志做一個社會主義新型農民。 1963年7月,共青團天津地委發出《關於在知識青年中開民學習侯雋事迹的通知》,在天津地區青少年中掀起學習侯雋的熱潮。 1964年侯雋與邢燕子一起出席河北省勞動模範代表大會。1971年在北京受到周月,共青團天津地委發出《關於在知識青年中開民學習侯雋事迹的通知》,在天津地區青少年中掀起學習侯雋的熱潮。 1964年侯雋與邢燕子一起出席河北省勞動模範代表大會。1971年在北京受到周恩來總理的接見,同年被選為中共天津地委委員。中共寶坻縣委委員,1973年任中共寶坻縣委副書記,1976年任國務院知識青年上山下鄉領導小組副組長。1980年始任寶坻縣人大常委會副主任。 從1980年至1990年,侯雋擔任寶坻縣人大副主任,1991年起,擔任寶坻縣副縣長,2001年1月,57歲的侯雋出任寶坻縣政協主席,當年9月撤縣設區後,侯雋一直擔任寶坻區政協主席直至2007年5月退休。

 

5、郭鳳蓮(1947~) 郭鳳蓮,女,漢族,1947年9月生,山西昔陽人。 1968-1978年擔任山西省昔陽縣大寨公社黨委副書記、革委會副主任,中共昔陽縣委委員、副書記,山西省革委會副主任;1980年調任晉中果樹研究所副所長;1991年被任命為中共昔陽縣委常委、大寨黨支部書記;1992年當選為昔陽縣政府副縣長;1994年任山西省婦聯副主席;同年改任昔陽縣委副書記;現任全國人大常委,大寨黨總支書記、經濟開發總公司董事長。 在”農業學大寨”那個特殊的年代裡,被稱為”鐵姑娘”的郭鳳蓮與大寨一起站到了歷史的舞台上。應該說,陳永貴為改變大寨的落後面貌做出了巨大貢獻,而郭鳳蓮就是從他手上接過大寨的這面大旗。 改革開放後,重振大寨的擔子落在了”鐵姑娘”的肩上。順應改革的浪潮,從當年”全國農業學大寨”到”大寨學全國人民”這樣的轉變不容易,而郭鳳蓮和她的大寨做到了。她大力推進村辦企業和第三產業的發展,走農工商一體化的路子。大寨企業經歷了村辦小作坊到規模化、專業化、品牌化發展的轉變。如今的大寨,又實現了”小有教,老有靠,病有報”,一片繁榮景象。

 

6、尉鳳英(1933~) 尉鳳英是一位煤礦工人的女兒,三歲時就死了父親。母親帶着他們兄妹三人靠挖野菜、揀煤核、討飯吃,熬到了解放。 1953年尉鳳英20歲考進了瀋陽七二四廠(後稱東北機械製造公司)當了工人。懷着對共產黨和新中國的滿腔熱忱,她開始了自己的學徒生涯。 1953年,20歲的尉鳳英進入東北機器製造廠當工人。她勤奮好學,鑽研技術,大膽革新,進廠第一年就實現兩項技術革新,完成全年的生產任務僅用247天。當時廠內的沖床還是由手工送料,技術比較落後,生產效率低。 尉鳳英是五六十年代著名的勞動模範,第二、三屆全國人大代表,中共第十屆中委,第十一屆候補中委。曾任遼寧省和全國婦聯領導。1977年回遼寧省做基層工作。她外在的樸實無華和精神世界的光彩奪目形成了鮮明的對照;她對工作投入了火一般的熱情,先後13次受到毛主席的接見,1964年被黨中央命名為”毛主席的好工人”,成為全國人民學習的榜樣。

 

7、孫玉國(1941~) 孫玉國,1958年7月至1961年9月孫玉國為瀋陽冶金機械廠工人。1961年9月參加中國人民解放軍。1961年9月至1963年1月為遼寧省公安總隊1支隊、某部炮連戰士。1963年1月至1965年6月為黑龍江省虎饒邊境工作站勤務連戰士、文書、司務長。1965年6月至1969年6月任黑龍江省饒河邊防站、黑龍江省公司亮子邊防站管理員、副政治指導員、站長。 在1969年3月,擊退蘇聯邊防軍的珍寶島自衛反擊戰中,表現優秀,被中央軍委授予”戰鬥英雄”稱號。 1969年6月至1972年9月任陸軍團副團長。1972年9月至1973年12月任黑龍江省軍區獨立團團長。1973年12 月至1974年2月任黑龍江省軍區副司令員。1974年2月至1977年10月任瀋陽軍區副司令員。 1975年1月當選為第四屆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中共第十屆中央候補委員。 1982年11月18日,中國人民解放軍總政治部和中央軍委紀委對孫玉國的審查結果作了批複:經中央軍委批准,同意你們對孫玉國同志所犯錯誤的審查結論和給予黨內嚴重警告處分,按正團職做轉業處理。 1983年3月至1993年2月任中國人民解放軍七四四六工廠第二廠長。1993年2月至1999年10月任瀋陽軍區後勤部經貿局進出口部總經理、經貿局總經理助理、副局長,後按副師級轉業的退伍。

 

8、吳桂賢(1938~) 吳桂賢,女,河南鞏縣(今鞏義市)河洛鎮胡坡人。1951年,吳桂賢進陝西省咸陽市西北國棉一廠細紗車間當擋車工。1958年,加入中國共產黨。後任全國紡織先進集體“趙夢桃小組”黨小組組長,連續被評為先進工作者。 1968年畢業於西北大學。曾當選為全國紡織系統的勞動模範。“文革”中被樹為“活學活用”毛澤東思想積極分子。1968年後曾先後擔任西北國棉一廠革命委員會委員、主任,咸陽市革命委員會副主任,陝西省革委會委員、常委。 1969年出席中共第九次全國代表大會,被選為中央委員。後任中共陝西省委副書記。1973年中共十大上繼續當選為中央委員,在中共十屆一中全會上還當選為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1975年在全國人大四屆一次會議上當選為國務院副總理。1977年8月在中共十一大上當選為中央委員。 1977年9月申請辭去副總理職務,同年經中共中央批准回到陝西省咸陽市西北國棉一廠。 1978年任西北國棉一廠黨委副書記,1981年6月起任廠黨委副書記、廠工會主席。1988年任深圳外貿集團公司與港人合辦的紡織有限公司董事長兼總經理。 1998年,吳桂賢退休時,中共中央組織部專門下發文件,給予她相應退休待遇。 他們有一兒一女。一家人都居住在深圳。1998年,陝西的“老鄉”又推選她擔任深圳振興陝西促進會會長。她為深圳、陝西兩地的企業牽線搭橋,做了大量工作。她曾為重修黃帝陵募捐了25萬元,她回咸陽走了5個縣,看了17個企業,幫助那裡搞合作開發項目。平時有陝西的鄉親來深圳辦企業,搞書畫展,她總是熱情地前去剪綵祝賀。平時的救災扶貧、希望工程等社會公益事業,她總是從自己的生活結餘中捐款捐物。 吳桂賢有一個美滿幸福的家庭,她的丈夫畢業於西北工業大學,曾任深圳賽格集團的總工程師。他們結婚四十多年,患難與共,相濡以沫,是一對讓人羨慕的模範夫妻。他們的兒子和女兒都是深圳大學畢業,在金融部門工作,孝敬父母,事業有成,一家人其樂融融。

 

9、李素文(1933~) 李素文,女,河北省樂亭縣馬頭營鎮郭莊子村人,生於瀋陽市。1954年加入中國共產黨。曾在當地當過兒童團長,團支部書記,高級社副社長。 1956年到瀋陽市南塔第二副食門市部當營業員,先後當選為瀋陽市勞動模範,遼寧省學習毛主席著作積極分子,省財貿系統”五好”職工標兵。 1965年成為全國婦女”三八”紅旗手。1966年1月被商業部授予”學習毛主席著作標兵”稱號。 1968年5月任瀋陽市革命委員會副主任。1969年4月當選為中共第九屆中央委員。1973年任中共遼寧省委常委、遼寧省革命委員會副主任,共青團遼寧省委書記。1973年8月當選為中共第十屆中央委員。1975年1月當選為第四屆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 1978年4月瀋陽糖果廠,1983年10月任副廠長。1986年調任瀋陽市輕工局供銷公司副經理。1989年退休。 1998年8月15日,中央領導來到瀋陽,並在河水清清的南運河將軍公園接見了包括李素文在內的30多個勞模。當江主席握到李素文的手時,用親切的口吻說:”黨和人民沒有忘記你們,你們在社會主義建設時期,為祖國和人民作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現在仍然艱苦奮鬥,勤儉持家,在全國開了一個好頭,祝你們健康長壽!”那一刻,李素文激動地流下了眼淚……

 

10、張鐵生(1950~) 張鐵生,1968年中學畢業後下鄉插隊。曾任興城縣白塔公社棗山大隊第四生產隊隊長、任中共鐵嶺農學院核心小組副組長、院黨委副書記。 1973年6月,張鐵生被縣裡推薦考大學工農兵學員。在物理化學考試時,大部分考題不會回答,但他在卷子背面寫了《給尊敬領導的一封信》,最終他的考試成績語文38分,數學61分,物理化學6分。1973年7月19日,《遼寧日報》以《一份發人深省的答卷》為題刊登了張鐵生的信,信息被毛遠新得知,張鐵生的命運從此改變。 1975年當選為第四屆全國人大常委。1976年10月後被撤銷所擔任的黨內外職務,並被開除黨籍。: 1983年被錦州市中級人民法院以反革命宣傳煽動罪、陰謀顛覆政府罪判處有期徒刑15年,剝奪政治權利3年。 1991年10月刑滿獲釋,和另外三人創辦了飼料公司—遼寧禾豐牧業股份有限公司。 2014年7月30日,禾豐牧業(732609)在上交所正式發行,張鐵生是第五大股東,成了名符其實的億萬富翁。

 

11、黃帥(1960年——2017年) 1973年底,黃帥在北京市海淀區中關村第一小學五年級上學。班主任讓全班同學都寫日記,要求寫出心裡的話。9月7日,黃帥這天的日記令她的人生發生了的轉變。”今天,××沒有遵守課堂紀律,做了些小動作,老師把他叫到前面,說:’我真想拿教鞭敲你的頭。’這句話你說得不夠確切吧,希望你對同學的錯誤耐心幫助,說話多注意些……”。黃帥的班主任看了這篇日記後說”提意見純粹是為了拆老師的台,降低老師的威信。於是,接下來兩個多月,老師號召同學”對黃帥的錯誤要批判,不要跟着她學,要和她劃清界線”。 黃帥覺得自己受了委屈,便給《北京日報》寫了一封信,希望報社來人調和她和老師的矛盾。她說:”……我是紅小兵,熱愛黨和毛主席,只不過把自己的心裡話寫在日記上,可是近兩個月老師一直抓住不放。最近許多天,我吃不下飯,晚上做夢驚哭,但是,我沒有被壓服,一次又一次地提出意見。究竟我犯了啥嚴重錯誤?難道還要我們毛澤東時代的青少年再做舊教育制度’師道尊嚴’奴役下的奴隸嗎?”對於黃帥來說,寫這封信的目的不過是希望解決她和老師的矛盾,好安心學習。據黃帥後來講,信寄出後,她又有些後悔,”自己原本有錯,而且那位語文老師平時對我們挺不錯的”。 恰恰在這時,江青集團正好需要在教育界樹立一個”橫掃資產階級復辟勢力”、”批判修正主義教育路線回潮”的典型。黃帥這封六百字左右的信成為了江青等人的突破口。 江青的親信謝靜宜回復:”不是你和你老師之間的關係問題,這是兩個階級、兩條路線的大事”。她立即指令《北京日報》把日記作了摘編,並在1973年12月12日加了編者按語公開發表。《人民日報》12月28日又在頭版頭條位置全文轉載。 幾天之內,黃帥就成了中國家喻戶曉的”敢於反潮流的革命小闖將”。中央文革領導小組讓這黃帥到處演講,在教育戰線上大做文章。中國各中小學迅速掀起了”破師道尊嚴”、”橫掃資產階級復辟勢力”、”批判修正主義教育路線回潮”的活動。 許多地方也樹立了黃帥式的反潮流人物。學校對學生的嚴格管理被指責為搞”師道尊嚴”、”復辟回潮”,許多學校出現了官員管不了、教師教不了、學生學不了的混亂局面。 1979年9月至1984年9月,黃帥在北京工業大學學習。1984年9月,到北京計算機技術研究所工作。1986年,赴日本留學。1993年3月,獲得東京大學”學術碩士”學位,到日本三和綜合研究所工作。1998年12月,回到中國,到北京工業大學出版社工作。2017年12月10日,因癌症在北京朝陽醫院去世。

 

12、呂玉蘭(1940-1993年) 呂玉蘭,河北省邢台市臨西縣下堡寺鎮東留善固村人,1955年高小畢業回鄉務農,當年擔任本村”鐵球”農業生產合作社社長,是新中國最年輕的合作社社長。 呂玉蘭1958年入黨,1960年任本村黨支部書記;1966年發表了聞名海內外的”十個為什麼”的人生體會文章;1969年當選中共中央委員;1970年任臨西縣委書記,提出了著名的”農業要上去,幹部要下去”的口號;1971年任中共河北省委副書記。1974年兼河北省農委副主任。1977年任中共河北省委書記、省革命委員會副主任。 1981年任中共正定縣委副書記。1985年任河北省農業廳副廳長,農業廳黨組成員。呂玉蘭是中共第九、十、十一次全國代表大會代表,中央委員;第四、五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代表、常務委員會委員。 呂玉蘭一直堅持在農村參加生產勞動,積極帶領群眾戰天鬥地,改變了家鄉一窮二白的面貌,從一個普通的農村姑娘逐步成長為聞名全國的女勞動模範和女省委書記。 1993年病逝。

 

13、毛遠新(1941年2月14日~) 1941年2月14日,毛遠新在新疆省迪化(今烏魯木齊)出生,父親毛澤民、母親朱旦華,當時,其父親擔任新疆省財政廳廳長。1942年9月中旬,新疆省主席盛世才下令把中共派駐新疆的黨員陳潭秋、毛澤民、林基路等百多人逮捕,最初分開軟禁,隨後羈押監獄,陳潭秋、毛澤民最終被盛世才處決,當時毛遠新才2歲。毛遠新和母親朱旦華則被羈押在監獄一直到1946年。 1946年,毛遠新以及被羈押未遭殺害的共產黨獲得營救,並且被護送到延安。7月中旬,毛遠新和母親朱旦華第一次見到毛澤東。 1949年夏季,蔡暢做媒,毛遠新的母親朱旦華和方誌敏的弟弟方誌純(文革前任江西省委書記)結婚,他們曾都在新疆坐牢。7月,毛遠新隨着母親朱旦華、繼父方誌純從北京到南昌的八一保育院,毛遠新在附近的小學讀書,毛遠新經常和母親吵着要回北京。1951年9月,朱旦華帶着毛遠新到北京參加國婦聯工作會議,朱旦華和毛澤東提及毛遠新在北京讀書的問題,毛澤東詢問過毛遠新後,欣然同意。 毛遠新在毛澤東身邊一呆就是9年,毛澤東給其取了個外號“小豆豆”。1968年5月14日,遼寧省革命委員會宣布成立,江青扶助其擔任了遼寧省革命委員會副主任、瀋陽軍區政治部副主任、遼寧省區政委。 1976年,因文革時期與江青等關係被逮捕。1986年,被中國人民解放軍軍事法庭判處17年有期徒刑,從1976年起算。1989年3月保外就醫。1993年10月,毛遠新刑滿釋放後,在上海汽車工業質量檢測研究所工作,使用名字為“李實”,毛遠新擔任總工程師辦公室主任。 1996年,上海市人民政府給毛遠新全家分配新居入住,毛遠新的工資也從最初1993年的600元逐漸長到了2001年的1600元。 2001年2月,毛遠新退休,按《高級技術職稱標準》每月領取養老金1080元,並因為父親為革命犧牲的關係而享受烈屬待遇。女兒李莉1977年1月出生時,毛遠新剛剛被關押3個月,妻子全秀鳳也正在隔離審查。女兒10個月時高燒不退,因長時間大量使用青鏈黴素,導致雙耳失聰。

 

14、林立衡(1944~) 林立衡,又叫林豆豆,1944年生於延安,是林彪和葉群夫婦唯一的女兒。六歲時曾跟隨父親林彪至莫斯科養病。由於家庭因素,她尊重父親而厭惡母親。文革期間擔任《空軍報》副總編。 1962年加入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1965年加入中國共產黨。1971年9月13日凌晨林彪一行人在溫都爾汗墜落,機毀人亡。林立衡接受審查。1974年3月,隨着”批林批孔”運動的興起,林立衡被”四人幫”定性為”林彪留下的釘子”。她頂不住”四人幫”的惡意攻擊,曾超量服用安眠藥自殺,被人發現後送空軍醫院救活。後來,她斗膽向毛主席寫信。1974年7月31日,毛澤東下達批示:”解除對林立衡的監護,允許她和張清霖來往。”根據毛主席的批示,空軍政治部領導找她和張清霖談話,同意他倆結婚,同時下放河南開封農場勞動。 1974年8月2日,空政幹部部派人 陪同林立衡夫婦到河南開封。在開封農場,他倆早起晚睡,養雞餵豬,還種了15畝地。1975年10月,鄧小平主持中央政治局工作 後決定讓林立衡夫婦作轉業處理。11月,他倆又作為轉業軍人分配在河南鄭州汽車製造廠工作,張清霖在廠職工醫院任外科醫生,林立衡任齒輪分廠革委會副主任。 後來,林立衡把丈夫的兩個侄女從湖南老家調到了廠里,一個在車間當工人,一個複習功課報考大學。兩個侄女一來,小家庭立刻充滿了生機。工廠對林立衡一家還是挺照顧的,看她家”人丁興旺”了,便讓他們搬進了單門獨居的平房去住,大大小小共蓋了5間,還專門蓋了一間廁所,盛夏時節,每天還可淋浴。 1976年5月,”反擊右傾翻案風”開始,林立衡被認為是”右傾翻案風”刮到鄭州來的,被罷掉革委會副主任,下放車間當工人。 1979年元旦,當時的河南省領導段君毅、胡立教,曾請林立衡夫婦吃過一頓飯、轉告說鄧大姐、胡耀邦都很 關心他們,有事可以寫信。 1985年,一位頗孚眾望的老同志向中組部表達了自己的意見:”林立衡身體不好 ,她的親屬都在北京,應該讓她回到親人身邊。”1987年,林立衡調回北京,在中國社會科學院工作,直到2002年退休。

 

15、王海容(1938年-2017年) 王海容,女,湖南省長沙市人。王海容父親王季范娶文芝儀的次女為妻。這位文氏姑娘是毛澤東的母親文七妹的親姐姐文六妹。所以王季范的母親是毛澤東的二姨媽。王季范和毛澤東實為姨表兄弟。毛澤東則一直叫這位表兄為“九哥”。毛澤東從兩歲起寄養在外祖父家。他幼年的大部分歲月都在唐家坨度過。從某種意義上說,王季范是毛澤東的真正蒙師。 1960年秋,王海容考入北京師範學院俄語專業,後又進入北京外語學院讀英文。1965年11月,進入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由周恩來總理指示,王海容被安排在外交部辦公廳。 1970年夏天,由周恩來直接提名,委任王海容擔任外交部禮賓司“負責人”。 1971年7月至1972年5月,任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禮賓司副司長,參與基辛格秘密訪華和尼克松訪華的接待工作。 1972年5月至1974年7月,任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部長助理,主管禮賓事務。 1974年7月至1979年2月,任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副部長。 1976年9月9日,毛澤東與世長辭。這一天,王海容和在毛澤東身邊工作的工作人員一樣,伏倒在毛澤東的遺體前痛哭不已。一個時代結束了,王海容的“黃金時代”也結束了。 1976年10月,“四人幫”倒台,中央和國家機關中與“四人幫”有牽連的人都被隔離審查。由於自己的特殊身份,王海容也被宣布停職。經過一次又一次的檢查交代,王海容說清楚了自己的問題。 1984年,王海容終於被重新任命為國務院參事室的副主任。職務雖然比外交部副部長低,但依然保留着副部長待遇。從此,圍繞在王海容身上的神秘的光環消失了,但一個有血有肉的女性形象卻浮現了出來。 2017年王海容在北京去世,享年79歲,終生未婚。

 

16、聶元梓(1921年4月5日~) 聶元梓,女,1921年出生於河南省滑縣。1937年7月,聶元梓到太原市的國民師範學校接受了”犧盟會”主辦的軍訓,從此走上抗日救國的革命道路。 1938年,聶元梓到山西省晉城,進入華北軍政幹校學習,這年1月,年僅17歲的聶元梓加入了中國共產黨。 1939年,她被送到革命聖地延安,在那裡學習和工作。1946年2月,調往哈爾濱市,先後擔任區委宣傳部長和市委理論部長,其間曾赴中央馬列學院(中共中央高級黨校的前身)學習。1953年定為行政12級,進入中共高級幹部行列。 1963年,聶元梓調入北京大學,任經濟系副主任。1964年調任哲學系黨總支書記。 1971年初,聶元梓被隔離審查,限制行動自由。1973年她被安排到北京新華印刷廠參加勞動,吃住在廠。 1975年轉到北大儀器廠勞動。1978年4月19日,聶元梓被捕入獄。1983年3月,57歲的聶元梓被以反革命宣傳煽動罪、誣告陷害罪判處17年徒刑、剝奪政治權利4年。 1984年6月她準保外就醫,1986年獲得假釋,一無生活費,二無醫藥費,三無住房;在北京海淀區親戚家的一幢樓房單元老舊二居室里獨居。曾化名王蘭做生意致富,資助家鄉建設。 1999年起每月從街道辦事處領取600元生活費。晚年生活簡樸,患有心臟病、腰椎骨嚴重錯位等多種疾病,堅持鍛煉健身療病。聶元梓如今獨自住在北京海淀區親戚家的一幢樓房單元里,由於她的子女都不在身邊,平日飲食起居就是自己照料。 聶元梓1959年冬與第一任丈夫吳宏毅離婚,第一次婚姻持續15年,育有3個子女。1965年夏天,已調回北京的聶元梓在一老戰友家認識了喪偶的老紅軍吳溉之,他當時是副部級幹部。當年冬天,兩人成婚。”文革”開始不久,吳溉之受到一起政治事件的牽連。這時康生對聶元梓說,你必須與他(指吳)離婚。聶元梓在經過痛苦的思考後,與第二個丈夫吳溉之辦理了離婚手續。

 

17、譚厚蘭(1937-1982) 譚厚蘭(1937-1982)湖南人,女。出生在湖南省望城縣的一個貧農家庭。 1958年,她在湘潭一中高中畢業後留校工作,同年入黨。 1961年作為調干保送到北大政教系學習。 1966年譚厚蘭最先響應聶元梓的舉動,8月底她組織了北京師範大學”毛澤東思想紅衛兵井岡山戰鬥團”並任總負責人。 1970年6月,譚厚蘭被調回北師大隔離審查,從此失去了人身自由,受到來自各方面的清算。1975年8月,審查結束,她被送到北京維尼綸廠監督勞動。 1982年6月,北京市人民檢察分院做出了對譚厚蘭免於起訴的決定。1981年,譚厚蘭檢查出患有宮頸癌,她被保外就醫。9月,又允許她回老家湘潭治病。1982年11月,譚厚蘭靜靜地在痛悔中走完了人生的最後路程。終年45歲,一生未婚。

 

18、韓愛晶(1945~) 韓愛晶,江蘇漣水縣人,原北京航空學院(今北京航空航天大學)學生。文化大革命中成為北京航空學院革命委員會主任、”首都大專院校紅代會”核心小組副組長、北京市革命委員會常委。 1979年,因反革命等罪行被公安機關正式逮捕,1983年6月,依法判處他有期徒刑15年,剝奪政治權力3年。先後在北京和外地關押,後來在唐格木農場被監管勞動。 在唐格木農場時,與一個四川姑娘相識並相愛。這個四川姑娘,生長在貧困的農村,後到農場來勞動。韓愛晶與這個四川姑娘相愛不久,二人就結婚了。一年後,這個四川姑娘給韓愛晶生了一個兒子 韓愛晶出獄之後在湖南省株洲市某兵工廠技術情報室工作,後調至該廠駐廣東省深圳市辦事處,後來,深圳有幾家大公司聘請他出任老總。韓愛晶請示了廠里後,去了一家有數千萬債務的國企參股公司當了總經理。幾年下來,在他的努力下,公司債務基本還清。2003年,韓愛晶辦了內退。內退後,他又應邀給一家公司當了顧問。

 

19、王大賓(1942~) 1966年在北京地質學院畢業前夕,王大賓狂熱地投入了那場席捲全國的“造反運動”,並拉起一支龐大的隊伍。他因經常在首都高校乃至全社會拋頭露面,很快被中央文革小組相中,成為當時的“五大學生領袖”之一的“地派頭目”。 1971年,王大賓因“5·16”問題被押回北京地質學院隔離審查,並被開除了黨籍。 1978年,他又以反革命罪被捕,一直關押在武漢第一看守所。 1983年,王大賓獲釋出獄返回成都。 1985年秋,在有關部門的關照下,王大賓又回到了成都探礦機械廠搞釺具。對繼續從事專業工作,他從內心感謝黨的政策,並在工作中努力回報。 王大賓曾兩次結婚。1973年,王大賓在受審查期間患了嚴重的胃病。當時他的女朋友聞訊從成都趕到武漢,為他熬藥送飯。他們於同年底結婚。第二年,添了個女兒。1983年,王大賓的前妻調回原籍深圳,王大賓卻因故調不去,雙方協議離婚。 王大賓與前妻分手後, 1987年夏季,有人介紹了都江堰市婦幼保健站的醫生劉素芬。初次見面那天,王大賓首先送上一份別緻的“禮物”——自己關押受審的材料。劉素芬比王大賓小8歲,是共產黨員。 對於王大賓的“見面禮”,劉素芬翻閱了好一陣子,她決心繼續和王大賓交往下去。她說:“歷史已經過去,關鍵是現在的表現。”一年後,他們在劉素芬的單位宿舍結婚。王大賓只帶來了三個飯碗和兩床舊被褥。 1989年10月,在中國地質大學教授張國櫸的鼎力推薦下,雄心勃勃地要把經濟搞上去的都江堰市一班領導人,借調了王大賓幫助籌建釺具廠。 王大賓後任都江堰市都信鑿岩釺具有限公司的總經理,同時他還兼任中國鋼協釺具協會常務理事,中國岩石破碎學會常務理事。他的公司生產的拳頭產品已出口香港、東南亞和澳大利亞。

 

20、宋彬彬(1947年~) 宋彬彬,女,宋任窮之女。曾因一張給毛澤東帶紅袖章的照片聞名全國。 1960年-1968 年,北京師大女附中學生。 1966年4月加入中國共產黨,為預備黨員。 1966年6月文革開始,團中央派工作組進校,成立 “革命師生代表會”,由七人組成,宋彬彬為副主席之一。 1966年8月18日,毛澤東在天安門第一次接見紅衛兵。宋彬彬向毛澤東獻了紅衛兵袖章。毛澤東問她叫什麼名字,答:宋彬彬。毛又問:“是文質彬彬的彬嗎?”她說是。毛說:“要武嘛”。當天下午光明日報記者來校採訪了她。 1966年8月20日《光明日報》發表署名宋要武(宋彬彬)的文章《我給毛主席戴上了紅袖章》,翌日《人民日報》轉載。 1969年,赴內蒙古錫盟阿巴嘎旗插隊。 1972年-1975年在長春地質學院學習,畢業分配在中國地質科學院地質礦產研究所,任研究助理。 1978年-1980年,考入中國科學院研究生院讀研究生。 1980年赴美留學。1983年獲得美國波士頓大學地球化學專業碩士學位。1989 年獲得美國麻省理工學院地球化學專業博士學位。 1989年-2003年在美國麻薩諸塞州環保局任環境分析官員,後加入美國籍。 後選擇回國創業,現任英資北京科比亞系統工程有限公司和北京科比亞創新科技發展有限公司董事長。

 

2007年9月,北京師範大學附屬實驗中學(原師大女附中)90周年校慶,宋彬彬被評為90名“知名校友”之一。 2014年1月12日,宋彬彬在北京師範大學附中公開表示,對在文革中受傷害的老師和同學道歉。

 

21. 唐聞生(1943~) 女,漢族,1943年3月生於美國紐約,早年僑居美國,1950年回國,北京外國語學院畢業,1965年4月參加工作。中國首任聯合國副秘書長唐明照之女。 唐聞生和王海容是毛主席晚年的主要陪同翻譯。 上世紀70年代初到周恩來、毛澤東辭世以前,唐聞生和王海容幾乎參加了這兩位偉人與來訪各國政要、知名人士的所有會見,在外交界乃至中國政壇嶄露頭角。她的倩影總是在毛澤東和周恩來的身邊出現,見證了上世紀70年代中國外交史上的重要時刻。 1971年,唐聞生參與過中美之間的歷史性外交會談,她是毛澤東、周恩來使中美兩大國從對抗走向緩和,中美建交歷程的見證人之一,為中國和世界的磨合與對話立下汗馬功勞,就連美國前國務卿基辛格博士也在自傳中盛讚唐聞生的機敏和魅力。 1986年4月至1994年3月任鐵道部外事局局長。 1994年3月至1998年6月任鐵道部對外合作司司長、部港澳台辦公室主任。 1999年7月起任中華全國歸國華僑聯合會專職副主席、黨組成員。 2011年9月至2016年11月任中國宋慶齡基金會副主席、中國僑聯顧問。 政協第十屆全國委員會委員。是中共第十屆、十一屆中央候補委員。 唐聞生、王海容終生未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