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訪文化人類學教授楊海英(1): 談“文革”從未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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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有墓碑的草原》(楊海英著)

華盛頓 —中國共產黨已故的領袖毛澤東1966年發動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名義上已經在1976年結束,但文革在當今中國是一個所謂的超敏感話題。9月初,在中國官方媒體大量轉發一篇文章令眾多中國人擔心中共當局又打算再來一次文革之際,中共中央機關報《人民日報》旗下的小報《環球時報》主編胡錫進發文試圖安撫公眾。然而,胡在文章中迴避明確提及“文革”。儘管中共控制下的中國媒體避免提及文革,但中國公眾依然對文革捲土重來的前景憂心忡忡。

與此同時,在日本靜岡大學文化人類學教授楊海英看來,以在內政和外交上都無法無天為特色的文革實際上一直沒有結束,一直沒有離開過中國,而且直至今天依然對全世界有巨大的影響。

任教於日本靜岡大學的文化人類學教授楊海英出生在中國內蒙古(即蒙古族人所說的南蒙古)。他的蒙古語名字叫俄尼斯·朝格圖。在中國長大的楊海英多年研究中國的文化大革命問題。在世界各國的文革研究者當中,楊海英有他自己的獨特視角。

楊海英在中國內蒙古長大,親身經歷過文革。作為中國的少數民族蒙古族,他以及他的親友和同族人對文革和對中國歷史的感受又跟佔中國人口絕大多數的漢族人不同。在他看來,蒙古人、維吾爾人和吐蕃特人(西藏人)這些中國的少數民族不但受到中共政權專制獨裁的壓迫,而且也受中共政權所主導、鼓勵的大漢族主義的壓迫。

楊海英在接受美國之音採訪的時候指出,在當今中國,由於歷史的積澱和相關教育的匱乏,許多中國人即使是自由派知識分子在民族問題上也有巨大的認識盲區,沒有民族平等或民族多樣性的意識,不注意、不關心、不理解少數民族的苦難,看不到或不承認漢族對少數民族的壓迫。

以下楊海英接受美國之音採訪的記錄。楊海英表達的是他個人的觀點。

文革至今尚未結束是什麼意思

金哲問:現在中國國內外有許多人在討論所謂的文革2.0的問題。您在先前發表的一篇論文中說,“(中國的)文革至今尚未結束。半世紀光陰流逝,而文革並沒有成為歷史,不僅中國國內問題層出不窮,且仍然繼續給國際社會帶來深刻的影響。” 您說的文革至今尚未結束、文革還沒有成為歷史,您究竟是什麼意思呢?

楊海英答:我有三層的意思。

首先就是中國共產黨的這種政治手段、手法一直是跟文化大革命期間的那種作法相比沒有變化。這又可以分兩個層次來講,第一是針對長城以南的漢族人社會和人民的打壓手段沒有變化。

第二個層次就是在長城以外的像內蒙古自治區、新疆,還有世界屋脊西藏這些所謂的少數民族地區,針對其他民族的打壓手法其實也沒有變,都是文化大革命時期的那種手法,甚至在某些方面比文革時期還要殘酷、還要徹底。尤其是習(近平)先生上台以後這一點是暴露無遺。

還有第三點,這就是他針對國際社會的做法,跟文化大革命時期的那套做法相比也完全沒有變化。過去我們知道文化革命以前,(中國已故的國務院總理)周恩來在(印度尼西亞)萬隆會議上講,我們要各平共處,不干涉其它國家的內政。但中共往往是說一套做一套,它剛說完這句話,我們知道印度尼西亞發生了930事變。

它向各個國家輸出革命,包括南美的“光輝的道路”。還有東南亞,還有阿拉伯世界、非洲世界,到處都是拿着毛主席語錄的游擊隊。從這個意義上說,它做的比過去更徹底。比如說習先生說的是“一帶一路”等等,其實這是干涉別國內政。過去它對其國他家輸出革命思想,純粹是用輿論的做法,現在它又加上了經濟的做法。它覺得用人民幣和毛澤東思想雙管齊下更有作用。所以我是從這三個角度來看這個問題的。

文革引發的問題在中國依然層出不窮

問:中國在文革結束之後的一些年裡一度表示要堅決否定文革。中國作家巴金還提議要建立文革博物館以便教育後人了解文革的禍害,避免文革再次發生。但巴金的提議和類似的提議最後都不了了之了。在過去的二三十年里,文革又在中國成為禁忌話題,新聞報道到禁區,學術研究的禁區。您說現在中國國內(由文革引發的)問題層出不窮,在您看來,最明顯,最嚴重的是什麼問題?

答:我可以舉兩個例子。

第一個是個人崇拜的問題。我(在中國長大的時候)曾經是紅小兵,我們是天天喊着“毛主席萬歲”長大的,雖然毛主席並沒有萬歲。我們還喊過 “林(彪)副主席是毛主席的接班人”,可是林副主席跑到我們蒙古草原上去了。我們原先說好不要再搞個人崇拜了,但是我們現在看到,對習先生的個人崇拜已經到了和文革時期對毛澤東的崇拜差不多的地步了。

這並不是說一個人、兩個人,或者是習先生的班子的問題,也不僅僅是中國共產黨的問題。我覺得這就是中國社會,也就是漢族社會長期以來的專制主義影響下,個人崇拜現在是發揮得淋漓盡致。

先前中國人喊皇帝萬歲,但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的時候,中國轉眼就喊出了毛澤東萬歲。現在喊習先生萬歲,中國人是沒有抵制感、沒有抵抗感的。所以我覺得從這一點上也可以說,這就是文化革命從1949年就一直沒有從中國離開過。稍微刨根挖底地講,中國這種專制社會,經過民國、經過中華人民共和國,其實一直沒有離開中國,我是這麼想的。

文革之風依然影響國際社會

問:您說,名義上1976年結束的文革仍然繼續給國際社會帶來深刻的影響。文革仍然繼續給國際社會帶來深刻的影響都是什麼樣的影響呢?

答:這個影響我覺得甚至比文化大革命期間還要大一些。1989年,或者1990年以前,全世界分為兩個陣營,就是自由主義陣營和社會主義陣營。當時自由主義陣營和紅色的社會主義陣營打得你死我活,所以自由主義陣營它能保持住自己的陣腳,甚至還有人認為是歷史結束了,從1990我們就進入了沒有歷史的狀態。弗蘭西斯·福山就是這麼講的。

可是事實完全不是那樣的。現在全世界似乎全都忘記了中國文化大革命期間打死了那麼多的人,文化大革命之前大辦人民公社時期餓死了那麼多人這樣的歷史;也忘掉了蘇聯的種種惡跡。現在全世界包括美國,在我們日本看來也是在往左轉。日本這兩天也在選自民黨總裁,好像也有往左開車的趨勢。

這種局面讓中國當局認為,好呀,你們不是說自由主義好嗎?好到哪裡去了呢?把世界搞成這樣,我們不需要你們輸出革命。它言下之意就是我可以輸出革命,我們才是正確的。從這一點上來說,它比文革期間的影響還要壞,而且我對這個非常有危機感。

文革禍害與少數民族苦難

問:作為一個文化人類學者,作為一個蒙古族人,您對迄今為止中國國內已有的有關文革的研究和論述多是以漢族為中心很不以為然。您認為當今中國的文革研究以及一般的歷史研究、政治學研究在族裔問題上的主要盲區是什麼?這種盲區有什麼社會和學術的危害?

答:我覺得最大的盲區還是沒有看到民族問題。也就是說,有好多漢族學者,比如說楊繼繩先生,我不知道我提到他的名字合不合適,因為中國人裡面他是最先出版了關於文化大革命的書,是在香港出版的,但估計楊先生以後也不會出這種書了,也出不來了,因為香港現在也淪陷了。

楊先生的書也好,或是以前的各位研究文化革命的漢族學者的書也好,他們基本上沒有提到新疆、西藏、內蒙古在文化大革命期間發生過什麼事情。也就是說,從我們這些身為少數民族的人來講,他們好象對我們沒有什麼興趣,沒有什麼認識,我們這邊發生了什麼事情他們也不管。他們主要關心的是中南海,關心的是上海,關心的是北京,是廣州這些大城市。

這幾年,畢竟漢族知識分子多,到美國去的人,也用文化人類學、社會學,寫出關於中國農村的文化大革命的書,我基本上都讀了。但是他們當中沒有多少人關注少數民族地區。當然這也不怪他們,中國這麼大,文化大革命在哪個省、哪個地區都有各種問題,這是可以原諒的。

但是有一點是,他們沒有重視這個問題。這不是好壞的問題,也不是善惡的問題,可能是沒到達到遊刃有餘的底部。但正因為很多漢族知識分子不考慮少數民族,或者說沒有認識到少數民族地區的文化革命問題,所以我覺得這一點也就引發了你所提到的第二個問題,也就是當今中國最大的問題就是民族問題。

其實民族問題,比如說內蒙古問題並不是從去年開始的,而是從文化大革命期間挖內人黨(註:中共當局在文革期間指稱內蒙古存在一個力圖顛覆中共政權的所謂“內蒙古人民革命黨”,簡稱內人黨),打死幾萬人,逮捕34萬人,從那個時期就留下了禍根。這已經成了一個民族的集體記憶。

我們蒙古人當中也有親共的、親漢的,也有反漢的、反共的。但是民族的集體記憶是,一提起內人黨,就跟猶太人說到種族滅絕大屠殺一樣。所以這個問題並不是從去年開始的。內蒙古的問題是從文化大革命以前就有。

新疆也是。(中共當局和漢族人)過去一直說新疆在文化大革命期間沒有民族問題。我1990年代在新疆搞調查的時候,新疆的漢族人說我們新疆好得很,哪有什麼恐怖問題。那時候還沒有恐怖這個詞。但現在又說新疆的恐怖主義問題從50年代就有了。用現在的概念套回到50年代,那就說明從50年代起就沒有解決這個問題。

我們現在研究新疆文化大革命人時候,我發現文化大革命時期,新疆生產建設兵團和當地維吾爾人已經有各種各樣的矛盾。

西藏也是。唯色先生已經說了,文化大革命期間,幾千個寺廟被破壞得沒有留下一兩處。這些都是從文化大革命來的。

我們所說的盲區是在哪裡呢?第一,從善意的角度解釋,漢族知識分子還沒有這個意識,沒有考慮到這樣的問題。另外還有就是我們在考慮邊疆少數民族地區文化大革命問題的時候會發現這樣的問題,那就是在我們內蒙古、或新疆、西藏,所有的漢族人,不管他是幹部也好、黨員也好,或是一個農民,或是一個不識字的人,或是要飯的,在針對少數民族的時候,他們永遠是支持北京政權,支持共產黨政權,支持漢人政權的。

這一點讓我們少數民族覺得,你們在針對我們的時候,你這個被打成黑五類的漢族人,也是跟共產黨保持一致的。不管是黑五類也好,紅五類也好,漢人在針對少數民族的時候,他們永遠是團結在一起的。所以這個民族問題從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以來就一直沒有解決,並不是這兩年才有的問題,這個問題不好解決的根源也就在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