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文化人类学教授杨海英(2): 谈“文革”与日本的纠葛

资料照:大连市内楼群中飘扬的中日国旗。(2012年12月31日)资料照:大连市内楼群中飘扬的中日国旗。(2012年12月31日)

华盛顿 —在中国共产党当局采取的口号、政策、做法使越来越多的中国人担心成大祸患的文化大革命(1966 – 1976)有可能在中国卷土重来之际,文革研究在中国成为禁区,甚至成为中国媒体竭力回避的禁忌话题。与此同时,在自由民主国家,文革则是一个众学者持续研究的课题。日本静冈大学文化人类学教授杨海英就是众多文革研究者之一。

在多年来对文革的研究中,在中国内蒙古出生长大的杨海英特别注意文革对全世界的影响。由于多年在日本学习、工作并成为日本公民,他对文革在日本产生的影响尤其注意。他认为当今日本学术界对文革的批判力度和尖锐性不如西方国家的学者,尽管日本有三岛由纪夫这样的作家在文革开始不久就发表声明表示坚决反对,著名作家司马辽太郎则在文革尚未结束时对中国的蛮横外交提出强烈的批评。

以下是杨海英教授接受美国之音采访记录的第二部分。杨海英发表的是他个人观点。

日本人对中国文革如何看

金哲问:我们知道,文革不仅是中国的事情,在文革进行时它就已经具有世界性的影响了。在法国有文革风暴,在美国也有,在日本也有。大学年轻学生起来造反,造教育制度的反,造政府的反。关于日本与文革的问题,我现在有两个问题想问。

第一个问题是,在文革初期,日本作家三岛由纪夫起草了一份有关文革的声明,那份得到另外三名著名作家川端康成、石川淳和安部公房联署的声明表示确表示反对文革所展示的以意识形态和政治权力碾压学术和艺术。在三岛由纪夫等人发表这种声明的时候,日本社会大众和学术界如何看文革?在文革发动55年之后,日本社会大众和学术界如何看文革?

日本静冈大学文化人类学教授杨海英日本静冈大学文化人类学教授杨海英

杨海英答:我可以从第二个问题开始回答。这就是,我们知道日本是亚洲最先进入现代化社会的一个国家。我们现在汉语当中的很多词,比如说共产、共和、民主、人民这些词都是从日本引进的。也就是在日本明治维新之后我大清国派到日本的留学生带回来的,后来在汉语白话文当中留存下来,也就是汉语概念的再引入。

日本一直是一个在思想上很开放的社会,西方的马克思主义、社会达尔文主义,进化论等思想它翻译得非常快。这些东西置换成汉字之后,中国人用起来就非常方便,马上就引进到中国,引进了之后也不觉得是从别人那儿引进的,用起来得心应手。

日本的社会风土有一种自由主义和左派这样的所谓的进步思潮,这样的社会风气一直很强。这就导致日本对中国往往是以善待中国的眼光来看中国,再加上从(1905年)日俄战争以及(1931年)九一八事变,日本侵略了中国,还有第二次世界大战日本战败之后,日本反思自己的历史,很多日本人觉得日本的道路走错了,他们对中国有一种负罪感,再加上自由主义的思潮,他们往往就觉得中国怎么说我们就不用管了,中国干什么都是对的。我们日本对中国做了坏事,中国怎么样我们就不要再说什么了。

他们明明知道大办人民公社的时候饿死了那么多人,他们住在北京饭店的那些作家、媒体记者都假装看不见。还有,在文化大革命发生的时候,他们明明在街上发现了武斗,亲眼看见了,他们也知道老舍跳进太平湖去了,但他们从来不提这些事。他们还说郭沫若如何风光得厉害。这些事其实他们都知道,但他们都觉得反正是中国的事情,他们自己的事情让他们自己办,而我们日本对中国做过坏事,我们就不要提那些事了,都是基于这种负罪感和赎罪感。

日本静冈大学文化人类学教授杨海英的著作《蒙古骑兵在西藏》。日本静冈大学文化人类学教授杨海英的著作《蒙古骑兵在西藏》。

另外一种情况是跟上面相反。中国先前叫支那,很多日本人就说支那人就是那种德行,他永远也现代化不了,永远就是那种落后的状态。所以中国出现人吃人的问题也好、饿死人的问题也好,或者是暴力也好,还有现在的民族问题解决不了也好,反正这都是支那的问题,支那就是那个德行。从由负罪感而来的(对中国发生的种种坏事)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到中国什么事情都是好的,其实都是一脉相承、一体两面。

像您刚才提到川端康成和三岛由纪夫,这些人他们其实是良知派,从思想上来说,从日本近代哲学思想上来讲,可以把他们划归到保守派,或中庸保守派,反正他们不是自由派。这些人觉得日本对中国应该一是一二是二,历史上我们从中国学到很多东西,近代化之后中国又向我们学了一些东西。战争是战争,现在中国发生(残暴的文化大革命)这种事情,怎么看也是一种反智的做法,怎么看也是对人民、对一般的人有问题的做法。

所以在文化大革命初起的时候,他们就发出了质问中国、质疑中国的声音。但是很遗憾他们的声音没有成为日本社会的主流,这种情况一直到现在都有。现在也有不少日本人认为反正是中国,中国肯定是乱七八糟,不要跟中国沾边。这是一种想法。另外一种想法就是,中国怎么会有这种坏事呢?维吾尔族人的问题、蒙古人的问题,算了算了,我们对中国做过坏事,我们对它点头哈腰就行了,很多日本人就是这样一种心理。

日本学界对文革对中国研究的问题

问:在您看来,在日本,尤其是在日本学术界,同情文革甚至为文革评功摆好的人大有人在。为什么会这样呢?难道他们都没看到文革造成的祸害,不知道中共自己都一度承认文革是一场浩劫吗?

答:这个问题也触及到了日本的中国研究、亚洲研究的一个最大的问题。

有一些日本哲学家曾经这么讲,日本怎么看中国,怎么看亚洲,其实是日本人怎么回头看自己的问题。对他们来说,中国、亚洲是一种方法,是一种道具,是一面镜子。他照镜子的时候,会想中国那么脏乱差,我们日本多好啊。他照中国照出来的是脏乱差的那一面。另外他们还照出来中国几千年的历史曾经也对我们做出贡献,我们还向他们学习过汉字。

总之,(在这样的研究中国的日本学者看来)中国就是一面镜子。他从来不切入中国社会,做到A是A,B是B。比如说文革是怎么回事,中国自己都否定了文革,当然否定得不彻底。中国社会曾经承认过这是一个问题,国际社会当然都承认这是一个问题。而日本学术界也可以一是一,二是二这样研究文革。

日本不是说没有这样的人,但绝大多数的人或者说所谓的中国学者,他们往往是通过中国来讲日本自己的问题。他们说中国那么差,言下之意就是日本这么好;说中国那么好,言下之意就是要批评现在的日本政权,日本的党派,日本的思想界。

所以,不愿意否定文革,或者对文革有千丝万缕的情感和怀旧的日本人,其实是对日本的现状不满。稍微有一些远大理想的人,他们会对现在的世界状况不满。所以他们还是想中国当初向全世界输出革命的时候多好,我们可以走光辉的道路等等,他们认为还是那样好。这是一种死灰复燃的现象。

司马辽太郎的史观卓识

问:由于偶然的原因,我得到一本一度被中共当局视为日本友好作家的司马辽太郎的一本中国游记《从长安到北京》。那本游记记录了司马辽太郎在文革即将结束时访问中国的所见所闻所思。我看到司马辽太郎当时对中国有强烈的批评,尤其是批评当时的中国驻日本大使馆强硬干预日本剧团“文学座”的艺术创作和演出,无视“文学座”是日本的而不是中国的剧团,无视日本宪法保障日本人的表达自由。我的问题是,司马辽太郎生前是著名作家,他这种思想意识在日本作家当中有多么普遍或有多么罕见?

答:司马辽太郎先生对日本社会的影响还是非常大的,大到什么程度呢?日本国民的历史观可以说是非常接近司马史观。头脑比较保守的学术界认为司马辽太郎是一个作家,他的历史观怎么能成为我们史学家的历史观呢?这当然是保守派学者的看法。但是反过来讲,日本的国民,所有的读书人都普遍接受司马辽太郎的历史观,也就是司马史观。

司马辽太郎在这本书中提到的中国粗暴干涉日本剧团创作和演出的事情发生在日中建交之后不久,当时两国正处在日中友好文化交流的阶段。那个时候中国就有粗暴干涉日本国内事务的驻日使节,那时候就有战狼外交的先例。

司马辽太郎访问中国的时候,后来当了中国外交部长的唐家璇是他的翻译。他访问西安的时候,看到(汉代武将)霍去病马踏匈奴的碑感叹不已,觉得中国人怎么活在这么一种自我满足的世界里。他感叹说:汉武帝对匈奴的战争是正义的,匈奴对汉人就是侵略。

这样的观念中国人到现在还有。蒙古人、维吾尔人、吐蕃人进来就是外族入侵,我们到蒙古、到新疆是开疆扩土。他到日本海边就说这是中国领土,日本打到中国那就是侵略。这是非常有意思的历史观,司马辽太郎先生很早就发现中国有战狼的势头,中国有大中华思想。大中华思想又和社会达尔文思想一拍即合。司马辽太郎当初看破的这些事情正是中国现在无法解决的问题。

问:您刚才提到日本人对中国有两种想法,一个是我们过去对中国做了不好的事情,所以中国现在的事情我们最好不要批评。再一种观点是认为,支那/中国就是落后,就是野蛮也是没治了。在这两种思想之外,我们还知道日本过去还有所谓的大东亚思想,认为黄种人是所谓的优秀民族,日本应当联合其他的黄种人,包括中国人在世界上跟白种人一争雌雄。这种所谓的族裔观、人种观在日本还有多少市场,或者是否是已经变得十分可笑了?

答:这种所谓的泛亚主义在日本现在是没有市场了,已经成为历史。但是还会以其它的形式传播到其他地方、其他民族中间。这种思想很有意思,比如说传到俄罗斯的时候,俄罗斯就有了欧亚主义等等,所以这种思想影响还是有的。但是在日本已经没有多少市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