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訪文化人類學教授楊海英(2): 談“文革”與日本的糾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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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照:大連市內樓群中飄揚的中日國旗。(2012年12月31日)

華盛頓 —在中國共產黨當局採取的口號、政策、做法使越來越多的中國人擔心成大禍患的文化大革命(1966 – 1976)有可能在中國捲土重來之際,文革研究在中國成為禁區,甚至成為中國媒體竭力迴避的禁忌話題。與此同時,在自由民主國家,文革則是一個眾學者持續研究的課題。日本靜岡大學文化人類學教授楊海英就是眾多文革研究者之一。

在多年來對文革的研究中,在中國內蒙古出生長大的楊海英特別注意文革對全世界的影響。由於多年在日本學習、工作並成為日本公民,他對文革在日本產生的影響尤其注意。他認為當今日本學術界對文革的批判力度和尖銳性不如西方國家的學者,儘管日本有三島由紀夫這樣的作家在文革開始不久就發表聲明表示堅決反對,著名作家司馬遼太郎則在文革尚未結束時對中國的蠻橫外交提出強烈的批評。

以下是楊海英教授接受美國之音採訪記錄的第二部分。楊海英發表的是他個人觀點。

日本人對中國文革如何看

金哲問:我們知道,文革不僅是中國的事情,在文革進行時它就已經具有世界性的影響了。在法國有文革風暴,在美國也有,在日本也有。大學年輕學生起來造反,造教育制度的反,造政府的反。關於日本與文革的問題,我現在有兩個問題想問。

第一個問題是,在文革初期,日本作家三島由紀夫起草了一份有關文革的聲明,那份得到另外三名著名作家川端康成、石川淳和安部公房聯署的聲明表示確表示反對文革所展示的以意識形態和政治權力碾壓學術和藝術。在三島由紀夫等人發表這種聲明的時候,日本社會大眾和學術界如何看文革?在文革發動55年之後,日本社會大眾和學術界如何看文革?

日本靜岡大學文化人類學教授楊海英日本靜岡大學文化人類學教授楊海英

楊海英答:我可以從第二個問題開始回答。這就是,我們知道日本是亞洲最先進入現代化社會的一個國家。我們現在漢語當中的很多詞,比如說共產、共和、民主、人民這些詞都是從日本引進的。也就是在日本明治維新之後我大清國派到日本的留學生帶回來的,後來在漢語白話文當中留存下來,也就是漢語概念的再引入。

日本一直是一個在思想上很開放的社會,西方的馬克思主義、社會達爾文主義,進化論等思想它翻譯得非常快。這些東西置換成漢字之後,中國人用起來就非常方便,馬上就引進到中國,引進了之後也不覺得是從別人那兒引進的,用起來得心應手。

日本的社會風土有一種自由主義和左派這樣的所謂的進步思潮,這樣的社會風氣一直很強。這就導致日本對中國往往是以善待中國的眼光來看中國,再加上從(1905年)日俄戰爭以及(1931年)九一八事變,日本侵略了中國,還有第二次世界大戰日本戰敗之後,日本反思自己的歷史,很多日本人覺得日本的道路走錯了,他們對中國有一種負罪感,再加上自由主義的思潮,他們往往就覺得中國怎麼說我們就不用管了,中國幹什麼都是對的。我們日本對中國做了壞事,中國怎麼樣我們就不要再說什麼了。

他們明明知道大辦人民公社的時候餓死了那麼多人,他們住在北京飯店的那些作家、媒體記者都假裝看不見。還有,在文化大革命發生的時候,他們明明在街上發現了武鬥,親眼看見了,他們也知道老舍跳進太平湖去了,但他們從來不提這些事。他們還說郭沫若如何風光得厲害。這些事其實他們都知道,但他們都覺得反正是中國的事情,他們自己的事情讓他們自己辦,而我們日本對中國做過壞事,我們就不要提那些事了,都是基於這種負罪感和贖罪感。

日本靜岡大學文化人類學教授楊海英的著作《蒙古騎兵在西藏》。日本靜岡大學文化人類學教授楊海英的著作《蒙古騎兵在西藏》。

另外一種情況是跟上面相反。中國先前叫支那,很多日本人就說支那人就是那種德行,他永遠也現代化不了,永遠就是那種落後的狀態。所以中國出現人吃人的問題也好、餓死人的問題也好,或者是暴力也好,還有現在的民族問題解決不了也好,反正這都是支那的問題,支那就是那個德行。從由負罪感而來的(對中國發生的種種壞事)睜一隻眼閉一隻眼,到中國什麼事情都是好的,其實都是一脈相承、一體兩面。

像您剛才提到川端康成和三島由紀夫,這些人他們其實是良知派,從思想上來說,從日本近代哲學思想上來講,可以把他們劃歸到保守派,或中庸保守派,反正他們不是自由派。這些人覺得日本對中國應該一是一二是二,歷史上我們從中國學到很多東西,近代化之後中國又向我們學了一些東西。戰爭是戰爭,現在中國發生(殘暴的文化大革命)這種事情,怎麼看也是一種反智的做法,怎麼看也是對人民、對一般的人有問題的做法。

所以在文化大革命初起的時候,他們就發出了質問中國、質疑中國的聲音。但是很遺憾他們的聲音沒有成為日本社會的主流,這種情況一直到現在都有。現在也有不少日本人認為反正是中國,中國肯定是亂七八糟,不要跟中國沾邊。這是一種想法。另外一種想法就是,中國怎麼會有這種壞事呢?維吾爾族人的問題、蒙古人的問題,算了算了,我們對中國做過壞事,我們對它點頭哈腰就行了,很多日本人就是這樣一種心理。

日本學界對文革對中國研究的問題

問:在您看來,在日本,尤其是在日本學術界,同情文革甚至為文革評功擺好的人大有人在。為什麼會這樣呢?難道他們都沒看到文革造成的禍害,不知道中共自己都一度承認文革是一場浩劫嗎?

答:這個問題也觸及到了日本的中國研究、亞洲研究的一個最大的問題。

有一些日本哲學家曾經這麼講,日本怎麼看中國,怎麼看亞洲,其實是日本人怎麼回頭看自己的問題。對他們來說,中國、亞洲是一種方法,是一種道具,是一面鏡子。他照鏡子的時候,會想中國那麼髒亂差,我們日本多好啊。他照中國照出來的是髒亂差的那一面。另外他們還照出來中國幾千年的歷史曾經也對我們做出貢獻,我們還向他們學習過漢字。

總之,(在這樣的研究中國的日本學者看來)中國就是一面鏡子。他從來不切入中國社會,做到A是A,B是B。比如說文革是怎麼回事,中國自己都否定了文革,當然否定得不徹底。中國社會曾經承認過這是一個問題,國際社會當然都承認這是一個問題。而日本學術界也可以一是一,二是二這樣研究文革。

日本不是說沒有這樣的人,但絕大多數的人或者說所謂的中國學者,他們往往是通過中國來講日本自己的問題。他們說中國那麼差,言下之意就是日本這麼好;說中國那麼好,言下之意就是要批評現在的日本政權,日本的黨派,日本的思想界。

所以,不願意否定文革,或者對文革有千絲萬縷的情感和懷舊的日本人,其實是對日本的現狀不滿。稍微有一些遠大理想的人,他們會對現在的世界狀況不滿。所以他們還是想中國當初向全世界輸出革命的時候多好,我們可以走光輝的道路等等,他們認為還是那樣好。這是一種死灰復燃的現象。

司馬遼太郎的史觀卓識

問:由於偶然的原因,我得到一本一度被中共當局視為日本友好作家的司馬遼太郎的一本中國遊記《從長安到北京》。那本遊記記錄了司馬遼太郎在文革即將結束時訪問中國的所見所聞所思。我看到司馬遼太郎當時對中國有強烈的批評,尤其是批評當時的中國駐日本大使館強硬幹預日本劇團“文學座”的藝術創作和演出,無視“文學座”是日本的而不是中國的劇團,無視日本憲法保障日本人的表達自由。我的問題是,司馬遼太郎生前是著名作家,他這種思想意識在日本作家當中有多麼普遍或有多麼罕見?

答:司馬遼太郎先生對日本社會的影響還是非常大的,大到什麼程度呢?日本國民的歷史觀可以說是非常接近司馬史觀。頭腦比較保守的學術界認為司馬遼太郎是一個作家,他的歷史觀怎麼能成為我們史學家的歷史觀呢?這當然是保守派學者的看法。但是反過來講,日本的國民,所有的讀書人都普遍接受司馬遼太郎的歷史觀,也就是司馬史觀。

司馬遼太郎在這本書中提到的中國粗暴干涉日本劇團創作和演出的事情發生在日中建交之後不久,當時兩國正處在日中友好文化交流的階段。那個時候中國就有粗暴干涉日本國內事務的駐日使節,那時候就有戰狼外交的先例。

司馬遼太郎訪問中國的時候,後來當了中國外交部長的唐家璇是他的翻譯。他訪問西安的時候,看到(漢代武將)霍去病馬踏匈奴的碑感嘆不已,覺得中國人怎麼活在這麼一種自我滿足的世界裡。他感嘆說:漢武帝對匈奴的戰爭是正義的,匈奴對漢人就是侵略。

這樣的觀念中國人到現在還有。蒙古人、維吾爾人、吐蕃人進來就是外族入侵,我們到蒙古、到新疆是開疆擴土。他到日本海邊就說這是中國領土,日本打到中國那就是侵略。這是非常有意思的歷史觀,司馬遼太郎先生很早就發現中國有戰狼的勢頭,中國有大中華思想。大中華思想又和社會達爾文思想一拍即合。司馬遼太郎當初看破的這些事情正是中國現在無法解決的問題。

問:您剛才提到日本人對中國有兩種想法,一個是我們過去對中國做了不好的事情,所以中國現在的事情我們最好不要批評。再一種觀點是認為,支那/中國就是落後,就是野蠻也是沒治了。在這兩種思想之外,我們還知道日本過去還有所謂的大東亞思想,認為黃種人是所謂的優秀民族,日本應當聯合其他的黃種人,包括中國人在世界上跟白種人一爭雌雄。這種所謂的族裔觀、人種觀在日本還有多少市場,或者是否是已經變得十分可笑了?

答:這種所謂的泛亞主義在日本現在是沒有市場了,已經成為歷史。但是還會以其它的形式傳播到其他地方、其他民族中間。這種思想很有意思,比如說傳到俄羅斯的時候,俄羅斯就有了歐亞主義等等,所以這種思想影響還是有的。但是在日本已經沒有多少市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