渴望“秩序和權威”,習近平全方位整頓中國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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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六(10月9日) 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在北京人民大會堂舉行的“紀念辛亥革命110周年大會”上發表講話。星期六(10月9日) 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在北京人民大會堂舉行的“紀念辛亥革命110周年大會”上發表講話。

華盛頓 —中國共產黨近期對金融、經濟、文化和媒體等多個領域進行了嚴厲整頓。用中國左派的話說,“中國正在發生一場深刻的變革。” 除此之外,中共還以前所未有的姿態介入到民眾的生活中去。面對這一切,有人將之稱為“二次文革”。不過,分析人士認為,習近平並非在發動第二次“文革”,他精心構築的是中國共產黨的高度極權體系。他目標是讓中共“控制”一切。他堅信自己是“天選之子”,而共產黨可以幫助他實現所謂“中華復興”的目標的工具。

中共高層向左傾斜

2021年10月8日這一天,中國發生了四件比較大的事件:第一,中國國家發展改革委員會在官網上發布《市場准入負面清單(2021年版)》,負面清單中增加了“禁止違規開展新聞傳媒相關業務”,對非公有資本參與新聞采編播發等業務進行了全面和詳細的限制。 第二,中國國家市場監管局對食品外賣巨頭美團處以高達34.42億元的巨額罰款;

美團快遞的快遞員們正準備把一家北京餐館的午餐飯盒送出。(2021年4月27日)美團快遞的快遞員們正準備把一家北京餐館的午餐飯盒送出。(2021年4月27日)

第三,上海證券交易所終止聯想在科創板上市的申請,第四,中國知名媒體人羅昌平因為評論《長津湖》而被刑事拘留,並被提起公訴。

這四件事只是中國近期對金融、經濟、媒體和文化等產業進行整頓的最新事例而已。不過,中國左派網絡寫手李光滿認為這四件事情是“具有標誌性意義”的事件,因為這顯示“我們正在經歷一場深刻的變革”,而且“它(這場變革)不以某些人、某些利益集團的意志為轉移,它正在改變我們的社會、我們的思想、我們的觀念和我們的生活。”

8月,李光滿的另一篇文章《每個人都能感受到,一場深刻的變革正在進行》所帶來的影響力更加令人震驚。中共官方的人民網、新華網、央視網等數十家官媒十分罕見地同時轉發了這篇文章。在那篇文章中,作者李光滿以中共對資本圈和娛樂圈的一系列整治措施為例指出,“中國正在發生重大變化,從經濟領域、金融領域、文化領域到政治領域都在發生一場深刻的變革,或者也可以說是一場深刻的革命”。

中國官媒對這篇強調“紅色回歸,英雄回歸,血性回歸“文章的集體背書令人進一步擔憂“二次文革”的山雨欲來。畢竟,55年前的“文革”也是因為一篇文章而引發。“文革”前夕有中共筆杆子之稱的姚文元寫的《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一直被視為“文化大革命”的導火索。

長期研究中國傳媒的香港大學“中國傳媒研究計劃”編輯班志遠(David Bandurski)10月11日在中國傳媒研究計劃的網站上發表文章指出,在媒體環境稍微寬鬆的1990年代到2000年代,這樣的文章是不會被中共官媒注意到的,最多只會出現在左派的“烏有之鄉”的網站上。現在,這樣的文章進入高規格的官方輿論主陣地,”至少顯示,中國高層政治正在向左傾斜”。

習近平對“秩序和權威”的渴望

不過,政治心理學家指出,習近平並非要發動第二次“文革“,對於經歷過“文革”混亂的習近平來說,他最害怕的就是混亂。

肯尼斯·德克勒瓦(Kenneth Dekleva)是一名心理學家,目前擔任喬治布什美中關係基金會的高級研究員。他曾在美國國務院擔任過心理分析師,研究外國領導人的心理,為美國的外交政策和行動提供建議。

他告訴美國之音:“我認為習近平和大多數中國高層領導人一樣,他們害怕混亂。1999年江澤民鎮壓法輪功也是出於同樣的緣由。他們太了解中國幾千年的歷史了。一個半世紀前爆發的那場‘太平天國’運動的歷史被封存在他們的意識中,3000萬人因此喪生,中國變得更弱,19世紀的中國被外國人主宰和並遭到羞辱。對習近平而言,復興是屈辱的對立面,不僅對他如此,對中國人也是如此。我想,就是對這種混亂的擔心,經歷過‘文革’,他們不會讓這樣的事情再次發生。”

他認為,中共無論是整治娛樂圈的“娘炮”還是打擊私營科技企業,都是希望將中國的一切控制在中國共產黨的手中。

他說:“我認為,他希望黨對商業和企業有更多的控制權。對私企的這一輪整頓行動已經使得這些企業和中國損失了大約一萬億美元,這是一大筆錢,但他願意付出代價讓他們臣服。我想,他想讓他們知道,這就是規則和經營的環境,商業環境。私營部門可以經營,但會必須接受黨的更嚴格的控制。”

紐約城市大學政治學教授夏明告訴美國之音,習近平渴望自己掌控秩序和權威,因為這樣的秩序和權威才能給他安全感。他認為,習近平要建立的不是“文革”體系,而是回歸中共建政初期的高度極權體系。

他說:“我不認為習近平要回到‘文化大革命’,雖然他的做法有‘文化大革命’的色彩。‘文化大革命’的色彩就是用群眾來斗群眾,派系之間相互爭鬥,但是習近平顯然不是毛澤東,他不會用老百姓來衝擊官僚體系。習近平是在非常精細地構建極權專制大體制,他建立的不是‘文革’體系,他要建立的是建國(建政)初期的‘三反’、‘五反’時期的體系。他的體系是用高度極權主義的方式來對人民進行鎮壓,而不是用人民對官僚進行衝擊。”

夏明認為,習近平之所以推崇毛澤東當政的前17年,(從中共建政到文化大革命前夕)是因為習近平覺得這是毛澤東取得最大的功績的時間。他說:“他認為,毛澤東讓中國‘統一’了,中國‘解放’了。 在這段時間,中共用國家的力量完成了一系列重大的改變,推動了中國的進步,也讓中國老百姓有獲得感,土改和公社等……另外, 這段時間幹部還比較廉潔。這對他來說可能是共產主義的理想狀態,是‘不忘初心’的黃金時期,一種共產黨國家的最佳狀態。”

中共不希望造成中國社會混亂和恐慌從官媒對李光滿文章的選擇性刊登也可以看出。李光滿在他的《每個人都能感受到,一場深刻的變革正在進行!》文章的最後一段中寫道,“現在我們每個人都能感受到,萬鈞雷霆正在滾滾而來,一場深刻的社會變革已經開始,不僅資本圈,也不僅娛樂圈,而是整個社會都在經受着這場暴風雨的洗禮。” 這一段文字在各大官媒的轉載中均被刪除。

“關鍵時刻”,中共不能容忍混亂

倫敦國王學院中國研究所主任、英國皇家國際事務研究所亞太項目高級研究員克里·布朗(Kerry Brown)認為,習近平和中共此時加強控制和紀律管理,是因為習近平和他的盟友們認為中華民族復興的那個“關鍵時刻”就要到了,他們不能容忍“失控”。

他說: “因為共產黨知道這是關鍵時刻,是中國準備邁向全球第一經濟體的關鍵時刻。這是他們的目標。他們現在有潛力成為世界最有影響力國家的時刻。他們現在是中等收入國家,有很多事情在發生。這是中國可能真正會振興的時刻,變成一個強大的國家時刻。如果出了問題,一切都會化為泡影。(共產黨)100年或70年的努力就會報廢。風險太大。我想,這是這就是為什麼他們現在下手強烈整治的原因吧。實現中國復興的關鍵時刻即將到來,他們快到那裡了,他們的巔峰時刻,所以他們必須加強控制和紀律…… 。”

中共曾在1997年時首次提出過“兩個一百年”奮鬥目標:即,第一,到中國共產黨成立100年時,將中國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第二,到新中國成立100年時建成富強民主文明和諧美麗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2021年7月,習近平已經宣布中國已經全面建成“小康社會”。

布朗說,中共必須確保沒有人認為自己比中共和政治人物更大和更重要,確保他們的忠誠。

習近平自認“天選之子”,但認知有限

雖然如此,在中共極權中遭受嚴重衝擊的習近平用同樣的方式來整治和治理中國令很多人迷惑不解。

分析人士指出,習近平這麼做與恰恰與習近平在文革中的經歷有關。

倫敦國王學院的布朗說:“(習近平)的心理大概是,他認為自己是倖存者……有一些人沒有活下來,但是,他們活下來了,是被選中的人。我認為,習近平相信毛時代的精英家庭可能仍然擁有權力,他可能有一種應得的權力。 ‘文革’對他而言有點像測試,是某種證明。他做到了。他在十次嘗試後加入了該黨。所有這些都證明這是命運的安排,他今天的位置是他應得的。”

心理學家德克勒瓦認為,習近平對施暴者產生認同的現象 (俗稱斯德哥爾摩綜合症),在心理學上並非不尋常。

他說:“心理學上有一種理論,就是有些人在經歷了非同尋常的事後,就像弗洛伊德描述的,就對施暴者產生認同的心理現象。這是無意識的現象。習近平的情況是,即使是他和他的家人都因文革遭受了很大的痛苦,他也認同黨。他能夠克服這一點,並成為黨的一員。這在組織中並不少見。人們在組織中遭受痛苦,成為他們成長的一部分,經歷了一些變化,卻變得更加有韌性,並更樂觀。”

紐約城市大學政治學教授夏明認為,習近平年少的經歷–他是“紅旗下的蛋”–也限制了他的認知,毛澤東成為他唯一的模仿對象。

他說:“就像李銳(前中國中共黨史專家,中共前高官)說的,他就是中小學水平,儘管他喜歡背書單……他模仿的對象,模仿的英雄人物其實就是毛澤東。其實,這也是斯德哥爾摩綜合症:誰迫害了他,他反而會發現,這是很了不起的,因為你擁有這麼大的權力,可以為所欲為。所以,他反而會去模仿毛澤東。所以,我們今天看到他做得好多事情,有‘文革’的味道, 我把他叫做‘三反五反’, 斗‘地主’和‘土改’, 他的儲存庫了只有這些東西。”

美利堅大學國際關係學院副教授唐志學(Dr. Joseph Torigian)也認為,習近平的早期經歷對他的決策有很大的影響。他在一篇文章中指出,換一個人,或者習近平不是這樣的經歷,也許他會採取不同的辦法來提升中國的國力。比方說,通過支持集體領導和黨內民主來提升穩定,通過賦予媒體權力和加強法治來打擊腐敗,給予民眾更多的自由以及為了保障中國經濟的長期強勁增長進行必要的改革等。

紐約城市大學的夏明強調說,習近平目前的所作作為是在“被動應對各種危機”。 他說,習近平從上台時就接手了一個“爛攤子”,面臨排山倒海的危機,包括胡錦濤時期高層權力被過分分割, “九龍治水”;經濟增長停頓;貧富差距加大,老百姓仇官仇富的心態提升;人口結構的矛盾,政治經濟寡頭化等。

將黨置於中心位置是習近平及其盟友的“豪賭”

不過,心理學家,同時也是政治心理學者德克勒瓦認為,對習近平來說,這也是與自身利益相關的選擇。因為習近平相信,“黨是唯一可以幫助他實現目標的工具,儘管他曾經受磨難”。

倫敦國王學院的布朗教授認為,不僅是習近平,習近平在共產黨內的同盟者也認為,在目前的複雜的政治環境下,改革帶來的各種問題下,共產黨可能是唯一的希望,也是他們的一次“豪賭”。

他說:“這種情況,如果你沒有什麼東西能協調和控制並指揮,事態會很快就會失控。我想,習近平的同事們看到美國和歐洲的亂象,他們不希望那樣。他們想賭一下,讓黨控制一切,領導一切,國家統一信息,制止不穩定、失控和混亂。”

他指出,為了讓中國共產黨獲得更多中國民眾的認同,中共還確保所有一切都以強大的民族主義為保障。

他說:“民眾致力於此,並不是因為他們喜歡共產黨,而是他們喜歡有個強大的國家的理念。如果共產黨支持強大的國家,他們就會支持共產黨, 這是他們這麼做的邏輯吧。”

習近平的身邊人誤判美國和西方

紐約城市大學的夏明認為,習近平和中共領導層之所以有這樣的選擇,還因為他們對西方的民主缺乏更深的了解。夏明曾是中共政治局常委,主要政治理論家王滬寧的學生。他認為,即便是習近平身邊有王滬寧、劉鶴這樣在美國和西方求過學的人,但這些人對美國社會的了解也是浮光掠影的。

中共十九屆政治局常委王滬寧在人民大會堂的媒體見面會上(2017年12月25日)。中共十九屆政治局常委王滬寧在人民大會堂的媒體見面會上(2017年12月25日)。

王滬寧於1988至1989年訪問美國並做學術交流,大概半年時間。回國後,他就觀察到美國的若干表象和皮毛,寫了《美國反對美國》一書,流露他對美國民主的失望,進而批判美國制度。2021年1月6日,就在美國國會山事件前後,王滬寧的這本舊書突然在中國暴熱,很多中國人相信王滬寧當年對美國的判斷得到應驗。

夏明認為,王滬寧根本沒有真正了解美國和美國的精神。

他說:“王滬寧他們基本上是‘土法鍊鋼’,自學成才。他們沒有更高的導師來指引他怎麼樣閱讀,怎麼來讀懂各派系的關係,他們的脈絡以及他們的之間的衝突,他們的繼承, 所有這些他都沒讀懂。 就像洪秀全那樣,拿到隻言片語,就稱自己是上帝的兒子。”

夏明認為,美國的真正的力量和財富蘊藏在紐約、華盛頓、洛杉磯芝加哥、波士頓等大都市之外,蘊藏在美國人低調、不炫富文化中。

除了2021年1月的國會山騷亂,美國的“黑人命也是 命”運動,甚至特朗普總統2016年的上台都被中國媒體當成是美國政治制度以及美式民主衰落的例證。

紐約城市大學的夏明還指出,習近平看不到更好的辦法應對中國問題的另一個重要原因還在於很多中國的知識分子已經失去了自己的風骨,無法獨立思考,更不可能為領導人提出新的獨立的視角,讓領導人可以去反思。

習近平模式的風險

倫敦國王學院中國研究所主任布朗認為,雖然習近平認為自己在拯救黨,在拯救國家,但是恰恰是他自己可能給中國帶去極大的風險。

他說:“這會帶來內部的反對。所有的事情都基於習近平的領導。如果他生病了,不能正常運作了,一切都會變得混亂。這是風險非常大的戰略和風險非常大的局勢。”

英國知名政治評論家吉迪恩·拉赫曼(Gideon Rachman )9月13日在《金融時報》中就直接指出,“習近平的個人崇拜危害中國”。他認為習近平搞個人崇拜,要人人研讀“習思想”,限制小學生英文學習,打擊企業家,阻礙民間企業活力,導致整個社會瀰漫恐懼,對中國社會構成極大危害。

他說,習近平將被塑造成超群絕倫的“好皇帝”,任何人要公開指出錯誤都將非常困難。文章指出,像中國這樣沒有獨立司法、民主選舉及自由媒體的國家,強人崇拜不受實質約束,這就是為什麼習近平對中國而言是一大危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