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克明:「卓越藝術家,文革受難者」紀念孫維世誕辰100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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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親屬,我想到,今年,表姐孫維世誕辰100周年了。我們從小管她叫“蘭姐”,在這樣一個應該紀念的時間裡,覺得至少該有篇文字,說一說她。幾十年來,孫維世的養女孫小蘭多次跟我談起她的媽媽孫維世,都失聲痛哭。我母親任均對孫維世的懷念,刻骨銘心,每每提起維世死難,都淚流不止。在親屬眼裡,維世對親情的愛,對藝術的愛,遠勝其他。她的卓越藝術才華沒能盡情施展,實在讓人惋惜。

  1. 沒能實現藝術理想

九年前,國家話劇院為紀念孫維世誕辰91周年,曾召開“繼承維世精神、弘揚國話傳統——孫維世藝術成就研討會”,並編輯出版了《唯有赤子心——孫維世誕辰91周年紀念文集》,確認了孫維世的藝術地位。文集關注孫維世的天賦、才華、藝術成就和貢獻,不採用聳人聽聞真假不明的敘述,通過游本昌、雷恪聲、石維堅、楊宗鏡、藍天野等近20位老藝術家的回憶,講述孫維世的真實往事,緬懷傑出的戲劇家。

孫維世與周恩來夫婦,資料圖片

在中國話劇發展的歷史中,孫維世的名字不能被忘記,她是1949年後與焦菊隱、黃佐臨並稱的中國三大戲劇導演之一,是中國國家話劇院前身劇院的創建者—總導演,是卓越的導演藝術家。她是中國藝術界的文革受難者之一。

1921年,孫維世出生在四川南溪縣。她的父母孫炳文、任銳,都是辛亥志士,曾為推翻滿清追求共和出生入死。維世出生時,父親孫炳文正與好友朱德籌划去西歐留學。第二年他們在歐洲見到周恩來,加入了中共,認為找到了真理。維世6歲時,父親在四·一二事變中遇難。那之後,她隨母親任銳過了多年動蕩生活。她從小喜歡文藝,愛學表演。1935年,任銳把維世和我母親送到上海學習演劇。她化名李琳,先後進入東方劇社、上海業餘劇人協會劇團,開始登上話劇舞台,參加了《大雷雨》《醉生夢死》的話劇演出。之後進入影業,在電影《壓歲錢》和《王先生奇俠傳》中飾演角色,1937年她主演了電影《鍍金的城》。

抗戰爆發後,孫維世參加上海救亡演劇隊,演出抗日話劇。隨演劇隊轉移到武漢,此後轉赴陝北延安。1938年,延安的戲劇藝術愛好者開始從事話劇活動。孫維世參加了抗戰話劇《血祭上海》的演出,在劇中飾演大小姐。當年,她又受邀參加了延安魯藝抗戰話劇《團圓》的演出。

1939年,她母親任銳從延安調重慶工作時,她和我母親一起去送別。然後約好維世周末再去魯藝找我母親相聚。但第二天,非常偶然地,她隨周恩來、鄧穎超去蘇聯了。在烏魯木齊換飛機時,她給我母親寫信,告知她離開延安了。到蘇聯不久後,她考入莫斯科國立戲劇學院。二戰期間,她在蘇聯度過了艱苦歲月。

以“大清洗”消滅肉體的方法鞏固極權統治的蘇聯,那時沒建立起消滅靈魂的目標,沒有強化思想改造的目的,因此,雖然對文藝強調社會主義的現實主義,但沒有把藝術作為鬥爭的工具或武器來使用。孫維世就讀的戲劇學院仍嚴格按照專業大綱進行教學。她極其珍視在最高戲劇學府學習的機會,大量閱讀俄文版世界文學戲劇名著,鑽研藝術理論,訓練演藝技巧,甚至苦練舞蹈形體。那時,包括舊俄時代著名古典劇目在內,莫斯科的藝術演出非常活躍。她幾乎觀看了所有劇院上演的所有話劇、歌劇和芭蕾舞劇,並常參觀畫廊和博物館。在去鄉間體驗生活時,她學會了許多俄羅斯民歌。

在戰時蘇聯,孫維世看到了陰暗的東西。但那時藝術沒變成宣傳工具,沒有發生中國延安那種終結藝術探索的、對藝術和藝術工作者的大規模改造。所以孫維世能有機會集中精力,系統地完成表演系和導演系的全部專業課程,對影響了二十世紀中葉世界戲劇舞台的斯坦尼斯拉夫斯基演劇體系,有了深入的學習、研究和實踐。這個演劇體系雖然也講思想和立場,但從動作到體驗的方法,保持着對藝術的開放性探索。開放性是藝術的命門,是藝術家個人自由探索的空間。孫維世由此成為中國第一個全面學習並研究斯氏現實主義演劇體系的戲劇專家。

1946年孫維世回到延安後,進入延安中央管弦樂團工作,1947年參加導演了歌劇《藍花花》。之後被分配到黃河岸邊山西柳林三交鎮參加土改工作。調入華北聯合大學文藝學院後,1948年她導演了聯大文工團的秧歌劇《一場虛驚》。文工團的工作是以文藝為工具、運用歌舞等多種形式開展宣傳。

1949年後,孫維世曾有相對較好的條件從事藝術,而不是搞宣傳。那時她追求熱愛的人生事業,正是以人性和美為追求的藝術,而不是以政治蠱惑為目的的宣傳。所以她會導演出因人物人性而引來爭議或批評的《西望長安》、《同甘共苦》。後者因表現生活和命運的複雜性,曾被指為給革命幹部臉上抹黑。

孫維世導演的話劇中,18世紀意大利哥爾多尼的《一仆二主》,19世紀俄國戲劇之父奧斯特洛夫斯基的《大雷雨》,同時代果戈里的《欽差大臣》、契科夫的《萬尼亞舅舅》,和契訶夫的獨幕喜劇《求婚》、《紀念日》、《明知故犯》、《蠢貨》,都是曾經享譽世界舞台的話劇藝術古典劇目。她自己根據蘇聯兒童文學改編的《小白兔》話劇和電影,歐陽予倩根據19世紀美國斯托夫人小說《湯姆叔叔的小屋》編劇的《黑奴恨》話劇,邵燕祥等人與孫維世根據同名蘇聯小說共同編劇的《葉爾紹夫兄弟》話劇,都傾注了她的導演藝術心血。

《欽差大臣》是1949年後中國上演的第一個外國古典劇目。孫維世的導演,顯示了深厚的文學修養和駕馭經典巨作的才華與能力。《萬尼亞舅舅》是她導演藝術的高峰之作。她準確地把握住了契訶夫筆下的人物,涓涓細流,絲絲入扣,高難度地演繹了人物內心的深刻衝突,表現了鄉村自然生活中真實的幸福渴望,而不是革命性的為幸福而戰。《小白兔》的成功導演,則使她成為中國兒童劇的奠基者。

孫維世導演的外國劇情話劇中,只有一部蘇聯的《保爾·柯察金》,是蘇維埃革命內容的戲劇。這是她的第一部話劇導演藝術作品。她以多年在蘇學習的積累,在排演中成熟地運用斯氏體系演劇方法,使話劇產生了強烈的藝術感染力,取得了巨大的藝術成就,提升了中國話劇的演出水準,並為建立正規的排演制度和完整的舞台藝術樹立了榜樣。這部作品使孫維世開始躋身中國著名導演之列。

孫維世沒有參加過延安整風,沒有經歷過延安文藝的巨大變故,所以,她能保持着純真自由的藝術個性。在1949年進城的中共文藝隊伍里,經過系統性斯氏體系專業學習、全身心地投入藝術理想的導演專業人才,只有她一人。因此,只有她能成為那個時代斯式體系在中國話劇舞台的奠基人。那時,孫維世的藝術理想是,集合一批在藝術上有共同語言、共同追求的藝術家,創作不同風格的好作品,排演出一批世界名著,讓它們成為保留劇目,長期輪演。她的劇目規劃中既有五四以來的優秀劇目,也有國外的優秀保留劇目,既有莎士比亞,也有賽金花。

1954至1956年,孫維世兼任中央戲劇學院導演幹部訓練班主任,幫助蘇聯戲劇專家完成斯式演劇體系教學,培養了一批導演骨幹力量。之後,她受文化部委託,挑選並集中訓練班人才,組建新的示範性的國家話劇院。她從中國青年藝術劇院總導演職務,改任中央戲劇學院實驗話劇院——後來的中央實驗話劇院的總導演。她參與創建了這兩個劇院,為它們建立了很高的藝術水準。多年以後,這兩個劇院組成了中國國家話劇院。

為培養話劇人才,孫維世要求演員專心藝術、一絲不苟,對青年批評啟發、悉心培養。她真誠透明,童趣活潑,正直豪放,笑聲朗朗,為青年演員打開心靈的窗戶,引導他們走上藝術道路。當年的青年演員石維堅回憶說:“沒有孫維世,沒有我今天。孫維世一個招呼說,跟我走,天涯海角不論什麼地方,我都跟着走。只要有她在,我們願意跟着走。”青年藝術劇院的老化妝師常大年曾回憶說:“孫維世可真是太好了,今後不會再有這麼好的人了。”

但是,孫維世的藝術理想沒能實現。階級鬥爭的理論和政治運動的實踐,帶來了對藝術的長期和嚴重干擾。她導演的反右話劇《百丑圖》和歌頌中蘇友誼的話劇《友與敵》,是她的藝術工作向宣傳化政治轉型的開端。從那時開始,她的藝術之路不得不越走越窄。1963年,她帶領演員深入農村,與角色對象同吃同住同勞動,排演了正面宣傳歌頌農業合作化的話劇《汾水長流》。但是由於她沒經歷過延安整風,沒搞過延安文藝,反而保持藝術理想地關注戲劇的藝術表現力,這個劇又被批評為歪曲醜化農民形象、不夠革命化。孫維世的藝術追求,到那之後,實際上已經無奈地結束了。

孫維世導演的最後一部話劇,是她和金山編劇、大慶油田家屬婦女業餘演出的《初升的太陽》,在階級鬥爭年代獲得過好評。但那更應該被譽為藝術和藝術工作者都被改造後的成功的宣傳作品,而非藝術作品。藝術生涯被政治挂帥的意識形態終結之後,孫維世離開了她集合起來的有共同語言、共同追求的藝術家們,再也沒有可能實現她的藝術理想了。她的藝術才華被階級鬥爭意識形態和政治運動摧毀了。

從藝術人生的角度說,孫維世生不逢時。文革亂世,她被卷進殘酷的政治絞肉機,1968年10月14日被害死在獄中。一代卓越藝術家,成了文革受難者。今年10月14日,是她遇難53周年忌辰。

2.沒有擔任翻譯組長

作為親屬,我們對孫維世沒能全面發揮她的藝術才華,感到非常惋惜。戲劇界對孫維世導演藝術成就的認可,對她在現代話劇史中藝術地位的確立,使親屬們感到欣慰。同時,我們也願意看到對孫維世的實事求是的敘述。在孫維世百年誕辰的時候,有的事情不妨澄清一下。

《中華讀書報》2014年2月12日刊文,提及毛澤東1949年訪蘇時,寫道:“江青要求一起去,毛澤東不許。而孫維世被任命為翻譯組組長,還兼管中央的機要工作。火車一開,江青留在月台上,孫維世向她揮手告別,江青心裡是什麼滋味,沒人體會得出來。”這一段描寫是文學虛構,是對之前有關傳言的採信和加工,而不是描述真實事件。虛構是文學寫作之方法,本無可厚非,但其中人物姓名不加以虛構,就容易使讀者混淆虛實,以為事情真是那樣的。

家人過去所知的是,孫維世在那之前去東歐參加活動,轉到莫斯科等候任務,然後參加了毛訪蘇的翻譯工作。但這還不是那次訪蘇親歷者的敘述。在周恩來警衛秘書何謙的訪談回憶中,和師哲口述、李海文著《師哲回憶錄》一書中,親歷者講述了那段經過。1949年,孫維世隨團訪問東歐,1950年1月回國路經莫斯科時,被師哲建議留下,幫助做了毛訪蘇後期一段時間的翻譯工作。據此可知,前引文章段落是整體性的虛構。

第一,沒有“江青要求一起去,毛澤東不許”的情況。那之前,江青1949年去蘇聯看病四五個月,國內天安門舉行政府成立大典後,10月6號她啟程坐火車回國。她回來一個多月,毛澤東12月6號出發訪蘇。出發前,江青根據自己對蘇聯生活的了解,特別積極熱心地就贈送斯大林禮品問題,提各種建議,包括大蔥大白菜大白蘿蔔等。斯大林的外交活動,不喜歡夫人參加。師哲回憶說,一次幾個蘇聯領導人跟毛澤東說想參觀中國時,莫洛托夫建議請民主德國的格羅提渥總理也來參加。斯大林立即反駁說:“歐洲人是離不開老婆的,請他來就必須同時也請他的夫人,一個婦女參加到這個場合里來,談話恐怕有些不方便。”

第二,沒有孫維世“被任命為翻譯組組長”、“兼管中央的機要工作”的情況。1949年7月22日,孫維世作為翻譯,隨中國民主青年代表團去匈牙利,參加世界民主青年第二屆代表大會和第二屆世界青年聯歡節,又隨世界民主青年聯盟往東歐各國參觀訪問,共活動了五個多月。周恩來1949年7月19日寫給鄧穎超的信里說到孫維世:“二十二號她將出國。”所指就是這次。孫維世應在東歐活動結束後,1950年1月6日從莫斯科隨團回國。周那時啟程赴蘇,能在滿洲里相遇回國的青年代表團。1950年1月12日晚他在赴蘇專列上寫給鄧穎超的信里說:“到滿洲里不知能否遇到女兒,她回至北京當能告你。”13日早晨6點又在信尾附言:“今晨五時起,六時得滿洲里電話,蕭華、家康已在站等候,大約女兒也在那裡了。”周恩來知道孫維世不是毛訪蘇工作人員。周的警衛秘書何謙那次隨同訪蘇,他在權延赤《走近周恩來》一書的訪談回憶中講到,周恩來在滿洲里沒看到維世,問詢後得知,維世隨團回國路過莫斯科時,“被師哲扣下了”,“師哲說她俄語好,叫她留下參加翻譯組的工作”。

毛澤東1949年訪蘇時,隨做翻譯工作的是師哲。孫維世那時在東歐。在沈志華主編的《俄羅斯解密檔案選編:中蘇關係》第二卷中所收毛澤東那次訪蘇期間的檔案里,參加會談的翻譯只有師哲,沒有孫維世的名字。毛在蘇期間,周恩來於1950年1月20日到莫斯科。師哲回憶說:“孫維世從歐洲參加戲劇表演活動回國,途經莫斯科,來看望周總理。孫維世是周總理的養女,我建議把孫維世留下來做些生活方面的翻譯工作,周總理同意了。”這是周恩來到達莫斯科後的細節。對比周恩來致鄧穎超的信,在孫維世緣何半路參加毛訪蘇翻譯工作這一細節上,何謙的記憶也是準確的。他們的記憶說明,孫維世是中途被師哲留下,而參加了毛訪蘇後半程的工作。

第三,沒有“火車一開,江青留在月台上,孫維世向她揮手告別”的情況。因為孫維世那時在東歐,沒有在那列火車上。周恩來也沒有跟毛澤東同乘那趟火車,而是一個多月後出發去莫斯科。

第四,沒有“江青心裡是什麼滋味,沒人體會得出來”的情況。因為沒有“孫維世向她揮手告別”的前提,所以沒有“滋味”。這樣的文學描寫,可以引導讀者想象,覺得江青產生了像葉群那樣的吃醋心理。文學性描寫有益於講故事,但因為涉及到我們的親屬孫維世的真實姓名,那麼我就覺得應該說一說情況。江青對孫維世的態度與葉群不同。林彪曾在莫斯科追孫維世,孫維世根本無心,但是保持着對著名抗日將軍的敬重。孫維世的好友、林伯渠的女兒林利在蘇聯與維世同吃同住數年,她在回憶錄《往事瑣記》中,對這件事講得很清楚。葉群後來知道林彪喜歡孫維世,便產生了非常強烈的吃醋心理。但江青對孫維世,不是葉群那種“大醋罈子”心態。孫維世多年領軍戲劇舞台,名揚海內,有很高的導演藝術成就。而藝人出身的江青,有心獨霸文藝天下,卻一直無法拋頭露臉,對維世的事業和成就,又羨慕又嫉妒。維世從蘇聯回來後,江青一直向她示好,幾次邀請她去家裡作客,但維世一直不卑不亢,沒去過。六十年代,江青開始插手文藝,想把在文藝界威望很高的孫維世拉入手下,給她當參謀,合作抓話劇,又被孫維世婉拒。文革前,階級鬥爭風雨欲來,毛澤東批評文藝界是“‘死人’統治”,江青見到孫維世說:“這下該到我家去玩玩了吧?”孫維世還是沒去。為什麼不去?她十四五歲和我母親一起在上海學戲劇時,就認識了江青。那時,她的母親任銳就要求她,少跟藍萍那個女人來往。任銳怕女兒學壞。

維世對江青的無視,使江青明白,了解當年藍萍的孫維世,很看不起她。因此,在對孫維世的羨慕嫉妒上,加了越來越多的恨。她要消滅所有可能阻礙她成為文藝旗手的人。江青在人民大會堂的一次吵鬧中罵過:“成元功是條狗!孫維世是條狼!”江青身邊工作人員聽到過江青的這種叫罵,也聽到過江青說要把孫維世關死在監獄裡——曾經在江青那兒做護士工作的周淑英女士曾特意告訴我江青說的這些話,但沒有聽江青講過“孫維世是美女蛇、狐狸精,是睡在主席身邊的定時炸彈”這樣一種表現女性吃醋心理的話。孫維世正直活潑、透明豪放的性格,也使所有認識她、接觸過她的人,不會產生“蛇、精”一類聯想。只有在不了解孫維世時,才會在略低一些趣味的作用下,發生這種想象。這種傳說,或許是把文革中“劉少奇是睡在毛主席身邊的赫魯曉夫、定時炸彈”之類的語句,移用於對孫維世的敘述了。

此外,關於周恩來、鄧穎超收養孫維世的事情,我母親任均在口述史《我這九十年》中已經講過。他們之所以收養維世,是因為,那是孫炳文、任銳的孩子。對孫炳文的幾個孩子,周恩來撫養孫維世,朱德培養孫泱,我的大姨夫黃志烜認養孫新世。他們三個人是孫炳文生前好友,那時都認為撫育故友後代是一種責任。這是傳統文化中的現象,“趙氏孤兒”那會兒已經有了。我的外祖父任芝銘和他的同盟會友人,都曾撫養辛亥時期死難故人的後代,認為這種事情是責無旁貸的。外祖父也曾撫養孫炳文的次子孫濟世,商震在抗戰期間一直培養孫炳文的三子孫銘世。房軼五、房師亮父子曾掩護接納任銳和她的孩子們。任銳的辛亥故友胡念祖和國民黨員丈夫,在孫炳文遇難後,收留少年孫泱、孫濟世,又受任銳託付,密藏朱德、孫炳文通信及照片等一箱中共材料15年,至1950年寄送給朱德。在傳統文化中,這些都屬於“義”。受過這種熏陶影響的年輕人,後來政治道德怎樣呈現,都是後話了。現在的文化沒有了那種傳統,所以沒什麼人理解了,乃至津津有味地去想象加引號的“特殊”關係了。

蘭姐百年誕辰之時,我說一說想說的話,應該是對她的一種告慰。回顧孫維世極富才華的藝術人生,讚歎她的藝術成就時,更令人慨嘆的,是她發揮藝術才華時間之短暫,空間之逼仄。藝術被極權政治宣傳的工具性目的綁架後,藝術家被要求時刻惦記着為什麼人,就再也無法專心開放性的自由探索了。直到文革禍國,造成了藝術的巨大苦難,和藝術家的深重苦難。創巨痛深,不可不知,不可不祭,所以,在紀念孫維世百年誕辰時,一定同時紀念孫維世文革遇難53周年。

2021年10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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