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克明:可以給上山下鄉運動蓋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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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克明:知青,農業文明的親歷者

史鐵生說,他想不清楚是什麼原因,使知識青年記住了插隊的日子。在他,插隊的
日子是“無邊的黃土連着天”,“深褐色的犁跡在走”,“歌聲吹散開在高原上”,“
他們還在窯里睡着懶覺”……史鐵生所記,是黃土高原、傳統農業、山間窯洞、古老民
歌,是插隊在陝北的北京知青,對一段往日經歷的苦苦感受,對一種古老文明的深深記
憶。在那種文明裡,知青曾經的生活方式,或與之融洽,或形成反差,苦心勞骨,餓體
乏身,動心忍性,增益不能,刻寫了獨特的上山下鄉時代印記。

今天,當文明發生變遷的時候,我們在回首間已經看清,那是傳統農業文明的一個
時代印記。

黃土高原已不是老知青的熟悉故地

三十多年來,我三十多次回陝北,回**隊的余家溝。腳下那條只能步行、彎彎曲曲
的山間小路,我眼見它慢慢擴寬,眼見它漸漸取直,眼見它鋪平柏油,可以開車直抵深
山了。今天的余家溝,植被覆蓋,蘋果滿山,相比它村,人丁興旺。但還是有不少人走
向山外,去城鎮謀生。畢竟,我們那兒,農耕已放棄,糧食已停產了。

近年,陸續退休的老知青,相繼回訪陝北故地。大家看到,熟悉的插隊山村,都已
今非昔比。靠近城鎮的少數村莊,正被城鎮化迅速裹挾。而一望無際黃土溝壑間的民居
聚落,那許許多多的自然村莊,村民多已外出謀生,離鄉進城了。史鐵生、孫立哲他們
插隊的關家莊,戶口552人,日常居住不足120人,約21%。丁愛笛插隊的張家河村,戶
口830人,居住卻只餘60~70人,約8%了。居住以老年人為主,基本不再憑藉農業收入為
生。許許多多老知青都說,他們插隊的村兒,沒剩多少人了。

這種情況遍及陝北。延川縣黃河邊伏義河村,本有村民約400,日常卻只有約40人
,剩十分之一。三年前,我去榆林橫山縣深山裡一個小山村參加白事,原來一百多人的
村莊,那時還剩8人居住。隔年春天我和阿城到那附近趕廟會,打聽到那村子已經一人
不剩,全進城了,連老帶少。進了城的老人們,將在對故土的回憶中度過晚年。而離鄉
遠去的後生女子,鄉間沒有了老人的牽掛後,將從此散居四面八方,只在記憶中保留兒
時故鄉了。對於他們的後人,遠方黃土高原的窯洞故里,將成為一個傳說。

那傳說,是一個幾千年的故事。在**隊的那個深山村莊,出土過陶土尖底瓶,也出
土過新石器工具——工具石料非本地所能見,可知那樣偏遠深山,六七千年前就有人居
住。他們攜帶石器,來自遠方。從那時至今,戰亂饑荒和移民遷徙的苦難,不知發生過
幾回;老林遍野和童山禿嶺的變化,不知交替過幾次。農耕總在復蘇,村莊還是村莊,
歷朝歷代的物件,在山中到處掩埋。150年前的最近一次戰亂,使我們那幾十里大山溝
,闃無一人。我們插隊時,村中古窯殘壁上,還留着殺人噴濺的大片血跡。據楊繩信《
清末陝甘概況》,今延安市洛川以北人口,1823年55萬,到1904年只有14萬,亂後剩了
25%。保安(志丹)縣1823年5萬多人,亂中1867年只剩了170人。整個延安,亂後幾十年
人煙稀少,荊密草深。但上世紀20年代,又有榆林移民開始遷入農耕。我們村現在居民
,便始自那時移民。40年代初中共割據期間,大量引進移民、安置難民、開墾山地,人
口開始增長。我們去插隊時,延安地區增長到120萬人,今延安市已230萬人。

可是,知青離開才短短几十年,那裡就發生了一個千古未有的變化。再走黃河,再
走陝北,我們能看到,面對城鎮化的擴張,曾經遍布農戶的黃土高原,村人在減少,村
廓已蕭條,農耕逐漸退去,農村開始解體。去年春天我和從陝北走出來的攝影家惠懷傑
一起,從黃河東去的風陵渡開始,一路北上晉陝峽谷,直抵黃河西來的老牛灣前。黃河
兩岸,山陝鄉村,盡收眼底。我們走進多少窯洞院落,都已窯門掛鎖,荒草荊棘。我們
走入多少古老村莊,都已廢棄敗落,幽僻凄清。一路所見,似殘軍廢壘,瘦馬空壕。我
腦子裡反覆出現這麼兩句話:千村薜荔,萬戶蕭疏。僅僅三十多年,諾大個黃土高原就
已非當年。一村一村人去窯空,一座一座古寨荒疏,人文不再,我心悲涼。這不是我今
生熟悉的黃土高原了。回到旅館,關上房門,像個遺老似的,自己嚎啕大哭!

但我明白,一個在外部經濟環境的變化中迅即消逝的文明,本來就是一個衰老的文
明、臨終的文明了。

幾千年的農業文明已經走到盡頭

穴居是東亞人類最早的居住方式。四千多年前,中國史前最大規模的城市在陝北出
現時,窯洞已是民居建築。從那時至今,陝北民居始終以窯洞為主。在余家溝那個深山
里,當年我們“農業學大寨”打壩取土時,在半山橫向炸進去十幾米,竟曾炸出古窯洞
來,有燒黑了的炕板石——那時人已睡熱炕。從炕邊一把爛鐵劍看,那窯洞像是漢代的
,早被山體坍塌深深掩埋。陝北的居民一代一代離去,一族一族進來,一直生生不息地
居住窯洞,沒發現普遍居住房屋的歷史。窯洞村落間,偶有轉兵洞,古人深挖入山,不
知走向。山上那些古煙墩兒——烽火台,默默地見證了古往的人間征戰和黎民苦難。

窯洞的歷史持續了幾千年,直到1969年北京知青遠來入住,暖窯熱炕,紅火數年。
而今,知青離去並不久遠,山川溝壑間的一個個村莊,就多寒窯冷炕了。窯里箱櫃蒙塵
,炕上舊物凌亂。棱窗少了窗花窗紙,院落多了蒿草酸刺。雖非洛殿銅駝之變,也使人
感慨“會見汝在荊棘中耳”!村中即使有新的建設,也已不再是窯洞,而是預製板平房
。2008年我們余家溝新村改造時,村民要蓋平房,說他們祖祖輩輩住窯洞,今天就想改
住房子了。我原來是大隊書記,現在是村建設顧問,堅決反對蓋平房,因為它冬冷夏熱
,不適用於黃土高原農村,同時我留戀村莊的窯洞風格。但是,我回村去開村民大會,
也說不服。因為大家感覺,住在平房裡,把炕改成床,就離現代化近了一步。這是傳統
與現代的碰撞,結果可想而知。由此,可以看到,窯洞民居這種古老的人類穴居歷史,
離終點不遠了。

2000多年前,從耒耜到牛耕的變化,確立了農業文明的成熟。史學前輩徐中舒說,
耤地用的“犁”這個音,便是以前“耒耜”的合音。陝北的東漢畫像石上,記載着牛耕
推廣早期的兩牛一犋方式。這種方式在陝北保留了2000年,許多北京知青也曾扶犁雙牛
,赤腳耕山,如畫像石上一般。知青在陝北農村,起圈送肥,扛耩上山,吆牛耤地,拿
糞撒種,鋤草收割,晾曬背打,熟悉趕羊踩地、拉牛踩場、連枷脫粒、木杴揚場等古老
的農業生產技術,了解鍘草拌料、飼餵牛驢、攔羊洗羊、搊(zao)絨剪毛的傳統生產環
節。牛耕農業的最後時代,知青們曾在這裡汗滴禾下。如今,這一切也在消失遠去,耕
牛毛驢、耩子糞斗,都已漸漸稀有,擀氈解板、毛口袋毛襪子,已經處處難覓,自給自
足的傳統農業,走到盡頭了。

石磨、石碾同樣是農業文明的標誌物。蒙上驢眼,推磨滾碾,代代相傳的食物加工
方式,也曾帶給知青煩惱和快樂。那時,碾邊磨旁,雞鳴狗咬,婆姨說笑,娃娃哭叫,
人語聲聲,天然來往。可現在,在陝北的無數個村落鄉間,無數的石磨廢置在無數的清
冷院里、閉鎖門前、荒草之間。孫立哲說,他們關家莊現居住57戶老人,沒人再用石碾
石磨加工糧食了。瓦缸酸菜、盤案風箱,陸續離開生活;糠麩米面,苦樂饑飽,已是遙
遠記憶。黃河畔上那人跡不至的古渡關津、孤獨石碾,成了農業文明消逝的典型象徵。

隨着村落的荒疏,人群的離去,史鐵生說的陝北民歌“吹散開在高原上”的情景,
也難再遇了。陝北的踩場歌,那種聽不清唱些什麼的民歌,已經隨着牛踩場的消失,永
無聲息了。而幾千首陝北民歌,被傳唱的實際上寥寥無幾,山中更少聽到。陝北鄉間的
傳統秧歌場圖,有旋轉的原始河圖,有八角的變形洛書,它們源自巫術時代人與天地的
虔心交流。鬧過秧歌的北京知青,終生難忘那種人人參與、全村紅火的愉悅和忘我。現
在,陝北秧歌開始了表演化轉型,傳統場圖因受冷遇了。從歌詞探尋陝北民歌的來歷,
可以找到宋元南戲,找到元曲。從圖形探尋陝北秧歌的來源,則可以找到絕地天通,找
到遠古。但今天,在陝北鄉間,它們也開始走向消失。

傳統農業社會以宗族家庭為本位,用禮分別親疏尊卑,穩定繼承秩序,其核心是葬
禮制度。雖然革命顛覆了社會傳統,剝奪了權利繼承,但陝北葬禮沒被禁止,沒被驅散
,留下些侑食祭祀的儀式、戴孝五服的規矩。很多知青在陝北參加過鄉間白事,接觸到
這種傳統核心。陝北維繫家族的標誌,是至少三代的墳地,爺爺墓穴下方,有長子長孫
墓穴正對其中,謂“抱穴口”。一位從橫山縣深山走出來的陝北朋友說,他終來死了,
會埋回去給他的爺爺“抱穴口”,但他的兒孫,就“願哪去了,不會回來了”。支撐着
一個古老信仰的精神世界、維繫了一個千載文明的敬祖文化,農業社會宗法制度在共產
革命後的那一點點殘存,或許也到此終結了。

知青經歷的,是一個自然經濟的文明,其生產工具的簡單、生產技術的停滯、靠天
吃飯的性質、自給自足的形態,完整地表現着那種傳統經濟形態的脆弱性、封閉性和落
後性。插隊在陝北的老知青,認識了傳統鄉間的聚落形態,經歷了傳統農業的生產生活
,感知了傳統文化的古老多樣,青春一度付出,損益一言難盡。之所以記憶深刻,是因
為,那種上山下鄉,是農業文明才可能發生的故事。

上山下鄉是一個防止文明進步的歷史事件

知青上山下鄉之時,中國農業文明已走過兩千年。經歷了循環往複的皇權、暴政、
戰亂、天災後,到人民公社制度強制建立,農業文明終於憑藉強權,實現了從未實踐過
的平均主義原始理想,小農被捆綁為集體,失去了自主生產和支配收穫的權利。用引進
的理論,指導消滅分配差別和城鄉差別。那不是天然形態的差別消失,而是人為形態的
差別消滅。消失到消滅的一字之差,催生了鬥爭的快捷方式,建立了激進的進步目標,
導致了劇烈的退步結果,造成了巨大的人道災難。那是在非戰亂歷史環境中,中國農民
最貧困飢苦的年代,最無法掌握自己溫飽的年代,最沒有自由的年代。除可能的天災外
,分配還受政權積累的影響,帶有必然的不確定性。知青所插之“隊”,是人民公社制
度下強制農民群體依附自然經濟、平均分配食物的“生產隊”。在傳統東方農業文明被
改變得匪夷所思、烏托邦理想強行實踐的最後過程中,知青上山下鄉深刻地印記了那種
歷史特徵。

據潘鳴嘯《失落的一代》,“文革”期間,中國共招聘1400萬人進城就業,其中
600萬是知青,800萬是農民。1971和1972年,全國有800多萬農民臨時工轉為固定工。
那時認為,知識分子是“四體不勤、五穀不分、不勞而獲的精神貴族”,白白讓工人農
民養活,具有資產階級的階級屬性。從具體的歷史條件來考察,使知識青年“在階級斗
爭的大風大浪中接受貧下中農的再教育”,在農村進行思想改造,以實現“知識分子工
農化”和“培養勞動者”,是上山下鄉運動的一個主要目的。因此,那時宣揚城市青年
紮根農村、改當農民。上山下鄉人數也是隨着繼續革命和階級鬥爭的強調程度而增加的
,1955~1958年上山下鄉8.7萬人,1962~1966年人數增長15倍,到1967~1969年增長為54
倍,470萬人。1973~1977年,又有858萬青年被卷進上山下鄉大潮。那時,上山下鄉成
為政治動員方式推進的政治運動,是“文革”的重要組成部分了。

如果城鎮化是農耕文化轉向新文化類型的進步方向,那麼與城鎮化方向完全相反的
上山下鄉運動,無法視為進步。如果農業文明的消逝和終結是社會的進步,那麼向臨終
的農業文明學習的上山下鄉運動,不能視為進步。回頭望去,上山下鄉是在一個文明沒
落時代發生的防止文明進步的歷史事件。只有在農業文明時代,和政治動員體系下,才
可能發生這樣的事件。換任何一個社會政治條件,都不可能出現這種選擇大規模知識人
口遷徙農村的政治運動。

知青不過是農業文明時代的一部分而已。雖然他們給農村帶去了城市的消息和文化
的吸引,但以知識分子工農化運動對抗人類文明知識化的反智實踐,決定了當年知青群
體擺脫不了的落後性質。以人類文明進步的理念分析,始於1942延安整風、盛於“文革
”上山下鄉的知識分子工農化,傳遞的是一種非進步的“負”能量;而後來相反走向的
知識化,才是社會進步的“正”能量。

上山下鄉對個人的鍛煉是真實存在的,個人損益不同、感受不一,但大多收穫了堅
強和愛心。所有苦難都可以使人經受歷練磨練,可是苦難給人的磨練,並不證明苦難的
正確。正如不能因為個人在戰爭或饑荒中經歷了磨練磨難,就證明它們正確一樣,我們
無法用個人在其中得到的鍛煉或後來取得的成就,去論證一個沒落文明中上山下鄉運動
的正確性。

上山下鄉運動產生的積極意義,與發動者的願望恰恰相反,是使許多知青通過社會
底層實踐,深刻了解民間,對繼續革命、階級鬥爭理論,和用它們強力支撐的舊體制,
發生徹底懷疑,轉向獨立思考,從而清醒地認知了人類文明進步的真諦所在。

老知青是農業文明消逝的親歷者

去陝北的這代知青,所經所歷反差巨大。“少年不識愁滋味”時遠離城市,在傳統
文明消逝的前夜,入鄉隨俗,耕種鋤割,既適應農耕文化生存方式,又推崇人定勝天殉
道獻身,曾用立場尋找階級鬥爭,更以人性相知貧困農民,接受樸實溫暖的關愛,走過
霜雪風寒的青春,竭力為鄉親排難解病,儘力教娃娃識字讀書。這樣的經歷使他們初識
人間苦難,改變觀察視角,認知真實中國,因而造就了對時代的深刻反思,也建立起對
鄉村的深刻情感。晚年將至時,那些他們曾經生活的村落,卻忽然冷落。青年時代的熟
識老友,或亡故或遠走;地畔炕頭的當年紅火,已雲散已煙消。往日的村莊可能消失,
往歲的農業即將消亡,往昔的文明必將消逝。它們不是以發展的方式長入新的文明,而
是以消失的方式訣別傳統文化。這種情況下,聚散無情時,知青們留戀的,是那往日的
人文情感、質樸的真誠友誼。那是從此以後再難得到的人間珍品。

從文明史的角度看,上山下鄉不過是須臾間事情,是舊文明裡一種舊理想最後努力
存在的一個歷史現象。那種努力的失敗,唱響了舊文明的輓歌。生產方式的改變,已經
淘汰了那個時代。我們在為傳統農業文明送葬的同時,也可以給上山下鄉運動蓋棺了。
在知識文明即將到來的社會變遷、文化變遷中,對上山下鄉運動的歌功頌德,反映了知
青群體當年的落後性質。

值得關注的是,一方面,在知識文明時代,傳統文化的經驗必然成為知識創新的資
源,成為個性化創造的啟發;另一方面,傳統文化本身也是一套知識系統,幾千年來為
民族規範着認識領域和認知方式,支持着這方土地的人文精神,具有很高的文化價值。
今天知青所回顧眷顧的生存經歷、鄉俗事物,都是農業文明的方方面面,也都是傳統文
化的點點滴滴。那些真實記錄生存情境的歷史圖像,親身經歷多樣文化的書寫記述,其
最大價值所在,是記憶消逝中的文明。

幾千年間,經歷了反覆的毀滅和重生,農業社會逐漸成熟。無論怎樣的天災或人禍
,農村總是農村。即使進入當代,傳統社會的結構被共產革命根本改變,鄉族自治變為
政黨統治,自耕土地變為群體耕種,大規模政治運動持續不斷,農民失去土地和自由,
但農業社會的基本單位——那些窯洞村落,依舊存在,農耕經濟,仍然繼續。

而今,城鎮化告訴我們:一個幾千年的傳統文化、古老文明,正在消逝之中。一個
人類社會的文化類型,正在消逝之中。人們離開故土村莊,但不是古代方式的族群遷徙
,而是分散出去進城務工,放棄舊的農耕生存手段,建立新的知識生存能力。分散的遷
徙,能力的改變,導致了族群文化、村落文化的傳承終止、解體消散,一個個村莊從此
將成為農業文明的遺址。

這一次變化的原因,不是曾經的古代戰爭、民族仇殺、人口遷徙,也不是政黨發動
。經濟的發展,生活的變化,是突然到來的。非漸進的財富膨脹過程,導致了激進的城
鎮化進程和巨大的城鄉差別。結果誰也沒有料到,從陝北觀察,拋棄農村、放棄農業、
離棄農民,成了三農問題的又一種解決方案,成了消滅城鄉差別的又一種快捷方式。這
種快捷的變遷,也在成為傳統的災難。

去年春天我在陝北遇到一個畫面,前面是大片拆遷廢墟中堅持着的幾眼窯洞,孤孤
零零,後面是主體已經建起的一群二三十層高樓。這個畫面,向我們展示了中國與其它
許多國家不同的發展方式。現在在英國,我們可以在唐代的莊園里喝茶,在宋代的教堂
里祈禱,在元代的大學裡學習,在明代的酒店裡住宿,在清代的地鐵里坐車。倫敦開通
地鐵那年,石達開兵敗大渡河。也是那年,陝西回亂初起,延安各縣還住着上一批居民
,幾年後他們在冷兵器下生死不明永無下落。而在英國,至今,只要沒被德國人炸毀的
,他們都沒拆,鄉村也都在。人們可以坐在千年以前先人坐過的地方,往窗外欣賞千年
以來不變的田園風光,藍天碧水相映,綠草遍野起伏,白色羊群散落,沒人開發。

在那裡,傳統文化是和平長入現代文明的,城鄉差別是消失的而非被消滅的。那是
一個漸進的過程。而在這裡,激進的發展方式表現在了一個字上:拆。推土機暴力地埋
葬傳統,到處埋葬傳統文化生存的聚落房屋。在財富的膨脹中,我們沒有西方文明那種
宗教精神的指引,也沒有東方傳統原來禮義廉恥的祖訓,我們失去了對知識積累、社會
關係、行為觀念、精神價值的文化傳承,以為財富增長等同於文明復興,結果只能一步
跌下文明的高岸,沉入財富的海洋。

曾經的農民已經自信地走向遠方,不復回歸;多樣的文化必將無奈地嘆息而去,消
於無形。在傳統文化無法和平長入現代文明時,記憶的價值強烈地凸顯出來。這時我們
意識到,一代知青,正是農業文明消逝的親歷者、見證人。人類歷史上唯一的知青群體
,結識了最後的傳統農民,經歷了最後的傳統農業,了解了最後的傳統農村。現在,目
送它們消逝遠去。知青的記憶里,有剪不斷、理還亂的一生牽纏。

記憶消逝中的文明,是為人類文化留下遺產。知青經歷的人生價值,就在於親歷農
業文明,感知農業文明,記述農業文明。當農業文明無法與城鎮化進步適應共生,而忽
然消逝時,知青可以為後人認知曾經的文明——那其中的勞苦與煎熬、漫長和渴望、田
園或荒唐,留下真實,留下細節,留下記憶。知青個體的人生經歷,會因此而走出上山
下鄉的落後陰影,彰顯人文意義的永恆價值。

王克明,1952年出生,曾在陝北插隊十年,擔任過生產隊長、大隊書記等。現任插
隊村莊延安余家溝村的建設顧問,主要從事陝北方言及民俗文化的歷史繼承性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