親歷者曝光喬冠華背叛周恩來細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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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6年“四人幫”倒台後不久,喬冠華就被隔離審查;後在王震的過問下,在中國人民對外友好協會掛“顧問”職銜直到逝世。1983年9月22日,因患癌症,在北京病逝,終年70歲。病故後,外交部起草了一份喬冠華生平的稿件,大概是準備印發或作新聞稿之用。此稿肯定了喬一生中的成績,最後一段也寫了喬在“文革”後期犯了政治性錯誤。章含之一定要把這一段刪去,否則寧願不發。本文摘自2004年第5期《百年潮》,作者張穎,原題為《故友二人行——懷念龔澎並憶喬冠華》。

1971年10月25日,第26屆聯合國大會通過決議,恢復中華人民共和國在聯合國中的席位,圖為出席該次大會的中國代表團團長喬冠華(左)和副團長黃華。封面題圖為喬冠華與龔澎合影。

龔澎和喬冠華都是我數十年的戰友、摯交,他們離開人世三十多年或十多年,仍令我時常想念。他們曾共同為新中國的外交事業作出過許多貢獻。尤其是龔澎,她是新中國第一代傑出的女外交家,外交部首任新聞司司長(當年是情報司),業績斐然。她為人一身正氣、光明磊落,凡是曾經和她一起共事的人,無不稱讚她出色的工作和高尚的品德。喬冠華在他人生的最後歲月,也曾有過短暫的輝煌。還有一些人在他的頭上戴過無數耀眼的光環,但歷史難以改寫。然人亦無完人,我也為他晚年的一些作為感到悲哀和痛惜。

我和龔澎認識是在1940年春夏之時,龔澎從晉東南八路軍總部朱德總司令那裡調到重慶十八集團軍辦事處工作。從那時起,我和龔澎就住在重慶曾家岩50號樓下一間既陰暗又極小的房間里。屋內僅能放下四張小竹床,還有一張小桌子就擠得滿滿的。當時同住的還有劉昂、陳舜瑤,我們四人都是在恩來同志身邊工作的。劉昂機要、龔澎外事、舜瑤宣傳、我是文化。龔澎和我是對外活動的,都用《新華日報》記者名義。我們工作的性質完全不同,但生活在一起很融洽很親密。龔澎比我大八歲,我一直把她當作大姐姐看待。當時我們雖然都以公開身份進行活動,卻身在險境。我們一般是早出晚歸,有時為了避開特務盯梢,也在黃昏以後才出門。要是有哪一天,誰回來晚了,另一個人就會替她擔心。當時重慶不僅特務盯梢,還有流氓欺負女性。所以,不管多幺晚,我們都要等回對方,才一起睡下。我們常常各自躺在小竹床上,龔澎和我頭頂着頭,說著悄悄話,有時談得高興了,到半夜都不睡。劉昂更是大姐姐了,就會說我們幾句:明天不工作啦,快天亮了還說個沒完。

龔澎原名維航,1914年出生於日本,畢業於北平燕京大學。龔家是安徽一個大家族,父親龔鎮洲,早年曾追隨孫中山先生參加國民革命,母親是廣東人。1935年北平爆發了震驚中外的“一二.九”運動,當時龔澎是燕京大學的積極分子,參加了民族解放先鋒隊。1937年盧溝橋事變,日本帝國主義發起全面侵華戰爭,龔澎即奔赴延安。她曾在抗日軍政大學和馬列學院學習,不久被派到太行山八路軍總部工作。正是在那裡結識了她的第一個丈夫劉文華。

劉文華曾留學德國,抗戰前夕回到祖國。不久即參加了八路軍,與龔澎同在八路軍總部工作。1940年龔澎到重慶時,我們都不知道她已經結婚,是她以後告訴我的。劉文華是個很有學識、修養,對革命事業忠貞不渝的好同志,他的中文、德女、英文都很好;在德國是學工程的,在八路軍總部是擔任彭副司令的秘書,所以和龔澎常常在工作上有接觸。她們婚後蜜月剛過就接到了命令,調龔澎去重慶工作。當時朱總司令還曾徵求龔澎的意見,說延安中央組織部可能不知道她已經結婚,如果她本人仍然願意留在總部工作,朱總司令和恩來同志商量免調或晚調也可以。但龔澎為抗日戰爭的勝利和黨的神聖事業,正是熱情澎湃,豪情滿懷,哪能為了兒女私情而拒絕調令呢?於是她懷着依依惜別之情毅然離開太行山來到重慶。而令她極為痛心的是,就在當年,劉文華同志在前方征戰途中,突然患了急性盲腸炎,戰亂年代,又在敵人後方,醫療條件極差,延誤了治療,病魔竟奪走了他年輕的生命。當龔澎得知這一不幸消息,十分悲痛。她在那間陰暗的小屋裡,用被子矇著全身,獨自傷心,我們誰也難以使她悲痛的心安靜些。過了一天,鄧穎超大姐安慰她,勸勉她。恩來同志也找她詳談,才使她的心情慢慢平復。不久她寫了一篇充滿感情的文章,紀念她的戰友,登載在《新華日報》上。在繁忙的工作中,龔澎逐漸結交了幾乎所有國家駐重慶的外國記者,無論是塔斯社、法新社、路透社或***的以及各國大報刊的都結識。與美國新聞處也時有來往,當時美國新聞處的中國問題專家費正清,也成為龔澎的朋友。1983年後我到美國工作曾遇到這位老教授,提起龔澎他很有感情,說那時候他們的觀點與共產黨是完全不同的,但龔澎提供給他的消息和共產黨的宣傳小冊子,他很樂於接受和閱讀。並說龔澎那時已經是很受外國記者歡迎的人物,是很出色的外交家。

龔澎在與外國新聞界朋友交往時,不僅向他們宣傳我們的觀點,也向他們了解許多情況,每隔幾天她都要向恩來同志寫簡單的書面彙報,有關事和人的都寫。有時恩來同志找她去作具體詳細的彙報,她還提出一些建議給恩來同志參考。對一些思想比較進步,報道也比較客觀的外國記者或是其它外國朋友,恩來同志就根據情況,個別接見。每當這時,龔澎都是陪見兼翻譯。我們都能看得出來,恩來同志對龔澎的才幹和辛勤工作的精神,是十分讚賞的。

龔澎廣交外國新聞界朋友,還是為了更好地宣傳中共各個時期的抗日主張和重要方針路線;宣傳解放區的一切具體情況。當時我們能夠經常收到延安的消息和《解放日報》重要社論,龔澎就立刻將有關內容翻譯成英文並打字油印若干份,很快送到外國記者手裡,**的抗日主張和方針政策就會迅速發往世界各地。開始時,龔澎在我們那間小屋的小桌上放個打字機,在很暗弱的燈光下,日夜工作,嘀嘀嗒嗒的老式打字機聲響個不停。後來在三樓有了辦公室,我們每個人都有了辦公桌,龔澎的打字機也搬上去了。三樓一共有四間小房,最裡面一間,是葉劍英同志住的。一間較大的就成了公共辦公室,室內放了八張三屜二屜辦公桌。

當時住在曾家岩50號的同志,除了恩來同志與鄧大姐,董老、葉帥、徐冰和張曉梅夫婦這幾位各有一間小房,是辦公兼卧室外,其它工作人員,有黨派的、軍事的、外事的、文化的,都在公共辦公室里,大家工作都很緊張。龔澎常常考慮到打字機的響聲會影響別的同志工作,她總是等着人最少的時候才在辦公室里打字。白天大家都外出活動,人少些,她就在白天翻譯打字,晚上出外活動,半夜再繼續幹活。那時候我們的生活和工作都按照恩來同志的習慣來安排。恩來同志的辦公時間一般都在午夜十二時到凌晨四時,我們這些在他身邊做具體工作的人,在這個時間內都不能睡覺,在辦公室里等着,因為恩來同志不定在辦那一件事時要問到那個人,就會把誰叫到他那裡,或文件需要修改,情況需要補充或有什幺指示。每當這時我們有的繼續白天沒完的工作,有的看看書報,偶然有個別同志實在磕睡了,就會聊聊天或打一會兒撲克牌。龔澎就利用這樣的時間來干她的工作,但這樣的時間也不多啊。更多地是在大家都去睡了以後,她又繼續工作起來。我記憶較深的一段時間是在1940年至1941年間,正是皖南事變和國民黨掀起第三次反共高潮前後,毛主席的《新民主主義論》剛發表不久,接着是《揭破遠東慕尼黑的陰謀》、《關於反法西斯的國際統一戰線》等等,都急需翻譯出來,發往國外。那時龔澎忙碌得連飯都顧不上吃,覺也不睡。有一次連續兩晝夜都沒有離開打字機,飯是我給端到三樓她的桌旁扒上幾口。有一天我清早起來跑到三樓一看,她臉都黃了,眼睛充滿血絲,我又是感動又是難過地勸她:龔澎,你不要命啦,不能這樣沒日沒夜地干呀,廚房蔣師傅給你煮了兩個雞蛋,快去吃了休息一下吧。她抬頭看看我,露出笑容親切地說:不要緊,小張,謝謝還給我煮雞蛋吃。我不由分說把她拉到一樓,吃完早飯把她按到小床上睡覺,可沒過兩三個時辰,她又回到打字機旁了。

龔澎中文很好,英文更好。我看她不停地直接就在打字機上出英文稿,曾幾次伏在她桌邊看一看,十分羨慕地讚歎:你真了不起,怎幺看着中文就打出英文了呢?我真是由衷地敬佩她。有時她卻頂我一句:你拿筆寫文章比我打字還快哩。這時我就滿心不高興而慚愧了,於是她又向我道歉:不都是玩笑話嗎?你受委屈啦……。那時候,我們都多幺年輕呵,那是多幺值得永遠思念的日子!……

重慶,是抗日戰爭期間的陪都,也算得上是全國的大都市了,但各種條件實在很差,而我們更有身在囚籠又是虎穴之感,要是生了病就更加艱難了。1941年重慶又遇到日本飛機大轟炸,曾家岩50號的樓房被炸掉一半。我們只得臨時搬到紅岩嘴八路軍辦事處去住,而許多工作則仍然聲城裡,交通很不方便,我們常常步行到化龍橋,坐馬車去上清寺再換公共汽車。夏天酷熱,來回奔波,大約不到半年我就病倒了,天天下午發燒,身體疲憊不堪,醫生診斷得了肺結核。我病成這樣與大家同住怕傳染,所以就住到紅岩半山腰劉太太處。劉太太(八路軍辦事處的樓房所用土地的主人,是開明地主)家有三間小草房,我和也得了肺結核病的袁超俊同志各借住一間,劉家的工人住在旁邊一間。不久龔澎也病了,發三天高燒不退,送到重慶中央醫院去治療,說是感冒,大夫給她打了兩天針,不但發燒未退反而燒得更厲害,昏迷不省,而且她左邊的臀部直下至膝蓋都紅腫起來,只得又送到醫院檢查,原來是打針時消毒不好,被感染而大面積化膿了。龔澎又住進醫院,在臀部開了一刀,擠出膿血一大盆,發燒倒是退了,傷口卻老是癒合不好。出了醫院在紅岩辦事處沒有合適地方住,也搬進我住的茅草房來。龔澎雖是外傷,可比我們痛苦多了,她整天趴在床上,不用說下地,開始時連動一下都疼,不能翻身,不能仰卧或側卧,所以也不能看書。剛住進那小草房時,她見能有我和超俊作伴,倒也高興了一些,可是整天就是一個姿勢趴着,什幺事都幹不了,她逐漸不耐煩,發牢騷,以至罵那該死的醫院和該死的大夫。我們看她難受,也只能勸勸,我給她讀讀報上的重要新聞;我愛看小說,又給她講講小說故事。過些時,她傷口好些了,但還是下不了床,走不得路。

重慶夏日,時有大雨。一天半夜,突然雷電交加,大雨傾盆,我們所住半山的小草房,被震得吱吱作響。龔澎很怕霹靂雷聲,我也睡不着,即起床想和她說說話。忽地一聲響雷從草房後面響起,接着房頂連泥帶草往下掉,龔澎忽然下地跑到床邊來。我摸着洋火點上小油燈,超俊也從側門走過來。眼看小草房搖搖欲墜,旁邊住着的工人也過來了,說兩邊的小房都沒有房梁,會倒塌。他兩人正想抬龔澎往中間那草屋去,龔澎卻自己一拐一拐地走起來,剛過側門,還沒有找到坐處,那間小草房,拍拍幾聲就塌了下來。我們都嚇得瞪大眼睛,超俊說,真是老天有眼,沒有把我們砸在土下。我作出輕鬆的樣子:日本人的炸彈都沒敢把我們炸了,老天爺能把我們怎幺樣。這時我一看,龔澎還站在那裡呢,就趕緊把她扶到超俊的小床上趴下。龔澎卻大笑起來說:其實我能站起來走呀,原先老怕痛,真該死……。龔澎就是這樣一個既開朗又率直人。外面仍是大雨滂沱嘩啦啦地響。

沒過多久,曾家岩50號的房子修好了。龔澎和我又搬回曾家岩忙碌起來。

我認識喬冠華是1942年他剛從香港來到重慶之初。有一天,恩來同志把我叫到他的住室——也是辦公室。我站在他桌旁聽候他的吩咐,他問我:你知道我國有兩個名叫喬木的人嗎?我覺得很突然,定了定神回答說:我知道,是南喬北喬吧?北喬我認識,在延安見過面還交談過。南喬聽說過,是在香港常發表國際評論的。是吧?恩來同志說:不錯。現在這位南喬已調到我們《新華日報》工作,他剛來住在《新華日報》營業部純陽洞宿舍里。他的經歷和你們不大一樣,他曾在外國生活多年,以後在張發奎將軍處當過幕僚,又在香港新聞界、文化界工作,是文化名人。他初到《新華日報》生活條件很艱苦,也許一時會不習慣。恩來同志叫我去看望這位南喬,告訴他這幾天自己很忙,過些日子會儘快找他談話。我答應着正要轉身,他又把我叫回說:你帶點水果和吃的去吧。當天下午我提着一些桔子、花生去純陽洞宿舍看望這位南喬。因為我在文化組工作,去探望一位文化名人,是份內的事並不奇怪,但心裡也有點納悶,既然已調來工作,恩來同志為什幺還這樣周到和客氣呢?

我在純陽洞宿舍,見到這位南喬,他聽說我的來意,很禮貌地站起來,和我熱情握手,並感謝恩來同志的關心。他給我的第一印象是身材瘦高,有點駝背,戴眼鏡,穿着不講究,也沒有擺名人架子,因為我與重慶文化界的朋友很熟悉,他就問起重慶文化界的朋友,談了一會兒我就告辭了。他正式在《新華日報》工作後,我們也常見面,但沒有什幺私人交往。後來聽他自己詼諧地說過:黨外人士把我看成是共產黨人,而黨內呢,又有人把我看作黨外民主人士。哈哈大笑,這是他的習慣。以後我們都稱呼他老喬,南北喬之說也慢慢淡忘了。

在認識老喬之前,我曾讀過不少他寫的文章。我們雖住在重慶,香港的報紙還時能看到。自1939年到1940年期間,喬冠華在香港以喬木名字發表了許多有關國際問題的文章,內容豐富、材料翔實,而且很有文采。這種文章本來容易顯得沉悶,但他卻寫得生動活潑,很有可讀性,當時我們都很愛讀,所以南喬雖人未到卻都已知其名。1942年他調到《新華日報》時,正是皖南事變後,我們的工作重點在於爭取國共繼續合作,反對國民黨積極反共、消極抗日的政策,所以國際問題就不那幺突出了。1942年至1943年,老喬寫的國際評論文章不是很多,他主要在《新華日報》編輯部工作,寫寫文章,有時也研究國際問題。1943年以後他就以於懷為名,兩周必有一篇“國際述評”,刊登在《新華日報》上。他的這些文章當時在讀者中有很好的反響。80年代“新華日報、群眾”史學會,還出版了喬的文集。

正是在1942年至1943年,喬冠華與龔澎相識而相愛,大家都認為這是很相匹配的一對。同志們都為他倆高興。1943年他們就結婚了。當時的革命婚禮很簡單,大家在一起吃些糖果花生米熱鬧一下,董必武同志還為他倆賦詩一首,寫在一塊紅綢上。婚後老喬搬到曾家岩,那時葉劍英同志已返回延安,他倆就住在三樓原葉劍英同志的居室。龔澎婚後才搬離我們的女生宿舍。記得他們在戀愛中我曾詢問過龔澎:聽說你和老喬戀愛了?該結婚了吧。她表示還有點猶疑,說感到老喬比較自傲,聽說他對愛情有點浪漫。我玩笑地說浪漫有什幺不好,古板才沒趣哩。接着我認真地說人無完人,他很不錯了。當然龔澎也僅是想說點心裡話而已。他們婚後那段時間是非常幸福的。大約1945年後,老喬才正式調到中央南方局外事組工作,也還為《新華日報》寫文章。

1945年抗日戰爭勝利,中共派代表團到重慶,與國民黨及各民主黨派共商國事。毛澤東親自到重慶,與蔣介石進行談判。這時期西方世界對中國的情況都十分關注;國外新聞機構派到重慶的記者大大增加。國外使團人員也多了起來。我們在重慶原南方局外事組的人員也增加了,而龔澎仍然是主力。她奔忙於記者群中,大力宣傳**主張和平的方針,爭取國際輿論的支持。這期間恩來同志與外國人土以及新聞界的接觸也很頻繁,毛澤東在重慶時,無論是接見外國記者或其它外國朋友,也是龔澎陪同作翻譯。龔澎在外國人士和新聞界中,更成為眾所矚目的人物。

1946年,龔澎、喬冠華和部分外事組人員住在上海馬思南路107號,當時《新華日報》《群眾周刊》都在上海籌備出版,所以我也到了上海。國民黨政府沒有批准《新華日報》出版。我就在《群眾周刊》任記者和編輯,同時在上海文委從事文化工作,也住在周公館,和龔澎夫婦還是朝夕相見。那時龔澎和老喬領導幾個青年同志,除了每日向國外和駐上海的外國記者發出大量新華社電訊稿外,還辦了一個外文:刊物《新華周刊》,主要是對外宣傳我黨的路線、方針和政策。這個刊物在國外極受關注。這使得國民黨十分惱火,於是下令《新華周刊》停刊,這樣一來對外宣傳的渠道就被封死了。

1946年10月,國共和談基本破裂,恩來同志準備率中共代表團的主要成員撤回延安。恩來同志行前,對留在國統區工作的人員作了細緻的安排:大部分同志回解放區,一部分有掩護條件沒有公開過身份的同志留下做地下工作,還有一部分因工作需要,則去香港開展工作。老喬、龔澎和我決定去香港。

記得初到香港時,連住的地方都沒有,我們只有各自投親靠友分散居住。一個多月後在銅鑼灣租了兩層公寓樓,當時那一帶很荒涼,交通也不方便,但能集中住在一起,工作上就方便多了。龔澎一到香港即籌備出刊物。喬冠華是她最有力的助手。喬曾經在香港的刊物上發表過不少文章,他在文化界也有許多朋友,這對辦刊物有很大幫助。經過一個多月的準備,英文《中國文摘》半月刊與讀者見面了。這一刊物旗幟鮮明地為中國共產黨的革命事業、為解放區的進步搖旗吶喊,對世界人民了解中國共產黨所進行的正義事業和中國革命的進程都起到很有力的宣傳作用。

《中國文摘》出刊後,條件仍很困難。龔澎手下只有六七個人,從選稿、改稿、編排以至下廠校對都是這幾個人乾的。重要文章的翻譯、撰寫以及定稿、看大樣由龔澎和老喬親自動手。有時我到樓上去看望龔澎,她很勞累卻總是精神飽滿,充滿樂觀情緒。龔澎夫婦在香港工作直至1949年。

新中國成立,龔澎被委任為外交部情報司司長,籌組新聞司。那時外交部像龔澎這樣既有多年涉外工作經驗,又有組織才能的幹部不多。新聞司十來個人,來自各個方面,有從解放區來的,有歸國留學生,也有剛畢業的大學生。他們沒有外交工作經驗,工作伊始困難重重。1949年11月8日,周恩來總理兼外交部長,在外交部成立大會上作“新中國的外交”重要報告。龔澎組織大家學習,體會總理報告的原則精神,認清新中國外交路線的基本點是獨立自主,不受任何強權政治的影響。這種堅定的原則立場時時處處都不能忽視。龔澎又特彆強調外交幹部必須有嚴格的紀律,時時都不能忘記外交官的一言一行都代表着國家。新聞司的幹部,在對外活動中都是發言人,即使說無可奉告也是一種表態,必須慎重。龔澎在工作中言傳身教,給剛剛步人外交崗位的同志留下了深刻印象。

外交部建立之初,喬冠華任外交部亞洲司副司長、代司長,正司長由夏衍擔任,但夏衍在上海市工作,一直未到外交部赴任,為此老喬心裡有些耿耿於懷。

建國之初,總理給新聞司的主要任務有兩條:一是給中央領導提供信息,二是要作為國家對外宣傳的喉舌。龔澎和大家想盡辦法完成任務。當時新聞司出過兩種材料,《外交部外參》和《情況簡訊》。那時候還沒有國外電訊稿,消息來源很困難。龔澎組織新聞司的同志24小時收聽主要西方國家的廣播,看為數極少的外國報刊,隨即翻譯,半夜付排,清晨出材料。雖然每天只印幾頁或十幾頁,卻要付出很大勞動,經常是夜以繼日,通宵達旦。

在對外宣傳中,新聞司要發揮作用並不容易,因為新華社掌握着主要新聞渠道,還有各大報紙都有對外宣傳的人力和物力,所以新聞司必須抓到自己的特點。龔澎認為通過外國記者寫的新聞報道比起轉發新華社訊,在國外更有說服力。當時與我國建交的國家不多:東歐社會主義國家,周邊幾國,還有北歐幾國,所以駐京記者也不多。龔澎經常和年輕的同志一起與外國記者交談,和他們交朋友。她說,與記者交談要有針對性,對東歐社會主義國家的記者或進步的西方記者,立場觀點與我們較接近,就可以談得坦率些、深入些,充分提供給他們可以報道的材料。對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記者,也要區分不同情況,注意對方的接受程度,絕不強加於人。同時態度要誠懇,平等待人。龔澎常常對青年同志說:希望把工作做好不等於已經做好。願意宣傳還不夠,必須善於宣傳才能有效果。

作為記者,總希望能夠最早得到最準確的消息。龔澎很了解他們的心情。她想方設法為駐京記者創造有利的工作條件。新聞司對重要消息以及我國政府對重大國際問題的看法,都採取比新華社發稿時間提前一點即向外國記者透露的方式,使他們的發稿時間與新華社基本同時,加上記者可以得到現場的感受,使駐京記者十分滿意。

1954年,周恩來總理率領中國政府代表團到日內瓦,參加國際會議。龔澎是中國政府代表團發言人之一,而更多重要的事情,則是在會議期間的各種會外活動中進行。龔澎一直活躍在各國新聞記者之中,她適時地向記者們透露重要而準確的消息。她的名字在會場內外廣泛流傳。

1954年,我隨丈夫章文晉調北京工作,我們一家和龔澎一家始終住在同一宿舍大院。從無量大人衚衕(現為紅星衚衕)起至以後,我們都是近鄰。平常往來雖不多,但當心裡裝着無處訴說的話時,很自然就會去找對方傾訴。1957年,龔澎下放北京郊區房山縣勞動,而我在那段時間正在接受批鬥,雖然我們就住在樓上樓下,也很少有時間交談。1958年我們都搬到報房衚衕新樓,龔澎已從農村勞動回來,而我卻一直到1959年還過不了關。我非常苦悶,許多問題解不開扣,有個星期日我到龔澎家想和她談談心裡話。當時外交部的反右鬥爭已基本告一段落,黨內反右傾和龔澎沒有多大瓜葛。龔澎很平靜地聽我訴說挨斗的事。她勸解我說:我們對黨內鬥爭都缺少經驗,應該好好學習,你檢討了數十次過不了關,可能是群眾不諒解,也可能是有人從中使絆。我很有同感。我也問起她和老喬的情況,她坦然地說,也不能說受到多大委屈吧。我能下放農村勞動一段時間,對我非常有益。我已經有許多年沒有接觸過老百姓。說到老喬,她臉色稍微陰沉些。說喬太自傲;說到抗美援朝結束後李克農率中國代表團在板門店談判時,老喬作為主要副手,對克農同志不夠尊重,認為自己更懂外交,關係搞得不好。

1965年我調到外交部不久,即隨外交部四清工作隊到江蘇南通搞四清。1966年6月,我回到北京,文化大革命已如狂風驟至。文晉早已被任命為駐巴基斯坦大使,我也被任命為駐巴基斯坦政務參贊,立即要去赴任。當時我思想上很矛盾:文化革命是毛主席發動的,又是從文化部門開始的,而我在文化藝術部門工作了十年,一定會有這樣那樣的錯誤。雖說我已經調到外交部,但應主動回到原單位作個檢查,有個交代,不應該就這樣走了。我向外交部領導提出要留下來,領導都勸我還是應該走。——天晚卜我正與文晉商量此事,文晉讓我和他一起去巴赴任,飛機票都已經拿到了。這時龔澎來了。她也勸我走,而我還是那股倔勁兒。他們都沒辦法,龔澎只好勸文晉先去赴任,並提醒他要密切注意國內形勢的發展。文晉走後不到十天,北京就亂起來。一夜之間我成了“三反分子、牛鬼蛇神”,被揪出來,關進地下室。因為文晉不在,我還有一個小兒子無人照管,造反派允許我晚上十點以後回家給孩子做飯。那時外交部還比較平穩,在那幢宿舍樓中,我是第一個被揪出來的,哪有人敢進我的家門?只有龔澎上我家來,我們帶着迷惑的眼神互相看着。她勸慰我:你從小參加革命,對黨忠心耿耿,但誰都有犯錯誤的時候,認識了就好,對黨對自己都要有信心。在那樣狂風惡浪的時候,能聽到這樣的話,多麼暖人肺腑啊!

很快,“文革”那股火就燒到了外交部,反資反路線,接着打倒陳毅、姬鵬飛、喬冠華的大字報也上了街。外交部各級領導都被揪斗,姬、喬被押到王府井賣小報。龔澎也被揪,行動不那麼自由了。相反,先亂起來的單位,造反派內部打起派仗,把那些重要人物關押起來,對我這樣的走資派倒放鬆了。我每日只要向造反派交一份坦白材料或認罪書,就相對自由了,還可以出外看大字報“受教育”。我跑到王府井,看到姬、喬被押到大街上賣小報,老喬一副沮喪狼狽的樣子,但還沒有挨打。等到天黑,我溜進龔澎的家,告訴她我看到的情況,讓她放心。有一天回到家屬院就聽人說:龔澎的家被抄了,她還挨了打。我焦心地等到半夜,溜進她家,看到她雙眼失神,獨自坐在沙發上。我握着她冰涼的手,問她是否挨打了,什麼被抄走了?她告訴我,造反派逼她交出筆記本,她拒絕,有人抓她的頭髮想往牆上撞。最終他們還是把筆記本都抄走了。

外交部越來越亂了,到王力在外交部作了臭名昭著的“王八七”講話後更甚:奪外交部長的權,揪陳火線指揮部包圍外交部,給總理施加壓力,火燒英國代辦處……那時我常到龔澎家傳遞部內外的消息。我們關着門議論“文革”中竄上來的“紅人”,對江青的言行我們都不以為然,老喬最恨姚文元,因為喬與吳晗的交情不錯。龔澎在政治上很敏銳,她和我談起,外交部受到那麼大衝擊,矛頭是對着總理和陳老總的。我們之間共同語言很多,互相又都信得過,可以無話不談。1968年春,外交部許多大使、司長貼出大字報,要求恢復陳毅外長工作,即外交部出名的“九十一人大字報”事件。龔澎、喬冠華都在幕後支持,但不久又被批為右傾翻案的典型,他們又一次受到衝擊。許多同志竭力保護他們,但龔澎從來都表現出光明磊落,堅定不移的說理精神。她在保護大家。

1969年我下放到湖南“五七”幹校勞動,龔澎精神上不斷受到刺激,腦溢血病倒了,病情嚴重。恩來同志對她極為關懷。龔澎在住醫院期間,第二次發病後就一直沒能醒過來。醫院建議開顱把血塊取掉,有可能好轉。老喬十白有風險,十分猶豫。恩來同志召集專家研究,認為既有一線希望還是應該爭取。於是和老喬商量決定,開刀,爭取能有轉機。最終因拖延時間較長,還是沒能扭轉病情。

1970年我從幹校回到北京,即去醫院探望。當時龔澎已完全靠各種機械在維持生命。我隔天都到醫院探望,總是看到老喬坐在床旁,有時淚流滿面,有時默默哀傷。有一次我又到病房,看見恩來同志正站在病床旁邊,默默看着龔澎,在他臉上顯出傷感和無奈。出門時,他看見我,輕輕搖搖頭走了。

1971年龔澎離開人世,老喬悲痛欲絕,終日借酒消愁,兩二天一瓶,很快茅台酒的瓶子就堆滿了陽台。符浩、陳楚、普生和我,幾乎每晚都到他家陪伴他,勸慰他振作起來。經過一年多,老喬才慢慢平復過來。

1971年基辛格秘密訪華,老喬正生病住在醫院裡,沒有參加計劃和接待工作。不久我和文晉到醫院看他,他很生氣,責怪文晉不來向他彙報。文晉是寡言少語的人,沒有說什麼。我向他解釋了那次是秘密訪華,總理直接領導,有保密規定。那次看望喬,我突然感到他有點變了,火氣很大還有點斤斤計較。隨後基辛格第二次來訪、尼克松訪華,喬都參加了並做了許多工作。其中有一件事使我難忘。在起草《上海公報》的過程中,卜呈稿基本完成,經恩來同志審定,交文晉主持作中英文校定,老喬等人參與。當時老喬提㈩要修改其中某一重要段落的內容,文晉等人不同意。但老喬很固執,一定要改。因為他是領導,別人也只得同意修改。稿子送回總理,他當即發現改得不對。在第二天接待組的會議亡,總理髮了很大的火,指着文晉嚴厲批評:膽子太大又不動腦筋,為什麼要改?文晉沒有做聲,默默承受。會後他才告訴我實情,並講老喬變得狂妄了。我當時很不高興,心想老喬為什麼不站出來承擔責任呢?

龔澎去世兩年多,老喬又戀愛了,朋友們也為此高興。他的戀人就是章含之,我們與她還有過一點交情。章含之的父親章士釗先生解放前夕即住在東四八條朱啟鈐老先生家。全國勝利後,章士釗全家搬到北京,章含之和父母同住那裡。朱啟鈐先生是文晉的外祖父,我們有時去探望,自然就認識了章含之。那時她還是十幾歲的小姑娘。我們很少交談。直至文化大革命以後,她調到外交部工作,彼此才慢慢熟悉了,但來往也不多。1972年後有一段時間,章含之突然,與我家關係密切起來。一次她來到我家,談了一會兒她忽然問:聽說你在部里業餘學校上英文課?我告訴她我的英文口語很差,到外交部工作很不適應,所以每周幾次去聽課補習。她立即說,不要去上那種課了,我來給你當老師,保證學得快。我以為聽岔了,回答她:我怎麼當得起你這位老師的學生呢?她倒是挺認真的。那段時間她來過我家好幾次,還給我帶來《英語900句》的書和錄音帶,有些還親自錄下音,給我做教學用。當時很難得到這些書,我心裡很感謝她熱情指教。但也納悶,以往我們交往並不多,她為何對我那樣熱情?其實,章來我家時真正教書很少,倒是常常閑談。她到外交部不久情況不熟,常常問到一些情況,特別有興趣問喬冠華。大概因為我對她當時的心思不去仔細琢磨,以後她就不大來我家了。

在老喬和章含之的戀愛中又出現了插曲。喬的子女對他的戀愛對象不大滿意,我也曾勸說,父親的事你們不必過問。喬的兒子告訴我並不想干涉,只是想去拜訪一下鄧穎超大姐,要我聯繫一下是否能抽時間見一面。我答應了。不久喬的兒子去見了鄧大姐。我不知道他們談了些什麼。隨後我接到喬冠華的電話,在電話里他大為震怒,質問我為什麼要給他兒子聯繫去見鄧大姐,斥責我多管閑事。當時我驚愕片刻,即給他頂了回去。你兒子去見鄧大姐有什麼不對嗎?你別忘了他同時還是龔澎的兒子!他把電話摔了。過了不多久,鄧大姐給我來電話,她有點不高興地問我:老喬到底怎麼啦?他居然打電話來質問我,為什麼要見他兒子,都和他談了什麼?難道我不能見見,我會談無原則的話么?……我勸鄧大姐千萬別為此生氣,老喬已經在電話里把我責罵了一頓,我也不解為什麼會這樣。

1972年夏,美國一位中國問題學者洛克珊·維特克到中國訪問,了解中國婦女革命史。她與鄧穎超、康克清等幾位老同志座談兩天以後,又提出要採訪江青。幾經周折,總理批示:可以禮節性接見。喬冠華副部長指定我做外交部工作人員去陪見。這本來是很平常的事。一天下午在人民大會堂江蘇廳,江青和姚文元一起會見維特克。外交部派出禮賓司官員、翻譯、速記員等去工作,還有對外友協的負責人和陪同將近十人。本以為禮節性會見不過是互相認識,寒喧幾句,談談一般性問題。豈料江青對維特克大感興趣,在人大會堂談了幾個小時,設宴招待,還陪維特克去人民劇院觀看樣板戲《紅燈記》。江青的做法使我們陪見人員大為吃驚。江青還特別約定在廣州繼續會見維特克,談她的歷史,希望維特克為她寫傳。這一情況與總理批示的禮節性會見完全不同。第二天上班時,我即向喬冠華彙報並請示他該怎麼辦?老喬皺了一下眉說:江青的事情誰管得了?我沒辦法,隨她去吧。七月間,江青去廣州,隨後把維特克接到廣州,我們陪見的全班人馬也到了廣州。江青在廣州會見維特克近10次,講了60小時,內容無所不有,自我吹噓、編造歷史、詆毀別的領導,還有泄密內容等等。在這過程中我曾數次打電話向喬等領導彙報情況,他們都回答說沒辦法,隨她去吧。直至把維特克送走,我們回到北京,我又向他們彙報,江青要整理記錄翻譯成英文寄到美國。喬只聳聳肩,攤開兩手,斷然決定說,這事我真管不了,以後也別向我彙報了,你直接找周總理彙報吧。

這之後近半年時間,我和外交部編譯室徐爾維同志常常在晚上去釣魚台江青住處,陪她整理記錄,整理完一部分就打印成冊,編號登記,作為絕密文件送給周總理以及王、張、姚,還有外交部姬、喬、王等審閱修改。這期間我曾多次向總理彙報情況,總理也審閱過一部分記錄。最後總理認為這份記錄實在不能寄到美國去,他找江青談話,告訴她將文字的東西寄往美國十分被動,勸她不要這樣做。江青不僅不聽總理勸告還糾纏總理幫她修改,批准寄出。總理只好請示主席。毛主席立刻指示,記錄絕不能寄出,立即停止整理翻譯。總理召集外交部有關人員傳達主席指示,並囑咐我和徐爾維把這次談話的所有記錄,包括初稿、整理稿、部分翻譯稿,分類整理裝進保密鐵櫃,貼上絕密封條,交外交部保密室。

1973年6、7月,外交部發生了“153新情況”事件,文晉在黨組會上受到嚴厲的但卻是沒有道理的批評。8月,文晉被任命為中國駐加拿大大使,任命我為政務參贊,讓我們在國慶節前到達渥太華。時間緊促,不到一個月的準備—廠作,在外交部是少有的。

加拿大是美洲國家中最早和我國建立正式外交關係的國家,對西方世界影響很大。我們在任職期間,十分努力地開展工作,也謹言慎行。在“文革”那個特別的年代,許多事情的發生都會讓人感到不正常。文晉的同胞弟弟,留住美國多年,兄弟二人已有三十多年不曾見面。他得知兄長到加拿大赴任後,立即攜夫人到渥太華來探望。文晉經黨組同意與弟弟見面,按規定不留宿留飯,並始終“二人同行”(即文晉和弟弟見面時,除我之外還必須有第三者)。記得當時使館一等秘書袁翔龍一直陪伴。文晉弟弟離開加拿大之前要請我們到餐館吃頓飯,我們也請袁秘書同往,這讓弟弟夫婦大惑不解。弟媳悄悄地問文晉:這位袁先生是貼身保鏢吧,你們在加拿大工作真是如此危險嗎?文晉只好笑笑。文晉本來就是個嚴於律已的人,又是在“文革”期間,所以國外工作中的大事小事他都向國內請示彙報,儘管如此,部領導還是不放心。其中有一件事:我們在加拿大工作一年之後,有一天使館一位最年青的館員,找我彙報思想(當時我是總支部書記),說一年多來,他受外交部領導之命經常寫信彙報大使夫婦的活動,使館發生了什麼特別情況也要彙報。他感到使館內都挺好的,沒有什麼要特別彙報的。他問我以後是否可以不寫了。我有點吃驚。面對這麼單純的年青人,我不在意地說,既然是領導指示你寫,那麼寫與不寫你應該告訴他們啊。

1974年3、4月間,外交部很不平靜。參加了1973年12月政治局會議的外交部人員,在外交部傳達政治局會議的精神,對外交部執行的右傾投降主義、修正主義外交路線進行深入徹底地批判。外交部部長姬鵬飛是代表挨批判的。其實大家都清楚,批姬就是批周。那年我們在加拿大。

1975年冬春我們回京述職並休假,總理的病情日漸嚴重。從鄧大姐處得知,我們已沒有可能到醫院探望他了。

就在那年一個寒冷的夜晚,我和文晉約見喬冠華部長,向他彙報加拿大的情況並請示工作。老喬要我們去史家衚衕他的“新居”。60年代,總理因為知道章士釗自解放前夕就一直住在朱啟鈐先生家,所以特別命國務院撥史家衚衕這所房子給章士釗先生長住。此時章士釗不在北京(章老1973年逝世),喬冠華這位女婿就住進了坐北的正房。以前我曾來過這裡,如今室內陳設已完全變了。正面那張長條桌上,除了不多的陳設品,最令人注目的是幾張放大的照片:毛主席和喬冠華握手,章含之在旁;還有一些較小的與領導握手的照片,後旁有周恩來的陪襯。房子正中有一張特為喬預備的安樂椅。喬見我們進來即站起來迎接,並讓我坐到他旁邊的一張椅子上。章含之則把文晉帶到離得較遠處的沙發上就坐,這樣安排各自對話就不會互相干擾了。原本是要向喬請示彙報工作的,但文晉沒說幾句,喬就擺擺手制止他。喬與我談起來,章含之也和文晉單獨對話了。我記得喬對我態度很親切,開始也問及加拿大使館一些工作情況,但很快就轉了話題,談起國內的“文革”,重點是談江青。說她領導“文化大革命”很受主席的稱讚重用。我覺得奇怪,“文革”初期喬很是看不慣江青,說她打着主席的旗號把全國都擾亂了,這會兒反而變了調。喬對我說,江青認為我很能幹。她知道我從小參加革命表現不錯,要調我去“文化組”負責什麼工作。喬知道,在接待維特克的時候,江青對我很不滿意,又特意解釋,江青沒和他提起這件事。我直瞪瞪地看着喬,不知道該講些什麼。喬感覺到了,接著說:當前“文革”的形勢你知道,周總理病重,看來不久於人世,識時務者為俊傑嘛,應該好好想想,何況江青那麼看重你哩。他習慣性地哈哈大笑起來,我卻感覺渾身發顫,難以控制。

我們離開喬家,走過黑暗的衚衕,感到寒氣襲人。我忍不住問文晉,你們都談了些什麼。文晉冷冷地答道:我根本就不認識江青,她卻一個勁說江青對我有好感很欣賞,真是莫名其妙。我脫口而出,這是在為江青收羅人才,真是拉幫結夥哩。這是我與喬最後一次單獨見面和談話。

1976年1月8日夜,我和文晉又回北京休假,林平在機場告訴我們,總理在當天去世了。北京沉浸在一片悲哀的氣氛中。經總理辦公室特批,我在寒風凜冽中去北京醫院後門,排着長隊與總理的遺體告別,又去人民大會堂參加了追悼會。外交部除部領導外,沒有幾人能去參加悼念活動。由於“四人幫”嚴格限制,個人帶黑紗、白花都犯忌。外交部許多同志曾多次要求部領導在外交部內舉辦小規模的悼念,喬都不加理會。一次,回國學習的駐外大使和參贊在學習會上,一致要求在內部舉行追思活動,又被拒絕。當場有一位大使拍案而起,質問部長有沒有起碼的人性?由於過分激動,引發心臟病被送往醫院。而喬還是不作任何解釋。

1976年清明節前後,首都人民前往天安門人民英雄紀念碑悼念周恩來總理。4月4日我接到外交部部長辦公室打來的兩次電話,詢問我是否離開了家?第三次居然是喬親自打電話。我生氣地回答:我什麼地方都沒去,也不敢去!當時我突然感到悲哀,一個人怎麼會變成這個樣子!

1976年“四人幫”被打倒,外交部將我從中國駐加拿大使館調回北京,成立專案組,讓我和當年陪同江青會見維特克的人員,把有關情況洋盡整理成材料,供中央領導參考。要把談話內容詳盡整理,最可靠的原始材料就是當時的記錄稿。我們立即想到外交部保密室被封存保管的一大鐵櫃材料。經領導同意,我們去保密室索要。豈料保密室的同志說,材料在兩年前就被江青連鐵櫃一起都搬走了。我們大為吃驚:這些材料是主席和總理指示封存不許動的,江青經過何人批准能全部取走呢?據江青當年的秘書和保衛人員提供:1974年(或1975年)主席曾批評江青和“四人幫”,江青很緊張,怕那些材料可能出事,經當時外交部長喬冠華批准,把鐵櫃搬到釣魚台江青住處,全部燒毀了。

1976年10月,喬冠華開完聯合國大會回到北京。中央責令外交部對喬與江青的關係進行審查。當時喬住在家裡,章含之住在辦公室,要求他們各自說清真情。在這期間,外交部曾召開過兩次大會,一次是在北小街祿米倉北京陸軍總院禮堂,可容納500人左右。我記得當時部領導坐在主席台上,喬也坐在旁邊。大會請喬說清與江青的關係,並作自我檢查。喬一言不發。部里有兩三個人發言,批評喬在文革後期的——些行為。另——次批判會是在北京工人體育館召開的。主持會議的部長還是希望喬能作自我檢查,喬仍是一言不發。會上有幾位同志發言,批評雖然嚴厲,但重在講理。後來有人造謠說,喬挨批判時用“噴氣式”、挨打等等,這是對外交部廣大幹部的污衊,不少同志感到憤怒。

1983年喬病故。外交部起草了一份喬冠華生平的稿件請我們審讀,大概是準備印發或作新聞稿之用。此稿肯定了喬一生中的成績,最後一段也寫了喬在“文革”後期犯了政治性錯誤。章含之一定要把這一段刪去,否則寧願不發。文章最終沒有發出,報上只登了一則簡短的消息。

古人要求“為親者諱”,但歷史必須真實,任何人都不應該否認客觀存在的事實。近幾年來我不斷閱讀有關喬冠華的文章,不斷思索。現在我寫下我所親歷的點點滴滴,供讀者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