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访从维熙的记忆
原创： 陈为人 王者芳菲
为撰写《唐达成文坛风雨五十年》，我采访了从维熙，他与唐达成当年都在党组一个班子。有许多事情需要得到他的印证。
在我对从维熙的访谈中，很自然地由唐达成而谈到王蒙。我说：“我知道你与王蒙关系很好，但我还是忍不住要为唐达成鸣不平。”
我向从维熙讲了一些王蒙对唐达成的冷漠。唐达成的夫人马中行对我说：“唐达成对王蒙，和王蒙对唐达成那是两回事。唐达成一说起王蒙那是赞不绝口。而王蒙对唐达成……”马中行无言了，直摇头。马中行还说：“我就说老唐，总是你去王蒙家，看王蒙，我怎么没见王蒙来家看看你？老唐语塞，说不出什么。”
作协创联部主任晓蓉在访谈中，对我说过这样一个情节：“唐达成去世后，我编完唐达成遗稿汇编成的《南窗外集》，去请王蒙作序。王蒙不愿意写，但推托得非常得体。他对我说，给唐达成作序，有一个比我更合适的人。此人无论从资历还是从地位，也无论从对文艺界的影响还是同唐达成的交往时间，此人都是第一人。他这么说，我当然知道是谁了，所以后来我找了张光年。”
在整理唐达成遗稿时，我还看到唐达成一篇未见诸报端的文字：《王蒙六十寿辰记胜》。记述了1994年10月15日，由李辉操办，宗璞、应红、刘心武、李国文、邵燕祥、从维熙、张凤珠等人参加，在红庙阿静酒楼为王蒙祝寿的盛宴。唐达成在文中这样写道：“王蒙实为当代奇才，十九岁即以《青春万岁》名噪一时。五七年风暴，无辜卷入，发放新疆十余年。王蒙聪慧过人，博闻强记，入疆后与维族群众相往还，即学维语，几可乱真。且致力钻研维文，据云，曾有意以维文译《红楼梦》，俾此名著得以嘉惠维人，其颖悟如此，令人叹绝。七八年平反后，文思泉涌，如奔河出谷，巨流出闸，十五年来已有文集十册矣。其中亦间作论文，如《红楼启示录》，以小说家角度观察之，独岀机杼，发人之所未发，言人之所未言，文采焕然，飘逸潇洒，神游八荒，意探幽微，为红学界惊服。八九年辞去文化部长职后，潜心著作，已有长篇两部问世。据王蒙自称，拟作五卷，近数十年之风云波折，将尽囊括其中。可谓煌煌巨制。今逢其六十寿辰，岂可不为贺乎。”
……看着唐达成《王蒙六十寿辰记胜》文章，我心里就想：王蒙六十寿诞，唐达成不惜笔墨，为其记盛，而与唐达成多年相交，唐达成已成“生前友好”，王蒙竟无只言片语可悼祭？
唐达成从五十年代初，就两次评论了王蒙的小说《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一直到九十年代还又评论了王蒙的新著《活动变人形》。访谈中我向王蒙提到唐达成评他《活动变人形》一文。王蒙一副茫然的样子：“是吗？他写过吗？”我实在搞不清楚王蒙是真没看到，还是故作一种淡漠的姿态？我当时想，这篇数万言的长篇评论，唐达成视为得意之作，曾对我说：“我点蜡熬油，用了十几个夜晚写成。王蒙的这部作品，太打动我了。”
当我把这件事与张凤珠说起，张凤珠当即指出：“那王蒙装大头蒜了。”张凤珠还十分慎重地说了以下这段话作为印证：“这是达成对我讲的。王巨才看了他那篇文章，很是称赞。王巨才跟王蒙讲了，那时王蒙还没看。王蒙跟达成讲，王巨才对这篇文章很称赞。我还不知道你写了这么篇评论。达成跟王蒙说，是《当代》约稿，正好我也很喜爱这部书，所以就写了。王巨才很称赞这些话，都是王蒙跟达成讲的。所以王蒙要说他不知道，这个显然不是真话。要么就是他压根不想说，要么就是他忘掉了。忘掉了也不应该，就论他俩这层关系。”
俗话说，人心换人心，八两换半斤。唐达成这么多篇热情洋溢的颂文，就换不来你王蒙对唐达成的一句评语？王蒙之嘴，真可谓尊口难开；王蒙之文，真可谓一字千金。当年，唐达成因为《无冕皇帝》对王蒙的影射和指斥，以党组书记的身份，挺身而出为王蒙做挡箭牌，如此仗义执言惹得引火烧身，值吗？
从维熙说：“不止对唐达成，包括对好些朋友都这样。王蒙在人生上比较冷色调，不太关注别人。王蒙如果在作协，我想他处理一些事情也不会像达成那么率真。”
从维熙又说：“王蒙最近出了一本书，《我的人生哲学》，他的责编给我寄来一本，你可能还没看到吧？包括邵燕祥呀，我们这些同时代人，……认为他那‘为人处世的二十一条’，是他在官场生活的总结。我要见了面就会对他说，如果都像你说的那样，做人就没有真诚了。”
我说：“我还没看到这本书。不过我以前读过王蒙的一篇文章，叫《我的处世哲学》。其中很多内容忘记了，但有一句话印象特别深。他说，在没有绝对把握的大量问题上，中道选择是可取的，是经得住考验的。他是极力要维护自己的形象，极力避开可能对他形成不利的矛盾，所以做得尽量面面俱到，尽量中庸中道，包括他的‘费厄泼赖’可以缓行，等等。于是作为这些‘智叟’的陪衬，就必然需要诸多的‘愚公’，唐达成就做了王蒙聪明的陪衬。
可是，人与人之间的聪明能差多少呢？可能差一顿饭的功夫？差一晚上觉的时间？最终，别人也总会有反应过来的时候，也有幡然醒悟的时候。那么，过人的聪明，物极必反，会不会成为一种‘聪明误’呢？”
从维熙：“有一定的道理。……你不妨可以想得更深一些。人的生存处境不同，我呀、燕祥呀、国文呀、心武呀，都是在文学上主动向边缘化贴近的人。而王蒙与我们的走向不同，因而不排除他写处世哲学一书，醉翁之意不在酒吧。巴老那么老了，还是作协主席，朋友们中有这个说法，发那处世哲学的文，是不是有意在溶解一些将来的阻力呀？邵燕祥我们这一代人，真是各有各的生活观念。各有各的活法。王蒙的存在状况与我们不同，是符合他的规律的。”
这番谈话是2003年底的事，那时，中国文坛正在为巴金身后由谁来执掌中国文坛牛耳而议论纷纷。
从维熙向我讲到，那场风波后他的免职过程：“玛拉沁夫来上台的时候，因为这个时候，我是作协党组里边唯一保留下来的。为什么把我保留下来？我也搞不清楚。发生‘风波’的时候，我和达成他们一样，支持学生呀，《人民日报》上，我也是签了名的。出于什么考虑，因为新党组里边除马烽以外没作出于什么考虑，因为新党组里边除马烽以外没作家？那时候，我的态度也够明确的，我和新党组的人去参加中宣部、中组部的会，我公开说，我同这些不符合中国国情的同志是坐不到一起的，希望你们把我换掉。说这些话，马烽都在场。有一次我的发言比较激烈，党组会都有记录，党组秘书赵则训说，你把发言记录看一看，我们都要上简报的。核对吧。我就是这么说的。你说我同这些人坐一起，又没什么可说，你说我痛苦不痛苦？中组部有个年轻人我觉得他是理解我的，我就是搞不清他的名字了，他在场。党组会的纪录，后来变成给中组部的请示报告，这份文件我手里还有。我的资料保存的也比较全。我作为一个人吧，我没有做得把自己的人格踩在脚下喂狗，这点我还能做到。不管马烽对我什么看法，不管贺敬之对我什么看法，这我和达成还是一致的。”
从维熙还讲到一个“拒马河”的细节：
“我先跟你谈谈玛拉。那时，他到党组当副书记，刚任命。他和马烽到我家里。马烽先来，我把铁门一开，就让进来了。他说玛拉还要来，我说，那就恕我不予接待。他说，维熙，那不好吧，我们都在一个党组。我说，谈公事有谈公事的地方，请原谅，请你现在就给玛拉打个电话。他说，那不行，他的车已经从宣武门那儿出动了。来不及了。马烽下去堵他，没堵着。他来了，这门开了一半，他说，维熙，你们家很难找，就这个意思吧。我说，咱们谈公事到办公室，我不能在家里接待你。我就把铁门一关。后来吴祖光给我打电话，他说，维熙呀，北京有一条河，你知道吗？我说，什么河？他说，有条叫拒马河。我没想到这个事，我说什么拒马河？他说，就在团结湖公园附近。我说京郊有条潮白河。他说，拒马河，你不把玛拉关铁门外面了吗？那当时玛拉是非常尴尬的。他气焰又盛，我不买他那份气焰。当然那时候他是重权在握呀，整了那么多人，我也是其中之一。我对马烽说，我在山西那么多年，你对我很多帮助，我是永远牢记在心。但是有些大是大非问题呀，马烽同志，你作为这一届的党组书记，我作为一个党组成员，我有的话不跟你说吧，我如鲠在喉。说吧，又怕是对你不敬。我说，玛拉的好多所作所为，你马烽怎么不说一句话。他说，把我安排在党组，实际是辅佐他。我说，说一句更直接的话吧，是不是傀儡呀？我就跟马烽这么说。当时马烽的爱人杏绵，杏绵是从北京出去的，我们开第一次创作会议的时候在一起。杏绵是比较温和的人，反正在我眼里是比较好。杏绵说，你们俩快别这么说了，再这么说下去，伤和气了。”
采访从维熙的那天，他请我共进了午餐。吃午饭时，从维熙啜了一口酒，突兀压低声调问我：“你对唐达成和马中行之间的感情如何看？”由于突然压低了声调，问话变得有些神秘兮兮。
这个话题太复杂了。人的感情本来就是复杂的，而唐达成和马中行之间，延续近半个世纪的感情生活，则更是一言难尽了。我不知该从何说起。
从维熙又啜了一口酒，不停地摇着头：“唐达成的家庭生活，恐怕是他更大的痛苦。”
我心中为之一颤。我问：“你为什么会有如此的看法？”
从维熙答：“我听和他们一起住过的人都说，他们夫妻俩经常吵架。”
我问：“你听到是些什么原因？”
从维熙答：“唐达成那种性格，他会对外人说？”
随后，从维熙看似偏离了这一话题，颇为贴己知心地向我讲述了他离婚的经历。从维熙讲：“我和我的前妻是患难夫妻。她什么都好，可就是她对我母亲的态度使我不能容忍。我是出了名的孝子，大家都知道。我幼年就没了父亲，我母亲含辛茹苦把我拉扯大不容易。我不是唐达成那性格。有一次在饭桌上，婆媳俩都争胜要强，不知道怎么就顶起来了。我就能把那饭桌给掀了。……
我和张护到街道办事处办离婚，办事处的那位女同志说，哟，一对名人夫妻。怎么过不下去了？她看看张护又看看我，对我说，你先出去一下，我和大姐说两句。后来出了办事处张护告诉我，那女孩问我，怎么过不下去了？是不是他有了第三者。张护说，不是绝对不是，我是和我婆婆过不下去了。……我和张护昨天还通电话了。可我们俩最终还是分手了。”
从维熙给我讲了他家庭中的婆媳关系。我听出了从维熙意识流中的关联思路。
《唐达成文坛风雨五十年》初稿写出后，蒙特利尔的9月26日晚（2003年），国内是27日星期六早晨，我给从维熙打去电话。电话里，从维熙大概还没有睡醒，或者是我的电话打扰了他的睡眠。他有些无精打采，听我说整部书稿写了有六十万字，慵懒地打着哈欠说：“那我就不必看了吧，我正在完成一部长篇，恐怕抽不出时间看这么长的篇幅。”
因为从维熙在访谈中为我提供了许多独家信息，主要是我很敬佩从维熙的写作才能，希望能得到他的指导，所以进一步争取说：“书稿中，我引用了许多你提供的材料，其中有涉及到王蒙，涉及到‘风波’，为了慎重准确，您还是百忙中一阅为妥。”
听我电话里这么一说，从维熙马上改变了口气，说：“那你发我看看。”从维熙这么紧张地一说，我心里马上有些“反悔”，他说了没时间看，说明我已经征求过他的意见了。再死气白赖地让人家看，是不是多此一举？
从维熙与王蒙毕竟是“铁哥们”，从维熙在与我的交谈中是坦诚的，他可以流露对王蒙的真情实感。可一旦当我把它变成文字，准备公诸于世时，他会为了唐达成的传记一书，而去得罪王蒙吗？另外，作为党组一员，他向我开诚布公地谈到“风波”后，中国作协在“双清”中的许多情况，唐达成及党组整体被一锅端的过程。甚至向我披露，他是如何把中央派来整顿中国作协的玛拉沁夫拒之门外的“拒马河”细节。这些政治上敏感的问题，他要提出来不让我披露，我岂非自己给自己节外生枝？
我以忐忑不安的心情把有关章节发到了从维熙的邮箱。
后来，北京《十月》出版社准备推出《从唐挚到唐达成》时，听责编丁宁说：“从维熙都给我来了四次电话，说出书前一定要让他看看，我都答应了，他还催，我说等二审看完我就给你，他说为什么不先让他看过再让二审看？我都跟他有点急了。”
再后来，12月20日（2003年）丁宁又来电话，说从维熙来电话了，说他看了，觉得作者很尊重他的原意，他没什么改动，只改了个别文字。
应该客观公允地说，从维熙自始至终表现出了一个作家有尊严的独立思考。后来我在给他送美国溪流出版社出版的《唐达成文坛风雨五十年》时，赞叹地说：“我敬重你身上的峥峥硬骨。”他谦虚地一笑：“我也有许多软肋。邵燕祥在这方面比我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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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陈为人简介
陈为人，祖籍上海。山西太原为第二故乡。当过木匠，干过铸工；曾任太原工人文化宫主任，在文化宫任职期间，搞过一些领风气之先的文化活动；担任山西作家协会、山西作家企业家联谊会两会秘书长期间，艰难地尝试走出一条“以文养文”之路；曾担任山西省青联常委，太原市青联副主席，山西省青年作家协会常务副主席等社会职务；第五届山西省人大代表。现任山西省老文学艺术家协会主席。作品有人物传记类：《唐达成文坛风雨五十年》、《插错“搭子”的一张牌——重新解读赵树理》、《马烽无剌——回眸中国文坛的一个视角》、《让思想冲破牢笼——胡正晚年的超越与局限》、《最是文人不自由——周宗奇叛逆性格写真》、《山西文坛的十张脸谱》、《兼爱者——墨子传》、《特立独行话赵瑜》、《柳宗元传》《冯霞是谁》《撇捺人生王秀春》；散文随笔类：《走马黄河之河图晋书》、《摆脱不掉的争议——七位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的台前幕后》、《太行山记忆之石库天书》、《中国历代改革家的命运与反思》、《弦断有谁听——世界文豪自杀档案》、《红星照耀文坛——苏维埃八位文化人的命运》、《地标的文明足迹——西欧行》、《话说红颜》、《歪批诸子》等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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