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暁康:光棍、梟雄、混世魔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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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細看(放大)這本書的封面,果然印着「助編——石文安 Anne F. Thurston」,這後面有一段故事,讓我知道在英文世界,文字版權煞是一樁大事。 2017年夏天我們請 Anne 來波多馬克文化沙龍談這本《毛澤東私人醫生回憶錄》,蘭登書屋出版此書的署名很複雜,稱「本書原稿是中文,由底特律大學政治學教授戴鴻超英譯、黎安友撰前言,Anne 為助理編輯」,但是在英文版封面上又突出作者李醫生和 Anne 兩人。

演講中 Anne 敘述了這段經歷頗為不快,我記得她用了一個詞 devastating ,非常傷心。據說李醫生最早將書稿送到普林斯頓大學卻未被接受,轉而再找哥倫比亞大學 Andrew Nation(黎安友)教授,於是黎成為這本書的靈魂,他招募 Anne 前去採訪,Anne 跟我說,她帶來一個助手,在芝加哥採訪李醫師,錄了幾十盤磁帶,再回來紀錄磁帶,頗費功夫,但那卻是李所不樂意的方式,想出書又無奈,便是這個結局。以我閱讀的感覺,這本書的思路和寫法,顯然出自西人而非中國人,而這本書的價值,恰是有一種非中國的價值觀,貫穿其中,那一定來自Anne,但故事是李醫生的。

這本書的意義,在於它啟動了一場「非毛化」——不是在中國,而是在海外,因為它提供了「評毛」的最佳資料,而「評毛」在中國至今停止、曖昧,甚至已經出現毛的繼承者身居大位,整個世界對此毫無覺察——有點像當年希特勒上台,而歐洲很麻木。我在波多馬克文化沙龍介紹過「評毛」的文字。 】

“評毛”至今還是一種文化評論,沒有進入學術層次。

“評毛”資源可分兩種:西學的參照和中國史觀的看法。

談三個人的觀點。

一、余英時

“評毛”僅偶一為之,但他是中國人文界當代第一人,所以看法珍貴且重要,余引中西兩法說毛,有一句話最經典:”在中國史上,毛澤東具有秦始皇、明太祖的一切負面;在二十世紀世界史上,他則和希特勒、斯大林是一丘之貉。”

1、傳統秩序崩解下的”光棍”

余英時1993年10月23日在台北《中國時報》人間副刊發表《打天下的光棍——毛澤東一生的三部曲》,是非常重要的一篇評論,至今沒有評毛文字超過它。

余提出一種”邊緣人”的觀點,指出:毛澤東的真本領是在他對於中國下層社會的傳統心理的深刻認識,這個”下層社會”是指那些三教九流、痞子光棍之類,即”社會邊緣的人物”。中國歷史反覆演出的,就是王朝崩潰之後,主流社會解體,大量的能人流落在底層,嘯聚山林,扛旗造反,劉邦、曹操、朱元璋都是這類人物。

余指出:毛澤東在黨內逐步取得主宰,可視為”農村邊緣人”戰勝”城市邊緣人”,因為中共早期領袖都是上等文化人;毛可以說是集多種”邊緣”之大成的一個人:”他出身於農村,但早年也沾到城市的邊緣;他沒有受過完整的學校教育,但也沾到了知識界的邊緣;他最熟悉的東西是中國的舊文史、舊小說,但又沾到了西方新思潮的邊緣;他在政治上最獨到的是傳統的權謀,但又沾到了”共產國際”的邊緣……。歷史的狡詐把他送回了邊緣人的世界,特別是他最熟悉的中國農村的邊緣世界,他的生命本質終於能發揚得淋漓盡致,這恐怕是連他自己也是始料所不及的。”

2、”反常規化”的梟雄

余早就引入韋伯”奇理斯瑪”式權力的論說來詮釋毛。這種理論認為,魅力型權威一般需要經過一番”常規化”的轉換,放棄”奇理斯瑪”,才能換取長期穩定的統治。余指出,毛在這方面是居然是”史無前例”的,既不追隨中國的漢高祖劉邦等,也不跟外國的希特勒、斯大林學習,因為後者最終都走向”常規化”而維持獨裁,毛卻是徹底地拒絕”常規化”直到死亡。李志綏回憶錄出版後,余又做了一篇大文《在榻上亂天下的毛澤東》,依照韋伯理論再次一一列舉毛的”反常規”:

——”談笑風生榻上居”,毛27年統治與無數陽謀陰謀,都是躺在一張特製大床上想出來的,一個絕妙的”反常規”隱喻;

——不當國家主席,可以為所欲為,他跟一切常規禮儀都格格不入,寧願”退居二線”,更方便搞陰謀;

——繼續以”農村包圍城市”,他反對”常規化”的辦法,還是農村”打土豪”的階級鬥爭那一套;

——信手操弄”群眾運動”;

——反現代化的”否定意志”,毛對現代世界的驚人無知,如烏托邦空想等等。

再引一段余拿毛與曹操比較的文字。毛自己很認同曹操,然而漢末的曹操,雖然”不信天命”,但是仍然相信有周公這樣的偉大人格,所以還不是一個肆無忌憚之人。毛雖然熟讀歷史,卻完全不相信歷史上有什麼光明磊落的一面,他留心的全都是權謀機詐的東西,所謂滿眼看去都是”臟唐臭漢”,那麼他便不可能對人性有任何信心。在從能力上來比較,曹操是所謂”治世之能臣,亂世之奸雄”,而毛只是一個亂世奸雄。

二、林毓生

余英時和林毓生,是治學中國近現代思想史的兩位大家,而在他們兩位所建築起來的基礎上,這種研究至今沒有什麼進展。也可以說,涉及中國現代思想史,就避不開毛澤東,所以林毓生的評毛,也是很重要的一家之言。

余林兩位,都判定中國近現代是一個激進化思潮泛濫的時代,原因當然是中國儒家傳統的衰微,又面對西學東漸,自晚清以來的幾代中國士大夫,或者也叫知識分子,他們焦慮、性急、束手無策、飢不擇食,率先領導一場否定自身傳統、全盤接受外來價值系統的思想文化革命,到”五四”運動達到高潮,將中國推入從經濟、制度、社會、文化直到價值體系的無底線的一個崩解過程,至今沒有停止。當然,這是一個比毛澤東大得多的課題,然而毛正是這個解體過程中出現的魔鬼。

林對近現代激進化的定義,比余更徹底,稱之為”整體性的、全盤否定的反傳統主義”;而且他進一步指出,這種思潮的根源,正好來自儒家思想模式”道德優先”的特徵,也叫着”借思想、文化以解決問題的方法”,因為中國傳統社會的結構,是靠儒家意識形態,來統合三塊:上層官僚、中層鄉紳、下層宗法家族,形成大一統社會;這種社會一旦解體,只有從道德上重新整合。

林是指出中國傳統”意識形態”至上而且封閉、導致巨大災難的第一人,他也進一步在這個思路下,分析了毛澤東以烏托邦思潮帶給中國人的巨大災難。

林毓生對毛澤東及其所代表的意識形態的描述﹕”毛澤東領導下的中國共產黨具有強悍(自行其是)、千禧年式、「比你較為神聖」的道德優越感而政治性又極強的烏托邦主義性格”,這種「烏托邦性格」,顛覆傳統與受制於傳統,他分析了幾個特點 :

——毛式烏托邦一反「烏托邦主義」不知如何在當下落實的基本性格,強悍地認定確知如何當下落實其崇高理想;

——它的現世宗教性(人的宗教)愈強(愈想把人間變成天堂),便愈無所不用其極地運用政治手段;而愈是不擇手段,便愈需要從現世宗教性那裡獲得正當性,其結果是,從自認乃是「全知全能」的上帝,變成一個無知、反知、無能、亂管的「 上帝」;

——「五四」真空使中國知識分子相信,愈是摧毀傳統才愈有可能進行徹底的建設,而中共的破壞愈徹底,便愈摧毀了知識分子不依賴強勢意識形態(全盤化解決的導向及其答案)的能力,即﹕使得往相反方向多元思考的能力變得愈弱;

——最後,以全盤化反傳統而取得極為強大正當性的中式馬列主義,因其自我聲稱的一整套全盤化解決辦法災難性地落空,從而恰好完成了從馬克思到列寧到毛澤東的共產主義邏輯的解體過程。

林的這個分析範式,可以對「大躍進」、「文革」、「改革」直到「六四」這一連串的災難,獲得一個邏輯的歷史解釋。 「大躍進」與「文革」之間的因果聯繫,是毛澤東以一個更大的災難去補救前一個災難的強悍行為;那麼,鄧小平的「改革」,何嘗不是以另一種形式的災難,去補救毛澤東的災難?特別驚人的相似之處,是「改革」與「六四」的因果關係,正好是「 大躍進」與「文革」關係的重演,前後兩次以錯糾錯的非常手段,在理直氣壯、封閉和排斥任何不同意見的強悍性上,如出一轍。不同之處只在於,鄧小平的無所不用其極,已經沒有毛澤東那種強烈的現世宗教性可以用來彼此加強,反而更加赤裸裸的殘酷,說明這個封閉系統的解構本身,可能還是會以災難形式發生。

三、康正果

康是我們同齡人,其著作《還原毛共》,繼承前輩遺緒,且拓深並細化,在今日中文話語中,堪稱空谷足音。

我認為這本書最精彩的部分,是第一章對青少年毛澤東自稱”我是極高之人,又是極卑之人”的分裂人格的詮釋,頗系統地解構一個底層少年在末世掙扎,從小就具有的反社會草莽傾向,以及厭學、反智、理直氣壯作惡等等性格成長的脈絡。很少有人做過這方面的系統研究。

這本書的基本思路。清廷崩潰後,中國向”現代國家”轉型的最大難點,是建立憲政的途徑,西方稱為”建制議程”(constitutional agenda),而中國則是皇帝之後是強人、強人之後是軍閥、軍閥之後是黨棍,分崩離析,共識難成;毛澤東和共產黨正是乘此天下大亂之際,先在邊區夾縫地帶,靠地痞搞”農運”、靠土匪搞”割據”;接着又在日軍侵華、國軍主力浴血抗日期間,躲在陝北發展壯大;最終借美國的幼稚調停、靠蘇聯的武器裝備,以血腥內戰,徹底斷送這個”建制議程”,暴力奪取政權。

康也指出,毛澤東在黨內的崛起,同樣不擇手段,從江西到延安,他是靠抗拒共產國際和斯大林的控制,而取得黨內主宰。所以康着的副標題是:”從寄生倖存,到詭變成精”。

最後,我想借劉曉波批毛的”六點”來結束,這出自於他的那篇著名的《混世魔王毛澤東》。

1、毛澤東令歷代帝王黯然失色;
2、毛澤東並未影響世界歷史進程;
3、毛澤東把中國人降格為奴隸;
4、不能只反昏君不反專制;
5、中國人要敢於自我否定;
6、否定毛是全民族的一次脫胎換骨。

——作者臉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