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友琴:記北京第一個被打死的教育工作者–卞仲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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卞仲耘遺像

卞仲耘,女,1916年生,北京師範大學附屬女子中學副校長。從1966年6月初開始,她被“揭發”和“鬥爭”。1966年8月5日,她被該校紅衛兵學生打死於校中。

卞仲耘是北京第一個被紅衛兵打死的教育工作者。

一、被害

1966年8月5日,北京師範大學附屬女子中學的紅衛兵“鬥爭”“黑幫”。他們“鬥爭”了學校的五個負責人:副校長卞仲耘,胡志濤,劉致平,教導主任梅樹民和副教導主任汪玉冰。當時這個學校沒有正校長。

在7月底,毛澤東下令把派到各學校領導文革的“工作組”撤出學校。7月31日,這所中學的紅衛兵宣布成立。工作組離開學校後,控制學校的是紅衛兵組織以及工作組建立的“文化革命委員會”。後者中大部分是學生,這些人也都是紅衛兵的負責人。

8月5日上午,已經被“揪出來”的“牛鬼蛇神”被通知,下午要開“鬥爭會”,“鬥爭”他們。下午2時左右,高中一年級的紅衛兵首先開始了暴力行動。那時,副校長鬍志濤正在打掃廁所“勞改”,她告訴學生,在“工作組”離開後,開“鬥爭會”應該先報告中共北京新市委批准,意思是紅衛兵不能這樣自作主張“鬥爭”人。紅衛兵根本不理會她說什麼。有一個高個子紅衛兵拿來一大瓶墨汁,從她的頭上澆了下去,黑墨立即洇沒她全身。他們把五個學校負責人都揪到大操場上,給他們戴上用廢紙簍糊成的高帽子,往脖子上套了寫有“反革命黑幫”“三反分子”的牌子。紅衛兵把被斗者拖到操場邊的水泥高台上,強迫他們一字排開跪下。有紅衛兵高喊“打倒黑幫”等口號並開始大聲“揭發”和“控訴”。

全校學生紛紛湧來,聚集在台下。人群中,有人在喊:“到木工房拿棍子去”,跑向學校的木工房,那裡有待修的破課桌椅。還有人去開水房取開水,要燙被斗者。

接着,五個被斗者被從高台上拖下來“遊街”。紅衛兵強迫他們一邊敲打手裡的鐵制簸箕,一邊重複說“我是牛鬼蛇神”。他們從學校的大操場走到小操場。紅衛兵要他們在小操場上“勞改”。那裡有一堆砂土,是兩個月前修操場時運來的。文革開始,修操場停了下來。“黑幫”被命令用扁擔和筐子挑土。有人把卞仲耘挑的大筐里的沙土用鐵杴拍了又拍,裝得堆尖。她挑不起來那麼沉重的土筐,就被劈頭打倒在地。

五個被斗者被亂棒橫掃。所用的棒子,有壘球棒,有跳欄上的橫檔,還有從木工房那來的舊桌子椅子腿。一名目擊者學生說,桌椅腿上有釘子,打在人身上,一打就在肉上戳出一個小洞,血隨即從小洞里涌流出來。

“勞改”了一些時間以後,“黑幫”被揪回大操場旁邊的宿舍樓,在一樓的廁所里被淋了屎尿。在宿舍樓走廊的白色的牆上,留下了“黑幫”的斑斑血跡。

當時這所中學沒有正校長,卞仲耘在三個副校長中排名第一。因為卞仲耘是學校的最高領導人,也就是所謂“黑幫頭子”,她被打得最重。經過兩三個小時的毆打和折磨,下午五點來鐘的時候,卞仲耘已經失去知覺,大小便失禁,倒在宿舍樓門口的台階上。但是,依然有一些紅衛兵在那裡踢她的身體,踩她的臉,往她身上扔髒東西,大聲咒罵她“裝死”。

五點多時,有人叫來了校工。校工把卞仲耘的身體搬上一部平常運送垃圾的手推車。當時還在繼續“鬥爭”另外四個人。副校長劉致平一度被強迫跪在這輛手推車旁邊。副校長鬍志濤看到手推車上卞仲耘兩條胳膊紅腫,上面布滿一條條傷痕,眼睛張開,瞳孔已經沒有反應,嘴巴還在吐氣。她告訴紅衛兵卞仲耘有生命危險,應該送醫院。紅衛兵對她吼道:“黑幫,你不好好改造,也是這個下場。”她被推進一間辦公室關了起來。

後來,有工友把那輛手推車推到學校北門旁邊。馬路對面就是郵電部醫院。時值8月,那時天色還亮。有紅衛兵說這樣把卞仲耘推過去“影響不好”,不準把車推出學校。手推車停在北門邊。卞仲耘的身體被用大字報紙蓋了起來,上面還壓了一把大竹掃帚。手推車在校門口停了一兩個小時。7點多鐘,有學校“文化革命委員會”的人打電話請示了中共北京市委--當時他們還被稱為“新市委”,因為是兩個月前“打倒”了舊市委之後建立的。卞仲耘終於被送進郵電部醫院。醫生檢查時,她的屍體已經僵硬,她已經死亡多時。

那天和卞仲耘一起被打的另外四個人,也被嚴重打傷。副校長鬍志濤被帶釘子的木棒毆打,又被押去摳洗廁所,弄得渾身是血水和糞水。她被打得暈倒在地,又被揪起來再打。她被打成腰椎脊突骨折,後來一直需要穿特製的鋼背心。教導主任梅樹民,五十年代初從北京師範大學畢業,他的背部遭到帶釘子的木棍打,那天穿的布襯衣上打出大量小洞,布絲深深嵌進肉里。他遭受的肉體折磨和精神驚悸導致了嚴重的心竇疾病。他們四個人,不但自己身受毒打,並且看着老同事卞仲耘被活活打死,肉體和心靈兩方面所受的折磨,極其深重。副校長劉致平在1990年代初去世的時候,年紀不太老。他們在文革中所受的傷害顯然損害了他們的健康和壽命。

當晚卞仲耘的丈夫王晶堯被通知到了郵電醫院。他看到的是妻子遍體鱗傷的屍體。特別是卞仲耘的頭部,腫得很大,而且全是烏青色。當時女附中的權力當局接見了王晶堯。王晶堯不認識他們,要求他們寫下了他們的名字。他保存下來了這張有七人名字的紙片。七人中有一名年輕教師,六人是紅衛兵學生。名單上的第一個名字是宋彬彬,該校高三學生,紅衛兵負責人。

當時照相機是貴重物品,卞仲耘家沒有照相機,王晶堯第二天到西單商場買了一個,在醫院的太平間里攝下卞仲耘的最後的照片。這些照片保存至今。即使是在當時普通人僅能照的黑白照片上,屍體上的大片血斑傷痕也清晰可見。

為卞仲耘的屍體處置,王晶堯和他的大女兒見到了師大女附中紅衛兵的負責人之一鄧榕。鄧榕身穿軍裝,褲腿和袖子挽得很高,腰系皮帶,臂纏袖章。這是當時紅衛兵的典型裝束。鄧榕要郵電醫院的醫生作屍體解剖。她的用意在於要醫生證明卞仲耘死於心臟病而非被打死。這是北京紅衛兵打死的第一個人,所以當時還有所顧忌,不願意承認卞仲耘是被打死的;後來,半個月之後,紅衛兵暴力進一步發展,大批的人被打死,裝有數十具屍體的大卡車在北京的街道上開過,甚至不用任何東西遮蓋一下,以致打死人不但不必迴避,還成了一些紅衛兵炫耀吹牛的內容。

王晶堯反對解剖屍體。死亡原因如此明顯,他不要讓妻子這樣慘死後還遭受這樣無理的切割。鄧榕轉而很兇地責問卞仲耘的大女兒:“你們什麼態度?”她的大女兒說:“反正這不能由我們負責。”鄧榕沒有再說什麼就離開了。結果,屍體沒有被解剖。但是由於紅衛兵負責人的要求,在醫院開具的為火葬用的卞仲耘的死亡證書上,死因一欄,填的是“死因不明”。

34年後,鄧榕出版了《我的父親鄧小平—文革歲月》一書(中央文獻出版社出版,2000年6月)。卞仲耘的家人敏感地發現,在這本書里,鄧榕不但沒有提到卞仲耘的死亡以及她的有關參與,而且根本沒有提到她曾是師大女附中的學生。

不能殺人,這是最為古老和始終不變的人類社會的法律和信條。北京,是一個有三千年文明史的古老都城。在古代,官府殺人,要設立案卷,經過審判和批准,到特定的地方由特別的劊子手去殺。土匪強盜罪犯不服從法律,可是他們不能堂而皇之地在首都的大庭廣眾之下殺人。學校,更是傳授文明之地,從來不是監獄和刑場。但是,在1966年8月5日,在北京市中心地區,在一所有五十年歷史的女子中學,卞仲耘,一位教育工作者,一位中學校長,一位母親,一個未經審判的人,被她的紅衛兵學生們,用這樣野蠻殘酷的方式殺害了用這樣野蠻殘酷的方式殺害了。

二、通向死亡之路:劃為“四類”

卞仲耘生於1916年。關於她的經歷,根據她生前寫的一份自傳,她是安徽省無為縣人。她的父親原來很窮,先當錢莊學徒而後自己開小型錢莊,逐漸致富,後來當了縣商會會長。1937年她高中畢業未考上大學,當了三個月的小學教員,其他時間就補習國文、英文和數學,準備再考大學。抗日戰爭爆發,1938年春天,她隨蕪湖女中遷移到長沙,參加戰地服務團。1941年她在四川成都考入燕京大學經濟系,後又轉入齊魯大學,1945年畢業。1941年卞仲耘加入共產黨,1945年她和丈夫王晶堯一起了去共產黨統治區。王晶堯是她在大學的同學。1949年,卞仲耘調北京師範大學附屬女子中學工作,歷任教員,教導員,副教導主任,教導主任,共產黨總支副書記、書記,副校長。卞仲耘被打死時,50歲,在北京師範大學附屬女子中學已經工作了17年。她是四個孩子的母親。她的丈夫王晶堯,在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部近代史所工作。

北京師範大學附屬女子中學建立於1917年,是北京歷史最長的中學之一。1949年共產黨得到政權後,學校的負責人都換成了共產黨員。師大女附中位於北京西城區,離天安門廣場及毛澤東和其他最高人物所住的“中南海”只有一公里遠。文革前,該校是北京的“重點中學”之一。由於是重點學校,又離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和國務院所在地很近,很多高級幹部的女兒都到這所中學上學。毛澤東的兩個女兒文革前從這所中學畢業。文革開始時,劉少奇和鄧小平各有一個女兒是該校學生。當時,學生進入這所中學需要參加北京全市統一的初中或者高中升學考試。文革前,考試分數是錄取條件之一,但是錄取學生並不完全按照分數高低的順序錄取。方法是划出一個分數段,這個分數段里的人數多於學校可能錄取的人數,學校從分數段中挑選學生。在文革開始前的1965年秋季入學的學生中,高級幹部的子女佔了一半。這一特點,不幸與卞仲耘被打死有相當的聯繫。

毛澤東的兩個女兒都在文革前從這所中學畢業。當毛澤東和江青的女兒李訥在師大女附中高中畢業之前,江青約見了卞仲耘。江青告訴卞仲耘,李訥想要學習科技,但是毛澤東要女兒學習歷史,所以,江青指示學校的老師說服李訥,在報考大學時不要報理工科而報文科。後來,李訥進了北京大學歷史系。在卞仲耘的工作筆記上記載了江青召她談話之事。提到這一點,是要說明毛澤東江青和這個學校的關係。就工作關係來說,卞仲耘是在共產黨領導下的一個中學校長,從事共產黨上級要她做的工作。就個人方面來說,卞仲耘是他們的女兒的老師。

通向死亡的路,是從1966年6月1日開始的。那天晚上,中央人民廣播電台廣播了北京大學的所謂“全國第一張馬列主義的大字報”(毛澤東語)。這張大字報攻擊了北京大學的負責人之外,又號召“堅決徹底乾淨全部地消滅一切牛鬼蛇神”。第二天中午,三個學生在北京師範大學女子附屬中學貼出了第一張大字報,宣稱要“誓死保衛黨中央,誓死保衛毛主席”,對該校領導作了類似的攻擊。在這張大字報上署名的學生之一叫宋彬彬,高中三年級,是當時中共東北局書記宋任窮的女兒。宋彬彬的家庭背景使得這張大字報更有權威性和影響力。

實際上,這些學生有此行動,不僅僅是因為聽了北京大學大字報的廣播。在此之前,5月16日,中共中央發出了一個全面發動文革的一萬字長的“通知”,明確號召“徹底批判學術界、教育界、新聞界、文藝界、出版界的資產階級代表人物,奪取在這些文化領域中的領導權”。在5月16日的前一天,中共中央下發了1966年5月7日毛澤東給林彪的一封信。在那封信里,毛說:“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統治我們學校的現象再也不能繼續下去了。”這兩個文件的直接作用,是把“文革”對一批電影和舞台劇的攻擊升級為對一大批人的攻擊,特別是在教育界中。另外,這兩個文件,當時只傳達到高級幹部,普通人並不知曉。這樣,通過“內部消息”,高幹子女早在五月間就知道了毛澤東的文革部署並開始有所準備。6月1日晚廣播北京大學的大字報是一個全面展開行動的指令。在廣播大字報後的第二天,高幹子弟在北京的多所學校首先開始攻擊學校當局和教師。不僅師大女附中,清華大學附中的“紅衛兵”和北大附中的“紅旗戰鬥小組”,也都是在6月2日開始貼大字報攻擊學校領導的。

宋彬彬等人的大字報貼出一天以後,6月3日,由共青團中央派出的“工作組”來到師大女附中。工作組一進校,就宣布對宋彬彬等人的熱烈支持。工作組長張世棟在集會上講話,聲稱看到對學生起來“揭發批判”校領導的形勢,他的心情要用四個字來形容,那就是“歡欣鼓舞”。當他稍作停頓然後說出這四個字後,下面報以熱烈的掌聲和高亢的口號聲。

工作組取代原校領導掌管了學校。原校領導“靠邊站”。工作組建立了“革命師生代表會”(6月6日)以及“文化革命委員會”(7月13日)。工作組長擔任“文化革命委員會”主任,宋彬彬等最早寫大字報的學生成為副主任。每個年級有一個代表成為委員會成員。這個委員會的學生成員,除一人以外,全為該校當時父親地位最高的幹部子女。劉少奇和鄧小平的女兒都成為年級代表。這種情況也發生在北京的其他中學。

在卞仲耘掌管學校的時候,學校確實給予高幹子女相當多特別的關心。班級和學生會幹部中有不少高幹子女。但是,學生幹部並不專由高幹中最高級的幹部的孩子擔任,另外,普通人的子女也能當學生幹部。特別是班長這樣的學生幹部,雖然班主任等可以施加很大影響,但是還是讓學生選舉的。雖然沒有“每個學生是平等的”這樣的說法,但是學校當局顯然並沒有認為大官的子女就應該在學校里也壟斷權力當學生中的大官。這也是多少年來教育界的傳統和原則。在皇帝時代,科舉考試製度就是相對獨立於權力系統外的。只是在文革大規模開始之後的第一個月,在學校里才出現了這種高幹子女掌權的現象。他們最先發起攻擊學校當權者的行為,後來被稱為聽起來相當浪漫的“造反”。其實,看看事實,就知道這不但不是什麼向權勢者“造反”,而且從開始就是極權勢力的一次直接擴張。

在工作組進駐學校支持宋彬彬之前,有的教師還勸告學生不要寫大字報攻擊學校當局,他們說,在1957年,那些批評基層共產黨組織的人被當作“反黨”而成了“右派分子”。和高幹子弟不同,這些教師不了解共產黨中央的文革部署。1966年和1957年這兩場所謂“政治運動”的大方向是完全一致的,只是方式不同,同時增添了打擊對象。

工作組進校之後,幾天之內,整個學校大變。學校停課,用全部時間搞文革,也就是開會、貼大字報以及學習毛澤東著作和中共中央關於文革的指示。工作組制定了從“普遍揭發”到“重點揭發”兩大步驟的計劃。學校的老師和負責人都成了被“揭發”的對象。老師學生之間,不再講禮貌。學生對老師,直呼其名,進而咒罵喝斥。整個學校貼滿了大字報攻擊學校原領導人和教師。幾乎每個教師都被大字報攻擊。

歷史學家顧頡剛的女兒當時是該校高一學生,他在1966年6月7日的日記中寫道:“十一時湲兒歸,談至十二時。”“湲兒更積極,今晚十一時始歸,取前數年在校聽報告之記錄本,將檢舉其中校長或教務主任等之發言不合於毛澤東思想者寫入大字報。渠在校常至上午十二時方入眠,其勞累可知也。”(《顧頡剛日記》,第十卷,1964-1967,頁472。)實際上,他的女兒在學校並非學生中的積極分子。他從一個側面記錄了當時學生的狂熱情況和校領導受到的群起攻擊,而被攻擊的主要內容是“不合於毛澤東思想者”。

在大字報上,卞仲耘的一條“罪狀”是參與前中共北京市委“搞軍事政變的反革命活動”。且不論是否有這樣一個軍事政變陰謀,即使有,也不可能會讓一個中學女校長知道。但是沒有人發出質疑,也不準本人辯解。

卞仲耘的另一“罪狀”是“反對黨的階級路線”,主要證據之一是,在1962年國家主席劉少奇的一個女兒曾經因兩分之差未被師大女附中錄取。而實際情況是,當時重點中學有錄取分數線,對入線的學生,優先錄取高幹子女。儘管這個分數線相當寬鬆,劉少奇的女兒仍然差兩分達不到分數線。學校請示了中共北京市委和教育局,按照上級指示不錄取。

卞仲耘還有一條“罪狀”是“反對毛主席”,證據之一是,1966年3月北京的鄰近地區發生地震,為學生的安全,學校領導告訴學生,若地震發生,要趕快離開教室。有學生問,如果這種情況發生,是不是要把教室里掛的毛主席像帶出來(當時每個教室的黑板上方都掛有毛澤東的像),她未正面回答這個問題,沒有說要也沒有說不要,只是告訴學生說要儘可能快離開教室去室外空曠的地方。

即使這些定罪標準成立,這些“罪行”,如果允許討論,中學生也會懂得是完全不能成立的。但是工作組大力支持,推波助瀾,這類大字報越寫越多。這些大字報還被分門別類整理並用蠟紙刻寫後油印出來,裝訂成冊。在卞仲耘的這一冊上,卞仲耘的“罪狀”的分類條目是:

反毛澤東思想

誣衊黨的方針政策

反黨反社會主義反三面紅旗

反對黨的政策

破壞文化大革命

智育第一,追求升學率

反對和工農結合

精心培養修正主義苗子

培養資產階級教師隊伍

反革命暴動和與黑幫聯繫

低級趣味

這樣的罪狀大綱在文革中也被用於其他大量的“牛鬼蛇神”。今天我們從這樣的材料中,從當時的罪狀羅列方式,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看到這一“革命”的實質內容。且不論卞仲耘是否真的犯有這些“罪行”,這樣一個罪狀大綱本身,在打擊了具體的人如卞仲耘的同時,大大詆毀攻擊了“智育”“升學率”這些觀念,並高度強調突出了“毛澤東思想”“黨”“社會主義”“三面紅旗”這些概念的無上權威。

除了這類政治性術語的攻擊以外,大字報上有大量的謾罵和侮辱性詞語。卞仲耘的名字被打上了紅叉,後來就只被寫成“卞賊”等等。以下所錄的是學生所寫的大字報之一,1966年6月下旬貼在她家的門上:

漏網的大右派,與前市委有密切聯繫的大黑幫分子,反共急先鋒,對革命師生實行資產階級專政的大混蛋,大惡霸,你他媽的放老實點,否則饒不了你。

還有一張貼在她的卧室門上:

狗惡霸,卞毒蛇,你他媽的聽着,你再敢騎在勞動人民頭上耀武揚威,我們抽你的狗筋,挖你的狗心,砍你的狗頭。你他媽的別妄想東山再起,我們要斷你的孫,絕你的種,砸你個稀巴爛。

這就是文革開始後中學女生所使用的語言:粗魯,無理,野蠻,下流,充滿暴力性。“他媽的”,就是在那個時候開始在校園裡被當作“革命”風格而普遍使用的。“他媽的”後來成為紅衛兵語言的特徵之一。

上述油墨印出的卞仲耘一個人被貼的大字報抄件,有五萬多字長。當時一張大字報紙的價錢是五分,中學生食堂的伙食費是每天三角。不算人力,每份大字報的筆墨紙張加漿糊的成本就相當於一天的飯錢。在文革中當局無限提供製作大字報的紙張、毛筆、墨汁和漿糊。實際上,如果只有當局思想上的鼓動而沒有這種物質上的支持,這樣的“運動”是無法形成的。也只有控制了精神和物質的所有資源的當局才可能發動這樣的“革命”。

6月17日,中共中央“廢除舊的升學制度”的決定發表在《人民日報》上。這一決定的主要內容就是取消大學入學考試,以後採用根據政治表現選擇大學生的方法。這個決定,不但是對原有教育制度的一個大否定,而且對發動學生全力投入文革有極大作用。此前,儘管學校已經日益轉向林彪所主張的“突出政治”,對分數的重視已經日趨減弱,但是考試製度的存在,使得學生必須在相當程度上順照那一衡量體系來作,即使不追求高分,也不能以低分為榮。當原有的衡量體系被徹底破除,學生被引導到文革的戰場上來,爭相顯示“革命”性。他們對學校老師的“揭發”越來越措辭激烈以至髒話連篇,也越來越無事實根據,越來越少邏輯性。

1966年6月23日,工作組主持召開對卞仲耘的“揭發批判大會”。全校師生都必須參加。大會開始後,幾個學生把卞仲耘押到台上,把其他四個學校負責人押在台下,面對群眾。在這樣的大會上,被斗者九十度大彎腰,以示“低頭認罪”;上台“揭發批判”者,都作氣憤填膺狀,聲音高八度,講話時揮拳頭跺腳。對不少這樣的人來說,一種革命表演的需要和自我膨脹感使他們根本不考慮被鬥爭的人身受的遭遇。會中,有學生跑上台,用學校自製的槍頭包有鐵皮的假步槍,這個一槍,那個一槍,把卞仲耘捅倒在地。卞仲耘幾次倒下,每次有人用冷水澆她的頭,然後揪着她的頭髮把她拖起來。工作組不加干涉,讓卞仲耘站起來繼續被“揭發批判”。

會後,卞仲耘給上級寫了一封長信。在信中,她檢討她的“錯誤”,包括那些不是她的錯誤的東西,她也表示自己擁護文化大革命,然後她請求不要對她使用暴力。她在信中寫道:

在群情激憤之下,我就被拷打和折磨了整整四五個小時:戴高帽子,”低頭”(實際上是叫將上身彎到和下肢成九十度),罰跪,拳打、腳踢,手掐,用繩索反捆雙手,用兩支民兵訓練用的步槍口捅脊背,用地上的污泥往嘴裡塞,往臉上抹,往滿臉滿身吐唾沫。

她當時處於受攻擊的地位,這封信里的描述應是絕對準確不含誇張的,因為她是希望得到一點保護,而不是要批評文革。如果她造假,“誣衊群眾運動”會成為更大的罪名。她寫這封信,是希求上級能出面幫助她。這封信寄出後,從來沒有得到答覆。上述引文引自她的底稿。卞仲耘死後,因為怕紅衛兵學生抄家抄出這份底稿,卞仲耘的丈夫把這份底稿藏在牆縫裡,保存到了文革結束之後。

上面引用過的《顧頡剛日記》也可作一印證。“湲兒歸,雲女附中最有問題者為黨委書記卞某,鬥爭是為戴高帽,有學生二人荷槍從之,令其‘低頭,再低頭!’帽落地,令其手持,如是低頭至三四小時”。(6月25日,第十卷,頁482)他的記述(也就是他的女兒看到的)和卞仲耘自己寫的相符。

“工作組”把所有的學校負責人和教員都作了“排隊”和“劃類”。所謂“排隊”和“劃類”,就是把人按照“問題”的嚴重程度分成四類。一類是“好的和比較好的”,二類是“有錯誤的”,三類是“有嚴重錯誤的”,四類就是“資產階級右派”。按照西城區工作隊給上級的報告,他們的“劃類”結果如下:北京西城區的61所中學,一類3.3%,二類33.3%,三類58.4%,四類5%;476個中學領導幹部,一類4%,二類42%,三類40%,四類14%。師大女附中被劃為“四類”學校。卞仲耘和另一副校長鬍志濤都被定為“四類”幹部。

工作組1966年7月3日所寫的“四類學校師大女附中領導核心排隊的初步意見”中,關於卞仲耘,寫道:

多年來一貫反對學習毛主席著作,誣衊黨的路線方針政策;頑固地推行修正主義教育路線,收羅和重用一批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和反動分子;極力向青年師生放毒,精心培養修正主義苗子;搞宗派活動,培植個人勢力;貪生怕死,追求低級趣味,十分欣賞武則天、楊貴妃、慈禧太后等荒淫無恥的私生活,有時講話非常低級庸俗。劃為四類。

這些就是把卞仲耘定為“四類”的“理由”。這份文件的行文,顯示了那時的文革當局如何給人定罪以及用什麼標準定罪。工作組所列的這些“理由”中,第一項不是事實。(當然,文革前的中學裡從來沒有像文革中那樣每天有一個小時的“天天讀”學習毛澤東著作和一日數次“敬祝偉大領袖毛主席萬壽無疆”。)第二三項是基於認定教師都是“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的前提。實際上任用教師並不是卞仲耘能控制的事情。教科書都是統一編寫的,教學大綱是教育部制定的,教師是“統一分配”來的,中學校長們根本無權自作主張。此外,“貪生怕死”居然也能作為定成“四類”的根據,難道人就應該要死不要生?至於“有時講話非常低級庸俗”,卞仲耘在這個學校已經十七年,免不了和同事們談到吃飯穿衣的事,比如她曾經告訴同事,她比較適合穿綠顏色的衣服。這類談話在大字報上被“揭發”出來,並由工作組正式列為定罪材料。另外,這些“罪狀”單方面定出,不允許本人辯護和說明。

1966年6月在北京全盤領導文革的,是當時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主席的劉少奇和中共中央總書記鄧小平。劉少奇則曾經親自聽取北京師範大學第一附屬中學的工作組彙報,並就如何“批判鬥爭”師大一附中的校長劉超等作了詳細指示。上文說到,大字報曾攻擊師大女附中沒有錄取劉少奇的一個女兒。這個女兒後來進了師大一附中。文革開始後,她在師大一附中最早寫大字報攻擊該校學校領導。

1966年7月5日,北京師大女附中工作組長和宋彬彬等人以及共青團中央書記、西城區工作隊負責人胡啟立,當面向鄧小平彙報該校的文革情況。在談話中,鄧小平談到了卞仲耘的上述求助信,他要工作組適當處理。鄧小平詢問“斗”了卞仲耘幾次以及是否打了她。工作組彙報打了時,鄧小平強調了不要打人。另外,對西城區的學校和學校負責人的排隊“比例”(見上文),鄧小平提出要“爭取一部分三類變成二類”。對師大女附中被劃為“四類學校”以及卞仲耘胡志濤兩個副校長劃成“四類幹部”,鄧小平沒有表示異議。

這種通過制定打擊對象的比例來領導和控制“運動”的做法,是早已開始的。整人者在會議上一本正經地討論這些百分比,已經將此作為正常的工作方式,絲毫不顧忌這樣做違反法律程序,以及對數字背後所代表的人意味着的殘酷。

鄧榕在《我的父親鄧小平--“文革”歲月》一書中,把鄧小平接見女附中工作組並講話的日子寫成1966年6月4日(見該書第19頁)。把鄧小平的這一講話的日期由7月5日提前到6月4日,而6月4日還沒有發生卞仲耘在6月23日被“鬥爭”和被打以及她寫信給上級求助的事情。顯然,這樣改動日期,可以除去鄧小平對卞仲耘這樣的一大批中學教育工作者被劃成“四類幹部”並遭到“鬥爭”的責任,以及鄧作為6月7月間文革的最高領導人之一對這一階段的“運動”應該負的責任。

卞仲耘被打死以後,在文革的新一輪中,隨着劉少奇和鄧小平被批判,各校“工作組”的領導人,也被“鬥爭”。師大女附中的工作組副組長馬嫻華是女的,被紅衛兵剃了“陰陽頭”,即把半邊頭髮剪掉。他們受到的暴力對待,甚於他們當初對待卞仲耘的做法。領導北京中學工作組的共青團中央的領導人,也遭到大會“鬥爭”。文革後,1980年代,卞仲耘的丈夫向當年北京市中學工作組的負責人、共青團中央書記胡克實了解情況時,胡克實為把卞仲耘劃成“四類”一事表示道歉。卞仲耘先被工作組劃成“四類”,才在工作組撤出後首當其衝被紅衛兵打死。在文革結束之後,在他自己也經歷了種種攻擊和“鬥爭”之後,胡克實終於能這樣作了。這是相當難得的好態度。總的來說,這樣的道歉並沒有出現很多,更多出現的是推諉、隱瞞甚至否認歷史事實。

7月中,北京的工作組把多數中學生送到軍隊去“軍訓”,把“有問題”的學生集中送去農村勞動,留下“左派學生”參與教職員的“定案”。他們命令教職員們集中住在一起,分批“交代”和“檢討”。師大女附中的教師都搬到了馬神廟小學。每人都必須寫“檢討”,然後,逐個過關。

當時,在全國各地,包括邊遠地區,對教育工作者也採用了同樣的做法。在各省,按照專區為單位,命令所有的中學老師都離開家,集中居住,檢查交代,還要互相揭發。被上級指定為“有問題”的人遭到“鬥爭”。有一些教師在那個階段就不堪壓力自殺了。這顯然是中共中央在全國統一領導部署的結果。

當時的計劃是,把教職員按照他們劃分的“類”處理,把這些“四類”“批倒批臭”後,撤職,趕出北京,到農村“勞動改造”。這是一個相當冷酷的決定,而作這決定的人就是多年來領導卞仲耘的上級們。作為一個中學校長,卞仲耘從來沒有也幾乎不可能在上級指示之外作過什麼標新立異之事,也沒有違抗過他們的命令。共產黨的高層領導人的孩子都到她主管的學校上學。然而,當“革命”需要打擊目標的時候,上級們就可以翻臉不認人,把一個一個活人當作靶子拋出來,批判鬥爭,處分懲罰。他們根本不把他們的下級當人來看待,而只是一些數字和百分比,一些可以服務於“革命”目標的工具甚至靶子。冷酷是文革的一個重要特徵。文革不但嚴厲打擊反對革命的人,而且嚴厲打擊從來未曾反對革命的人。

三、死於紅衛兵暴力

如果照工作組(他們後來被稱為“劉鄧工作組”,即劉少奇和鄧小平領導的工作組)的模式作下去,卞仲耘雖然已經遭到毆打併將會遭遇沉重處罰,但是不會被那樣活活打死。1966年6月18日,北京大學的一些學生沒有經過工作組的批准,自行“鬥爭”了幾十個“黑幫”和“反動學術權威”,打他們,給他們戴高帽子,強迫他們下跪,用繩子勒他們的脖子,往他們臉上塗墨,等等。北大工作組批評了這種做法。劉少奇把北京大學工作組的簡報轉發全國,他的批語說:“中央認為北大工作組處理亂斗現象的辦法,是正確的。”他並不是反對“斗”,但是反對“亂斗”,也就是說,他要的是在“工作組”領導下的“斗”。

7月下旬,毛澤東指責劉少奇鄧小平把“運動”搞得“冷冷清清”。毛和“中央文革小組”開始直接領導文革。第一個重要行動就是把所有學校的“工作組”全部撤走。如前所述,在“工作組”控制學校的時候,卞仲耘已經被劃成“四類”,已經在工作組主持的群眾大會上被罵被打到相當嚴重的程度。既然這還被毛澤東叫做“冷冷清清”,那麼,只有發動學生把校長老師打成殘廢或者打死,才是不“冷冷清清”,才能使他滿意了。毛澤東的意向表達得非常清楚:他要在前一階段開始的已經相當殘酷的“鬥爭”再次升級。升級到一個別人無法想像到的殘酷程度。

毛澤東的妻子江青等人在7月下旬前往北京大學宣稱北大的6月18日事件是“革命事件”。7月29日,在“人民大會堂”的“首都革命師生代表大會”上宣布撤銷工作組。1966年8月1日,毛澤東寫信“熱烈支持”清華大學附中“紅衛兵”和北京大學附中的“紅旗戰鬥小組”。北京大學附中是北京最早開始使用暴力攻擊的中學。8月5日,卞仲耘被打死的那一天,中共中央正式發文“撤銷”劉少奇簽發的關於北京大學制止“亂斗”的文件。這個1966年395號文件十分短,只有一句話:“中央一九六六年六月二十日批發北京大學文化革命簡報(第九號)是錯誤的,現在中央決定撤銷這個文件。”但是其中的含義十分清楚:現在中共中央支持“亂斗”了,對校園暴力的限制被統統撤銷了。

1966年7月31日,師大女附中紅衛兵成立。工作組離開學校。紅衛兵掌管學校。各校的學生開始得到免費乘車互相訪問,當時稱作“革命串連”。學校里首先發生的一個大變化,是校園裡所有的果樹上的果子,都被紅衛兵摘光了。蘋果和梨那時還是青的,都被吃掉。枝頭的青柿子苦澀根本不能吃,也全部被打光。校園裡充滿破壞和惡毒的心理氣氛。

紅衛兵的組織綱領是一副對聯:“老子英雄兒好漢,老子反動兒混蛋”。即根據家庭地位來確定年輕人的地位。在師大女附中,工作組時期建立的“文革委員會”就是由學校的最高級幹部子女組成的。現在,根據新的“對聯”理論,這些人又理所當然地成為紅衛兵的負責人,同時擔任新的“文革籌委會”的負責人。他們獲得他們獲得了三項巨大的特權:一是可以把所謂“家庭出身不好”的同學當作“混蛋”來“鬥爭”。二是可以不需要任何批准就可以“鬥爭”校長和教員。三是可以運用暴力攻擊同學和老師。

卞仲耘被打死的前一天,1966年8月4日,師大女附中的紅衛兵在一些班裡“鬥爭”了所謂“家庭出身不好”的學生。在初二(四)班開“鬥爭會”的時候,教室牆上貼了“打倒狗崽子”的大標語。這個班有45名學生,十名“家庭出身好”的學生坐在椅子上,十名“家庭出身不好”的學生站在教室前面,一根長繩繞過她們的脖子把她們拴在一起,其餘“家庭出身不好不壞”的學生都坐在地上。十名被繩子拴着的學生被強迫逐個“交代”“反動思想”以及他們父母的“罪行”,結束的時候,還必須連說三遍“我是狗崽子,我是混蛋,我該死。”當時別的班裡也發生了類似的事情。

同一天下午,一些紅衛兵喊着“黑幫,不許動”,氣勢洶洶地闖進了幾位學校負責人集中在那裡的一間辦公室。他們有的拿着用民兵訓練用的木槍,有的拿着皮帶,狠狠地抽打了他們。他們身上被打得青紫。那天晚上,卞仲耘在家裡對丈夫說,打死象她那樣身份的一個人,“就像打死一條狗。”她已經知道大禍臨頭,但是毫無辦法。她和丈夫商量,是給中央領導人寫信求救,還是逃跑?都沒能做。第二天早上,她家的老保姆說:“別去學校了。”她還是按時去了學校,束手就擒。

事實上,這時候的北京,沒有地方可以躲藏,也沒有地方可以逃亡,更不可能有任何反抗。知道處境危險,8月5日上午,胡志濤副校長一大早先到了中共北京市委,找到分管文教口的負責人,告訴他,他們在中學裡人身安全已經得不到保障。她希望得到同情和幫助。但是,她得到的回答是“你回學校去吧。”胡志濤在失望中回到師大女附中。當天下午,她眼看着多年的老同事卞仲耘被活活打死,她自己也被打成重傷。

我們永遠無法知道,在卞仲耘死前的幾個小時里,當她遭到這樣殘酷的毆打和折磨的時候,她想了些什麼。雖然她一直被人群包圍,她死在絕對的孤獨之中。當她被打的時候,沒有一個人出來制止暴行。當她快要死去的時候,沒有一個人在身邊表示同情。她從來沒有與這些打死她的人為敵,但是這些人不但打死了她,而且,在打她的時候毫不猶豫,在她被打死後也沒有覺得任何後悔或羞愧。她孤立無援地死在紅衛兵學生的亂棒之下,甚至沒有可能作一點點反抗來保護自己。從一個活人的世界上,她被無情無義地背叛了,被拋棄了,被犧牲了。文革的需要,就是把她打死的唯一“理由”。無論從處死的方式的方面,還是從處死的“理由”方面,都是絕對的前所未有的殘酷。

拿着在紅衛兵虎視眈眈下醫生寫出的“死因不明”的死亡證明,王晶堯隨送卞仲耘的屍體去了東郊火葬場。卞仲耘的孩子來和媽媽的屍體告別。王晶堯用一塊布蒙住了卞仲耘的頭,沒有讓孩子們看到非常可怕的滿是青紫血痕的頭部。卞仲耘的小女兒當時只有10歲。

運屍車經過天安門廣場的時候,他們聽到了廣播《中共中央關於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決定》。這是在1966年5月16日中共中央的《通知》之後,關於文革的另一個重要的指導性文件。他們聽到其中“要文斗,不要武鬥”的說法,還以為以後別的人不會再遭到卞仲耘的命運。但是《決定》中還有一段說:“一大批本來不出名的革命青少年成了勇敢的闖將”,“他們的革命大方向始終是正確的”。這對正在北京的中學裡開始的暴力是有力的支持。這個《決定》發表於8月9日,卞仲耘被打死四天之後。

四、一個人的命運成為很多人的命運

1966年8月5日,卞仲耘被打死以後,當天晚上,師大女附中“文革籌委會”和紅衛兵的負責人宋彬彬等,來到北京飯店,他們立即見到了“中共北京新市委”第二書記吳德。他們向吳德報告了卞仲耘被打死的事情。據說,吳德告訴他們,打死了就算了,以後要注意政策。

這是北京第一次發生的紅衛兵打死人的事件,是一件大事,所以,吳德應該會將這一事件立即報告給他的上級,即中共中央最高領導人。在最高權力圈中,毛澤東、江青或者周恩來等人,一定會對這一死亡有所評論,或者,也可能聽到後什麼都沒說,但是不說什麼也是一種表態。然而,關於卞仲耘的死,吳德怎麼報告,上面如何回應,至今還未有知情人說出任何有關情況。無人說出的原因之一,顯然是因為說出這些情況會暴露文革領導人的殘忍,必須迴避。

但是,即使不知道內部消息,從外面看,文革領導人的意向實際上也清清楚楚。卞仲耘被打死之後,中共北京市委辦公室和周恩來總理辦公室都派有幹部來到校中“了解情況”。他們跟卞仲耘的丈夫王晶堯談話,告訴他,“要正確對待群眾運動。”實際意思是說,不準抗議,不準表示不滿,不準追查事情經過。卞仲耘的死完全沒有使文革的領導人認為需要制止暴力迫害。相反,他們用了熱情的詞語和熱烈的行動來支持發動紅衛兵運動,把校園暴力一步一步推向高潮。

卞仲耘被打死13天以後,1966年8月18日,在天安門廣場,毛澤東接見了100萬紅衛兵(以後還有7次)。8月18日大會是一個花費前所未有的巨大人力財力舉行的全面發動和支持紅衛兵運動的大會。這一百萬人的大會通過廣播和電視向全國實況轉播。同時,製成新聞記錄電影,在全國各地放映。這次大會把紅衛兵運動推向了最高潮。手持紅色塑料皮《毛主席語錄》的百萬紅衛兵,高喊着“毛主席萬歲萬萬歲”走過天安門廣場。一些紅衛兵的領導人則登上了天安門城樓,與毛澤東、林彪、以及周恩來等握手交談。北京大學附屬中學的紅衛兵負責人彭小蒙在天安門城樓上代表紅衛兵發表講話。北京師範大學女子附屬中學的紅衛兵負責人宋彬彬在萬眾矚目之中,把一隻紅衛兵的袖章套在毛澤東的手臂上。

宋彬彬給毛戴袖章的照片廣泛發行。而且,更進一層,報紙發表了獻袖章時毛澤東與宋彬彬的對話。毛問宋彬彬叫什麼名字,當他聽說是“文質彬彬”的“彬彬”時,毛說:“要武嘛。”

8月18日大會後,在《光明日報》和《人民日報》發表的文章《我給毛主席戴上了紅袖章》中,宋彬彬改名為“宋要武”。紅衛兵還把北京師範大學附屬女子中學改名為“紅色要武中學”。在8月18日的大會上,也首次公開了最高權力圈子的變動。林彪取代劉少奇成為最高權力圈子中的第二號人物。宋彬彬的父親宋任窮,則被提升成為中共政治局的候補委員。

8月18日大會上,在天安門城樓上最為矚目的兩個紅衛兵,彭小蒙和宋彬彬,一個來自北京最早開始用暴力毆打折磨老師和同學的北京大學附屬中學,一個來自第一個打死了校長的北京師範大學附屬女子中學。在這樣的背景下,毛所說的“要武嘛”,意義和影響遠遠不是僅僅關於一個人的名字的評論。

紅衛兵暴力在8月18日大會後大規模升級。大規模的校園殺戮開始了。中學校長卞仲耘遭受的災禍,變成越來越多的教育工作者以及和平居民的命運。根據筆者所作的一項調查,在調查所及的115所學校中,其中有大中小學,有北京和外省的學校,有城市學校和鄉村學校,文革中全部都發生了紅衛兵對教育工作者的暴力迫害,無一例外。在這些學校中,在1966年夏天被紅衛兵殺害的教職員工,已經知道的有:

北京101中學美術教師陳葆昆,北京外國語學校語文教師張輔仁和總務處工作人員張福臻,北京第三女子中學校長沙坪,北京第八中學負責人華錦,北京師範大學第二附屬中學語文教師靳正宇和學校負責人姜培良,北京第十五女子中學校長梁光琪,北京西城區寬街小學校長郭文玉和教師呂貞先,北京第十女子中學教師孫迪,北京第六中學老校工徐霈田,北京師範學院附屬中學生物教員喻瑞芬,北京景山中學的工友李錦坡,北京第四女子中學語文老師齊惠芹,北京138中學書記張冰潔,北京第二十五中學的語文老師陳沅芷和一位姓名已經被忘卻的工友,北京吉祥衚衕小學校長邱慶玉,北京大學西語系教授吳興華,上海同濟中學老師林修權,廈門第八中學語文教師薩兆琛,南京第二中學歷史教師朱慶頤,南京第十三中學圖書館員韓康和體育教員夏忠謀,南京師範學院黨委副書記李敬儀與其丈夫江蘇省教育廳廳長吳天石,西安第三十七中學語文教員王冷和王伯恭,西安報恩寺路小學語文老師白素蓮,福建師範學院教授黃曾樾。

這個名單中未包括被毒打和侮辱後自殺的人。

1966年的夏天,全中國的學校變成了刑訊室、監獄,甚至殺人場。大批老師被迫害致死。有人說,在文革中受害最大最嚴重的一種人,是中學老師。這是符合事實的。他們中有很高比例的人遭受了侮辱、毆打和折磨,有的象卞仲耘一樣被打死,有的留下終身殘疾,有的在飽受摧殘後自戕。而殺害他們的人,是他們的學生。學生當中,當時高二和高三的學生滿了18歲,其他四個年級的中學生還是未成年人。此外,有的小學老師也被打死,而小學裡年紀最大的學生只有13歲。文革領導人發動鼓勵中學生甚至小學生打人殺人,鼓勵他們變成殺人兇手,這不但殘忍,而且邪惡。

校園暴力急速向校外發展。當時被稱為“紅衛兵殺向社會”,其中主要包括兩項:一是燒書、砸文物和抄家,二是毆打校外的“牛鬼蛇神”。師大女附中附近一家飯館“玉華台”的服務員,一個18歲的單身女子,名叫關雅琴,被綁架到校中化學實驗室里。她的罪名是“流氓”。她被綁在化學實驗室的柱子上。紅衛兵用軍用銅頭皮帶抽她。慘叫聲一陣接着一陣,傳到門外的甬道上。實驗室離校門很近。來來來往往的人都聽到了。但是無人敢管。後來慘叫聲漸漸安靜下來了。學校的校醫被叫來看。劉醫生檢查了說,瞳孔散了,人已經死了。於是屍體才被解開繩子放了下來。這個女子有六個哥哥,都是工人,他們後來曾到學校來哭訴小妹妹之死。18歲的女服務員當然正在戀愛的年齡,這與“流氓”何干?哪怕她真有任何不當行為,怎麼能受被捆打的懲罰?又怎麼能被打死?就是她犯了死罪,中學生有什麼權利來當劊子手?卞仲耘的案子從未得到司法部門的調查,也未有人遭到懲罰,這個女服務員關雅琴的案子更是如此。

除此之外,1966年夏天,北京師大女附中的紅衛兵還在校外打死了7個人。更嚴重的是,這在當時並不算特別出眾的情況。根據一項“內部材料”,在北京西城區(師大女附中所在的區),8月下旬有333個人被紅衛兵打死。打人主要是中學紅衛兵所作。當時西城區一共有61所中學。平均一個中學打死五個半人。

1966年10月召開的“中央中央工作會議”發放了一個題為《把舊世界打個落花流水》的文件,其中被列為紅衛兵功績之一的,是1966年8月20日到9月底北京有1,772人被打死。有理由認為實際死亡數字大於此數。但是,此數已經是一個極其巨大的數字。卞仲耘的死尚不在此數之中。1966年8月5日發生的卞仲耘之死,是8月殺戮的開端,經過三個星期的發展,在8月底前後達到每日被害人數的最高峰。由最高權力者號召鼓動,用中學生紅衛兵為打手,打死手無寸鐵的教育工作者如卞仲耘,以及大批沒有防衛能力的和平居民,還視為偉大功績,這實在是二十世紀統治者所作的最為殘忍和無恥的行為之一。

五、試圖討回公道

在卞仲耘被打死的那一天,晚飯時候,在學生飯廳,聽得到的是輕狂的議論和對被斗者的可憐狀況的譏笑。校園裡並沒有發生沒有因殺人引起的驚恐與不安,相反卻瀰漫著一片亢奮高昂的氣氛。一群群紅衛兵學生身穿軍裝,腰系皮帶,褲腿高高捲起,走路昂首挺胸,說話高聲大氣。使用暴力和主宰他人生死的特權使人他們興高采烈,自我感覺無比良好。

人血起了“革命燃料”的作用,推動文革巨輪向前,不但碾死平民百姓,也捲入早期領導過文革的上層人物。半年以後,劉少奇和鄧小平也被“打倒”了。劉少奇的在師大女附中上學的女兒被迫離開家,搬到學校的宿舍。一天在宿舍里有人問她:“喂,劉亭亭,聽說你在‘紅八月’時打死了三個人,是嗎?”她回答說:“那是我吹牛。那時候打死人光榮。我就說打死了三個人。”

所謂“紅八月”就是指1966年8月。那個八月中,卞仲耘被打死,大批教育工作者以及居民被殺害,14歲的女生把“打死三個人”當作“吹牛”的內容。那個八月被紅衛兵驕傲地稱為“紅八月”。實際上,“紅八月”的“紅”中,充滿了人的鮮血。八月殺戮在文革發展中起了重要作用,八月殺戮建立的思想原則,和人血一起滲透了文革的整個過程。

在這樣的環境中,卞仲耘被打死後,她的家人不但不能抗議,甚至不能表示他們的悲哀。媽媽死後,九歲的小女兒發現,父親王晶堯睡的草席的邊沿都被咬碎了。她知道是父親為母親的死,悲憤萬分,在半夜不能入睡,但是也不能放聲痛哭,於是,他只好伏在床上,咬嚙草席,來壓抑自己的巨大悲慟。

一年後,抄家的風潮過去了,卞仲耘的家人在家裡的衣櫃里給卞仲耘布置了一個“靈堂”。他們把卞仲耘的照片貼在柜子的里壁,在照片前放上一支花。衣櫃的門隨時可以關上,除了家人,外人不能看到。他們這樣作,是因為他們不能讓別人看到這個靈堂。母親是被打死的。供奉她,紀念她,可以被說成是“對文革有仇恨”或者“要翻文革的案”,這在當時也都是大罪。這樣的衣櫃里的秘密靈堂本身也體現了文革的殘酷和恐怖。卞仲耘有一個深深愛她的家,她家也還有一個衣櫃,所以可以有這樣的靈堂。別的人家,可能沒有條件也沒有敢設置這樣的靈堂,甚至家人也被洗腦,認為死者是罪人,是家庭的恥辱。

1966年8月初的短短三天之內,王晶堯不僅僅失去了他的妻子。在卞仲耘被打死的前一天,8月4日,他們夫婦青年時代的朋友祁式潛在中國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被指控為“小三家村”成員而且被“批鬥”以後,服劇毒殺蟲劑“敵敵畏”自殺。卞仲耘被打死後的第二天,8月6日,他們的大學同學劉克林從中共中央宣傳部六樓辦公樓跳樓自殺。

在1966年8月5日慘劇發生之時,在此之後的十年文革期間,關於卞仲耘的死,不但沒有對暴行的責備和批評,甚至也沒有報導和記載。在文革時代留下的關於革命的種種報告和“大事記”中,從來沒有一個字提到她的死亡。她的名字和生命,以及和她同期的死難者,被吞沒於所謂“紅八月”的氣焰衝天的革命紅光中。

關於卞仲耘的死,唯一留下的當時的文字記錄,是師大女附中的一位教師在她被打死後寫的一封信。寫信者目睹了卞仲耘被打死,寫了一封信給家屬,描述了卞仲耘被打死的經過,並表示同情和憤慨。寫信人是語文教師張靜芬。但是,當時寫信者不但不能署名,甚至還有意改變了筆跡,因為一旦被發現,可能給寫信者帶來和卞仲耘一樣的命運。這是一個黑暗年代中僅存的道義之聲。同時,這封信也讓我們知道,那時的人們就知道這樣的暴行是錯的,文革在當時就不是大部分人熱衷的革命。然而,無邊的“紅色恐怖”使得不同的聲音從未有過機會發出。人們在銅頭皮帶和死亡面前壓抑了良知。多數人屈從了少數人的野蠻和殘酷。

五年之後,1971年,在1966年8月成為毛澤東的“親密戰友”和“接班人”的林彪死了。文革領導人開始緩和對被整的幹部的政策。1973年,卞仲耘得到了一個“沒有問題”的“結論”。她的死被當作“在工作時死亡”處理。學校的“革命委員會”依照上面的規定,給了卞仲耘家人400塊錢。

1976年,毛澤東死去,被稱為”四人幫“的毛的妻子江青和另外三個文革領導人被逮捕。一年後,開始了審慎緩慢的否定文革的過程。兩年後,1978年,中共北京西城區委員會給卞仲耘開了追悼會,為她“昭雪”。在為一批教育工作者召開的平反會上,西城區的負責人說,在西城區,有276名中小學教育工作者被迫害致死。

王晶堯一再要求,用那400塊錢在卞仲耘曾經工作和被打死的學校里建一塊碑或者種一排樹表示紀念。他的這一努力沒有結果。

王晶堯也開始設法要在法律上為妻子討回公道。1979年4月,他向北京市公安局、北京市人民檢察院、北京市人民法院提交控訴書。除了要求調查和處理直接的殺人兇手,即最後毒打摧殘卞仲耘致死的三四個學生,他還控告了一個在1966年6月23日“鬥爭”卞仲耘大會上積極活動的外校工作人員。這個人因為私怨,到“鬥爭會”上“揭發批判”卞仲耘,而且製造偽證,把一張多人在一起照的照片,切去旁人,留下卞仲耘和一男老師,試圖以此證明卞仲耘有“男女關係問題”。事實上,因為不準被“鬥爭”對象自我辯護,加上凶暴的鬥爭方式,這種利用文革機會陷害人報私仇的事情在文革時代大量發生,也是文革能順利發展的一個重要的非官方原因。

1981年3月14日,“北京市西城區人民檢察院”發出“不起訴決定書”。這份文件寫道:

被告人袁淑娥借“文化大革命”之機,捏造事實,誹謗他人,情節嚴重,已構成誹謗罪。但根據《刑事訴訟法》第十一條第二項之規定,被告人袁淑娥的犯罪行為,已過追訴時效期限,故決定不予起訴。

這個“已過追訴時效期限”說法顯然不能服人。確實,法律規定了追訴時效期限。在追訴時效期限之外,不能再提出起訴。但是,文革延續了十一年才宣告結束。文革開始十四年後才被共產黨正式“否定”。在文革時代,如果膽敢批評文革案件,就被稱作“翻案”,而“翻案”又屬於“現反”即“現行反革命”活動。在“追訴時效期限”內起訴文革案件根本就不可能。

在卞仲耘所在的中學,卞仲耘被打死兩年之後,1968年8月,有一位化學女教師胡秀正在被“隔離審查”時墜樓身死。關押她的“罪名”沒有別的,正是“翻文革的案”。胡秀正一家在1966年夏天被驅逐出北京,傢具物件都被拿走,她的也是中學老師的丈夫幾乎被打死。她並沒有敢提出紅衛兵在北京驅逐居民是非法的,她只是認為按照當時的政策規定,她一家不屬於被驅逐出北京的範疇,所以她試圖糾正她所遭遇的“錯案”,把自己一家從慘境中救出。但是文革的“邏輯”是,如果你不屬“敵人”範疇而被整錯了,你要改正,那麼你就是“翻案”,就是“反對文革”,你就可以因這項新罪而被划進“敵人”範疇。胡秀正不但未能翻成案,反而因此被害死。

如果可能,在卞仲耘被打死的當時,王晶堯馬上就會去法院告狀。他當時就買了一個照相機拍下了卞仲耘的一身血斑傷痕,留下了證據。殺人償命,是和人類文明一樣古老的規則和常識。但是在那個時候,警察和司法系統都受上級命令不保護被打被殺的人。假使王晶堯在文革中為卞仲耘之死上告,他自己一定也早就成了“反革命”,不是也被打死就是被關押起來。上文已經寫到,卞仲耘死後一年,她的家人為她設置靈堂,都只能設置在外人看不到的衣櫃裡面,哪裡可能要求法院懲辦兇手呢。在1978年以前,被害人家屬只有忍氣吞聲,根本不可能起訴任何文革時代的害人者。在文革結束後,檢察院對文革案件如此實施“追訴時效期限”,實際上是使得起訴文革時期的非法迫害事件從根本上變得不可能了。

這樣的處理方法並不是孤立的。與此同時,北京第六中學自設監獄打死人的紅衛兵也不被起訴了,北京第三女子中學打死校長沙坪的紅衛兵也不被起訴了。在1966年夏天,北京有幾千人被活活打死,但是沒有打手為此受到法律上的懲罰。決定這樣處理1966年的紅衛兵暴行的,是胡耀邦。文革以後,胡耀邦在否定文革和平反冤假錯案中起了很大的推動作用,但是,他強調對文革中的案件平反,“宜粗不宜細”,“水落石不出”。這兩句話的意思是,他主張給受害者平反,同時不追究害人者的責任。胡耀邦的這一決定,被認為是對早期紅衛兵的偏袒,也是為了阻止追究毛澤東的責任。眾所周知,1966年8月在北京殺害大量中學老師和北京市民的紅衛兵,以一大批高級幹部的子弟為首。同時,紅衛兵的八月殺戮和毛澤東的鼓勵有極為明顯的直接的關係。

王晶堯對“北京市西城區人民檢察院”的“不起訴決定書”不服。他不屈不撓繼續上訴。他也通過他認識的高層權力圈子裡的人,包括全國人大代表,試圖推進這一案子。但是未有任何進展。又過了8年,1989年12月25日,“中華人民共和國最高檢察院”決定,“北京市西城區人民檢察院”的不起訴決定“應予維持”。最高檢察院的決定說:

經複查,1966年8月5日師大女附中發生導致卞死亡的游斗、侮辱該校五位領導的事件,是學生仿效北大附中的做法所為,此事與袁淑娥沒有聯繫。因此,不能認定袁淑娥犯有故意傷害罪。

王晶堯同志反映袁淑娥在1966年6月21、22日其中一次批鬥會上曾揪過卞的頭髮。經查,王晶堯同志反映的情況沒有其他證據的印證。即使這種情況能夠得到印證,也是運動中的過激行為,不能成為《刑法》規定的故意傷害罪的構成要件。

這個決定說了誰對卞仲耘的死沒有罪,卻沒有說誰對卞仲耘的死有罪。卞仲耘的死不是正常死亡,她是被打死的。檢察院有責任追查死因。其實,在法律上,對殺人案件,沒有追訴時效限制,任何時候發現證據,就能起訴。對於殺人案,即使沒有人為死者告狀,檢察院也必須充當公訴人,起訴罪犯。這樣對待卞仲耘的死亡,至少是檢察院的失職。

另外,既然最高檢察院知道這是由北大附中的暴力迫害引起的(在這一點上,檢察院指出的確實是事實,北京大學附屬中學最早開始大規模的校園暴力迫害行動。),他們就應當追查北大附中。事實上,北大附中的紅衛兵不但毒打了一些老師和學生,也打死校外居民多人。其中一例是,1966年8月27日,在卞仲耘被打死22天之後,中國科學院大氣所工人陳彥榮在家中被北京大學附屬中學的紅衛兵抓走並於當晚被打死在北大附中校園裡。與陳彥榮在同一晚上被打死的還有一個不知姓名的老年女人。但是,檢察院對北大附中紅衛兵的殺戮,對陳彥榮等人的被害,也什麼都沒有做。北大附中的紅衛兵,不但沒有受到法律處罰,也不為他們的暴力殺戮表示道歉和懺悔。

最高檢察院如此做的原因也是十分明顯的。如果追查紅衛兵產生地之一的北大附中,就會查到熱烈支持過北大附中紅衛兵的江青和毛澤東。他們不能這樣做。雖然江青已經作為“四人幫”的一員在毛澤東死後被抓起來,並被判了“死緩”,毛澤東的責任還是不準追究。在審判“四人幫”的法庭上,重點追究了江青如何迫害上海電影界了解她1930年代在上海當電影演員時期的歷史的人。在這一事件上江青的個人動機和罪責十分明顯。但是對1966年的紅衛兵暴力,對卞仲耘等一大批教育工作者的死亡,就很難說成只是江青一個人的責任。因此,也就不加追查。

在卞仲耘的案子上,即使是文革結束十多年後,也設有一道牢牢的防線,使其無法越過而得到法律上的解決。在卞仲耘被打死27年之後,面對“最高人民檢察院”的這一決定,王晶堯已經無其他辦法可想。但是他為卞仲耘之死在法律方面討回公道的努力令人欽佩。

六、卞仲耘被害的原因

文革後,在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報紙和雜誌發表了一批文革受難者的故事。但是他們中只是非常高級的幹部以及最有名的作家。甚至在這些文章中,也很少說及他們是怎麼死的。這些文章主要意在為死者“恢複名譽”而非說明歷史真相。“被打死”和“自殺”是新的禁忌,不見於報刊文章。一個新的短語被常常使用,“被迫害致死”。這個說法相當含糊,只有經歷過文革的人們才理解這個詞背後的那些“鬥爭會”、棍棒、銅頭皮帶和“隔離審查”等等。另外,報紙和雜誌顯然有一個按照死者地位高低來決定是否發表這樣的“平反”文章的準則。正因為如此,在文革中受到最嚴重的迫害的中學老師們不夠“資格”被媒體報導。在文革開始時,是千萬教師們成為第一批犧牲,刺激起了紅衛兵運動的高潮。文革領導人沒有因為他們無權無勢而饒過他們。當文革結束時,他們的死亡和痛苦卻被在相當大的程度上忽略了。不但官方媒體如此。到2000年為止出版了的三部文革通史和兩本關於紅衛兵的專著,都沒有提到任何一個被打死的教育工作者的名字。

教師們所受的迫害沒有被報導,這不僅是因為媒體勢利眼,沒有把普通人和高級幹部作為文革的受害者平等對待有把普通人和高級幹部作為文革的受害者平等對待,還因為這種大數量的普通人的死亡的報告,會改變對文革的大圖景的描述,從而也會改變對文革的性質的分析,以及引起對文革的責任的深入追究。於是,不但在法律上,而且在出版上,也有一道防線被建立起來了。官方規定了對有關文革歷史書刊出版的嚴格限制。卞仲耘和大量被害教育工作者的故事被排除在外。

由於卞仲耘和大批教育工作者的死亡不被記載和報告,對此負有直接責任的紅衛兵們也從來沒有認真道歉悔過。比如,劉少奇在師大女附中上學的女兒劉亭亭參與了1966年8月5日毆打卞仲耘致死的暴力行動。她的國家主席女兒的身份,顯然對暴力行為的發展有很大的作用。後來劉少奇被“打倒”,他的子女也受到迫害。1980年,劉少奇得到平反,劉亭亭和姐姐及哥哥聯名發表了一篇長文《勝利的鮮花獻給您》。文中對他們自己參與1966年8月的紅衛兵抄家活動寫了一句話:“十幾年來,我們最感到內疚的就是這件事。”(《工人日報》,1980年12月5-8日連載。)然而,到了2003年,劉亭亭在紀錄影片《早上八九點鐘的太陽》里發表談話的時候,只提她的父親受了迫害,卻一點沒有提她曾經參與迫害別人。這部電影里出現的五所中學的紅衛兵,其中包括上文寫到的宋彬彬,沒有一人對1966年8月的紅衛兵暴行表示道歉和悔過,儘管在網上的“文革受難者紀念園”中早已列出了九名受難者的名字,他們都是被這五所中學的紅衛兵在1966年夏天毆打致死的。而且,這只是筆者發現的九名受難者,實際上的受難者不止此數。出現在電影上的這種不道歉不悔過,不但是由於他們個人的原因,也因為卞仲耘們的故事被長期禁止談起,早已被排除在公共記憶之外。

面對這裡寫出卞仲耘的故事,不能不討論:為什麼殺害卞仲耘?為什麼殺死和侮辱、毒打、折磨一大批和她一樣的教育工作者?

作為個人,卞仲耘的死也許有一定的偶然性。她的丈夫在中國科學院工作,那裡的文革雖然也鬥爭人,也殘酷,但是那裡沒有中學生,沒有紅衛兵,沒有過像卞仲耘的中學裡發生過的那樣大規模的群體性暴力行為。中學生紅衛兵打人最為凶暴。以致後來在其他單位中,對被“鬥爭”的人,可以用“你再不老實認罪就把你交給紅衛兵”作為威脅。如果卞仲耘當初未進中學教育界,而在別的什麼單位當一個中層領導幹部,她在文革中也會被“揪斗”,但是她可能不至於有這樣可怕的死亡。如果她在大學裡當一個領導幹部,她也會被打,但是被打死可能性可能會比較小。甚至,如果當時師大女附中有正校長,那麼被打死的,也可能是另外一個人而不是卞仲耘。在文革中,有的時候,一個人被整是帶有某種偶然性的。實際上,這種偶然性本身有加重人們的恐懼的作用。

作為教育工作者群體之中的一員,卞仲耘被打死有相當大的必然性。教育工作者從一開始就被毛澤東設定為文革的打擊目標,1966年5月的“五一六通知”和“五七指示”都已經明確說明了這一點。迫害從6月開始。工作組把師大女附中劃為“四類學校”,把卞仲耘劃為“四類幹部”,組織“揭發批判會”對她進行“鬥爭”。8月,毛澤東批評“工作組”並將之撤銷,同時大力支持紅衛兵運動。毛澤東對劉少奇鄧小平領導運動的方式的指責,直接引起了校園暴力和殺戮的興起。另外,師大女附中有一大批高級幹部子弟,在6月之後一直充當運動的先鋒力量,該校是最早建立紅衛兵的學校之一。這個局部條件和整個大形勢的交匯合成,導致了卞仲耘在北京最早被害。

假若卞仲耘能在1966年的紅衛兵狂潮中活下來,在1968年的“清理階級隊伍”中又會遭到新一輪的迫害。1966年8月5日和卞仲耘一起遭到毒打而未死的胡志濤副校長,曾被連續“鬥爭”48個小時。當時掌管學校的“工人解放軍毛澤東思想宣傳隊”說她“態度惡劣”,要“打態度”,就組織學生輪流“鬥爭“胡志濤。學生斗累了輪流睡覺,胡志濤則連續48個小時沒能睡覺。一名高一的張姓學生參加了夜間對胡志濤的“鬥爭會”,那些凶暴的場面使得她當場癲癇症發作。在這樣殘酷的“鬥爭”中,這個學校在1968年有四位老師“自殺”:化學教師胡秀正(女),地理教師趙壽琪(女),歷史老師梁希孔,語文老師周學敏(女)。其中最年輕的是胡秀正。1968年8月11日她被關押在學校中時,從學生宿舍樓五樓墜樓身亡,時年35歲,留下一個年幼的女兒。趙壽琪老師的丈夫在1957年被劃成“右派分子”後去山西“勞動改造”,她自己帶着四個孩子在北京艱難度日,沒有能熬過文革。1960年代初,教育雜誌上介紹過周學敏老師的語文教學法,這在文革中成為她和學校領導的“罪行”,她上吊身亡。1993年筆者見到胡志濤校長的時候,對周學敏的死,胡志濤校長依然深懷歉疚。她說她在1960年代初把周學敏老師樹為教學模範,結果害死了她。梁希孔是歷史老師,本是個幽默詼諧的人,文革前上過他的歷史課的學生還記得他上古希臘歷史的時候講得多麼生動有趣,1968年他被“揪出來”後上吊身亡。老校工王永海,是個先天的殘疾人外加有些弱智,孤身一人,幾十年來一直就在該校當工友。1966年8月5日,他把被打死的卞仲耘放到了平板車上。幾個月後,他還找到了王晶堯家,講述那天的情況,並且關心卞仲耘的小女兒“四寶”怎麼樣了。令其他人臉紅的是,在卞仲耘被打死後,女附中唯一到卞仲耘家向王晶堯表示慰問的人,只有這一位工友。後來王永海也挨“斗”。他跑了,從此失蹤。沒有知道他後來怎麼樣了,沒有人知道他是怎麼死的。

在“清理階級隊伍”中,教師中除了四人“自殺”(筆者加上引號,是因為這和一般意義上所說的自殺完全不同),還有四名教員在遭受“審查”“鬥爭”和“勞改”中被折磨死亡。化學教員趙炳炎,因為年輕時候參加過“三民主義青年團”,有肝病,還被迫去拆城牆,不準請假,1969年有一天勞動以後躺下就起不來了,四天以後死亡。他1953年參加工作當老師,死時不到40歲。關秉衡(女)老師教了五十年數學,教過學生無數,當時已經退休。因為當過香山慈幼院的訓育主任,她被罰掃大街。她認真掃了。街上來往的很多人都曾是她的學生,認識她,因此她要求到她弟弟住的那一帶去掃街,還為此又挨斗。在抑鬱中她患癌症於1970年去世。宗傳訓,英語老師,50來歲。他被指控是“歷史反革命”,病了不準看病,故去。王蔭同,語文教員,1949年前當過傅作義的秘書,傅作義投降後他當了語文老師,他被指控為“歷史反革命”和“特務”,遭到“鬥爭”,1969年身故。1978年夏天在校中為這幾位老師開了追悼會,為他們平反。王蔭同老師的妻子在會上大哭不止。有老師勸她節哀。她說:“你們讓我哭一次。他死後我還沒哭過。不敢哭,怕挨斗”。

就這樣,在這一個中學,全部教職工只有一百多人(116人),有十人被迫害死亡。文革後他們都得到了“平反”,但是官方卻不準報告他們是怎麼被迫害死的,僅僅用一個特別的隱晦的詞“非正常死亡”作為指代性說法。事實很清楚,卞仲耘之死是一場大規模的群體性的迫害的開端部分。

假使能活過1968到1969年的“清理階級隊伍”,那麼在1969年,卞仲耘可能會像當時清華大學附屬中學和北京大學附屬中學在校園暴力中活下來的校長們一樣,得到一個“忠實執行修正主義教育路線,犯了嚴重政治錯誤”的“結論”,被發落到北京附近的“五七幹校”勞動,然後,在1969年秋天以“戰備”為名進行的又一輪清洗城市的行動中,又被“下放”去遠郊縣農村無限期“插隊”。1973年,在林彪死後多時,他們才被允許回到學校。文革後他們才恢復工作職務。

在文革中“鬥爭”教育工作者時,加給他們的罪名是“反黨反社會主義反毛澤東思想”,但是實際上,不是他們反了毛澤東思想,而是毛澤東要反他們。是毛澤東要改變師生關係,要改變教育體制,也要改變學校的領導人。在文革中,當卞仲耘這樣的校長們被鬥爭、被毆打、甚至被打死的時候,毛澤東換上了另一類人來領導教育界。1968年7月,他下令派“工人解放軍毛澤東思想宣傳隊”進入學校。清華大學“革命委員會”的負責人中有謝靜宜,後來她還被任命為更高的職務。謝靜宜此前是毛澤東的機要員,原來的工作是在毛身邊接電話收文件,初中教育程度。作為對比,卞仲耘讀過大學,是資深共產黨員,在中學當過教員和教導主任等一系列職務才升到了副校長。把卞仲耘這樣的校長打死,把教育界的領導換成初中程度毫無學校經驗的毛的身邊人謝靜宜一類,毛澤東對教育界的“奪權”取向,相當清楚。

然而,毛澤東要換謝靜宜一類的人來充當教育界的領導人,要取消學校的考試製度,要讓學校變成“五七指示”所描繪的那樣一個社會,儘管有常識的普通人心裡會不同意,但是在當時的政治高壓下,顯然不會有人出來抗爭。1960年代的大饑荒使數千萬人餓死,廣大教育工作者飽受飢餓之苦,對那樣的切膚之痛都未有人起來反抗和批評,何況對學校制度的改變。對學校系統最重要的改變即取消大學入學考試製度早已經在1966年6月公布,沒有遇到任何反對的聲音。在這種情況下,即使從文革發動者的角度來看,也難以找到為了“革命”的目的而必須採取暴力手段把教育工作者打傷打死的“理由”。

1966年8月5日,當卞仲耘被打死的時候,中國共產黨第八屆中央委員會第十一次全會正在舉行,在這次會上,劉少奇和鄧小平被貶職,軍隊的最高負責人林彪被提升為第二號人物。象卞仲耘這樣的手無寸鐵的中學教育工作者,根本不可能對他們的權力造成任何威脅。所以,如果要找校園暴力和校園殺戮的進一層動因,還需要考慮毛澤東和他的戰友們的個人的嗜好。

毛澤東和他的妻子江青都曾說過,他們是“和尚打傘-無法(發)無天”。顯然,“無法無天”會給這樣作的人帶來放縱的快樂。小孩子和罪犯都喜歡“無法無天”。但是,只有毛和江這樣的掌握了至高無上的權力的人,才能享受以糟蹋人命而獲得“無法無天”的快樂感,因為他們不像小孩子或者普通的罪犯,他們可以在欣賞這種快樂的時候,不必擔心被懲罰的可能。

在1966年,毛澤東和林彪,以及其他文革的領導人物常常出席群眾大會,在震天的口號和歡呼聲中接受致敬,他們情緒激昂,精神亢奮。除了毛澤東,他們都常在集會上發表演講。他們在這些集會上的講話,被記錄和印刷出來,有百萬字之多,但是,從中找不到一字一句提到卞仲耘或其他老師們的死亡,也不談北京被活活打死的數千人。這些普通人好像他們隨手碾死的螞蟻,甚至不值一提。卞仲耘是江青和毛澤東的女兒的老師,江青和卞仲耘年紀相仿。但是毛澤東和江青不曾對卞仲耘和一大批教員以及其他普通人被打死懷有絲毫惻隱之心。在這樣轟轟烈烈的群體性迫害和殺戮中,在對受害者的這種輕蔑中,他們實現了控制一切人的生殺大權的無上權力,從在最高權力圈中的第二號人物劉少奇、林彪,直到普通的中小學教師。

1966年8月5日,卞仲耘被殺害的時候,歷史斷裂出一道深淵:文革以“革命群眾”之手、以“革命”的名義來殺人的時代開始了。校園殺戮震動了文明的基石。卞仲耘,一個教育工作者的死,標誌了這個血腥時代的開始。讓我們記住這個名字和這個日期,記住在文明的進程中可能發生什麼樣的逆轉和災難。

卞仲耘任職的中學,現在已經改名為北京師範大學附屬實驗中學。1993年,筆者到校中攝下一張宿舍樓的照片。卞仲耘被打死在這座宿舍樓門口的台階上。四個住在樓里的高中三年級的學生問我:“20多年前有人在這兒被打死,這是真的嗎?我們什麼都沒聽說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