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暁康:沧海桑田的剧变尚未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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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陈小平最动人也最关键的一句话是:沧海桑田的剧变来到了吗?如此形容三十年中美关系,毫不夸张,美国被中共足足唬了、骗了三十年,连优势都骗光了,若非一场瘟疫,恐怕还唤不醒它,这个得天独厚的两洋国家,但是美国确有一种菁英已经醒来,只等他们进白宫去改天换地。我在《瘟世间》中特别写了「新冷战宣言」一节。 】

不久余茂春问我愿不愿走一趟加州?我说疫情汹涌,我这老头子哪敢乘飞机?后来他叫了王丹和魏京生去,原来是到尼克松图书馆,七月二十三日蓬佩奥在那里讲话,彬彬有礼地批评了尼克松的错估中共,然后他话头一转:

『我今天的讲话是一系列有关中国的演说的第四部分,奥布莱恩大使讲到了意识形态,联调局局长雷谈到了间谍问题,司法部长巴尔讲到了经济。我今天的目标是为美国人民把这些汇总在一起,详细阐述中国的威胁对我们的经济、我们的自由乃至世界各地自由民主的未来意味着什么。如果我们希望有一个自由的21世纪,而不是习近平所梦想的中国世纪,我们必须承认一个无情的事实并应以此作为我们未来几年和几十年的指导:与中国盲目接触的旧模式根本做不成事。我们绝不能延续这个模式。我们决不能重回这个模式。川普总统非常明确地表示,我们需要一个战略,保护美国经济,还有我们的生活方式。自由世界必须战胜这个新暴政。 』

我没去加州,却在家里好好回顾了一番,以尼克松为首的”熊猫派”,是如何步入中共布下的迷阵。在我的档案里躺着一文《中共对美外交的步步为营》,写于1998年,那时我还在普林斯顿大学做访问学者,没有人相信我们说什么,在周围人眼里,我们都是怪物。文章起笔于”收买基辛格”:

『中共凭借操纵外商进入中国市场的许可,来影响美国的对华政策,颇为收效。其中最典型的,就是利用那些最可能从美国迁就中共的政策里大捞好处的人,在美国政府和公众当中不遗余力地推动对中共的迁就政策,而其中最惹人注目的就是前国务卿基辛格(Herry Kissinger)和黑格(Alexander M. Haig Jr.),还有前副国务卿伊戈伯格(Laurence Eagleburger)和前国家安全事务顾问斯考克罗夫特(Scowcroft)等。

如果这些人想为他的主顾(某家美国大公司的董事长)在中国市场上的竞争中赢得一项合同,那么根据中方的要求,这场交易的条件是,这个公司要在美国为中国的利益公开辩护,或者安排美国的国会议员或记者团访华;美国公司主管也可以通过这位”顾问”认识中共的高级官员,美国公司为此付钱给这位”顾问”,而这个顾问为了巩固他与中共官方的私交,则要在美国公开支持取悦北京当局的政策建议。这种安排从来不会明显地写在商业合约里,但人人都懂得这种交易。

基辛格为中共一九八九年的天安门屠杀辩护是很著名的。就在屠杀的第二天,他同时在多家报纸上发表专栏文章,称邓小平为”中国历史上伟大的改革家之一”,说邓为中国”选择了一个更为仁慈而较少混乱的过程”。

美国国会呼吁制裁行动,布什当局正准备在一定范围内采取相应措施,基辛格却在接受美国广播公司(ABC)著名晚间新闻主播彼得•詹宁斯(Peter Jennings)的采访时说,”我不会主张任何制裁”,”世界上没有一个政府会容忍示威者占领首都的主要广场达八周之久,”这种占领导致了失序和混乱,因此实行镇压是”不可避免的”。八九年十一月,他陪伴一个商务代表团到中国,见到了邓小平和中国外长钱其琛,钱对他大为夸奖,回美后他在白宫又报告了与中共高层领导人的谈话。基辛格一年中会数度访问中国,而中国的大门对他则永远是开放的。 』

基辛格总是回避一个问题,即他能从他鼓吹的对华政策中图到多少利润。基辛格的公司,Kissinger Associates,代表许多想在中国寻求商机的公司,而这些公司付给基辛格大笔的钱。一九八九年他发表那些为中共辩护的言论时,他组建了一个名为China Ventures的有限合伙公司,与他的老熟人荣毅仁负责的”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合资在中国投资。美国全国民主政策委员会(National Democratic Policy Committee)的Scott.Thompson在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的发言中指出,基辛格确实从那些在中国有投资的公司那里拿到大量酬劳。

显然,由于基辛格这样的原美国高级官员又从中帮忙,使美国产生了一个新的强大的中国游说集团,这个集团不愿意批评北京当局的人权记录,反对与中国”对抗”或制裁中国,并借此捞到了可观的利润。此中要害是基辛格、黑格所扮演的双重角色,他们利用自己的名望和影响力公开地或私下地推动美国的政策,然后个人也从中国渔利,这个样式,其实就是后来在中国泛滥成灾的腐败模式。

那时候,中共成功打破西方对华制裁,乃是颇有研究价值的一段中国外交史,足可列为美国对中国政治研究的一个课题,即”分化西方”,至今如此:

『”六四”后中共的对美外交,从一开始就不纯然是被动式的”韬光养晦”,而是力图影响美国的公众舆论和政府决策;不仅仅是无孔不入的活动,包括私下游说的宣传、威胁和恐吓,还包括购买或盗窃技术。美国政府和公众对中国问题的种种争论,已经被一个极具影响力的由原美国高级官员组成的集团所支配,而这个集团的人则通过推销他们所主张的对华政策获取暴利,中共惯于以发动经济战相威胁,企图这样来改变美国的国家政策,这种做法在美国对外关系史上是罕见的。

中共当年”惩罚波音公司”的深远意义。总理李鹏一九九六年取消了购买波音飞机的承诺,改从欧洲的空中客车公司购买了价值十五亿美元的飞机。他极为露骨地说明了采取这个做法的原因,因为欧洲领导人在”对华合作时不附加政治条件,而美国人却任意地威胁要制裁我们。”可是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中国的对美政策之所以能明显地收效,恰恰就是因为中国政府把经济和政治拴在一起,用经济上的利诱和惩罚来向美国索取政治让步。

卸任的美国国务院东亚事务助理国务卿温斯顿•洛德十分灰心丧气地说:”我们在中国问题上最大的一个难题就是,当我们对付中共时,我们在欧洲和日本的盟友们却拖我们的后腿,把合同抢走。”今天,这种策略已经进一步挑唆法国的反美情绪,最近法国总统席哈克北京之行,不仅签了十二亿合约,还同中共一道谴责”美国霸权”。

中法的这种”合作”,无非是冷战时代戴高乐与毛泽东合作的翻版,但值得思考的是,钱其琛在1990年就提出「分化瓦解」、「充分利用西方各国之间的矛盾和美国统治集体内部的矛盾」的策略,七年后开始”见成效”。 』

通过西方左倾知识分子影响西方舆论,是中共对西方分化的另一个层面,也是中共国际统战的老把式。五十和六十年代,中国只准许很少的外国记者和作家进入中国,这些人被中国称为”中国的朋友”;其中著名的,一个是瑞士作家韩素音,另一例子是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在只有极少数美国人能去中国的”文革”年代,他居然能去中南海,进入毛泽东会见外国贵宾的客厅与毛长谈。还有一些外国人如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新西兰作家伦•艾黎等,澳大利亚共产党员Wilfred Burchett等,也属此类。

自”苏东波”以来,西方左倾思潮一蹶不振,中共控制西方舆论需另求其道,开始运用各种手腕、造就出一小群新的”中国的朋友”,办法是去中国的签证、到各地旅游的许可、以及进入中南海会见领导人的特权等。

但是由于效果不彰,西方舆论对中共的基本调子仍是负面居多,因此中共开始采取一套新的做法,被称为”杀鸡儆猴”。最先遭此”待遇”的,是哥伦比亚大学教授黎安友(Andrew Nathan),只因他为毛泽东的私人医生李志绥写的回忆录作了序,从此中共不准他再进入中国大陆,这对于一个以中国政治为主要研究对象的学者来说,自然是一个损失。

接下来,曾经公开批评中共违反人权的美国学者和作家,或者在申请访华签证时被拒签,或者是被要求参与一场寻求著名美国人支持中共政策的活动、以此换取访华签证。以中国大陆为主要报道对象的著名自由撰稿人夏伟(Orville Schell),曾出版过几本关于中国的书,自从九十年代初以来就再也拿不到签证,原因是他参与了”人权观察”的活动。

普林斯顿大学东亚系教授林培瑞(Perry Link),”六四”以后几乎年年可以得到有效签证进入中国,但一九九六年八月却在北京首都机场海关被拒绝入境,还把他在旅馆里扣留了整整一夜,于次日晨将他送回香港。林培瑞事后说,当他被扣压在旅馆里时,有四个公安局官员在房间里通霄值班看守他,他们把房间里的电话也切断。 』

夏伟分析,从总体上来看,中共在试图控制外国的中国观察家这一点上是相当成功的。中方制造的恐吓确实使许多外国学者和记者讲话时小心翼翼,他们害怕成为中共的”不受欢迎的人”。他说,其实西方的中国问题专家完全知道,这本来就是中共对付它自己的知识分子的手法,这种政治上排斥异己的威胁手段不仅在中国国内十分有效,而且对外国记者和学者也产生强烈效果,因为这些人为了保住目前与中国相关的职业,需要去中国,所以对中共有所依赖。

『美国有一小群中国问题专家避开”冒犯”中共,依然可以获得与中共高层官员接触的机会,所以反而与当年的韩素音、斯诺一样”走红”,为白宫非正式地提供咨询,为美国大公司或政治名人的中国之行”护航”,也发表关于中国政治的学术分析,在政治上充当中共的辩护士。可是,这些美国的中国问题学术精英所面对的,是一个不仅排斥本国异己、也排斥外国批评者的中国政府,只要这些美国学者在某些问题上冒犯了中国政府,他们去中国作调查研究的路就被堵死了,他们的学术生涯就会因此终结。那些保持与中共官方良好的接触管道的美国政治学者们,通过这些接触还能了解中共领导人是如何想问题的,这些知识确实颇为实用;他们发表的关于中国政治的文章就有参考价值。但在一些问题上,比如毛泽东的声誉、人权、中共对台湾的军事恐吓、中国对西藏的控制,北京当局紧紧地盯着,这些学者就只好要么是说些奉承之词,要么干脆缜口不言。 』

以至今天,美司法部长巴尔呼吁矽谷和好莱坞停止向北京磕头,近乎悲愤说:

『中国共产党思考的是几十年和几百年,而我们倾向于聚焦下一个季度的盈利报告。 』

耗费三十年看懂这一点,很不错了。时至今日,德国人还是三十年前美国人的认知水平。从2016年起,中国已取代美国,成为德国最大的贸易伙伴。德国经济部长阿尔特迈尔在接受美媒采访时表示,考虑到可能的经济后果,德国拒绝对中国实施「更严厉的措施」。有意角逐下届基民盟(CDU)主席的德国联邦议会外事委员会主席罗特根认为,”中国太大、经济太强、科技太先进,制裁没用”。

文明文化差异,是一个障碍。美国刚刚醒来,德国还没醒。

——作者脸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