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邢:《凝望夕陽》的由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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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3年,我告別了在外地的長長羈旅,回到了北京,在《環球企業家》雜誌供職。我在這本雜誌上做的經濟學家專訪,被湖北的《今日名流》雜誌注意,他們希望我在京城給他們採訪名流,開始每期給我寄雜誌。白看人家的雜誌,漸生愧意,心想,多少總該寫一點。但自己不是追星族,對影視、體育名星等大眾偶象並無興趣,寫什麼好呢?想來想去,我認識的唐達成先生,應當算是文化名流。《今日名流》雜誌又是湖北作協主辦,大概這個選題他們可以認同。

和唐達成先生認識較早,1970年代,我在山西大學讀書時,曾到太原鋼鐵廠實習,在太鋼一處低矮的小房子里拜訪過他。那時他還負着1957年的十字架,走着背運。80年代中,他走上中國文學界的領導崗位。在八十年代末的風雨中,因堅守人格底線,提前退了位。他脫了烏紗帽,交談起來就比較放鬆。於是,輕輕鬆鬆寫了一篇對唐達成一家的印象。當時我腦子裡只想着如何交待《今日名流》,又不知該雜誌水深水淺,現在看來,這一篇思想不夠解放,寫得比較浮泛。其實,唐先生說自己一直充當的“覺新”角色,就有很多內容可挖掘。他不但是1980年代中國文壇的重要見證人,還是1950年代文壇風雨的見證人。他動了手術,在家中調養。我希望唐先生能把這些重要的史實形成文字,為中國的文學史,也為我們這個多災多難的民族,留下歷史的見證。後來陳為人先生所著《唐達成文壇風雲五十年》做到了。

寫完唐先生,雜誌尚滿意,讓繼續寫。再找誰?又想到了邵燕祥先生。

1984年前後,我曾在《詩刊》短期幫忙,與邵先生有過點頭之交。我之所以想寫他,與其說是因為這一點因緣,不如說是讀了他近年的言論。為了了解他,我又讀了他的長篇回憶《沉船》,思想上受到震動。他不但對中國當今的社會現實有着清醒的批判,對中國的歷史有深刻的反省,對自己的靈魂歷程也進行了透徹的拷問。在我採訪他之後,他又將自己“文革”期間的檢查交代以及相關文字編成《人生敗筆》一書出版。邵先生在惠贈我的書上題着:“一個‘標本’供解剖。”我想,邵先生這種自我解剖的思想意義,絕不只是個人的精神升華,同時也為中國知識分子告別20世紀,提供了重要的思想範例和人格範例。

寫過邵燕祥之後,我發現無意中採訪的兩個人,1957有着共同的遭遇。在反右派鬥爭中,陷於深淵的知識分子有幾十萬人,他們是怎樣一些人?當時具體的遭遇是什麼?改正以後又做了些什麼?今天還在思考什麼?能不能沿着這個思路採訪下去呢?我正好讀了意大利女記者奧列娜.法拉奇的《風雲人物採訪錄》,法拉奇是以她獨特的採訪風格實現着她的自我表達和社會參與,我能不能也嘗試一下呢?

有了這個想法,方覺得給自己出了一道難題。採訪的對象本身就是作家學者,都是大手筆,他們的要求當然是很苛刻的。為採訪一個人,往往要先把他們數百萬字的書讀一遍,寫成初稿再請他們核實,反覆推敲。這樣,每寫一篇,往往要用幾個月的時間。

當然,採訪過程中有些事回憶起來,也挺有意味。

溫濟澤先生在和我談到他被打成右派的經過時,談到了周揚。周揚是中宣部副部長、他的上級。溫老描述了1957年周揚見到他時的驕橫態度。僅僅因為他對周揚的一次講話提出了不同意見,就成了後來被打成右派的一條罪狀。我覺得這一段內容,在有關周揚的研究材料中未曾見過,就寫進了訪談錄中。但是,溫老閱審時,將這一部分內容毫不含糊地刪去了。周揚作為一種複雜的文化現象,確實給研究者出了一道難題。究其難,還不全在於會牽扯到他背後的巨大陰影,其中也有善良的人們基於對周揚晚年的肯定,不知將其以前的形象應該給予怎樣的判斷。也許和溫老不是一代人的緣故,我內心總是有一種還原歷史真實的衝動,而不願僅僅限於當下的價值判斷。

曾彥修先生我訪問了兩次,前後長達十幾個小時。初稿出來,也被老先生刪去了很多。因為涉及到現在還活着的人。我只能尊重他的意見,換個角度寫了一些他的經歷。後來,《百年潮》雜誌知道我手裡還有一份曾彥修自述,想刊用,我再次徵求曾老的意見,他仍然不同意發表,竟給我寄來一千元錢,說是讓你辛苦寫了那麼多,費時費力,不能發表,聊補欠意,用作買書吧。真讓我哭笑不得,又得寄還給他。

聽說李慎之先生有“三不”:不給媒體開專欄,不接受採訪,不接受約稿。我是在其堅守“三不”時,請他破例的。寫好後,他說:謝謝你,留作我日後寫自傳參考吧。後來,他給《百年潮》寫了一篇《關於“大民主”和“小民主”一段公案》。我看後有所體會:以李先生對文意分寸的把握,對字句的講究,他當然更信任自己的手筆。但是他也許未曾想到,交談中的激情、自信和自然,會較多地留在訪談中,比起他自己斟酌過的文字,別有一種味道。大約兩年後,他才勉強同意發表我整理的自述,並說,清樣我不看了,否則我會改變主意。這反而讓我對這篇稿子小心再小心,因為這是被採訪者唯一沒有審訂過的稿子。

有的採訪寫出後不能發表,是由於稿子以外的原因。

比如寫朱正先生,就不能不談到他的《1957年的夏季──從百家爭鳴到兩家爭鳴》。他這本書尚未出版時我就看到了,我認為這是他最重要的著作,也是國內外研究反右派的最有份量的著作。但是,我採訪朱先生的時候,這本書稿在出版社和有關領導部門之間轉來轉去,就是拿不到通行證。儘管朱正說過:“我寫書,只想得到兩張通行證,一張是現在能通得過;一張是將來能通得過。”但他還是對形勢估計樂觀,總覺得這本在當時被視為將來能通過的書,能夠過關。他在給我的信中說:“有一個請求:在那本書出版以前不要發表此文,以免引起注意,增加阻力。當我知道確實開印了,當立即奉告,倘若大文和拙稿同時聞世,倒是好事。”為此我的採訪文章又放了很久。後來,《中華兒女》索稿,徵得他同意,只好把談到這本書的一節刪去發表。

寫戴煌的文章,一時發表不出來,竟也是與他寫的《胡耀邦與平反冤假錯案》一書有關。而這些有力度的作品正是表現著作者思想、人格最好的依據。戴煌和朱正的大作終於面世,成為1998年的中國出版界最重要的收穫。

在採訪的人中,唯獨馮亦代先生不願談反右時的那段經歷。他談話的興奮點,在他的翻譯生涯和寫作方面。過去他為左翼文化運動做了很多工作,但很多情況是出於對一種社會理想的追求和對朋友的友情。我感到他生性就不喜歡政治,對自己不得已掉進的政治旋渦,有一種厭噁心理,似乎是不屑一談。我尊重他的意願。誰知,他病了一場,對人說,最大的遺憾是有一篇文章沒寫,題目就是《從反右到文革》。後來他想寫,卻力不從心了。

給章乃器當過秘書的許漢三先生曾與我家是鄰居。他90高齡,仍每日讀書不輟。時下思想界關注的書他都看過,如《陳寅恪的最後20年》、《心香淚酒祭吳宓》等。我知道許老本人是右派,坎坷多舛。但他不讓我寫他,他說,要寫就寫章乃器,寫章先生,也就了解了他。他頭腦非常清楚,比如他說:“章乃器的悲劇就在於他和民建會一部分人的矛盾當中,夾雜着與執政黨的矛盾。而他的剛強性格和做人的原則,即人生哲學,與一些人不同;又處在那個極左時期,他就必然會落得那個悲慘的下場。”很複雜的問題,許老概括得多麼清楚!

我採訪的對象,都是年邁的老人;從經歷上看,大致可以分成兩類:一類是革命知識分子,一類是自由知識分子。他們在共和國前的角色是不一樣的:前者是革命的獻身者,後者是觀察者和同路人;在建國後一段時間裡角色也是不一樣的:前者是自豪的主人翁,後者是謙恭的客人和改造的對象。一場共同的厄運促使他們猛省、反思。革命知識分子反思的主題如顧准所說,“娜拉出走以後怎樣?”自由知識分子的覺醒是找回失去的自我。心路歷程不同,最後卻殊途同歸。

比如少年時代就參加革命的鐘沛璋先生反思自己時說:“挨整的時候我們是完全正確的嗎?不!挨整時,我們有的思想也是很左的。我們是花了很大的代價,才認識了今天走的路。”而自由知識分子出身的蕭乾先生,不只一次與我談到他對知識分子的思考。他說:“若把國家比作船,知識分子不僅僅是划船手,他還一邊劃,一邊高瞻遠矚,關心船的方向。”他承認在歷次運動中軟弱過,說過違心的話,做過違心的事,但他晚年的反思卻越來越有力度。

採訪右派,也不儘是採訪右派本人。

顧准早已去世,但我先後找到他的生前友好吳敬璉、駱耕漠先生回憶與他的交往。駱老早已雙目失明,基本上不參加社會活動,除了經濟學界,一般人都不知道他了。我去他家採訪,發現是坐在青年詩人駱一禾的書房裡,原來這位早逝的青年詩人,是駱老的小兒子,想起來真是不勝感慨。

除了採訪右派,我還為《華人文化世界》雜誌採訪過於光遠、何澤慧、梁從誡等著名學者,一併將訪談錄收入此書。

另外,以前寫過幾篇散文,談及對幾位老作家的印象,也一併編入。

這本集子編好後,當我意識到該為它寫個後記的時候,想到的是父親幾十年前教給我的一首歌:

醒時的路是沙漠的路,

夢中路也是沙漠的路;

沙漠是我們永遠的路,

疲乏而痛苦的旅行之路。

把夢馱在駱駝背上,

邁着沉重的腳步,

在黃昏的地平線上,

走向遙遠的路途。

這首歌深沉悠遠,更令我沉迷的是那蒼涼而堅韌的意境。我從來沒有聽別人唱過,也沒有在其他歌曲集里見過。

中國老一代知識分子的命運,和這首歌給人的感受是一樣的。但我的體味,肯定永遠也跟不上書中的這些前輩們。這種人生體驗與時代的“饋贈”,在他們之前不曾有,之後也不會再有了。

在王一方先生的關照下,《凝望夕陽》作為《野菊文叢》第二輯“思想者雜語”之一,1999年1月由青島出版社出版,成為我的第一本著作。當時印了5000冊,很快銷售一空,沒有讓王一方失望。後來有人找我尋書,我手中只存孤本,無法割愛。到孔夫子舊書網上去找,雖然有售,已經溢價到二、三百元了。我知道,並非本書有多重的份量,而是能在二手書市場流通的太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