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慶普:拆城牆是他的決定,誰要是再反對,就開除他的黨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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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慶普於1950年代開始主持北京城牆、城樓的拆除工作,前後歷時20年,見證了老北京城的消亡,也記錄下了古老城牆、城樓、橋樑的建築結構。如今,八十六歲高齡的孔老,將從未面世的第一手資料整理出版,揭秘老京城的變遷,還原古建築的風貌。更重要的是,書中指出拆除指令到底來自何人。

梁思成要把北京城牆變成一個環城立體公園:“城牆上面,平均寬度約十米以上,可以砌花池,夏季黃昏,可供數十萬人納涼游息。還有城樓角樓等可以闢為閱覽室、茶點鋪。這樣的環城立體公園,是世界獨一無二的……”可惜浪漫夢想被1957粉碎了。

1957年正式提出《北京城市建設總體規劃初步方案》前後,關於城牆曾有過多次討論。梁思成曾經說過:“拆掉北京的一座城樓,就像割掉我的一塊肉;扒掉北京的一段城牆,就像割掉我的一層皮!”那一年,文化部曾“叫停”過拆除城牆的行動。但是很快,反對拆除城牆的聲音就消失了。到1958年底,北京外城的城牆和城樓,基本上都拆完了。

特殊的“告別”儀式 一直到上世紀50年代,人們進出北京,依然要通過16座高大厚重的城門。

八十多歲的北京市民張先得,至今仍念念不忘小時候隨父親出城采蘑菇的情景:他從高大的城樓下穿過,仰視着已滿是銹跡的鐵皮城門,孩子們每日在城牆上玩鬧,一棵棵碗口粗的酸棗樹從牆縫裡鑽出來,雨燕在城樓里歡飛,城樓頂上長滿荒草……

這個建於1553年、由16座城樓和近40公里城牆圍繞出凸字形的老城輪廓,已經成為遙遠記憶中淡漠的景色。

北京的城門,今天僅存“一對半”,“一對”是正陽門城樓和箭樓,“半”是德勝門箭樓;角樓只留下內城東南角的箭樓;而城牆,只剩下不足400米。

崇文門後面那段殘存的城牆,現在是“北京城牆遺址公園”,有關部門從民間徵集了城牆舊磚,重新砌在夯土上。

1957年的夏天,張先得經歷了一場特殊的“告別”儀式。

他背着一個巨大的畫夾,每日穿梭於北京酷熱的街道之間。有一天,他坐在東便門外的土坡上,注視着50多米外的東便門角樓,用手裡的畫筆仔細地描摹着它們的樣子。

那些凝聚着他年少記憶的城牆和城樓,不再是熟悉的樣貌。角樓的半壁已被推倒,窗欞懸在斷壁殘垣的城牆上,旁邊還騰起陣陣濃煙。那是拆牆的工人在燒火做飯。

這個酷愛畫畫的年輕人,在北京電影廠美術系當一名“畫匠”。1957年4月,一個消息在北影廠里蔓延:城牆保不住了。

而當時張先得和他的同事們,對這個消息反應並不強烈。他覺得,拆除城牆是早晚的事,只是拆多拆少,並沒什麼意外,因為“是中央早就定了的”。

他回憶說,那一年年中,“反右”開始,電影廠已經不怎麼接拍片子了,所以他才有時間跑到城樓底下去寫生。

張先得根本沒想到,這些習作成了北京城牆並不完整的“遺照”——寫生還沒畫完,城牆已經拆光了。

那個夏天,第一次看到城牆古老的磚瓦砸碎在地上的時候,張先得的心情和當時北京的大多數老百姓一樣,平靜中帶有一絲惋惜:終於還是拆了。

城樓先修後拆

和張先得年紀相仿的孔慶普,賣力地指揮着拆除城牆的工人們。

這個高瘦的小夥子,當時在北京市建設局養路工程事務所下面任綜合技術工程隊大隊長。那幾年他最主要的工作有兩個:先是修城樓,後是拆城樓。

1950年,在北大讀了兩年建築專業的孔慶普因為家境貧寒而輟學,他在一所中專讀了兩年書,被分配到了當時的北京市建設局。

孔慶普領到的第一個工作是:調查城門。據說,這是人民代表的提議。走路,或者坐着有軌電車,他把城樓、箭樓、城牆角樓都查了個遍。

在當年的調查報告里,他寫道,北京的城樓,損壞比較嚴重的是東直門、西便門還有安定門。他把情況彙報到市裡,市裡又報給中央,他回憶說,當時周總理批了,給北京市撥款修繕城門城樓。

於是,孔慶普就帶着建設局原有的100多個工匠,又從私人營造社裡招募了300多人,開始修城樓。1951年,一共修了6座城樓:東直門城樓、安定門城樓和箭樓、阜成門城樓、東便門的城樓和箭樓……

到1952年,中央的修繕專款里還有餘錢,他們就報了“1952年修繕計劃”,結果沒批,“說不讓再修了”。

這之後,風向陡轉。

那一年5月,北京市開始醞釀拆除牌樓,這個問題是公銨局交通管理處首先提出的。他們認為,大街上的牌樓附近交通事故頻繁,牌樓太多、城門太多,是導致交通事故的主要原因。

“西洋派”的城牆保衛戰

對古都情有獨鐘的建築專家梁思成,曾經有個浪漫的設想。

他要把北京的39.75公里城牆變成一個環城立體公園:“城牆上面,平均寬度約十米以上,可以砌花池,栽植丁香、薔薇一類的灌木,再安放些圓椅。夏季黃昏,可供數十萬人的納涼游息。秋高氣爽的時節,登高遠眺,俯視全城……還有城樓角樓等可以闢為陳列館、閱覽室、茶點鋪。這樣一帶環城的文娛圈,環城的立體公園,是世界獨一無二的……”

1949年12月,北京市政府曾開會討論規劃問題,蘇聯市政建設專家巴蘭尼克夫提交的規劃方案,總體思路是以天銨門為中心,建設首都行政中心。

梁思成則堅決反對。次年2月,他和留英回來的城市規劃專家陳占祥一起提交建議,提出在舊城外的西側另闢新區,建設新中國的政治心臟,用一條便捷的東西幹道連接新舊二城,像扁擔一樣擔起中國的政治中心和城市博物館。

但是這個方案並不被看好,人們認為,建一座新城比舊城改造花費太多,不值。

與此同時,孔慶普得到上面的命令,準備“拆城門”、“開豁口”。

按照當時的規定,首都古建的維護和拆除,每次制定的方案,都要由市政府委託建設局,通過都市計劃委員會的組委會召開座談會來探討,通過了才能執行。時任都市計劃委員會副主任的梁思成,基本不同意任何拆改城牆城門的項目。“他一開會就強調說,中央機關就不應該在老城裡。結果每次都是不歡而散。”孔慶普說。

到了1953年,北京市建設局在動物園東面一幢小樓里搞了個“策劃小組”,直接受市委領導,專門組織召開座談會,探討城建方案。梁思成被繞了過去。

1957年,“反右”開始了。

梁思成當時還擔任北京市副市長,他還想為保衛北京城牆一搏。

北京解放前夕,一位共產黨人秘密找到梁思成,讓他把北京的重要文物在地圖上標出來。那張北平軍事地圖變成了《北平重點文物圖》。北京舊城,在攻城的炮彈尚未發射時就得到了關懷,現在難道卻保不住了?梁思成想不明白。

1957年正式提出《北京城市建設總體規劃初步方案》前後,關於城牆曾有過多次討論。梁思成曾經說過:“拆掉北京的一座城樓,就像割掉我的一塊肉;扒掉北京的一段城牆,就像割掉我的一層皮!”那一年,文化部曾“叫停”過拆除城牆的行動。全國人大代表俞平伯也說過,北京最大的建築物是城牆,要不要拆應當從全國範圍鄭重考慮。但是很快,反對的聲音就消失了。

在孔慶普的記憶里,某一天,北京市某位領導發了話:“拆除城牆是中央的決定,誰要是再反對拆城牆,就開除他的黨籍!”於是,建設局的一些老同志開始偷偷地管梁思成、陳占祥他們叫“西洋派”。

緊接着,對梁思成的批判開始了。不久,陳占祥被打成右派,而梁思成因彭真保護而倖免。

浩浩蕩蕩的“拆城大軍”

1957年,孔慶普他們一共拆了三個門:朝陽門、東直門和阜成門。

拆除東直門的時候,孔慶普站在城門樓子底下,心裡想,太可惜了。

東直門本來是1954年就決定要拆了。中央要在東直門外搞交通樞紐工程,101國道、機場路、酒仙橋工業區道路都要在這裡匯合,所以市政府準備搞一個環城站,城樓顯得有些礙事。

1951年,孔慶普曾經翻修過東直門,他清楚地記得,沒修的時候,防空部隊住在城門裡頭,還得打着帳篷睡覺,因為屋頂漏雨。

修完之後,解放軍把城樓維護得很好,以至於到了城樓真要拆的時候,老百姓的意見挺大。那時候人民群眾提意見都是通過給《北京日報》寫信,還有市民找到市委市政府的人民來訪接待室說這事。市政府就讓建設局做解釋,建設局在《北京日報》上發了一篇文章,說拆城牆城樓是中央決定的。

東直門城樓,在十幾天里被夷為平地。

城樓上面的兩層梁都是用楠木做的,外圍用的是紅松木。工人從頂上開始拆,“我們怕揚灰太多,琉璃瓦揭開以後,就提水澆在屋頂的‘泥被’上。”8根完好無損的楠木柱子,都被卸了下來。東直門城樓的柱石基座底下,還挖出了些銀元寶。城門樓上的琉璃瓦,孔慶普他們也都給保留了下來,後來給了故宮博物院。

大隊留了4根楠木柱子,其他的都交給了北京市財政局。孔慶普他們把楠木打成鏡框,裡面嵌了毛主席像,大隊里每人發一個擺在家中。現在,這個“城門樓子的衍生品”還掛在孔慶普的屋子裡。

拆除其餘兩個城樓的情況也大致相同,當時,外城的城牆已不用孔慶普他們動手,響應號召,北京市民已經組成了一支浩浩蕩蕩的“拆城大軍”。

捐獻出四十多萬塊舊城磚

原本,城牆和城樓都是由孔慶普他們這個專業隊伍來拆的,從龍潭湖往南200米長的那段城牆開始,情況發生了變化。

1956年,東城區房管局給北京市政府打了一個報告,申請用一些城牆磚蓋房子。市政府就讓建設局給他們“選地方”。最後確定了龍潭湖向南200米長的城牆,由東城區房管局負責拆除。

讓東城房管局大為失望的是,這部分外城的城牆已經破損得沒有幾塊整磚了,於是拆了一半,就扔在那兒。其他區房管部門就有人過來繼續拆剩下的牆磚,當然是沒有任何報批手續的,後來被北京市房管局給制止了。

晚上,大批的市民也來了,還找來了不少當時農業生產合作社的農民。雖然北京市政府馬上就下令禁止他們拆城牆,不過又同時做出了另外一個決定:城牆以後都歸各區政府管,他們組織人拆,孔慶普他們只負責拆城樓和箭樓。

到1958年底,北京外城的城牆和城樓,基本上都拆完了。孔慶普說,真正將內城也全部拆完,是在60年代末。

1966年,中央計劃在北京修環城地鐵,最方便的做法就是利用內城城牆的地基來修。孔慶普他們馬上接到了規劃任務書,當時的計劃是,除了西直門和安定門以外,內城的城樓和城牆全拆掉。周恩來又特別指示,正陽門和古觀象台不能拆。

但是,還沒動工,“文革”就開始了。建設局的領導基本都成了“當權派”,孔慶普成了“臭老九”。結果西直門和安定門後來被紅衛兵們三兩下給拆了,內城的城牆也被老百姓基本拆完。

崇文門後面那段現在已經成為“遺址公園”的斷牆,東半截正好挨着北京火車站,鐵路部門的家屬宿舍,都是倚着這面牆蓋的;西邊的一截,當時是建設局材料庫、電業局路燈隊的辦公室。地鐵在北京站拐了彎,這段城牆不礙事,加上依牆而建的那些房子做了“掩護”,這段牆留了下來,隱藏在層層疊疊的房子後面。

到了1996年,當那些依牆而建的房子終於被推倒,這段城牆露了出來。

很多過去居住在城牆邊上的老居民,把家裡收存的舊城磚獻出來,用做“城牆遺址公園”的修繕,總共有40多萬塊。

他們中的大多數人,不僅見證,而且親身參與了當年綿延十多年的“拆除城牆行動”。

一位捐贈者說:“就像是小時候不懂事,輕易撕毀了一張價值連城的‘龍票’,時間越長,越讓人覺得懊惱。”

今天路過那段老城牆,你會看到,有人在草坪上休息,戀人在城牆腳下私語,成群的學生,圍坐在城牆的影子里,唱着流行歌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