顏純鉤:林行止倡改國歌,言之成理無回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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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在讀林行止先生的新書《政道滄桑》,這是一家香港出版社SHUN PO CO.LID出版的,封面包裝沿用台灣遠景版的風格,書脊標示「林行止作品集(105)」。鑒於林先生早前已宣布封筆,這本書大概是這個系列的最後一本了,遠景未取得出版權,這有點意外。

這本新書與整個系列風格統一,內容是林先生一年來信報專欄文章的結集。因人不在香港,大部份文章我都錯過了,現在讀來津津有味,長見識,也助思考。

書未讀完,但讀到其中一篇眼前一亮。這篇標題為「全面崛興體制變,改寫國歌此其時」,鑒於現在在香港唱國歌已成「必修科」,而歌詞有令人「不明其意或莫名其妙的荒謬感」,「對國民教育帶來負面影響」,因此林先生認為改寫國歌刻不容緩。

筆者對此深有同感,以我接觸的身邊親友,大部份都有相同的想法,林先生的倡言,反映了一種普遍的認知。

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歌本是田漢作詞﹑聶耳作曲的「義勇軍進行曲」,原是電影《風雲兒女」主題曲。這部影片拍於1935年抗戰前夕,烽火連天,國難當頭,歌詞中充滿亡國感和血戰精神,按理只反映當時國情,缺乏宏觀長遠的包容性。立國之初,萬事倥傯,一時之間找不到合適的作品,將這首歌臨時充當國歌,也是情有可原。

國歌應該體現民族精神和歷史文化傳承,要莊重雄偉﹑渾厚遼遠,能引起國人的崇高感和歸屬感,足以凝聚人民的共同情感和理想追求。 「義勇軍進行曲」在中華民族災難深重的年月,唱出中國人浴血奮戰與國土共存亡的決心,當然是一首好歌,但當中共取得政權,進入和平建設時期,百廢待興﹕前景光明之際,一首充滿血與火﹑生死存亡意識的歌,與現實生活完全脫節,的確是有「荒謬感」的。

林行止為此梳理了歷史上幾首少為人知的「國歌」,這些資料倒很有趣。最早的國歌是曾國藩的兒子曾紀澤出使英法,有一次出席國際會議,各國都有國歌,唯獨中國沒有,曾紀澤便自己作詞,請人譜曲,寫了一首《普天樂》代替。後來李鴻章出訪,在俄國參加沙皇加冕禮時,典禮官故意宣布「奏大清國國歌」,李鴻意很尷尬,當下起立清唱一首安徽民歌充數。李回國後選唐代詩人王建的詩,着人譜曲名之為《李中堂樂》。兩首歌都不能算正式的國歌,反映中國沒有國歌的難堪。

清廷第一首官式國歌是1911年的《鞏金甌》,作曲者為清末大才子溥侗,作詞者為嚴復。民國初年由教育家沈恩孚填詞﹑沉彭年譜曲寫成《五族共和歌》,不久袁世凱復辟帝制,又命人作一首《中華雄立宇宙間》作國歌。到段琪瑞政府,又有一首《卿雲歌》,直至國民黨上台,新國歌就是現在中華民國的國歌《三民主義》,據說作詞是孫中山和胡漢民(有說是戴季陶﹑廖仲凱﹑邵元沖作詞),程懋筠作曲。

林行止的建言,中共當然不會聽取,民間反映也很冷淡,至少我沒聽到有任何回應。這首背離了時代精神的歌,與當代社會現實嚴重脫節,無法引起更廣泛的共鳴,按理林行止的倡言應該引起更多回應,事實是悄無聲息。

原因何在?我想與香港人對國家的認同感淡漠有很大關係。國是你的國,歌是你的歌,與我何關?如果到時到候「依法」不能不聽,那也可以無動於衷地聽,至於歌詞是什麼,旋律又如何,統統不上心。既如此,國歌長的什麼樣子,當然唔關我事,要改不改,何必多言?

中共建政後,奉鬥爭為圭臬,對外斗其樂無窮,對內鬥也其樂無窮,《義勇軍進行曲》的殺伐風味,又無端端與現實合拍。改革開放後,國歌又彆扭了,但無人敢動。

時至今日,突然放眼都是敵人,美英帝國主義亡我之心不死,國內社會矛盾尖銳,暴力鎮壓又成常態,這時《義勇軍進行曲》的血火氛圍,聲嘶力竭的叫囂,又與現實若合符節,至此,國歌彷彿又不必修改了。

我們聽美英法的國歌,都感覺莊嚴雄渾,動人肺腑,即使不是他們的國民,聽起來也令人動容,因為人類的壯美情感能引發共鳴,國歌之用也大矣。

中共以鬥爭起家,以鬥爭治國,斗字當頭,血光遍地,看來,在中共治下已不可能改國歌,要另立國歌,也是中共之後的事了。

–自作者臉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