榮劍:從啟蒙知識分子到公共知識分子–知識分子的時代選擇與身份轉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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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識分子的時代選擇:投降還是沉默?

自中共1949年建政以來,知識分子的命運實際構成了思想史的一條主線,思想產品的生產與供給和特定時代下知識分子的身份轉換有着極大的關聯,是否能夠秉持獨立的自由的處世狀態從根本上決定着思想學術傳播的有效性和正當性。時代如何構成知識分子的思想前提和約束條件,以及知識分子如何在時代的約束條件下脫穎而出,就不能不成為思想史研究中的首要問題。

2018年年底,北京一個以”重新省視知識分子”為主題的探討會,因應於中國改革開放40周年、戊戌維新變法120周年和即將到來的新文化運動100周年這三個重要時間節點,重點探討中國知識分子在這三次歷史變革中所發揮的作用與影響。[1]與會專家基於他們各自的理念和知識背景,展開論述了他們對於這個主題的不同看法。對筆者來說,感觸最深的是兩位專家分別談到了兩個人物,一個是北京師範大學鄭師渠教授所講述的何茲全先生,一個是廈門大學謝泳教授所講述的陳寅恪先生。何陳兩位都是中國思想史上有代表性的人物,他們的人生際遇不一樣,思想狀態亦是不一樣。在聽了鄭師渠教授的發言之後,先不做價值判斷,只是從事實判斷出發,筆者仍然感到非常震驚,鄭師渠教授用讚賞的口吻轉述了何先生自己的話,他在中共建政之後自覺地向黨”投降”了。原來在黨和知識分子的關係中用的比較多的是”改造”這個概念,現在筆者認為,”投降”這個概念是能夠更準確地反映這類知識人的立場和他們當時的感受以及遭遇。

像何先生這樣的知識人[2]在當時來講並不是個別的,至少筆者在八十年代讀書的時候,比如說筆者非常欣賞的老學者如童書業先生、胡如雷先生,他們都是在解放後力求用馬克思主義的理論方式來重新表述他們的史學觀和經濟史觀,對筆者在大學期間的學習是有很大的影響,但是過了十多年之後他們的書基本上就沒法看了。童先生的女兒後來編過一本書來紀念她的父親的學術著述,說實話,書中已經沒有什麼可以稱道的東西。這對一個學者來說,究竟意味着什麼?這一代學者,大多數都是從國統區進入到中共建政的時代,他們的智慧和學術的創作力就這麼被耗竭掉了。這裡還可以提一下人們都很熟悉的朱光潛先生,他在解放後大概始終處在檢討甚至懺悔之中,跟不上時代的步伐。國統區的知識人和解放區的知識人相比,他們在道德上有低人一等的感覺,覺得醒悟得晚、參加革命晚,沒法佔據一個知識和思想生產的道德高度。朱光潛先生解放後就沒有再進行任何原創性的創作,他的主要貢獻就是翻譯了國外的一些美學著作。和他的情況相似的是賀麟先生,賀先生在”解放前”治西學和中學都有極大的建樹,但一旦進入了”解放後”,他除了翻譯德國古典哲學,其他領域的思想創作一概停頓下來了。在文學創作領域也有這樣的情況,曹禺、茅盾、巴金、沈從文這些民國期間的文學大師,在進入新中國之後,幾乎在小說創作上不著一字。老舍還在寫,他在1950年寫了《龍鬚溝》,演出時鐘惦棐去看,他把鍾拉倒一邊說:你來看這戲幹嘛!他可能是因為寫了這個戲而自慚形穢。當然,還有更極端的情況,那就是”羅稷南之問”——1957年,中國大規模”反右”前夜,毛在上海召集一個小型聚會,羅應邀參加,席間羅問毛:要是今天魯迅還活着,他可能會怎樣?毛沉思片刻,非常認真地回答:以我的估計,(魯迅)要麼是關在牢里還是要寫,要麼他識大體不做聲。[3]毛的這個回答語驚四座,可以說是高度概括了中共建政之後知識分子的基本生存狀態和他們的言論環境。在毛的時代,知識分子只有這兩種命運:要麼是選擇投降,要麼是選擇沉默,如果選擇抵抗,那隻能是在牢獄裡度過餘生。

沉默在某種意義上也可以視為一種抵抗,這至少是表達了一種不合作的態度,所以,在毛的時代,很少有學者選擇了沉默。謝泳教授講到的陳寅恪先生,是中共建政之後另一類知識人,確切地說,他可能是中共建政以來少數幾個能夠堅持自己的學術立場並抵制當時知識生產體制的學者,甚至可以說是當時絕無僅有的學者。陳先生能夠堅守這種獨立的立場,其中的文化和政治意義對於後人來說當然是值得不斷地去挖掘,需要問的是:他究竟是那個時代的知識人的榜樣還是一個悲劇性的人物?在知識人普遍選擇了”投降”之後,堅守沉默式的”抵抗”可能也是意味着學術生命的提前終止。陳先生的學術成就應該說還沒有被充分開發出來,他的創作力是被時代埋沒的。對於何茲全和陳寅恪這兩個不同類型的知識人的命運,在過去了40年之後,史家應該有一個基本的判斷了。

在評價知識分子的思想改造過程包括投降過程中,始終存在着一種政治正確:知識分子要努力成為無產階級一分子,這是對知識人最高的道德肯定或獎賞。改革開放40年了,加上前面的近30年,在歷史反覆比較的時間之流中,作為史家應該對中國知識分子的命運作出比較準確的估計。岳南先生提到一個問題:大師以後為什麼沒有大師了?其實這個問題已經可以在上述兩個知識人的命運中得出一個答案,在這樣的國家控制的條件下,在這樣的思想生產體制中,怎麼可能會出現大師級的人物?!民國時代大師湧現,是一個沒有爭議的問題。在進入中共建政時期以後,知識人以兩種方式來延續他們的學術生命。一種像陳寅恪先生那樣,成為那個時代最稀缺的思想資源,最後因為沒有傳承而自然枯竭了,在他死後再也沒有人能來繼續他的傳統;大多數知識人像何茲全先生一樣——其中有許許多多我們非常尊敬的老先生,比如侯外廬先生,他們都自願選擇”投降”,或者是努力地按照國家的要求,以馬克思主義的方式來延續他們的學術生命。在國家控制知識生產的體制下,恐怕很少有人能夠脫穎而出。這是時代施加於知識人的一個無法超越的限制,是不是猶如法國年鑒學派大師馬克·布洛克引用一個阿拉伯諺語所說——人像自己的時代,有甚於像他的父親?知識人的思想生產或供給只能被時代所定位?超越時代的思想創造有無可能?在討論知識分子的思想定位、身份轉換和命運時,不能也無法迴避知識生產和時代的關係問題。

有心回天,無力殺賊:思想與實踐的斷裂

2014年,筆者受邀在日本明治大學作了一個演講,演講的題目是《有心回天,無力殺賊》,這個略顯標題黨的說法其實是有針對性的,就是針對戊戌維新變法失敗後譚嗣同等六君子在菜市口受刑時,譚嗣同所發出的一個無奈的感嘆:”有心殺賊,無力回天”。戊戌維新變法失敗,最後導致晚清王朝覆亡,這是晚清士人”無力回天”的一個自然結果,改革對一個腐朽的王朝已無濟於事。自晚清終結之後,中國知識人一直”有心回天”。所謂”回天”的概念,表達的是一個價值追求,一個理想化的目標,希望通過”回天”來徹底改變一個舊制度、建立一個新制度。然而,中國知識人徒有回天之心,卻沒有殺賊之力。這裡所說的殺賊,並不是要求知識人上戰場去打仗殺人,而是說知識人必須要有現實做功的能力,能夠致力於將政治理想轉化為政治實踐,並通過政治實踐來安排政治制度。正是基於這樣的問題意識,構成了筆者觀察中國思想界的一條基本線索,沿着這條線索來觀察中國知識人自戊戌維新以來的思想變遷,從知識人的身份轉換來看中國的思想、學術和意識形態的生產及其對中國社會轉型的影響。[4]

在此,有必要看一下日本自明治維新以來的經驗。中日兩國是差不多同時進入近代轉型時期,都是因應於西方國家從典章制度到”船堅炮利”的巨大挑戰,由此迫使從國家統治者到知識人形成共同的危機意識和改革意識。日本明治維新終結幕府統治、實行”大政奉還”和確立削藩置縣之新的國家體制之後,即以”五條誓文”作為立國之策:1,廣興會議,萬機決於公論;2,上下一心,大展經綸;3,官武一途,以至庶民,各遂其志,務使人心不倦;4,破舊來之陋習,基天地之公道;5,求知識於世界,大振皇基。五條誓文規划了日本明治維新的核心訴求——憲制建設、富國強兵、置產興業、文明開化,其中最關鍵的是文明開化。而文明開化的事業則主要是由知識人所開創,首當其衝者莫過於福澤諭吉的《文明論》,由《文明論》奠定了日本”脫亞入歐”的制度轉型之路。從日本制度轉型的經驗來看,日本從明治維新以來是比較好地解決了從”回天”到”殺賊”的轉化問題,概括地說,就是從知識人的思想供給到思想動員,再從思想動員到政治動員,然後通過政治動員到政治實踐建立起一個新的政治制度安排,這條線索是一以貫之的,知識人在這個過程中起到了決定性的作用。

回到中國語境,可以看到中國知識人在從思想到實踐再到政治制度安排的發展序列中,只能完成從思想供給、思想動員到政治動員這個環節,也就是說只能停留在思想層面而無法真正進入到政治實踐層面。康有為主導戊戌維新,推動士人”公車上書”,以光緒皇帝的改革意志為動力,試圖將今文經學再次轉化為帝國內部改制更化的政治實踐。而皇帝的行動不可不謂勇猛決絕,百日里連下132道聖旨,可惜,在以慈禧太后為代表的晚清保守勢力的圍剿下,維新派功敗垂成,”六君子”血祭軒轅,康梁亡命日本。這是中國知識人在近代政治轉型中思想和實踐斷裂的第一波。知識人問政的第二波當屬梁啟超主張”新民”說,該學說在民國初年如狂飆突進,勢如破竹,橫掃政壇,其一支筆勝過千軍萬馬,鼓動開啟”二次革命”,為終結袁世凱復辟稱帝立下不世之功。然而,梁啟超的筆下風雲也僅僅持續不過兩年時間便煙消雲散,武夫當國,軍閥崛起,議會共和被各路政客棄之如敝履,文人騷客只能在妓館酒肆仰觀城頭變幻大王旗。

中國知識人的政治動員的最高峰在什麼時候?大概就是在1945-1946年期間,他們打開了中國民主憲政的一個最接近於實現的窗口期。這個時期的理論動員和政治動員到了什麼程度?在國共兩黨包括第三方勢力的範圍里都達到了一個共識,以中共提出的《共同綱領》——和平建國共同綱領來看,現在即使不改一個字,仍然對制度建設有指導意義。當時國民黨沒有提出關於憲政改革的方案,國共共同委託了第三方的代表張君勱起草了憲法草案,該草案充分採納了中共共同綱領的基本要求,在1947年被國民大會所通過,至今仍在台灣地區實行。可以這麼說,在1946年的時間節點上,中國自晚晴以來的制度轉型進程,從康梁開始,經過民國初年的梁啟超、陳獨秀和胡適這些人的努力,包括中共後來在新華日報、解放日報每天發表一篇社論講憲政,國共兩黨和第三方力量,圍繞着憲政所展開的思想動員以及各個黨派所進行的政治動員已經到了順理成章的程度,隨之而來的工作就是預備立憲、立憲和行憲了。就預備立憲來說,中國人開創的政治協商制度,已經就現實的政治制度安排進行了各方協商,並大致達成了各黨派的共識。但是,由於國共兩黨的內戰,導致了從政治動員走向政治實踐的過程中再一次發生了斷裂。1949年,國共之爭因為中共的勝出而告終結,之後就是中國知識人的集體出局,出現了中共建政之後知識人的兩種命運,絕大多數知識人主動或被動地選擇了投降,少數人選擇了沉默,他們由此都徹底退出了政治實踐。[5]

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這是儒家士人的基本傳統,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雖大話炎炎,卻在歷代歷朝不絕如縷,問學從道,志在經世致用,已經成為千百年來士人的普遍信仰和入世之道。期間雖有崖山之後無中華,有明末亡國亡天下,有清代專制主義之文字獄,士人受盡屈辱,隨王朝顛覆而風雨飄搖,但斯文還在,文明尚存,文化人的精神總是能夠在灰燼中再燃星火。惟獨晚近70年里,馬克思主義凱歌行進,自由主義和儒家一併抱頭鼠竄,知識人遭遇反右、文革、五七幹校、上山下鄉等一系列政治運動,經歷世界觀改造、批判和自我批判、鬥私批修、靈魂深處爆發革命等連續不斷的洗腦或灌輸,從肉體到精神均在國家權力機器中被全面重塑。在國家的思想控制之下,知識人除了選擇投降就是沉默,所謂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只是成了陳寅恪的一個歷史記憶。可以有所慶幸的是,20世紀強加於中國知識人的思想鐵幕是在其最後的20年里,才被掀開一角,最先照射進來的自然是啟蒙的陽光,由此催生出一代啟蒙知識分子。

思想與學術:從啟蒙主義到專業主義

中國近代以來的思想編年史,實際上可以視為知識人的代際成長或身份轉換史。康有為、梁啟超、嚴復代表着晚清政治轉型中舊式文人的思想轉型——以儒學為帝國道統向以”新學”(主流是西學的思想和方法)作為民族國家公理的轉變,由此構成了第一代面向現代國家建設而非王朝更替的知識人。這一代人的思想貢獻在新文化運動來臨之際即宣告終結,他們無可挽回地被以蔡元培、胡適、陳獨秀等為代表的新一代知識人所取代,”五四知識分子”在民主和科學的旗幟下,因為積极參与了黨派政治而分裂為兩個大相徑庭的路向:自由主義和社會主義,最終在國共的武力較量中經由中共勝出而定於國家主義之一尊。這是中國近代轉型以來的第二代知識人,不管他們置身於何種思想和知識背景,在中共建政之後長達30年的時間,他們只能匍匐在馬克思主義的腳下,命運一如前文提到的何慈全先生和陳寅恪先生,或者是投降,或者是沉默。

中國知識人命運轉換的第三個階段,毫無疑問地是來自於1978年開始的改革開放。筆者發表在FT中文網上的長篇訪談:道術為改革裂——中國改革以來的思想、學術和主義,試圖全景式地描述在晚近40年里中國思想界如何在馬克思主義的一統天下中,經由思想解放和新啟蒙,重新開啟了思想生長和裂變的進程,從一個主義——馬克思主義,至少分裂出自由主義、新左派、新儒家以及作為國家主義附庸的民族主義和民粹主義這些不同的思想派別。這個豐富而又互相衝突的思想圖景,皆源於道術(思想、學術)為改革而裂。因此,現代思想編年史仍然是以晚近40年里中國知識人的命運以及身份轉換為中心線索,筆者據此提出了一個分析框架,把這40年劃分為三個年代:

八十年代是思想的年代,知識人的主要工作是思想啟蒙,知識人的身份可以稱之為”啟蒙知識分子”,啟蒙是思想解放的同義語。在啟蒙的旗幟下面,知識界是作為一個整體而存在,不分左右,無問東西。啟蒙的重點和焦點都是圍繞着馬克思主義的革新和改革,以人道主義和異化問題的討論為標誌,知識界和黨內改革派在試圖重新確立人的歷史主體地位時達成了某種共識。但這個共識持續的時間極為短暫,最後是因為黨內改革派在”六四”風波中集體出局而徹底破裂。

到了九十年代,經歷了一場巨大的政治風波之後,中國思想界和知識界發生了裂變,這個裂變使得知識人的思想方式有了一個重大轉換,這是一個思想退出政治動員而轉向學術性和知識性生產的過程。以李澤厚先生的說法,九十年代是思想家退出、學問家出場的時代。可以做出這樣一個判斷:九十年代的學術化生產和八十年代的思想啟蒙具有顯著的不同,如果說八十年代是思想的年代,以思想解放和思想啟蒙為標誌,那麼,九十年代就是學術的年代,以學術性和知識性建構為主,知識人和政治權力保持着若即若離的關係,甚至有部分自由主義學者對政治權力秉持着”精神上不合作”和”話語上不抵抗”的立場。從思想的年代走向學術的年代,知識人身份發生了重大變化,啟蒙知識分子轉化為專業知識分子,啟蒙主義轉化為專業主義。

專業主義主要是在經濟學、法學和歷史學三大領域裡取得了重要的進展。之所以如此,是因為這三大領域遵循了共同的路徑:專業主義。專業主義的主要特徵是工具理性、實證主義、經驗論、程序正義、邏輯學、形式主義話語、去意識形態化等等。九十年代作為學術的年代以及專業主義的建構和清朝乾嘉之學的繁榮有一定的可比性,乾嘉之學以考據學為核心,建構起來的是一整套形式主義和程序正義的話語,不求經世致用,而是致力於追問儒學文本的”程序”合法性。當然,九十年代的專業主義學術性發展還是有其時代的特點,專業主義的發展和這個時期政治技術精英逐漸佔據政府的主導地位是有關係的。專業主義的發展並不僅僅是一個知識領域的建構問題,還涉及到政府治理系統的專業化管理問題。知識精英、政治精英和商業精英的關係除了基於共同的利益關係之外——實際上已經形成了一個利益共同體,他們在學理上是基於專業主義而不是啟蒙主義。啟蒙主義所主張的普世價值對政治精英和商業精英是有影響的,但是,啟蒙主義主要的價值追求,比如自由、民主、憲政、人權,在大多數政治精英和商業精英那裡都不具有現實性,他們認為這些普世價值要在未來幾十年甚至更長時間裡才有可能實現,這是中國當前的一個現實狀況。因此,專業主義的建構不光是目前學術界一個主流的思維方法或一個治學傳統,而是成為了從九十年代以來中國經濟發展的一個重要的學理性基礎。

按照專業主義路徑前行,似乎是知識精英、商業精英、政治精英的共同選擇,但是這條路徑目前遇到了挑戰。一方面精英的利益共同體在現實中發生了異化。在近20年里,國家通過各種方式對體制內的學術生產提供了巨大的財力支持。在經濟領域,商業精英們的財富增長更是令人無法想象,中國的億萬富翁之多在全世界排名第一。利益的高度集中實際導致了階層固化的問題,從而引發了精英和底層的脫節,精英日趨和底層處在對立或衝突狀態。另一方面,精英共同體現在也受到了來自”上面”的壓力,一個日趨龐大的國家主義權力體正在試圖瓦解精英共同體的專業主義基礎,不僅是政府系統內的技術官僚重新被政治官僚所取代,而且是知識精英的專業主義又被重新納入到一個意識形態的系統里,原來在專業主義框架內已經差不多實現了的意識形態的”祛魅”化又”再魅”化,重新回到了一個意識形態主導的年代。這個意識形態主導的年代,可以說是晚近40年里自思想的年代和學術的年代之後所出現的第三個年代:主義的年代。

主義和互聯網時代的公共知識分子

主義的年代,大致是從新世紀開始以來的十年——2012年之後的時間可以用另外一個概念進行表述[6]。主義的年代標誌着中國思想界和知識界的重大分裂,思想和學術之爭,轉化為一種意識形態之爭,不是以事實判斷為先,而是以價值判斷為先,也就是人們常說的”不問是非,只問立場”。基於共同的思想和學術背景的知識人,因為秉持不同的價值觀和意識形態立場而形同陌路,勢如水火。不同主義的知識人已經無法構建基於共同遊戲規則的學術共同體,他們的各自代言人在公共場域發表意見時,使得他們的身份發生了一個重要的轉換:公共知識分子出場了。

如果說思想年代的知識分子是啟蒙知識分子,學術年代的知識分子是專業知識分子,那麼,到了主義的年代就是公共知識分子出場了。公共知識分子出場主要是藉助於互聯網技術的廣泛普及,以筆者的分析框架來看,啟蒙知識分子是思想導向,專業知識分子是知識或者學術導向,公共知識分子主要還是價值導向,也可以視為是意識形態導向。但三個導向並不是彼此割裂或對立的,公共知識分子有可能出現三重身份的重疊,或者說,一個公共知識分子的有效知識供給和影響力取決於三重身份的重疊:必須同時具有思想的、專業的和價值的三重構成,這三重身份重疊在一起後,才可能有效地對公共領域發生影響。

比如,任小米的公共影響力非常大,可以說他在房地產領域所表達的意見,專業化程度非常高,超過了許多房地產專家,他這些年來發出的關於房地產的預言都被驗證了,這是他之所以廣受國民認可的一個重要的專業基礎。公共知識分子並不僅僅是通過他的網絡身份的優勢來對公眾施加影響,也不僅僅是通過”網紅”而成為所謂的意見領袖。基於常識的傳播來擴大個人的影響,其實是一個比較偏頗的判斷,公共知識分子的思想動員力仍然取決于思想和學術的力量。當然,這裡涉及到一個傳播的問題,也就是知識如何形成有效的公共傳播,從某種意義上說,知識傳播決定了知識的生產。尤其是在互聯網時代,由於技術條件的變化使得知識和思想的傳播發生了在以往印刷時代所沒有的重要特點。

第一個特點,互聯網時代是海量的信息供給,知識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和廣度被生產出來,知識始終處在不斷地更新中,這使得傳統的知識生產者,也就是知識分子傳統的優勢地位受到了根本性的挑戰,知識由少數精英壟斷的狀態被徹底打破了。

第二個特點,在海量信息供給的條件下,思想和知識的國家定製幾乎不可能,知識生產的人為控制面臨著難以克服的技術障礙。在秦始皇時代,知識生產的國家定製可以輕而易舉地完成,在竹簡的傳播條件下,全國只要消滅四百個儒生就可以統一全國的意見市場。到了印刷時代,仍然可以通過消滅印刷出版物來統一全國的思想。但是,在互聯網時代,思想的國家定製和知識生產的國家控制面臨著技術上的挑戰,因為涉及到海量信息供給,技術上已經無法完全控制了。再加上信息傳播速度,一條信息只要在網上能夠持續20分鐘就可以得到有效和廣泛的傳播。因此,在互聯網時代要形成全國統一的思想或意見市場幾乎沒有可能性。

第三個特點,即使在海量信息迅速傳播的條件下,原有的知識生產方式發生重大的變化,但是知識生產的一個核心要素仍然沒有被改變——這就涉及到了知識人的價值,知識生產和傳播仍然是內容決定論。如同剛才所講到的,任志強之所以比其他專家具有更廣泛的傳播效果和影響力,完全是因為他傳播的內容所決定的。以公共知識分子的有效知識供給來看,他的知識內容構成依然取決于思想、學術和價值的含量。

第四個特點,互聯網時代可以是網紅的時代、大V的時代或話語霸權的時代,但絕不可能是一個贏者通吃的時代,這是一個思想和知識多元供給的時代。每一個人都有可能成為這個思想市場裡面的一個贏家,即使一個非常小眾的領域,比如考古或一個漆器的製作,如果通過一個特定的傳播方式,它仍然能夠讓一個非常小眾的信息供給獲得最大範圍的傳播,這種可能性在以前是完全不可想象的。在紙媒時代或印刷時代,一本非常專業的讀物可能只有幾十個或者幾百個讀者,現在一個非常冷門的專業未必不能被廣為所知。互聯網時代,讓草根能夠成為英雄,多元就是主流。

從思想的年代到學術的年代再到主義的年代,這是筆者大致對改革開放以來的40年間中國思想界和知識界的變遷所做的一個基本判斷,涉及到知識人身份的轉換,從啟蒙知識分子到專業知識分子再到公共知識分子。

很顯然,公共知識分子並不是所有專業學者都能擔當的,在中國的十幾萬個教授中,究竟有多少個教授能夠把他們的專業性知識轉化為公共產品?是不是只有萬分之一?因此,關於知識人身份轉換的這個分析框架,並不是針對個人來說的,而是作為一個整體性的分析框架,用來觀察中國在互聯網時代所出現的一些重大變化,從思想、知識和學術的生產、傳播到消費,出現了在以往技術條件下所沒有出現過的新的情況。至少知識人必須意識到,在這樣一個時代,知識人身份的轉換,或許並不意味着個人的學習方式或授業方式的轉變,而一定是知識生產和傳播觀念的轉變。即使個人不能完成從專業知識分子轉向公共知識分子,也必須要有這樣的一個問題意識:我的知識究竟是為誰而生產?就傳播決定知識生產而言,如果知識人生產的知識沒有市場,不能被知識消費者所消費時,這種知識生產在某種意義上來講就是一個無效的知識供給。因此,當前的形勢對很多專業知識分子來說是一個重大挑戰。筆者注意到前幾天文學批評家李陀寫了一篇文章,他提到了一個觀點,也就是許紀霖教授曾經提到的問題,知識分子是不是已經死了?知識分子是不是已經徹底退出歷史舞台了?[7]這大概就是一個老派知識人的問題,一個80後的新聞記者就對李陀的問題做了一個非常簡短的評論,她認為李陀的發問太自戀了。現在80後和90這兩代人,更不用說是00後了,誰還會在乎知識人是否已經死了的問題?知識的生產和傳承的的最終決定權一定是在年輕人那裡,如果跟不上時代的腳步,不能勇於面對當下的挑戰,那就是主動或被動地被歷史所淘汰。

中國在很多方面仍然處在前現代,但中國在時代上和西方的後現代是同時代人,中國面臨的問題既是現代性的,也是全球性的,互聯網時代新的知識生產和傳播方式的革命,在美國、歐洲或者日本這些發達國家也引發了它們以前難以想象的一系列問題。中國既然已經藉助於互聯網這個技術條件獲得了在某些方面超越現代性而直達後現代的”後發”優勢,那就必須承受與互聯網與身俱來的那些問題。當信息和知識共生時,當信息的製造和傳播有了比傳統知識生產和傳授更大的效力時,關於”知識分子已死”的感慨豈不就是舊時代的一曲輓歌?在中國的主義時代,在公共知識分子需要出場說話的時代,知識人傳統的安身立命的方式以及言說方式不得不做出重大改變時,知識人的唯一選擇或許就是匯入到這個時代洪流中去,即使是身不由己。


本文注釋:

[1]2018年12月8日,北京文化發展研究院舉辦”坐標2018——重新省視知識分子”名家圓桌會議,參加會議的學者有:鄭師渠、李德順、許紀霖、尤西林、岳南、謝泳、陳嘉映、高力克、雷頤、榮劍、孫郁、張曙光等,本文引述的相關觀點均來自本次研討會的學者發言,出處參閱京師文化研究微信公眾號2018年12月8日。本文的基本思想和敘事展開亦是基於在這次研討會上的發言,特此說明。

[2] 本文在敘述過程中分別使用了”知識分子”和”知識人”這兩個概念,前者一般是就知識人的整體而言,後者一般是指個體。

[3] “羅稷南之問”是筆者的概括,羅之問和毛之答,相關引文可參閱周海嬰的《魯迅與我七十年》(南海出版公司2001年版)和黃宗英的相關回憶錄《魯迅活着會怎麼樣——我親聆毛澤東與羅稷南對話》,陳明遠所著《假如魯迅活着》(文匯出版社2003年版)收錄了包括黃宗英等多位學者關於毛羅對話的考證和不同見解。

[4] 2018年8月筆者在FT中文網上發表了長達三萬字的對話:《道術為改革裂——中國改革以來的思想、學術和主義》,這篇對話的基本思想來源於在日本明治大學的演講,本文是對這篇對話的進一步展開,在思想、學術和主義這三個不同年代的演化進程中,來觀察”從啟蒙知識分子到公共知識分子”的身份轉換和思想定位。

[5] 1957年,章伯均、羅隆基等提出政治設計院,以此推動中共踐行1946年期間所作出的政治承諾,既是高估了自己的政治影響力,也是低估了中共壟斷政治權力的意志和決心,最後是在”反右”運動中,整個第三方政治勢力徹底土崩瓦解。

[6] 2012年以來以新時代為標誌,其獨特性是顯而易見的,一個新的權力結構的形成,究竟會對中國知識人的思想、學術和價值觀造成何種影響,尚有待繼續觀察,但可以肯定的是,它又重新出現了前啟蒙時期的思想癥候,國家主義將其他所有主義都統攝起來,這將是一個新的思想一律的時代。

[7] 李陀:”手機社會”里,誰是知識分子?誰是大眾?參閱鳳凰網2018年11月15日的相關報道。

本文首發於香港中文大學《二十一世紀》2019年六月號(總第17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