燈塔:中共謊言《中國的民主》,反襯現實政治制度的敗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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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10月4日,中共政府國務院發表《中國的民主白皮書》,用中英雙語印刷,引起一片嘩然,中共缺什麼就吹什麼,新疆集中營、迫害法論功、大興文字獄囚禁張展等民主人士、炮製709律師案打壓司法公平,這就是中共口中的《中國的民主》,其實就是《破敗的民主》。

判斷一個政權的優劣需要從三個層面去考慮:制度、藝術和技術。其中制度起到決定性的作用,以下標誌性事件,代表了中共各方面的制度倒退。

一、中共第三次歷史決議標誌着中共內部權力開始崩解,再難定於一尊。

最大的事件自然是十九屆六中全會的“第三次歷史決議”,雖然習沒有達到將中共歷史塑造為將其置於毛、鄧之後,忽略江、胡等人的“三段式結構”,而是採取承認並妥協的“六段式結構”,第二次歷史決議還相對客觀的否定了文化大革命,將毛的功過三七開。這次決議居然沒有否定任何人,說明習的權力仍然被多方制衡,修改《憲法》都無法讓其獲得絕對權力,可見黨中央內部的權力已經無法集中到毛時代,也沒有人有足夠的能力發動二次文革打倒政敵,對一個依賴於專制集權的政黨,可以說是患上了癌症,中國兩千餘年的專制政權,都亡於藩鎮割據,歷史的車輪已經轉了一圈了,它將再次無情碾壓中華大地。

二、“因言獲罪”事件頻發凸顯中共政府司法制度倒退到清政府水平

據華爾街日報報道統計,過去三年,中國大陸已經有50多人因為使用twitter及其他被中共封禁的社交軟件被判刑,罪名是“擾亂公共秩序和抨擊中共領導”這是明顯的文字獄,在1840年以前,文字獄最為嚴重的朝代無疑是清政府,其中,“明史案”和“南山集案”造成大批冤獄。張展、周紹卿、黃根寶等人先後於2020年前後“因言獲罪”被中共非法關押並判刑。
三、“於歡案、崑山龍哥案”標誌着中國人面對暴力威脅再無“自力救濟”

日本歷史學家氣賀澤先生在《絢麗的世界帝國:隋唐時代》一書中提到,唐朝很多法律和制度都是為了在未來的歷史中留下帝國強大的形象而制定發行的,很多制度都沒有真正實施過。“於歡案”和“崑山龍哥案”之後,在2020年9月3日,最高檢、最高法、公安部三部門聯合發布的《關於依法適用正當防衛制度的指導意見》就是這樣一個政策,是為了讓未來中國倒台後的歷史中給後人留下一個法制健全的印象,實際並沒有落地。自中共建政以來,對待雙方互相傷害案件,公安機關和檢察機關從來就是本着“不論青紅皂白,各打五十大板”的方針,通常會被當作兩件“故意傷害案”,分兩個法官兩個刑事案件去審理,這樣避免了雙方在一個案子中和解並互相申請不起訴對方,置公權力機關於尷尬境地。比如天津市河東區法院(2018)津0102刑初280號,就是這樣將正當防衛變成故意傷害。

中共司法機關在全國採取這樣的處理方式就是為了從行為上約束每個人對暴力侵害時的反抗行為,讓全體公民放棄使用暴力維權手段,目的是讓人民放棄用暴力去反抗暴政。
四、“微博瑪莎拉蒂車主和yu wei案”標誌着中共徹底剝奪“輿論監督”

中國大陸由於一黨獨裁,權力嚴重缺乏監督,原本好歹貪官都怕媒體監督,更怕海外媒體,現在使用海外社交媒體要被判刑,使用國內自媒體又加強管控。

連雲港市公安局海州分局女輔警與多名公職人員發生不正當關係後敲詐勒索案,在自媒體網絡瘋傳之後被改判,“崑山龍哥案”在網絡關注下,被按“正當防衛”處理,這都是媒體塑造的奇蹟。

自2021年11月7日,“叫yu wei 來”的瑪莎拉蒂女司機孫華案,本來大眾一片期許,期待着“小三反腐”的劇情,牽扯出青山湖區公安分局長余煒的貪腐行為,但是結果卻是《瀟湘晨報》等媒體爆料:報道“叫yu wei 來”的《南昌交警“夜查酒駕”直播節目》被停播,知音網《名家專欄》特約專家廖小利提出質疑:“難道查酒駕錯了?交警執法錯了?”

這一事件表明中共已經將言論管控到周厲王時期“道路以目”的程度,只手就能掩蓋真相,為了中共的面子,可以通過“集體決議”的形式開會決定全網封殺。

總的來說,中共在拒絕西方民主制度後,開始效仿歷代專制主義中央集權王朝實施“文字獄”等暴力管控政策。那麼中共敗亡的方式也可以根據歷史推斷出來,在經歷2008年北京奧運會到2018年短暫十年的虛假繁榮後,恆大等房地產經濟暴雷,開啟了中共“龐氏經濟”體制崩潰的時代,也開啟了政權崩潰的序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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