沒有新聞自由,我們都是烏合之眾(呼斯楞豫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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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天,和貴州高校的一位新聞傳播學碩士聊天,他在給地方政府做輿情監測服務。我實在不知這個行業近幾年正在快速上升。

他說,我們給客戶建議、意見,希望他們正視“負面”事件,並能勇於改正事件中的“錯誤”,因為正視是最好的處理態度和方法。他說,不同的聲音都要存在,就像一碗菜,由各式各樣的食材構成,而其中批評的聲音,是為了改善。

感佩於他陽光般的心態,我與他聊了很多關聯的社會話題。12月到了,我也由此想到了12月2日這個特殊的日子,兩百五十多年前1766年的今天,北歐瑞典通過了世界上第一部《新聞自由法》。

那一年,東方大地正在上演乾隆盛世;蒙古族學者張宏傑寫過一部《飢餓的盛世》,書中反應了乾隆盛世下百姓衣不蔽體、低等窮困的生活現狀。那一年,華盛頓領導民眾建立美利堅合眾國;而後他放下至高權力回歸農莊平民生活,那個國家從此走向盛世。

兩百五十多年過去,新聞自由依然是個重大的敏感課題。去年美國大選炸了鍋,受眾無法識別信息界的真偽,誰支配的媒介平台便替誰說話,誰的利益被觸動便攻擊對方。之所以稱其為信息界,是因為這樣的“新聞”並不自由,而且是扭曲變形、誤導受眾的。

許多中文媒體也類似,彼此的“新聞”像孿生兄弟又像復刻機,長相一樣,聲帶也一樣。我心目中的人民英雄李文亮說,一個健康的社會不該只有一種聲音。這是一種正常的社會認知,也是一種應有的新聞執業理念。

被媒體以外力量支配的新聞,不但談不上自由獨立,連新聞的基本門檻都沒進,最多只能叫宣傳。宣傳類似於廣告,其目的和作用是影響人的思想和判斷;而合格的新聞是傳播真相與事實,幫助人進行個體思考和獨立判斷。

回望曾經的頂尖媒體《南方周末》、新聞電視節目《焦點訪談》,那樣的真實報道軌物范世,堪稱業界楷模。朱鎔基總理曾經破例給《焦點訪談》題詞:“輿論監督,群眾喉舌,政府鏡鑒,改革尖兵。”

朱總理的題詞並不新鮮,中華民國廿四年十二月十日《新華日報》華中版第二期,有過這樣的題詞:“新華日報是人民的喉舌與耳目,是民主的呼聲與保障。”

很多事情,起步時說得很動聽,走着走着,就倒退了。被政治力量支配的信息,被人為意志左右的信息,被利益集團驅動的信息,為了達到某種目的而專門呈現到眼前的信息,那不是新聞,是投喂。

因為被投喂,人們中間隔起一道無形的牆,彼此固步自封,都認為自己看到的真實,都認為對方是個傻子。我們喪失了耐心溝通的能力、盡量理解對方的能力,我們同在一片天空下生存,卻是烏合之眾。

我們經不住居心叵測的挑撥,我們開啟纏鬥撕裂的模式。大學生舉報傳播正常知識的老師,國學卻有一日為師終身為父的古訓;曾經單純親近的朋友刪除屏蔽了對方,只因為其中一人主動說了真話;甚至家人之間怒目而對、怒火中燒,僅僅因為愛國的方式不同……

這與40多年前的革命氣息何其相似?而那絕對是一場災難。

造成社會災難的原因,與新聞自由有關係嗎?即使不是媒體人,也一定有個常識性的直覺:新聞從業人員一定具備相當的社會責任。

為什麼?因為新聞的本源是真實的信息事件,從業人員負責轉運、報道、公示這個真實的信息事件。如果從業人員不自由、不獨立,是被他人控制的,那麼控制他的人就必定替代了原本的真實。

 

我們聊到了切爾諾貝利核泄漏事件。其中的新聞媒體不但沒有發揮報道事實的作用,還在蘇聯政府的主宰下發布假消息,坑害無數核泄露地區的生命。澎湃新聞2019年6月8日《切爾諾貝利:“災難”的現代形象》中,這樣提及:

隨着HBO新劇《切爾諾貝利》的熱播……同時也有蘇聯政府在應對災難時所扮演的醜陋角色。4月26日凌晨1點,切爾諾貝利四號核反應堆發生事故,第一時間核電站的主管人員選擇瞞報,堅稱並未發生泄漏。

在隨後的逐級上報中,官員始終稱事故已經在掌控之內。蘇聯官方對此事的第一條消息發布在4月28日晚上,沒有提及事故的時間和具體傷亡以及正在擴散的核輻射。直到瑞典一家核研究機構檢測到切爾諾貝利的泄露,世界才得知這一消息。事情並不像戈爾巴喬夫所說的那樣,“當時我們和其他人一樣還不了解事件的全部真相”。

為了在西方世界和本國人民面前維護自身形象,蘇聯政府隱瞞了信息,直到5月14日戈爾巴喬夫才在電視講話中向民眾告知這一事件。

澎湃新聞這一段內容的表達十分溫和,實際上戈爾巴喬夫控制的新聞單位,發出了誤導民眾的信息,烏克蘭地區的人類等生靈因此無辜喪生,受難。這和屠殺沒有分別,而這種屠殺,不自由的媒體淪喪了社會責任,充當了幫凶。

世界上還有更可笑的專制獨裁者,不僅僅控制新聞,還要玩弄新聞。薩達姆的國防部長薩哈夫最愛開記者招待會,他的新聞會口才出眾、語言豐富,被稱為“薩哈夫秀”,在被抓前的不久,還在告訴伊拉克民眾,美軍飛機被大量擊落,勝利就在眼前……

記者曾被譽為無冕之王。新聞自由在極大程度上,可以左右一個社會的正常運轉。如果它是客觀真實、自由而不被控制的,它會幫助一個社會、穩定一個社會,凈化一個社會;如果是不獨立被控制的,那麼,它只是一個被利用的口徑工具,受害者就是不明真相的閱讀者與信奉者。

新聞的獨立和自由,是言論自由的重要標誌,它不但能夠引發受眾對於社會的關注度、參與度,更能引導受眾根據事實觀察社會,獨立思考,達到啟蒙大眾,改良社會的作用。

新聞不自由,言論便不可能自由。新聞是信息流轉的介質,人們通過它獲取真實的信息從而有效地交流。如果新聞不自由,傳遞的信息真偽被隱藏,人們的言論交流就失去真實的基礎。沒有這個基礎,又何談自由。

況且,當媒介作為唯一信息介質覆蓋大眾,個體的聲音與媒體不一致時,其他受眾是接受個體還是媒體?這個時候,受眾的言論自由完全被鎖定和圈定,已經無法擺脫媒介在潛移默化中帶入的方向,個體的言論如果與主流媒介不一致,極易被其他受眾集體排斥、孤立、敵對。

更嚴重的情況是,新聞自由被幕後力量控制後發出的信息,如果被個體或社會質疑,產生的衝突就超出了新聞層面,而是控制新聞自由的力量與受眾的衝突,其表象會轉化為具體的社會衝突。這股力量強於受眾,受眾就會被壓制甚至迫害。

例如1936年,沈鈞儒李公朴等七君子事件,他們發出的言論聲音,幾乎全部指向了控制新聞媒體的國民政府,因而遭到逮捕。又如文化大革命期間,新聞自由完全被控制,那些保持本心不肯說謊低頭的知識分子,紛紛遭受批鬥,許多人被迫害致死。

新聞自由推動言論自由,言論自由保障社會監督,社會監督進而維護個體的民主自由。上面這篇新華社論是一個歷史見證,中國共產黨正是在這樣的基礎上,爭取到了自我發展、甚至是擊敗國民黨的民主政治空間。

新聞自由決定着每一個社會人的尊嚴、權利、甚至生命安全。不論其自由的空間有多少,都應當得到最大的保

護。

2019至2021年,如果自媒體不爭取言論的空間發聲,方方還能安全么?張文宏還能照舊為更多民眾發聲么?那場劍有所指的、所謂的“深刻的變革”胡錫進還會改口么……

新聞自由了,歐金中還是善良人;瑞麗就不會瀕臨絕境;繆可欣跳樓不會不了了之;安順公交會按時到達終點。新聞自由了,醫生不會無辜去世;一個城市不會靠一個老太太支撐真相;所有機構里該工作的攝像頭也都不會壞。

新聞自由了,一個大學教授數年前的社交平台言論,就不會被翻出來定性為不當言論;大學教師的課堂上,提及一個正常的詞彙也不會被舉報處分;一個沒有傷害他人的優秀演藝家,就不會因為逛了滿是窯子的街道而聲名掃地……

新聞自由了,言論才能自由,言論自由了,思想才能自由。思想自由了,活生生的人就感覺不到被束縛被控制。思想自由了,人們就會發現世界是變化的,世界需要開放地接納更多,而不是高呼口號結仇罵仗關門自嗨。

今天,世界上有哪個國家的新聞媒體,不曾受到某些政治力量、資本力量的控制呢?

如果沒有這樣真正的自由,受眾就被蒙蔽在那些掩人耳目的力量中,無法真正打開思想交流、打開胸襟接納。這樣的人群,聲音是嘶啞的,容貌是扭曲的,心靈是捆縛的,他們總是分崩離析,像是同在一顆樹上卻各自嘎嘎亂叫、誰也不聽誰的烏合之眾。

21世紀,被稱為人類史上發展最突飛猛進、最發達的文明階段、最民主自由的新時代……新聞自由在這樣偉岸的描述中,倘若是個有知覺的、真實的生命,不知它是否有足夠的勇氣和臉面,抬頭挺胸看這世界。

【作者簡介】呼斯楞豫錕,不肯放下初心、不願放棄思考、不能放逐靈魂。80後,祖籍內蒙古,現居貴陽。一枚園地耕耘者。

呼斯楞豫錕|文

安然以待|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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