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上一篇《采访一位在哈尔滨从事国际特工老人的笔记》中提到了我采访的那位国际特工认识赵尚志，文章显得有些突兀，应该介绍一下赵尚志也是国际特工就好了。以下是我的一篇旧文，曾在《党史博览》杂志上发表过。当时的标题是《赵尚志将军的密战生涯》。

赵尚志接受过秘密工作训练

多年前笔者在读冯仲云的回忆录时，就曾看到1933年2月赵尚志因巴彦游击队的失败被开除了党籍，“以后他跑到同江做国际间谍工作去，后来到孙朝阳队里当参谋”的记载。

关于赵尚志从事情报工作的记载，赵俊清在《赵尚志年谱》中也提到过。如，赵尚志被开除党籍后很不服气，经常找上级领导申诉：“有时他很激动，吵吵闹闹，以致省委领导谁也不愿见他。一段时间，他对省委表示十分不满。正当赵尚志寻找省委同志而不可得之时，从苏联回来的李跃奎（后任省委书记）寻找组织关系，找不到省委，省委也不知道他的住址。省委决定在《国际协报》上登一条‘启事’，以寻人为辞，派省委职工部部长金伯阳（北洋）在哈尔滨市道里区一毛钱饭店与其见面。赵尚志在报上看到这条‘启事’，破译出其中的暗语，如期来到一毛钱饭店，要见曾代表省委向他传达开除（其）党籍决定的北洋（即金伯阳）同志，申诉自己的意见。在这里，衣着不整、蓬头垢面的赵尚志看到了身着西装革履的省委常委北洋和高庆有（名雪樵，专搞国际情报工作）同志。他与北洋没说几句话，此时几名特务也来到饭店。原来报上登载的‘启事’，也被敌人看出破绽。赵尚志见这几个人纠缠北洋，便急中生智，装作乞丐向北洋讨饭要钱，以掩护二人逃离。但结果，赵尚志、金伯阳、高庆有三人被敌特逮捕。敌人用小汽车将他们三人拉往道外区宪兵队。审问时，赵尚志一口咬定自己是要饭的，不认识那两个身着西装革履的人。敌人见赵尚志衣衫褴褛，模样寒酸，反复审问几次，便把他当作小偷打了一顿，将其释放。赵尚志被释放后，即到高庆有叔父高椿令家报信，告知雪樵被捕情况，让其做好应对准备，免遭不测，随后高椿令去高庆有家将电台转移。两日后，敌人也没有从金伯阳和高庆有那里得到任何证据和口供，将他们释放。高庆有到家后，得知赵尚志冒险给他叔父报信之事，很受感动。”由此可以看出，赵尚志有着专业情报人员的素质。

当时，赵尚志已经被开除了党籍，在党组织已经和他切断联系的情况下，他还知道电台隐藏地。赵尚志和高庆有很有可能同为国际情报机构工作，否则，他不可能会在第一时间通知电台转移。冯仲云说赵尚志曾到同江做国际间谍工作是完全有根据的。

这使笔者想到赵尚志从事地下工作有可能接受过秘密训练。

赵尚志在许公中学念书时的同学王语今于1941年4月在重庆撰写的《赵尚志》一文。在这篇类似于赵尚志传记的文章中提到过他从黄埔军校回到东北后曾从事过秘密工作：“东北易帜之前，在东北还没有能够有公开的国民党的活动之前，在东北已经有一些苦干的战士做秘密工作，主要的有三个人，赵尚志、戴××和张××。”文章还提到赵尚志回到东北后曾经去南京接受过秘密工作的训练：“几个月之后，他自感伤愧之余，便又束装入关。据他后来讲，他是到南京去过的。的确，自那次回来之后，他比以前是不同了。他个人的政治水准，渐见提高，乃是在他从南京回来之后，至于他能够精确地认识了一向为他所不曾学习到的东西，那确在以后才有的事。广东和南京先后给予他的，实在是他以前在‘许公时代’所几曾梦想而始终未能获得的东西。广东给了他理论上的基础，南京却更给了他实践中的经验和方法，尤其是在秘密工作中的技术。”

文章还提到，赵尚志在第二次返回东北后，“他个人的行动也秘密起来，出现了他所领导的组织。他给朋友寄发信件的地址也常常变为吉林省的各城县了——总之，他的组织能力已经开始发挥，个人的影响也在缓缓地然而却是坚决有力地向前开展着”。王语今在文中明确地说：“事实上，这也正是他招来逮捕的主要因素。”意即，赵尚志到南京接受训练是在1927年被逮捕之前。

1930年1月，赵尚志受中共满洲省委书记刘少奇的派遣，与李维舟、郭庆芳（他们三人为一组）等10人分批由沈阳经大连去上海，参加中央训练班（第10期）学习。3月，赵尚志在上海学习结束，乘轮船先返回大连，后又回到沈阳满洲团省委。对于刘少奇派遣赵尚志等去上海训练班学习一事，在刘少奇奉调离开东北回上海后，新的满洲省委召开会议，斥责派遣干部去上海训练班学习，“人往中央送是要不得的，是取消组织的办法”。对此，刘少奇在1930年4月9日的一份文件中认为派学生去上海是必要的，绝不是取消组织。他说：“我在上海和中央商量的结果，是要满洲多派些学生来训练，当时确定的名单有6个人，并说明了条件不能太严，满洲可以多派几个来，同时有好几个训练班向我要人（职运、组织、电信、特务）。我回到满洲将组织名册全部清理，确定了20人的候选名单，调到省委考察后陆续派到中央（派去10名，有3名被退回）。训练班回去的同志结果都很好……效果作用也比较大。”从赵尚志等学习的内容来看，有两项是“电信、特务”内容，这些都是从事秘密工作不可或缺的技能。

赵尚志与国际情报人员的关系

赵尚志和中东铁路有着比较深的渊源。他的大哥赵尚纯曾在俄国驻哈尔滨领事馆当差，后去苏联。二哥赵尚朴给一俄国小厂主赶过马车，后到哈尔滨中东铁路机务段工作。赵尚志也曾在华俄道胜银行当差，经常阅读银行里的书刊。他曾就读的许公中学就是为纪念中东铁路第一任督办许景澄而命名的。赵尚志是第一批学生，在校期间就和哈尔滨工业大学（简称“哈工大”）的进步青年学生联系较多，组织读书会，参加声援五卅运动。赵尚志在许公中学学生会任副会长，负责与外面联系。从他后来所接触的人员来看，很多人都是从事情报工作的，而且都和中东铁路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另外，赵尚志还能比较熟练地使用俄语。赵尚志的战友韩光在20世纪30年代初曾从事过“国际工作”，他在回忆录中说：

就在这个时期，哈尔滨地区还活动着另外一种革命工作的组织，党内称之为“做国际工作的”。当时都认为这是共产国际派出的特工组织。后来才渐渐弄清，它是苏联红军为了对付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而开展的军事情报和爆破工作。这两者是有区别的：情报工作主要是刺探日军的部署活动及政治军事动向；而爆破工作则是炸毁日军军火库、桥梁、道路，烧毁日军粮秣及被服仓库；等等。据我所知，当时在哈尔滨搞这类事情的有两个主要人物：一个是傅静尘，另一个是苏子元（小苏子）。

韩光提到的苏子元和赵尚志早在1926年就认识。苏子元，1925年8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哈尔滨地委宣传干事，后任《教育月刊》主编，1927年5月成为共产国际军事情报员，并开始参与中共满洲省委的工作。1929年去莫斯科东方大学和列宁学院学习。1931年回国开始组建国际情报网。《哈尔滨大事记》记载：“1926年４月，根据党中央指示，哈尔滨及北满地区党的干部会议在哈尔滨马家沟召开，成立中共北满地方委员会。吴丽实、高洪光、海涛、安贫、吴晓天、楚图南、赵尚志、高成儒、潘连山、苏子元等二十余人出席会议。吴丽实任北满地委书记。”

1927年5月，和赵尚志一同被关在吉林第一监狱的韩守本、张有仁等都是国际情报人员。

1927年3月，韩守本和赵尚志因工作需要在长春“满铁”附属地头道沟附近富士町二十六番地（号）日本人开设的近江书店（店内承揽刻字业务）刻公章时，被书店老板告密，后被捕。1929年3月，韩守本和赵尚志被转押至南京，后因证据不足而获释。后来，韩守本辗转于哈尔滨、长春、瑷珲（今黑河市爱辉区）等地从事抗日活动。当日军侵占瑷珲后，韩守本全家搬到了海参崴，继续为共产国际提供情报。

张有仁，1920年考入中东铁路铁道队学钳工和开机车。1922年进哈尔滨机务段当钳工助手。1924年冬，张有仁结识了中共派到哈尔滨整顿党组织的吴丽实。张有仁在吴丽实的启发教育下进步很快，在筹组东铁青年协进会的工作中，显示出了组织才能，并被推举为会长。1925年初，张有仁带领东铁青年协进会会员惩治了欺压工人的白俄总管（当时把段长叫总管）。赵尚志和张有仁的入党介绍人就是吴丽实，而且他们同在一个党支部。1927年3月10日，北满地委在党内“左”倾机会主义的影响下，发动只有三十几名党员的哈尔滨党员队伍，进行撒传单行动，结果使中共的地下组织暴露，遭到严重破坏。张有仁等人经过中东铁路护路司令部军事法庭审判后被押送到吉林第一监狱，和赵尚志关押在一起。

据《赵尚志年谱》记载，张有仁等18人是在1929年1月24日出狱的。1929年8月中东铁路机务段招工，张有仁又回到哈尔滨机务段当司机。1930年，经上级党组织同意，张有仁参加了国际情报组织，做交通员工作。他仍然以火车司机作掩护，传达情报，这项工作一直做到1931年。

另据《赵尚志年谱》记载，1932年“4月12日通过地下党组织获得情报，12日夜将有一列客货混编的日军军车通过哈尔滨市郊成高子站。党组织决定由赵尚志与范廷桂（商船学校学生，中共党员）进行破坏，颠覆军车。为保证完成组织交给的任务，赵尚志与范廷桂事先到现场进行侦察。当晚，他们把铁轨枕木上的道钉起下，拆掉铁轨接头螺栓。之后，跑到距铁道很远的树林里，观察动静。晚10时50分，一列日军军车开来，只听轰的一声巨响，列车脱轨颠覆，从四五米高的路基上翻下。货车里装载的军火在碰撞中发生爆炸，火光冲天，客车内日军官兵死伤严重”。这次情报就是由中东铁路上的共产国际情报人员提供的。

赵尚志与东北抗联的情报工作

1926年，中共北满地委决定以哈工大为主的5所学校的8名党员组成哈尔滨学生支部。赵尚志就曾在这个支部工作。

后来，赵尚志在中共满洲省委工作期间和冯仲云等多次到哈工大指导工作。

赵尚志创建珠河游击队和人民革命军第三军时期，哈工大的一些秘密党员曾为游击区的创建作出了贡献。

中国建筑设计大师任震英，1932年考入哈工大，1933年加入中共。1934年哈工大地下党负责人孙宝忠被捕后，任震英接替他的工作成为哈工大地下党负责人。

2000年，任震英接受采访时说：“我入党后，党组织交给我的任务是让我做中共满洲省委地下党交通员，也是赵尚志部队驻哈联络员。”

哈工大学生黄铁城（孟昭恒）1929年入校，1934年代表哈尔滨学生反日会到上海参加反日大同盟会议，之后到珠河游击区与赵尚志、赵一曼等一同战斗。

哈工大为珠河抗日游击区输送了很多有生力量，这一切在哈工大校史中都有所反映。2013年6月，笔者曾陪同原东北抗联第三军政治部主任、哈工大原校长冯仲云的女儿冯忆罗、儿子冯松光到哈工大校史馆参观，在那里看到了当年一些哈工大学生秘密支援珠河游击区的历史照片和资料，更加印证了赵尚志在哈工大曾建立情报机构的说法。

赵尚志是在东北抗联中较早使用电台传递情报的将领之一，还在东北抗联史上首创电信学校，这和他1930年4月到上海培训并学习过电信技术有关。据东北抗联老战士于宝合回忆：“1936年春末的一天，赵尚志对老包说调我到三军被服厂去筹建电信学校，以部队在伊春木营缴获的一台无线电作为学校的教具。以后又抽调人去学习。他告诉我：我们不仅是为了战争的需要，学习电信技术，而且为了培养一批技术人才，掌握一定的电信技术。”该校第一期学员共有5名。“课程以技术课为主，军事课和政治课相结合。这些学员只有初小文化程度，学无线电技术，还要补文化基础课。技术课又分两部分：三分之一讲电学、电工原理和使用无线电常识，三分之二进行收发报训练、国际电语练习。政治课是每天一小时。学员们学习都很努力，提高得很快。”

1938年1月，赵尚志进入苏联境内时被扣押。11月，于宝合在苏联伯力见到了被关在禁闭室中的赵尚志。“赵尚志说：北满省委决定我来苏联找中共中央代表，解决省委与党中央（延安）建立关系并解决政治路线分歧问题，没想到被坏人把我扣藏到这里，最近才能解决，让我回东北继续领导游击部队工作（大意）。他又说，他向苏联要一部电台，让我使用，并和他一起回东北工作。后来苏方把我和李在德送到招待所，把赵尚志、戴鸿宾、祁致中送到另外一个招待所，不允许我们随便见面（赵来我住处一次）。从4月到7月，在伯力让我熟悉无线电技术，如电学、收发报练习等。当时是俄国（苏联）教官讲，毕加翻译在临走前发给一套电台，收报机0-V-2型，发报机P-2型，不给说明书。为了保密由教官和毕加翻译规定了通信联络的各项规定，如呼叫号、波长、联络时间等，另外一名俄国（苏联）译电员规定密码译法。1939年7月，我随赵尚志部队回到了东北。”

1940年11月27日，赵尚志在撰写的一篇《关于布置和建立东北游击队的报告》中多次强调情报工作的重要性。他说：“组织反日人民、青年、妇女、儿童的各种组织，并恢复和建立共产党的组织。对于游击队有重要援助意义的情报网、运输队、买办工作，均应以特别机密办法进行之。”他还说：“一、建立群众工作。二、侦探布置工作，经常破坏敌人一切电信交通等事宜及袭击并夺取输送车马，使敌人分散注意力。三、筹备取得一切服装给养等类。四、分别储存大批的各样的供给品。五、建立临时后方及特别密营等。六、组织情报网、运输队、交通站及交通联络事宜。”从这篇报告中可见赵尚志是多么重视情报交通工作。

赵尚志与苏联远东情报部门的关系

1938年赵尚志进入苏联时为什么被扣押，一直是一个谜。2006年1月20日，俄罗斯《独立报》刊登了历史学家叶夫根尼 戈尔布诺夫的文章《我们在伪满洲国的游击队》。文章中说：“浩如烟海的档案中，有助于解答上述问题的唯一材料便是那份珍贵的会晤记录，我们可以从中作出若干的猜测。这位中国游击队的领导人，很可能是在1937年大清洗后前往苏联的。当时，特种远东红旗集团军司令部的情报部门在斯大林发动的大清洗中遭遇重创，负责人波克拉多夫上校及其两名副手以及若干工作人员被指控为‘日本间谍’，遭到内务部人民委员会枪杀，这是那个时代司空见惯的事情。苏军与中国游击队员之间的联络渠道被完全切断，因此赵尚志甫一进入苏联，便遭逮捕并在监狱或是集中营里蹲了一年半，1939年春方被释放，这一猜测是非常合理的。”

关于赵尚志被苏联关押的原因疑问很多，这篇文章中的猜测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思路，那就是赵尚志从事过国际情报工作，他被扣押与情报部门的大清洗有关。

和赵尚志一起从事过国际情报工作的人员，如高庆有、苏子元、韩守本、张有仁在苏联的“肃反”中都曾接受过审查。高庆有、韩守本是和赵尚志关系极为密切的两个人，他们在大清洗中均被处以极刑。苏联方面关押赵尚志的理由很可能是来自国内外敌我多方面的原因：一是党内斗争，二是日本人的阴谋，三是苏联害怕释放赵尚志、戴鸿宾、祁致中回国对日本人产生刺激。

说到苏联人怕刺激日本人，在赵尚志牺牲后的敌伪档案《三江省警务厅关于射杀前东北抗日联军总指挥赵尚志的情况报告》（1942年2月19日三警特秘第1044号）中记载了赵尚志牺牲后的遗留物品，其中有一个细节是“三八枪二只（御纹章已磨掉）”。为什么要把枪身机匣上象征日本皇室的菊御纹章的刻印磨掉呢？赵尚志所用的日式武器和用品均为苏联在张鼓峰和诺门罕战场上缴获来的战利品，这些战利品大部分装备给了抗联队伍。为了保证远东的安全，在没有和日本宣战前，一定要把提供给抗联小分队的日式武器上的文字和印迹磨掉，防止刺激日本方面，危害苏联的国家利益。如果不磨掉纹章，就可以证明这是苏联提供给抗联的武器，日本方面会就此提出抗议，会给苏联带来外交麻烦。

1939年5月30日，第二独立红旗集团军司令伊万 科涅夫少将，该集团军军事委员会成员、政委比留科夫及集团军情报部门负责人阿列申少校与赵尚志等人会面，并宴请赵尚志、戴鸿宾、祁致中。会见时苏军少将传达说，赵尚志被共产国际任命为东北抗日联军总司令，并鼓励他回东北继续领导抗日斗争。此中还是有苏军情报人员在其中的。赵尚志回到东北后，几经波折，被错误地开除党籍，撤销一切职务。

1941年10月上旬，赵尚志向苏方请求回东北抗日前线。当时，苏德战争已打响近4个月，苏联西线战局异常紧张。在远东，形势也很吃紧。苏联政府考虑到，日本侵略者为了创造所谓“大东亚共荣圈”（包括苏联西伯利亚地区在内），“履行”1936年11月签订的日德《反共产国际协定》，有可能北进，在苏联远东边疆地区燃起战火，配合德国法西斯对其实行东西两面夹击。因此，苏联也在积极地做对付日本从伪满洲国等地袭击其东部地区的准备。与此同时，在苏联境内野营进行整训的东北抗联也组成许多小分队，经常被派遣回东北，在吉东、北满和吉、辽东部边界地区从事侦察日伪军事设施、秘密联络群众、抗日宣传等活动。在这种形势下，苏联有关方面答应了滞留于伯力的赵尚志回国的请求。苏方同意由他率领一支小部队去北满执行特殊任务：一旦日苏战争爆发，便去炸毁兴山（鹤岗）的发电厂和佳木斯至汤原间的铁路，并配合苏方在小兴安岭深处汤旺河上游老白山附近修建飞机场。

此时，赵尚志直接接受苏联远东军情报部门领导。

1941年10月，赵尚志再次回到东北参加抗日斗争。而他的一位战友于1942年1月22日在远东野营里写下这样一篇日记：

余又向王新林同志提陈，根据于天放经由汤原萝北山中侦知，被党开除而有反革命叛徒行为之赵尚志，今秋似由苏军派出特别工作。余坚决反对此种违背原则性之工作派遣，王新林同志说明，赵系政治错误，不能视为反革命叛徒。……王新林同志又说明，派赵只限于特殊简单之小范围不于（与）游击队及地方群众有任何涉及……为工作要求必须利用一切……

日记中提到的苏联同志“王新林”系苏联远东军内务部长，是与东北抗日联军进行联络的主要负责人。“王新林”对赵尚志要求回东北抗日给予积极支持，可以说“王新林”就是赵尚志从事情报工作的直接负责人。

赵尚志不久便血洒梧桐河畔，结束了他传奇的一生。

1942年春，在苏联远东军情报部门执行特殊任务的抗联战士张红旗接到了一个任务，到新京（长春）探听赵尚志的下落。

关于张红旗回国探寻赵尚志的下落一事，笔者是2012年5月在沈阳采访时得知的。张红旗的女儿给了笔者一份张红旗在1982年4月27日去世前写的回忆文章，文章的名字叫《回忆抗联的战斗岁月》。文中记载：“1942年春，听说抗联第三路军总指挥赵尚志同志牺牲了。为了弄清具体情况，我又被派回国探听赵的下落，从饶河到了长春，一路连走带坐车。到了长春市里，见到一些人在街头打着小黄旗庆祝，我便到处打听消息，只听说赵尚志在一面坡被叛徒打成重伤，叛徒也被打死。具体情况不得而知，我便返了回去。”

张红旗的这段记述，除了赵尚志的职务和牺牲的地点有误外，最有价值的信息就是当年苏联远东军情报部门确实派人回到国内探听赵尚志的下落，这说明苏联远东军情报部门对赵尚志牺牲的消息是很重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