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十年代》于1981年脱离左派阵营成为独立媒体，于1984年改名为《九十年代》，在享受最自由和独立的舆论空间之际，一个重大的考验就来了，那就是旅美作家江南在美国遇刺身亡、台湾情治单位利用《九十年代》发放「独家新闻」的风波。

江南，原名刘宜良，台湾媒体人出身，移居美国在加州湾区经营小礼品店谋生。多年来为《七十年代》写过不少文章，主要是评论台湾政局，具批判和揭秘的特色，有独特文风，具可读性。他往大陆途经香港，或我去美国途径三藩市，很多时会与他会面，是我的作者朋友。 1984年10月15日，他在家中被台湾黑帮枪杀，我当天就接到他太太崔蓉芝的电话告知惨剧。案件引起轩然大波，几乎所有舆论都指向台湾情治单位派遣竹联帮执行暗杀任务，而原因则是由于江南正在写、并开始在报上登载《蒋经国传》。台湾当局派人去美国杀害美国公民，使美台关系受到挑战。其后两三个月，舆论大致上循此方向，《九十年代》也不例外。 1985年1月，台北中央社承认，情报人员涉及此案，情报局长汪希苓停职待查。

1月中旬，《九十年代》收到一份资料，是江南写给台湾情报机构的七封信件的影印本，凭其独特的字迹、行文语调及信件内容，信服地显示，这出自江南的手笔，极可能是他从1984年2月到10月遇害前，写给台湾情报机构的汇报信件，内容是有关中共和台独在美国的动向，详述他与中共民航局驻美人员崔阵交往并意图向他策反的经过，并为这些行为收取台湾情报机构的金钱。

《九十年代》在1985年2月号发表这七封信，我在七信档案前表明：作为我们的长期作者和多年朋友，「极不愿意相信这些信件的存在，也极不愿意见到这些信件的发表。但是，作为一个负责任的传播媒介，取得这些信件是必须予以发表的。」

稍早时，《人民日报》分四天连载了署名崔陈的文章《江南先生印象记》，据介绍他是中共民航局派驻美国人员。文中细说与江南来往的印象，只是与江南七信采取完全不同角度，指江南是一个支持统一的爱国者。崔陈与崔阵应是同一人。

《九十年代》发表这七封信，引起相当大的震动和争议。不太关心台湾话题的香港传媒也纷纷报导。包括台湾党外杂志在内的台港专业传媒和学者，大都认为取得这些信件是必须发表的，如果只考虑到对什么人有利、什么人不利的话，那就是预设立场，不是值得尊重的社会公器了。许多一直认同《九十年代》对掌权者的监督角色、尤其是反国民党政权的读者，则认为我们被国民党政权「利用」了。有的认为我们不应该不提供这些信件的来源；有的指责我们何以不作进一步的查证就予以发表；有些在江南七封信中被提到的具名人士就对信中所述表示不符合事实，尤其是提到某些人是台独，而当时因为曾经发生过1970年的「刺杀蒋经国」事件，台独在美国仍然被列为「暴力组织」。反对我们刊登七信的信件和电话纷至沓来，编辑部感受到压力。

对于信件中部分内容不符合事实，《九十年代》编辑部在四月号作了澄清，「并向当事人致歉」。尽管我们发表时已经表明七封信只是提供江南可能有不为人知的另一面，对于信件所述内容则不予肯定，但信件既发表，就等于传播了信件中的事实，因此是有责任的。

就信件来源，不用说都知道来自台湾的情报机构。是怎么来的或谁交来的，按照保护来源的新闻守则绝不能透露。讲到被利用，那么传播媒介本来就是供人利用的社会公器。掌权者利用传媒是常态，故意不刊登与传媒立场不容的领导人的谈话或资讯，反而是传媒未尽职守。任何政治势力或商业机构，愿意提供真实资料给报刊，只要认定资料非伪造，并且应该让读者知道，就要予以刊登。供稿者的动机由读者判断，政治上对谁有利不是传媒应该考虑的。

至于刊登前的查证问题，我们也表示，只要判定是江南亲笔，我们的选择就只是刊登或不刊登，要在刊登前作全面追索，不仅在时间上不可能，在运作上也不安全。世界上许多媒体在揭露事实方面反覆查证，但在发表密件时都只凭判断而无法查证，比如《纽约时报》发表的「五角大楼密件」，如何查证？若查证就不能够刊登了。

至于是否出自江南亲笔？则自发表七信后，没有人表示怀疑，包括江南太太也没有否认。

不过，基于言论自由原则，《九十年代》还是把一些批评我们做法的来信来稿刊登了。我们做得对不对？交由读者判断。

考验没有完，还有后续。 （108）

图，江南，原名刘宜良，1932年生，1984年10月15日在美国加州Daly City家中遇刺身亡。
（《失败者回忆录》在网络媒体「matters」从头开始连载，网址：https://matters.news/@yeeleematter）

——作者脸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