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文谈到1981年，我对徐复观教授和劳思光教授分别作过专访，两个专访直接导致中共对我和《七十年代》杯葛，也使我无法不作出脱离左派阵营的选择。我谈到与徐复观的两年交往，及所受影响。这里就谈谈我与劳思光教授的往来，我对他的认识，和一些趣事。

我在1981年应政论家徐东滨之邀，参加香港前景研究社，在那时候才第一次认识劳思光。前景社大约每月有一次聚会，就香港前景问题探讨各种方案，并向中英双方提出。当然，都没有被采纳，甚或可能没有被认真看过。到1984年中英联合声明发布，前景社也解散了。不过，就在这几年，我对劳思光作过一次专访，也邀请他担任过两次「五学者座谈一国两制」的主持人。他在座谈会中引导其他学者，他自己也讲了很切要的意见。自认识后，我们就有较多交往。他那时在中文大学哲学系授课，与唐君毅、牟宗三齐名，被喻为「香港人文三老」。所著的《新编中国哲学史》，深为学界所重。实际上他并不老，比唐、牟小二十多岁，也只比我年长九年，但他少年老成，据说他二三十岁就是这个模样，1981年他五十多岁，也没有变老，还是这模样。

他身材瘦小，据他自己说体重从来没有超过100磅（45公斤），但每次一起饭聚，他都食量惊人。而他那个小小的脑袋，所装载的东西也惊人。除他本行的哲学，对时局、政治、社会现象，乃至赛马、赌博都有别具一格的思考，甚而会到澳门赌场小试牛刀。而其中在朋友中最为人所知的，就是命理、术数、占卜，我认识他时，徐东滨已经说他的绰号是「鬼谷子」。说他在毛泽东去世一年前，就占算到毛过不了1976年。不过他从来不以术数专家炫耀，还说自己一向不主张人崇信术数，只是拿来自娱,或跟友好算一算。初识时他也为我开了一个命盘，对我的家世和过去，算得蛮准，讲到日后我的生涯，后来的发展也好像有些谱。

前广播处长张敏仪说，在中文大学读书时，曾经上过劳教授的课，他们同学都叫他作「魔术师」，因为他永远是穿西装打领结（bow tie），像魔术师。劳思光跟我解释为什么到任何场合都这样穿着，是因为有些场合是一定要打领结的，但没有任何场合是不可以打领结的。为了不花时间在穿着衣服上，打领结穿西装就完全不用费脑筋了。

他接受过我们杂志不止一次访问，除了座谈会之外，他都说不要记录访问稿了，所有的问题他都自己写下答案交给我，他说这样我们既省事，他也毋须担心我们会记录有错。

劳思光的学术成就，不是我这样学少识浅的文人可以评说的。只因为他从来不是只在象牙塔中做学问的人，他时刻关心中国、香港、台湾的政治变迁。 1971年他出版了《历史之惩罚》，是他一系列在杂志上发表的文章结集。以严谨思辩和关切人类苦难的深情，对当代中国的危机以至整个人类文明面对的困局，作出系统的分析和深刻的反省，对当时的学生和读书人有很大影响。因这种关怀，使我们自相识后，就结成了常常一起谈论国是的朋友。我视他为良师，相信他也视我为益友。

他早年就读北京大学哲学系，未及毕业，就因1949年国共内战而随父母移居台湾，在台大哲学系完成学业。因反对国民党专权，主张自由民主，引起情治单位注意，他父亲获得消息，让他赶紧离开台湾，于是到了香港。他曾经声言，除非台湾解除戒严，否则他不会去台湾。在中大退休后，1987年台湾解严，1989年他应邀到台湾任清华大学客席教授。那之后，因为《九十年代》出版台湾版，我也常去台湾，与他在台湾常茶聚饭聚。

2001年，劳教授以杰出学人的身分，受邀回中文大学一年，并出版了一套十三册《思光学术论著新编》。六月九日，中大出版社为他办了一个题为「五十年来家国」的对谈会，在中央图书馆举行，蒙他邀约，选了我作为对谈者。

2001年在香港一年后，劳思光又回到台湾在华梵大学任讲座教授。但妻子仍然留在香港，在台湾虽有人照顾，但基本上是独居。 2012年10月21日，因心肌梗塞昏厥，被发现后，送医不治，终年85岁。殁后，台湾和香港都为他举行过追思会和研讨会。 2012年12月16日在香港中文大学举行的追思会上，我应邀做发言者之一。我简要地讲了与他交往的经过，和他给我印象最深、从他言传身教中受到影响的几个要点。这些要点都贯彻在我的编辑写作生涯中。下一篇再谈。 （115）

图，2001年应邀与劳思光举行「五十年来家国」的对谈。

—作者脸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