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藏流亡僧侣在印度达兰萨拉的楚格拉康寺聆听精神领袖达赖喇嘛演讲。 （美联社）
最后争取达赖喇嘛的企图
唯一真正能影响人民的人只剩下达赖喇嘛。他觉得他「站在两座随时可能会爆发的火山之间」。人民起义让他感到失望，他认为这是自杀式的行为，然而事件的结果端赖他要谴责或支持。中共了解必须争取他站在他们那一边。达赖喇嘛辩经的伙伴江措林仁波切当时仍然能够在罗布林卡自由活动，当天下午中共传唤他到统战部办公室，交给他一封给达赖喇嘛的信，谭冠三在信中劝他不要来军区看秀。
谭冠三没有必要写这封信，达赖喇嘛早已决定不离开罗布林卡。也许谭冠三想让事情看起来是中共当局在主导，而不是达赖喇嘛被示威阻挡无法来看秀。不论谭冠三的动机是什么，他这封信开启了一连串私人信件的来往。三月十一日，在噶厦与罗布林卡官员都不知情的情况下，达赖喇嘛写信给谭冠三，说他本来想去看表演，但却为宫中「反动分子」所阻止。阿沛给达赖喇嘛带来了第二封信，达赖喇嘛对此回信道，他正在「想办法平息骚动」。他还暗示他反对起义，但主导权在罗布林卡内部一群好战的西藏官员手中，他们拒绝听从他的忠告。达赖喇嘛在自传里说写那些信的目的是「争取时间」并防止中共军队攻击罗布林卡。不论达赖喇嘛的动机如何，中共相信这位西藏的领袖被胁迫软禁于夏宫之中。这些信之后由新华社出版以证明达赖喇嘛被「反动分子」所挟持。
达赖喇嘛在回忆录中写道，他本人或噶厦都没有办法影响群众。抗议群众此时已经在通往夏宫的路上建立起路障。到了三月十日傍晚时分，拉萨的示威活动仍然没有止歇散去的迹象。群众开始强化通往夏宫道路上的路障，而仅存的西藏士兵被召唤至夏宫负责防卫。隔天西藏官员群集于罗布林卡寻求达赖喇嘛的指示。 「我尽一切可能劝他们不要躁进。」他后来写道。他告诉他们他并没有被迫前往中国军区，而他「也绝不害怕中共可能会加害于他个人，所以他们一定不能造成对人民有害的情况。」
巴尔协回忆道，在三月十日下午聚集于罗布林卡的官员现在又再度会合商讨局势。他们明显分成两派，一派人支持人民的示威活动，另外一派则觉得示威活动已经危害了达赖喇嘛的安全。僧官大喇嘛曲登（Ta Lama Chokteng）发表了一个简短的讲话，主张他们应该听从达赖喇嘛的忠告。许多官员认为达赖喇嘛不得不告诫大家谨慎，是因为他的宗教立场如此（他必须时时刻刻反对暴力），也是因为对中共的恐惧感。如果中共认为达赖喇嘛支持起义活动，他们就只好采取军事手段来控制局面。只要他们相信还有机会争取达赖喇嘛的支持，他们就不会攻击罗布林卡。
噶厦则认为罗布林卡不应该成为造反活动的中心。在三月十二日早上，噶厦传唤那些支持造反的官员，告诉他们不能再在宫中举行进一步的会议，这些活动会威胁到达赖喇嘛的安全。巴尔协回想道，后来的会议都在布达拉宫底下的雪村举行。有将近五十位政府官员聚在这里，他们明言支持造反。他们送信到其他的寺院与互助社（skyid-sdug），要求他们派代表来开会。又一个新的团体就此成立，他们自称为「人民会议」。第二天，数千人聚集于雪村，这也许是有史以来拉萨最大型的公开示威。一些政府官员出来控制场面，演说者一个接一个都是谴责中共、要求恢复西藏的独立地位。群众接着宣布《十七条协议》作废，说中共已经破坏达赖喇嘛的权威、背叛了《协议》。宣布《协议》作废的是非官方组织「人民会议」。当众宣布独立与废除《十七条协议》的人都不是噶厦的大臣或重要的政治人物。只要这些公开的谴责不是在罗布林卡作出或由噶厦大臣发表，那么西藏政府总还能够与之切割，说都是非官方人士所为。
政府官员最好不要被视为积极参与示威活动，不只是噶厦大臣如此想，即使是那些参与中共所成立的机构的成员，也认为他们绝对不能被视为与示威者沆瀣一气。第三天，女性示威者开始主导拉萨的示威活动，要求拉萨的贵族仕女出来领导她们。其中一位仕女车仁．仁钦卓玛在自传里写道，「妇女协会」的成员（包括达赖喇嘛的姐姐与其他重要的贵族女士）觉得这样并不妥当。噶厦不准人数很少的西藏军队支援示威群众，但示威者向噶厦请求打开政府弹药库把武器分给大家。拉萨附近的一些寺院拥有少量的武器用来分配给保卫寺院的僧人，但大部分的示威者都是没有武器的。
三位噶厦的大臣索康、柳霞与夏苏，现在跑来罗布林卡避难。至于另外两位噶厦大臣，桑颇还未从早上的攻击中复原，阿沛则待在夏宫以外的地方，西藏人因此相信他站在中共那一边。阿沛与桑颇的房子都由解放军护卫。阿沛知道民众将他视为最大的叛徒，第二天示威者朝着他的官邸前进，却被一组武装的解放军劲旅阻拦。与此同时，阿沛试图担任罗布林卡官员与中共当局的调解人，事实上他也是唯一能够担负此责的人。人民虽然视他为叛徒，他仍然很受西藏贵族的欢迎，有好几天他还能够自由进出罗布林卡，让达赖喇嘛顺利地与中共方面进行沟通。在罗布林卡内部，噶厦与达赖喇嘛的顾问对于外面所发生的事情真正感到困惑不解，在事件发展超过他们的控制范围之时，他们也愈来愈故步自封。他们最关心的事情就是达赖喇嘛的安全，并确保他们还是掌控夏宫，不让群众或中共抢走了主导权。这样置身事外的策略两边都不讨好：西藏人民觉得群龙无首、孤立无援；中共则继续相信噶厦就是煽动起义的始作俑者。拉萨陷入混乱，中共使用扬声器叫民众不要听信「反动派」谣言，当中混杂着示威者的鼓噪声。虽然缺乏领袖与协调的组织，在混乱之中示威者还是出现了一个团体组织，它的基本成员来自传统工匠协会与互助社，这些组织派出代表出席在拉萨四处举行的各种临时会议。拉萨城的木匠朗顿嘉措（Langdun Gyatso）描述了石匠、木匠与建筑工的互助社召开会议的过程，随后他们组织成团体加入起义。
第三天，群众朝着拉萨唯二的外国使馆处前进：印度与尼泊尔代表处。他们呼吁印度人与尼泊尔人支持西藏独立的诉求。然而这两个国家没办法帮上什么忙。稍后尼赫鲁告诉印度国会，他指示印度领事「尽你的本分，不要受情势羁绊」。中共则强化了他们的机关与要塞的防御。好几天他们都没有试图恢复拉萨的秩序，还是希望能够争取到达赖喇嘛。亦有可能，在驻藏的中共干部向北京报告情况后，军区委员会正在等候高层的进一步指示。中共一定早已算计好，这次的起义根本不可能把他们赶出西藏—─毕竟他们在军力上占有优势。
西藏精神领袖达赖喇嘛在印度达兰萨拉的楚格拉康寺演讲，这是达赖近两年来首度公开露面。 （美联社）
在罗布林卡，噶厦判断夏宫已经守不住了。与此同时，人民要他们宣布支持起义的声浪愈来愈大，但噶厦不愿意这么作。他们想把达赖喇嘛带到拉萨城外，希望借此减轻压力。帕拉被赋予组织这次行动的任务，但噶厦给他的指示玄之又玄，内容是西藏的谚语：「不惊动母鸡但要取出鸡蛋。」噶厦无疑了解达赖喇嘛的重要性，他是唯一对平民百姓还拥有影响力的人。如果达赖喇嘛落入中共的手中，就等于彻底结束西藏的反抗事业。
为了这个理由，噶厦想在他们与中共之间创造出政治上与空间上的距离。帕拉说，最原初的想法是寻求一个安全的地点，有一个缓冲区可以在那里与中共再次进行协商。很清楚的是，如果他们继续留在罗布林卡，他们就不能再置身于事外，也不能不理会人民的要求。一些官员与噶厦的大臣亦有可能认为达赖喇嘛会对中共让步。
我们知道达赖喇嘛与谭冠三之间有书信来往。在最后一封日期为三月十六日（他逃离拉萨的前一天）的信里，达赖喇嘛写道：「我将采取秘密的方式前往军区。」两天之前，在罗布林卡的一次官员聚会中，达赖喇嘛又重复了稳定局势的必要性。达赖喇嘛写给谭冠三的信里说，他还有办法影响某些官员。有些官员则观察到人民四天的示威行动对于中共丝毫没有影响，他们既不提妥协也不想办法恢复拉萨的秩序，也许中共是希望这些活动很快就会自动平息下来。
噶厦决定让帕拉全权处理撤离夏宫的任务。他的助手是达赖喇嘛的姐夫达拉．朋措札西。众人决定达赖喇嘛的两位经师、家人还有罗布林卡的噶厦成员陪同他一起离开。帕拉作出两个重要的决定。首先，他送了一封信召唤两位美国中情局的间谍阿塔与罗才前来，当时这两位人在拉萨市的东南边靠近隆子宗（今西藏自治区山南地区隆子县）的地方。其次帕拉派了一位僧官到印度领事馆去，通知领事馆人员达赖喇嘛可能必须到印度去寻求庇护。印度领事齐巴少校详细询问了藏人的意图，还问他们想在哪一段边界进入印度。帕拉告诉印度人员，藏方尚未决定达赖喇嘛与他的随行者会进入印度国土，只是为了以防万一才未雨绸缪地先通知印度人，因为他们一旦离开了拉萨就不可能再与印度方面连络了。确实，达赖喇嘛逃亡后，三月十九日印度外交部秘书发了一封电报给总领事，告诉他印度政府将会为达赖喇嘛提供庇护，但印度官员却没有办法把这个消息通知已经上路的一行人。
拉萨的情况急速地恶化。近一个星期以来，中共没有采取任何行动取回主导权控制城市，也没有迹象显示人民的示威会自动散去。事实上当时最主要的危机是叛乱活动将扩散到邻近的地区。通往印度主要道路上的两个主要城镇江孜、帕里已经发生了骚乱，叛乱消息也渐渐地传到外国去。
三月十七日早上，中共似乎开始炮击一些地区以威吓西藏人。在拉萨也有谣言说人民解放军正在移动火炮进拉萨城，而炮口对准的正是布达拉宫与罗布林卡。
※作者茨仁夏加（Tsering Shakya），1959年生于拉萨。父亲是一所私立藏语学校的校长，不幸在他小时候过世。文化大革命横扫西藏后，他的家庭四分五裂，大哥大姐坚定支持左倾路线，二哥却因为反对文革而下监服刑。 1967年，母亲带着么儿夏加与二姐离开西藏，前往尼泊尔。夏加接着在北印度的小镇慕苏里上学。 1973年他赢得奖学金前往英国读书，之后以优异的成绩得到伦敦亚非学院的社会人类学与南亚史学士学位，2004年再于同校取得藏学博士学位。目前为加拿大英属哥伦比亚大学亚洲研究中心的国家级讲座教授。本文摘自《西藏，焚烧的雪域：中共统治下的藏民族》（左岸文化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