霹雳风暴 2019-12-17

他是中国20世纪影响力最大也最长久的思想家，没有之一。

少年翰苑、庚款留学生、壮年北大校长、中年大使、晚年院长，他从一登场，每一步都在中国近代史上踩出一个脚印。

他就是胡适。

那一年，胡适26岁，是那个年代的90后，还在美国念博士。

他寄了一篇文章回来，名字很不起眼，叫《文学改良刍议》。但这篇文章，影响了整个中国的进程。

自此，中国历史被截成两段，一半用文言文的中国，一半用白话文的中国。

梁文道说，“在我看来，过去一百多年中国所有的文学经典里面，没有一篇比它更重要。甚至在过去一百多年来，中国所写的所有文字中，也不一定有哪篇文献会比这篇文献的影响力更大。”

就学问的宽度来说，胡适是个新旧、中西、文言、白话及诗词歌赋，样样都来的“一脚踢”的大材。

只有像他这样的学者才能纵观古今，盱衡全局。

就学问的深度来说，蔡元培说胡氏对汉学的了解，“不让乾嘉”，实不是过誉。

他“中西之学俱粹”，培养后生无数，但过于爱惜羽毛，又让他下笔慎之又慎，乃至于传世著作，几近于无。

学者乔清举评价胡适，“他没有完成使命，却几乎开创了一切”。

民国有一名言曰“我的朋友胡适之”。

作为朋友，胡适交友遍天下。上至达官显贵蒋介石、罗斯福，下至贩夫走卒王二、袁瓞（王二是人力车夫，袁瓞是芝麻饼小贩），都在胡适结交范围之内。

在朋友，他是永远的“正确者”。

胡适的一生，做了无数决策，以后见之明审视，绝少错误。其两劝周作人，就是最好的例证。

1938年，身在伦敦的胡适得知周作人仍滞留北平，担心知堂先生落水，乃万里来信：“天南万里岂不大辛苦？只为智者识得重与轻”。

1949年鼎革之际，周作人劝胡适留在国内，胡适不仅不听，反劝周作人去台教书。

两次劝告，周作人都没听。

结果——

第一次，周落水后，锒铛入狱；第二次，1966年，周求安乐死不得，皮棍下死去。

但无论如何，胡适都是第一流的朋友。面对记者，胡适说，“我和周仍是朋友”。

在现实的政治洪流中，他尝尽“百年孤独”。

胡适，革命时代的反革命者。

冯玉祥驱逐溥仪，被很多人视作革命。胡适从契约角度出发，认为中华民国合法性建立在《大清优待条例》之上，故坚决反对，这成了他的反革命。

孙希望武力统一中国，遭到陈炯明反对，胡为陈辩护，在国民党正统中，他又成了反对派。

在苏俄领导下，“反帝反封建”成为革命目标，胡适却“反反帝”，更认为“封建”于秦朝就烟消云散，因此，在共产党眼中，胡适仍是反革命。

1919年，胡适劝学生，不能上街游行，别搞火烧赵家楼，学生既不该以此为志业，五四也不该以火苗开场。

1931年代，胡适劝中国人冷静，先不要对日开战，“中国实在弱的不能再弱了”，伺机再动吧。

他看不惯苏俄，嘱咐“少研究些主义”，更不能忍受计划经济，哀叹奴役之路矣。共产党批判他，煌煌几百万言。

他在朝为官，却不能听任蒋介石。在中研院就职典礼上，他当着蒋说：“总统说这些我不能同意”。蒋在胡适逝世之日时，日记本记之“暴卒”。

胡适成了国民公敌。

如今看来，正应了易卜生那句：“世界上最强有力的人就是那最孤立的人”。

有的人，死后方生。

胡适的时代是否到来，胡适及其思想的兴衰荣辱，或许，已然关系到中国的国运。

殷海光曾有断言：“当胡适处境艰难而胡适思想被人人喊打的时候，我们的国家就陷于不正常的艰难窘境之中；当胡适成为一个时代的代表人物，胡适的思想被人们普遍接受的时候，我们的国家则走向通往自由的健康之路。” 诚如斯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