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丹 – 方格子 – 2020-01-22

春節之前，中國的社群媒體上突然熱鬧起來。在嚴格的輿論控制下早已經奄奄一息的網路，現在似乎重新活躍起來。這主要是因為最近發生的一大一小兩件事情。

所謂一大，當然就是武漢發生的不明病毒導致的疫情。這場疫情的發展過程，跟當年的SARS疫情發展有相當的異曲同工之處，又明顯的地方當局瞞報事情的問題。1月17日之前，官方的數據還是說，武漢只有64例，還說疫情在可控管範圍內。但是這樣拙劣的謊言，很快就被無情的事情打破了。因為疫情已經蔓延到境外，例如香港就有了90例，怎麼可能武漢只有64例？怎麼可能全中國其他省份都是零病例？在輿論沸騰之下，國家衛健委最終出面接管疫情控管之後，武漢患者數量幾乎是一夕之間就猛增到將近200例，新增136例，毫無疑問，疫情已經擴散，當局已經知道無法繼續隱瞞下去了。問題在於：SARS的教訓並不遙遠，為何這次武漢疫情，又在開始階段就瞞報？現在春節在即，大規模人口流動即將開始，如此嚴重的疫情會對社會造成什麼樣的衝擊，目前難以預料。可以預料的是，對中共來說，現在面臨嚴峻的對於政治和社會穩定的挑戰。

所謂一小，就是中共元老何長工的孫媳婦，一個“紅三代”成員高露，竟然開著奔馳進入故宮，然後高調在微博上發出照片，這種囂張行為立刻在網路上引起了軒然大波，就連一向為當局辯護不遺餘力的《環球時報》總編輯胡錫進都承認，這不僅是炫富，而且是“炫特權”，這樣的炫特權當然引起公憤，當事人已經躲去了美國，但是相關討論仍然洪水一樣在網路上氾濫。當局一開始也曾經試圖通過刪帖等傳統方式壓制輿論，但是看到群情激憤，也只有睜一隻眼閉一隻眼了。紅二代，紅三代炫富炫特權，並不是深什麼特別新奇的事情，但是這一次引起的輿論反彈特別大，這才是值得觀察的地方。

這一大一小兩個社會事件的發生和輿論發酵，說明了幾個問題：首先，外界一致認為中共越來越加強對於社會，包括網路的控制，中國的公民社會沒有發展的空間，事實證明並非如此。或許最為敏感的一些事情，例如六四，高級領導人的腐敗等，可以被嚴格控制，但是對於有關民生的一些事情，只要是真的嚴重挑戰中國人的忍耐底線的事情，只要是引起群情激憤的事情，以中國之大，當局要想控制，恐怕是不可能的任務。因為這樣的事情，並非政治敏感，網民的恐懼度會比政治議題的討論小得多，相對而言，要壓制，成本也會更大。結論很清楚，不管怎樣嚴格控制，網路輿論還是會在中國的社會發展中起到重大作用。

其次，其實當局何嘗不知道高官子女的囂張會引發社會眾怒，因此也曾經反覆在黨內強調要管好自己的子女，但是百密一疏，突然冒出高露這麼一個膚淺，不明事理的紅三代，這是事先完全無法防範的。武漢的疫情也是一樣，當局再怎樣加強對社會的控制，但是疫情的出現，並不是可以預料和事先防範的。這兩件事情，表面看起來性質不一樣，但是其實都可以歸類為一種事情，叫做“突發事件”。任何一個政府，不管它如何小心防範社會風險，但是永遠無法防範突發事件。因此最終考驗的，還是制度的合理性，在這一點上，極權政治當然不如民主政治。這就是歷史上的極權政權，幾乎都被歷史淘汰的重要原因。中共也不會例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