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孙士东
有人说，他与胡适一样，是位“誉满天下，谤满天下”的复杂人物；也有人说，他是知识分子中唯一一个敢在老蒋面前跷起二郎腿说话的家伙。而傅斯年也姑妄言之：“谁都没有资格骂胡适之，只有我可以骂，只有我才有资格骂。”他也真胆大妄为：竟在一份关于蒋介石欲为孔祥熙（中央银行国库局案）说情的绝密件上勾出要害处，并在“委座”的名侧大笔一挥批道：“不成话。”
傅斯年对蒋介石忠贞不贰，最终上了他那条船，漂零到孤岛上，他赍志以殁，站着死在台湾大学校长席上。
傅斯年（1896－1950），字孟真，江西永丰人，生于山东聊城。家世颇显赫，祖上傅以渐是清朝第一任状元，荣登清宰辅位，故聊城的傅宅被称为“相府”。其父傅旭安系光绪二十年的举人，曾任山东东平县龙山书院山长，英年早逝。傅斯年是20世纪上半叶在中国知名度颇高的学者、社会活动家。
弃“国故”而创办《新潮》
称傅斯年的才干“百里挑一”绝不为过。他5岁进私塾，11岁读完十三经。乡邻皆知他是出口成章、下笔成行的神童。
青年时代的傅斯年
他年甫12，远离故土，负笈津门。1913年以优异成绩考入北大预科乙部（经史），与顾颉刚、沈雁冰、俞平伯、毛子水同窗。他的学习成绩出类拔萃，成为刘申叔、黄侃等国学大师们物色的“衣钵传人”。
孰料，傅斯年在胡适的引导下，毅然弃下“国故”，义无反顾地投入到新文化运动中去。1918年傅斯年与罗家伦创办《新潮》杂志，担纲主编，请胡适作顾问。校长蔡元培支持，月拨2000元作经费。1919年元旦创刊，“发刊旨趣书”由傅斯年执笔，宣称今日的北京大学，已经“脱弃旧型入于轨道”，不再是培养“一般社会服务之人”，而是以“培植学业”发展学问为目的……创刊号出版后反响十分强烈，重印三次，印数达1．5万册之巨。有评论说，这个追步《新青年》的《新潮》，“表现得甚为突出，编写皆佳”，超过北大教授编的《新青年》。
“人間最稀有的一個天才”
1917年9月，27歲的胡適從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學成歸來，受蔡元培之聘，出任北大哲學門教授，在講授中國哲學史時，胡一反前人傳統，將“中國哲學結胎的時代”定於周朝末年，把原來號稱五千年的歷史截去一半。當時在哲學門就讀的顧頡剛回憶：“這一改，把我們一般人充滿著‘三皇’‘五帝’的腦筋驟然作一個重大的打擊，駭得一堂中舌撟而不能下。”部分激進學生接受不了，開始醞釀鬧事“倒胡”。顧頡剛想到了在同學中頗具威望的同舍好友傅斯年，雖然傅不是哲學門學生，但“何妨去聽一聽呢”。
傅於是去聽了胡適的課。胡適後來回憶這件事時說：當時的北大學生“年輕但是卻相當成熟，而對傳統學術又頗有訓練”，“幾個學生學問比我強”，其中有“傅斯年、顧頡剛、羅家倫等人”。“那時候，孟真（註:傅斯年字）在學校已經是一個力量。那些學生們就請他去聽聽我的課，看看是不是應該趕走。他聽了幾天以後，就告訴同學們說：‘這個人書雖然讀得不多，但他走的這一條路是對的。你們不能鬧。’”這樣，胡適在北大才立穩腳跟。而後，傅斯年對胡適也從認可到欽佩，並追隨胡適大力推行“新文化運動”，成為胡適一生中最堅定的支持者。
时危始识不世才
“九一八”事变，北平学者集会，谴责日军侵华罪行，傅斯年即席讲演，首倡“书生何以报国”的话题，唤起了民众的觉醒，众人纷纷各抒己见。当时，日本为寻找侵华的借口，利用御用文人写文章，杜撰“满蒙”在历史上非中国版图之所有。为驳此谬说，傅斯年主持并邀史学界同仁，挑灯夜战撰写《东北史纲》，一面驳斥日本侵略者指鹿为马的胡说，以正视听；一面让国人了解东北历史，激发国人爱国的激情。同时，他又委人将《东北史纲》主要部分译成英文，递交给“国联”，使“国联”作出东北三省“为中国之一部，此为中国及各国共认之事实”的结论。
抗战开始了。将北大、清华、南开三校联合组成“西南联大”的方案是傅斯年提出的。抗战胜利的消息传到重庆，傅斯年高兴得成了疯子，在大街上一手拎酒瓶喝酒，一手把帽子挑在拐杖上乱舞……
抗战胜利后，胡适被任命为北大校长，时胡在美未归，由傅斯年代理。傅斯年一再表示：凡做了伪北大的教员的，复元的北大一律不聘。周作人、容庚即在此列，曾遭到傅的大骂。
傅斯年与胡适合影
1948年，傅斯年入選中央研究院院士，這除了是他個人學術的成就，恐怕他領導科研的成就所占比重更大。這屆院士81人，人文組28人中，史語所專任研究員、兼任研究員和通訊研究員占了15人。
甘為知識份子服務
1937年抗戰爆發，史語所隨其他教學科研單位一起撤到西南，西南聯大三所大學圖書館的藏書都沒能撤出，只有史語所未雨綢繆，將所裏二十多萬藏書及近十年考古發掘的寶貝，全部安全運到西南。梁思成主持的中國營造學社因為需要依賴史語所的圖書資料開展工作，因而在西南時便附屬在史語所。為逃避日軍對昆明的轟炸，史語所先是搬到昆明郊外的龍頭村，1940年又搬到四川的李莊，營造學社也如影隨形。李莊夏天悶熱，冬天濕冷，氣候對胸肺有毛病的人十分不利，再加上惡劣的生活條件和醫療條件，長期有肺病的林徽因大多數時間只能臥床，早些年因烈性肋膜炎耽誤了治療而留有後患的梁思永也感染上肺病，無法走動。傅斯年感到這樣下去無異等死，不取特殊手段不足以救命。1942年4月，傅斯年寫信給朱家驊，通過朱家驊向政府求助。信曰：
茲有一事與兄商之。梁思成、思永兄弟皆困在李莊。思成之困是因其夫人林徽因女士生了T.B.（註：肺結核），臥床二年矣。思永是鬧了三年胃病，甚重之胃病，近忽患氣管炎，一查，肺病甚重。……弟之看法，政府對於他們兄弟，似當給些補助，其理如下：……
傅斯年在列數了思成、思永及梁啟超的成就和影響後，又道：
總之，二人皆今日難得之賢士，亦皆國際知名之中國學人。今日在此困難中，論其家世，論其個人，政府似皆有所體恤也。未知吾兄可否與陳布雷先生一商此事，便中向介公一言。說明梁任公之後嗣，人品學問，皆中國之第一流人物，國際知名，而病困至此，似乎可贈以二三萬元。……
信發出11日未見回音，傅斯年擔心政府方面無能為力，於是又打起自己所的主意。他發現史語所醫務室存有大批藥物而暫時沒有需要，如賣出去可有相當收入，用這筆收入可對症買藥。他召開所務會商議後再度寫信給中研院總辦事處。信云：
查蔽所醫務室現存之藥，在兩年中可以收入二萬數千至三萬數千元（如照市價賣去，當可得六七萬，今只是用以治同仁生病之收入，故少）。擬於此收入中規定數千元為思永買其需要之藥之用（本所原備治T.B.之藥甚少，所備皆瘧、痢等）。此事在報銷上全無困難，蓋是免費（即少此項收入），而非另支用經費也。此意昨經蔽所所務會議討論通過，敬乞賜以考慮，並規定一數目，其數亦不可太少，至為感荷！
梁思永一家在李庄
一身“才气”“痴气”
傅斯年一生颇自负，天马行空，因对蒋忠贞不贰而获谤议，本属理所当然。但对他于社会之贡献似已成共识：他树立史料学派大旗，其《性命古训辨证》可为传世之作；创办中研院语言所，惨淡经营20年，成绩卓著；出任北大代理校长，重建战后北大和执掌台湾大学。
傅斯年在工作
在用人上，他打破人情、地域观念，不讲背景，唯才是举。他有句名言：“总统介绍的人，如果有问题，我照样随时可以开除。”对部属管理甚严，大学毕业生到研究所，先关门读三年书，第四年才准许你发表文章。一次，他发现一位年轻助研冬天好晒太阳，不刻苦。某日，他有意堵在门口，不让其出门，不客气地说：“你昨日已晒够了。”他注意在小节上培养部属的节操，一见有人用公家信笺写私信，马上发布告告诫。他严于律己，南京夏天燠热，他人胖，烟瘾又大，在阅读北宋刊的《史记》、《敦煌卷子》等珍贵资料时，坚持不开电扇，不抽烟，精心保护。他对下属生活十分关心，事必躬亲。抗战时，史语所迁在四川李庄山坳里，供给困难。他亲自给专员写信“请您不要忘记我们在李庄山坳里尚有一批以研究为职业的朋友们，期待着食米……”有人说他脾气来了，是炮，温柔起来，像猫。有个半真半假的笑话，在南京史语所时，工友老裴最希望傅先生发脾气，说他上午发了脾气，下午某杂志送来一笔稿费，他就一股脑儿送给老裴买酒，人情味很浓。抗战时在昆明，陈寅恪住三楼，他住一楼。每次警报一响，大家“入土为安”，往楼下防空洞跑。而他却向三楼把患眼疾的陈寅恪扶下楼来，一起进洞。在台大当校长，他常去光顾夜市馄饨摊子；蹲在马路边上研究地摊上的象棋残局；给小书店写招牌。他给台湾大陆书店写条幅：“读书最乐，鬻书亦乐；既读且鬻，乐其所乐！”谐趣百出。1950年12月20日，作为台大校长的傅斯年在一次大会上侃侃而谈自己的办学方针和理想，言毕，突然昏倒，不再醒来。傅斯年逝世后，官方人士宣布傅斯年校长于20日夜“弃世”。12月31日，傅斯年追悼会在台湾大学法学院礼堂举行，有5000余人参加。蒋介石亲临致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