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智效民3 智效民3

最近看到两篇文章，都与武汉疫情有关。

一篇是某女士从美国回来看望女儿，在封城前夕抵达武汉，没想到女儿正在海南旅游。在朋友帮助下，她南冲北突，终于经上海返回美国。入关时尽管她主动交代来自武汉，但海关人员根本没有疫情观念，让她直接走人。

相比之下，一位女留学生在俄国的遭遇就特别凄惨。她说，当地人见了中国人避之唯恐不及，公交车不让上，饭店不让进，在学校食堂吃饭，许多同学也躲得很远。

一个是许多人眼里的敌国，另一个是他们心目中的友邦，为什么会出现敌国无敌意、友邦不友好的现象呢？这恐怕要从两种制度、两个文明上寻找原因。

其实，中国知识分子对苏俄的本质早有认识，著名植物学家胡先骕就是其中一位。

胡先骕一生在学术文化上至少有四大贡献：第一，他是中国植物分类学奠基人，他与同事共同发现的被称为植物界“活化石”的水杉，曾经在世界科学界引起轰动。第二，他参与创办的静生生物调查所及其附属机构庐山植物园，是近代中国建立较早且颇有成就的科研机构；第三，在担任大学教授和大学校长期间，他培养了一大批优秀人才。第四，五四期间，他作为“学衡派”的一大重镇，曾参与“文言与白话之争”，这场争论对新文化运动的发展具有建设性作用。

到了1946年9月，针对当时复杂的国内外形势，他在《观察》杂志发表《中美英苏之关系与世界和平》一文。文章指出：“自今日之形势观之，苏联对于中国所加之劫持，与在东欧之争霸权，实足以妨害世界和平之建立。”需要注意的是，当时内战已经打响，而支持发动内战的幕后黑手，就是一年前与我国政府签订《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的苏联。所以胡先骕把苏联当作劫持中国的敌人，乃不刊之论。

1947年6月，胡先骕在天津《民国日报》发表《再论中美英苏之关系与世界和平》。文章认为：“苏俄绝无与中国友好之愿，得寸进尺，割我疆土，杀我人民，掠我物资，阴谋颠覆我政府，……将我置于彼魔掌之下。”

1948年3月，胡先骕在《经世日报》发表《今日自由爱国分子之责任》。该文根据司徒雷登的建议，提出真正自由的爱国人士应该组建一个政党，以便形成一种健康的力量。同年夏天，胡先骕在静生生物调查所邀请张肇骞、唐进、汪发缵、冯澄如等人成立社会党。

9月上旬，天津《大公报》发表《中国的出路》（又名《社会党政纲》）。该文由王聿修执笔，因发表时由胡先骕等12位教授联合署名，所以又称为“十二位教授宣言”。

9月底，胡先骕赴南京参加中央研究院成立20周年纪念会并当选为该院院士。与此同时，由于内战正在如火如荼进行，所以他又与任鸿隽商谈静生生物调查所的南迁事宜。

就在这时，中共地下组织开始与胡先骕秘密接触，希望他能留在北平。最初做这一工作的是静生生物所冯澄如的儿子冯钟骥。此人当时正在北平崇实中学读书，胡先骕看他年轻，提出要见中共的“高级代表”，于是中共地下组织派杨伯箴与他见面。杨当时30多岁，是中共北平中学委员会书记。他与胡先生秘密见面以后，让胡打消了离开北平的念头。有人说，当时胡先生已经拿到离开北平的机票，但是他的家属得不到机票，这是他留下来的真正原因。

尽管人们不知道杨伯箴与胡先骕谈了些什么，但是在1949年以后，官至教育部副部长的杨伯箴显然并没有兑现承诺。于是，静生生物调查所首先失去了独立地位，胡先生也在一次次运动中受到批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