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智效民

1925年11月底，北京爆发了“首都革命”。这次革命以推翻段祺瑞执政府和建立国民政府为目的，由李大钊、陈启修、朱家骅、顾孟余等人领导，是国共合作的产物。

革命从28日开始，先后在神武门、天安门召开国民大会。据报道，第一天有三万多人参加，第二天达到五万左右。

大会在演讲和通过决议以后，组织了大规模示威游行。游行队伍按军队建置，设立了总司令、副司令，并组成戴红袖标的学生敢死队和工人保卫队。他们兵分几路，高呼“打倒奉系军阀”、“打倒段祺瑞卖国政府”的口号，包围了执政府，占领了警察总局和邮电局等要害部门。

其中一路，手持“打倒晨报及舆论之蝥贼”等标语，直奔位于宣武门大街的晨报馆。不一会儿，报馆接待室起火，室内陈设全部被砸。幸亏消防队及时赶到，火势才被控制。

据《晨报副刊》的主笔徐志摩说，大火之后，“馆员们的衣服，听差们的被褥，厨子们的家当，会客室里的新制（置？）的一套沙发，壁上挂的画片，全没了”，但是机器和稿子却没有受到什么损失。

为什么晨报馆会遭此劫难？主要有两个原因。

第一，《晨报》被视为研究系机关报。研究系的全称是“宪*法研究会”，其领导人是梁启超和汤化龙。因为主张宪*政，所以被主张革命的国共两党视为仇敌。当年汤化龙在海外遇刺身亡，就是国民党干的。

第二，1925年10月徐志摩担任副刊主笔以后，发起一场“对俄问题”大讨论。在讨论中，由于反对苏俄的一方占了上风，让依赖苏俄的政治力量恼火之至。

“对俄问题”大讨论是由陈启修的一篇文章引发的。文章题目是《帝国主义有白色和赤色之分吗》，其目的，是为苏俄在中国的行径辩护。

陈启修又名陈惺农、陈豹隐，是《资本论》的最早译者。他的文章在《晨报副刊》发表后，著名政治学家张奚若以《苏俄究竟是不是我们的朋友》为题，进行反驳。

文章写道：帝国主义国家仅仅吸取我们的资财，桎梏我们的手足，苏俄竟然收买我们的良心，腐蚀我们的灵魂；帝国主义只想愚弄我们的官僚和军人，苏俄竟然愚弄我们的青年和学者；欧战后帝国主义还高唱尊重我们主权的口头禅，苏俄竟然无缘无故地占据了我们的外蒙古；帝国主义只能暗中帮助吴佩孚张作霖，苏俄竟然明目张胆地在广东做我们的高级军官和外交官……。你说它不是我们的敌人是什么？

文章发表后，在社会上引起很大反响。许多新闻界和知识界的著名人士都参与了讨论。在短短一个多月里，仅《晨报副刊》就发稿近３０篇，并开辟了“对俄问题讨论号”专栏。

徐志摩认为，中国对苏俄的问题，至今是个不曾开刀的一个毒瘤。尽管里面脓水已满，却没有一个人去触动它。张奚若敢于捅破这个毒瘤，是这个最无耻的时代里能够挺身而出的最知耻的人。

有意思的是，在此之前，徐志摩向张奚若约稿，张写的第一篇文章是《副刊殃》。文章一开头就说，副刊整天胡说乱抄，毒害青年，还不如一把火烧掉。为此，徐志摩写了一篇很长的“附注”，说张奚若是一位“炮手”，是一个“硬”人，有了他的支持，办副刊就不孤单了。没想到的是，张奚若的这句气话，居然会一语成谶。

胡适与张奚若、徐志摩是最好的朋友，基于实验主义的哲学立场，他没有参与这次讨论。不过，在火烧晨报馆事件发生以后，他立即向陈独秀表达自己的意见。当时陈独秀反问他：“你认为《晨报》不该烧吗？”

这对胡适刺激很大，他在信中对陈独秀说：几十个暴动分子围烧一个报馆，这并不奇怪。但你是一个政党的负责领袖，对于此事不以为非，而以为“该”，这使我深感诧异。胡适指出：你我是共同发表过“争自由”宣言的，争自由的唯一原理，就是大家要能够容忍异己的意见与信仰。从这个角度来看，凡是不承认异己者自由的人，就不配争自由，也不配谈自由。在这封信的最后，胡适忧心忡忡地说：“我怕的是这种不容忍的风气造成之后，这个社会要变成一个更残忍更惨酷（残酷）的社会，我们爱自由争自由的人怕没有立足容身之地了。”

顺便说一句，胡适在苏俄问题上饱受学界非议，我认为是一种误读或误会。

除此之外，火烧晨报馆事件受到知识界和舆论界的普遍谴责。《现代评论》以《首都的革命运动？》为题发表短评，认为晨报是一个言论机关，不应该使用暴力去摧残它。著名学者燕树棠以《爱国运动与暴民运动》为题发表文章说：“有一派主张激烈的人要假借这几次国民大会的名义，利用青年报复的心理，买动城中无业的匪徒，乘政治变动的时机，达到他们扰乱治安，制造恐怖的目的。……这种暴民运动破坏社会生存的基础，不减于军阀土匪的行动。（因此）火烧晨报馆是空前未有的侵犯出版言*论自*由的暴行。”

12月7日，《晨报副刊》停刊一周后继续出版。徐志摩在《灾后小言》中说：“火烧得了木头盖的屋子，可烧不了我心头无形的信仰……”。

说实话，我对诗人徐志摩不很熟悉，但是对报人徐志摩充满敬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