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一 真 溅 雪 来源：北京之春
前 言
对于毛泽东(以下简称毛)的评价近年有一种颇为流行的论调，那就是毛这个人虽然犯了许多错误，甚至是许多不可宽恕的罪行，但毛“建国”还是有功的。其实“建国”这两个字用得实在有些荒谬，凡是有点历史知识的人都知道，早在大约四千年之前的夏代中华民族就已经在中国这片土地上建立了奴隷制国家，毛所建立的不过是一个新的政权━中华人民共和国而已。所以“毛泽东建国有功”准确地说应改为“毛泽东建政有功”，对这一点早已有许多有识之士论述过，这里就不多说了。
我们看一个人、一个政党在建立一个新政权时，有功还是有过、甚至是有罪，就要从以下三个方面来观察分析。
第一个方面是看建立这个政权的动机、目的是否符合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潮流、是否有利于社会的发展与进步；第二个方面是看其建政的过程与手段是否合理合法、是否光明正大、是否符合人类公认的伦理道德和价值准则；第三个方面是看这个政权建立之后，是否推动了这个国家社会的发展、文明与进步。
毛和中共夺取政权建政的动机与目的
首先我们来看第一个方面：毛和他的中共帮伙们在中国从事共产革命建立新政权的目的，是要在中国建立一个列宁、斯大林在苏俄建立的苏维埃模式的共产极权政权。这个政权是以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无产阶级革命、无产阶级专政和剥夺一切私有生产资料和私有财产建立公有制经济为其指导思想和理论基础的。
马克思坐在伦敦大英帝国图书馆的阅览室里，心安理得地喝着恩格斯从他自己的工厂里的工人们那里(按照他们自己的说法)剝削來的工人们的血汗；以及他的贵族出身的夫人燕妮小姐，从她的贵族家族那里继承来的工人农民们的“剩余价值”(按照马克思自已关于只有工人和农民的具体劳动才能创造社会财富和剩余价的理论，马克思本人从未从事过任何创造社会财富和剩余价值的工作或劳动，只有偶尔在报纸、杂志上发表的几篇宣扬他那共产主义空想的文章为他带來了一点微不足道的收入) ；享用着被他称之为“腐朽、没落必将走向死亡的资本主义社会”的新闻自由通过报章、杂志提供给他的无尽资料；带着极端的偏见，从这些资料中选取资本家残酷压榨工人、贵族地主欺压剝削农民的典型事例，和早期资本主义社会的一些弊端加以普遍化、绝对化，从而创造出來的以阶级斗争、暴力革命、无产阶级专政和消灭生产资料和财产私有制为基础的“马克思主义”。
这个主义为全世界处于饥寒交迫状况下的劳苦大众，和身处腐败、落后社会又救国无门的知识份子和社会精英们描绘了一幅没有阶级、没有剝削、没有压迫、人人平等、各尽所能各取所需、每个人都能自由发展的、极具诱惑力的美好社会(共产主义社会)的虚无飘渺的远景。这一极具诱惑力的美好社会远景，成功地、大大地淡化了人们对实现这一完全不可能实现的理想所采取的残暴手段，以及实现的过程将对人类社会和文明带来多么巨大的灾难的思考和恐惧。
从马克思的共产主义理论诞生(十九世纪中)到整个卄世纪的一百数十年中，凡试图按照这一理论改造社会的许多尝试，没有一个成功的先例：从一八七一年的巴黎公社、一九一七年十月革命建立的苏联、上世纪卄年代的蒙古人民共和国，到二次世界大战后建立的波兰、东德、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南斯拉夫、阿尔巴尼亚、北朝鲜、中华人民共和国、越南民主共和国、古巴共和国、红色高棉(自称“民主柬埔寨”)、老挝等，无一不是给自己的国家和社会带来了史无前例的社会的倒退、文化毁灭、道德论丧、人性泯灭、心灵恐惧，以及民众的大量死亡和其他无穷无尽的深重灾难。目前除中国大陆、北朝鲜和古巴仍在不顾民众死活地苟延残喘之外，无一不以失败告终。
这说明中国早期的那些共产主义者如陳独秀、李大钊、张国焘、李达……等，以及后来上世纪三、四十年代投身共产革命的知识份子和热血青年，他们当中有许多是怀抱救国救民的理想，在共产国际和俄共(布)的宣传蛊惑和金钱支持之下，误认为共产主义可以救中国，他们的动机虽高尚，但目的和道路都已被历史事实证明是错误的。
而毛泽东与这些人不同，他投身中国共产革命运动的目的，不是为了救国救民、更不是为了实现什么共产主义的“伟大理想”，而是利用这个上世纪卄年代前后十分时髦又极具蛊惑力的共产主义运动来实现他内心的帝王梦。
实际上毛对马列主义并没有什么兴趣，甚至缺乏最起码的了解。这从他在一九二七年秋收起义时填的一首词：《西江月.秋收起义一九二七年》中便可看出。他在这首词中的前两句写道：“军叫工农革命，旗号镰刀斧头”。在这里毛连共产党党旗的徽记都搞不清，把镰刀斧头当作镰刀鎚子。
即使在后来他担任中共最高领导职务以后，他也从来没有认真研读过他所宣扬的马列主义的任何经典著作。他后来的许多讲话和写作中引用的马列主义理论和原文，都是熟读马列经典著作的陈伯达和毛的秘书们为毛提供的。
毛出生于中国内地湖南省湘潭县一个闭塞的小山村──韶山冲。其父是一个自私、尖酸、刻薄的小土财主，毛的性格深受其父的影响，毛从小接受的是四书五经之类的封建主义教育。即使后来到长沙求学，接受较为现代的教育，毛仍对现代的自然科学、世界历史和现代的民主政治丝毫不感兴趣。仍然专注于中国的古典文学和中国历史。
毛一生最感兴趣的是总结中国历代帝王玩弄权术、驾驭臣民经验的《卄四史》和《资治通鑑》这两部书。一直到死毛都把这两部书放在他那放滿陈腐的线装书的大床的床头，以便隨时查阅，从中吸取玩弄权术的知识、经验和灵感。
在早期的四书五经封建教育，和后來中国的古典文学以及中国历代帝王统治权术历史的燻陶之下，在毛的思想深处逐渐滋生出了一种想当封建帝王的思想。
早在一九一零年秋，毛还在湘乡东山小学求学时，就在一首改写前人的《咏蛙》诗中写到：闲坐池塘如虎踞，绿杨树下养精神。春來我不先开口，哪个虫儿敢作声！其帝王思想已跃然诗中；在一九二五年秋，毛在他填写的一首词《沁园春．长沙一九二五年秋》中写有“怅寥廓，问苍茫大地，准主沉浮”、“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粪土当年万户候。”这样的词句；一九三六年二月毛在他填写的一首词《沁园春.雪》中写到：“惜秦皇汉武，略输文采；唐宗宋祖，稍遜风骚。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只识弯弓射大雕。俱往已，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这些词句中无不流露出毛的封建帝王思想。
毛的帝王思想在延安与丁玲的谈话中也暴露无遺。毛在与丁玲的谈话中把延安比做一个小朝庭，把他的手下封的封宰相、封的封大臣，还要把丁玲封为妃子(详：《炎黄春秋》1993年第7期《别了莎菲》一文中记录的在延安毛与丁玲的谈话内容)。
到一九四九年当毛和他的党中央刚从西柏坡迁入北京，毛和他的手下们一起游故宫时，在太和殿毛坐在皇帝的龙椅上对同行的人说：“我今后就在这里办公”(大意如此，原话己记不太准了)因为同行的人都知道“皇帝”这个名称在中国太臭，毛在太和殿办公、坐龙椅豈不成了名符其实的“皇帝”？这必将召致全国人民的反对。在手下人的劝阻之下，毛才不得不放弃了这一打算，改在中南海的丰泽园办公。
还是在延安时代，一次毛问他的俄文翻泽师哲：总统与皇帝有什么不同？师哲按政治学的观点向毛解释了一番，不料毛听后哈哈大笑，对师哲说：“其实都是一样的！”一九五O年毛在送给他审定的庆祝五一劳动节口号的稿件上，亲自加上“毛主席万岁！”这一条。因为在中国历史上只有皇帝才可以称做万岁，此时毛已把自己当作是中国的皇帝了。
从上面的事实可以看出毛参加共产革命建立新政权的目的是披着极具诱惑力的共产主义的外衣，以实现自己打江山、坐天下的帝王梦，使自己成为现代的“毛始皇”，以建立千秋万代的毛氏王朝(这从毛晚年打祘他死后先把“皇位”即党中央主席先传给江青，再由江青传给毛的姪儿毛远新这一安排便可看出)。所以说毛和中共建政的目的和动机都是与人类社会进步的潮流相违背的，是反动的、错误的。
毛和中共夺取政权建政所使用的手段与途径
再看毛和中共是通过什么样的手段和途径來实现他打天下、坐江山的帝王梦的。一九二七年秋收起义失败后，毛带着他的残兵败将投靠在井岗山占山为王的袁文才、王佐的土匪部队。站稳脚跟后，马上找借口把袁、王二人杀害。
当朱德、彭德怀先后带领南昌“起义”和平江“起义”的残部到井岗山与毛汇合之后，因朱、彭所率部队都是能打仗的正规军，人数也比毛所率领的以农民赤卫队为主的乌合之众要多。毛通过加強军队党的建设和领导的方式对朱、彭进行打压、排挤，最终把军队的领导权掌控在自己手里。
由于毛当时虽然还不是中共的主要领导，但在井岗山和后来的中央苏区毛是总前委的最高领导人。毛的专权、喜欢玩弄权术和心狠手辣招致许多人对他的不滿。于是毛便以“粛反”和“肃AB团”的名义，首先对敢于直接批评毛和对毛不滿的中央苏区的党政军干部甚至普通党员和士兵进行大屠杀。这股以“粛反”和“肃AB团”的名义进行的大屠杀风，很快便刮到了全国其他苏区，据统计在这场大屠杀中，全国各苏区总共杀了约十万人。难怪中共元老之一的薄一波在谈到此类事时说：“死在自己人手中的共产党员比死在国民党手中的共产党员多得多”。
此事毛应付主要责任。当时中共中央曾派出一个三人小组专门调查此事，三人小组中的顾作霖当面斥责毛：“毛泽东从来不检讨自己，而一味武断地把反对你的同志当作反革命杀了！你是什么立场”。毛对同志的屠杀、专权、玩弄权术和不择手段，虽招致中共中央和苏区党政军绝大部份干部和群众的不滿。但毛的冷酷、凶残、狡诈和不择手段却赢得了共产国际最高领导人斯大林的赏识。斯对共产国际的领导人和中共驻共产国际的代表说：毛这个人能成事。
毛有了这个后台，尽管毛在上世纪卅年代前后所作所为，召致从中共中央到苏区党政军干部和群众的的普遍不滿。但依靠共产国际领导，并提供金钱和武器的中共中央谁也奈何不了毛。相反毛通过恐怖手断，依靠共产国际背后的支持，不断巩固和提高了自己在党内和军内的地位。不过由于毛的冷酷、凶残、狡诈和不择手段在党內、军内引起了对毛的恐惧和不滿，所以尽管有共产国际的支持，从一九二七年上井岗山起，一直到一九三五年中共遵义会议前，毛一直未能成为中共的最高层领导人。
到一九三五年一月召开的中共遵义会议上，一方面由于党内、军内对以王明、博古和李德的左倾教条主义，导致红军由江西一路败退到贵州的不滿；同时红军又面临生死存亡的險境。此时毛在井岗山、江西苏区打游击战、运动战的经验，以及毛的冷酷、凶残、狡诈和不择手段虽然令人反感，但在这关系中共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这些却成了有可能使红军脱离绝境起死回生的“宝贵”资源。所以毛在遵义会议上被选进中共政治局常委，并进入以周恩来为组长的三人小组(另一人为王稼祥)协助周恩来负责军事指挥。张闻天接替博古被选为中共中央最高负责人。
在以后的“长征”和到达陕北之后，毛玩弄权术发动“整风运动”、“搶救运动”拉拢王稼祥、康生、刘少奇、林彪……等人打击、中伤王明、博古、张国焘、张闻天、周恩來、朱德、彭德怀……等人，和一大批怀着美好共产主义理想投奔延安的有独立见解、敢于对毛和中共持批判态度的知识份子和青年学生。毛不惜采取无情批判斗争、关押、毒害直至酷刑、残杀等方式加以无情迫害。
在毛通过这种“整风运动”、“搶救运动”造成的在党内、军内从上到下人人自危的恐怖氛围中，毛反客为主，使自己攫取了中共政治军事上的实际最高领导权。
直到一九四五年中共在延安召开的“七大”上，毛在刘少奇、康生、王稼祥、陈云、林彪……等的吹捧、拥戴之下，经那些在“整风运动”、“搶救运动”中被吓破了胆的中共七大”代表的“一致”通过，才“正式”成为中共名义上和实际上的最高领导人，至此毛为实现他的帝王梦迈出了决定性的一步。。
毛为了实现其要当封建帝王的梦想，毛和中共不顾当时中国面临列強特别是日本、苏俄侵略、欺压和国内军阀割据、土匪横行、民不聊生这种危急局面。在共产国际(实际上是苏俄)的怂恿和金钱支持之下从一九二七年八月一日南昌“起义”开始，在全国多处地方鼓动民众(主要是农村无业游民)发起武装暴动，建立苏维埃政权，形成武装割据。毛和中共当时除了发动依靠士兵之外，主要是发动依靠农村、城镇里那些地痞、流氓、懒汉和光棍(农村里把那些靠敲诈勒索为生的无赖称作光棍)毛把这些社会渣滓视为其“共产革命”的主要依靠对象。
写到这里笔者不由得想起与岳父的一次谈话，有次岳父来我家小住，因岳父的老家汨罗市新市镇（汨罗市原属湘阴县，１９６６年从湘阴县划出成立汨罗县后改为汨罗市）以前也搞过苏维埃、赤卫队。我开玩笑地对岳父说：“您那时为何没有参加苏维埃和赤卫队？如果参加了，又没有死，到现在至少也是个师长、军长或地委书记、省委书记”。不料岳父听后立即正色对我说：“你把我当作什么人？我们老实本份的作田人(岳父的乡下把种田叫作田)，哪里会去参加什么苏维埃、赤卫队？只有乡里的那些懒汉、二流子才会去搞这种事”。由此可见毛和中共当时依靠的都是些什么人，毛把这些人称作“农村无产阶级”是毛和中共建政过程中和建政后依靠的主要对象。
毛和中共为了利诱、胁迫农民参加苏维埃、赤卫队和红军，每占领一个地方就把从商人、地主、富农、国民政府的党政军官员家属那里劫夺来的财富除自己留下的之外，都強制分给农民和城市贫民，哪个不要，便是同情反革命，立即会招来横祸。同时又胁迫农民和城市贫民都要亲自动手参与对商人、地主、富农和国民党官员家属的斗争、迫害、殴打和残杀。这些被胁迫的农民和城市贫民，因害怕国民党军队打过来时遭到报复，只好离开父母或抛妻别子参加中共、参加红军去为毛和中共打江山。毛和中共就是用这种制造仇恨和惨无人道的胁迫手段来扩大红军和发展自己的势力的。
这种方式对中国农村社会的破是极其严重的。笔者在上世纪七十年代，为生计曾到湖南浏阳与江西铜鼓(这都是当年毛和中共闹革命的地方)交界处修公路，因想把户口迁到浏阳官渡深山里一个叫陈坑的、只有七个人的生产队去(此事后因当局严禁农民迁徙而告吹)，在深山里走了好几十里被一人多高的冬茅草掩没的山路。在那种荒无人跡的深山老林里，居然每隔三里或五里便可见到一个盖着青瓦的茶亭。这是从前有钱人家做善事，出钱在路边修建的，免费供路人歇凉、喝茶解渴的处所，足见从前这条路并不如现在这样荒凉。
我回到工地后，问一位在浏阳一带打工流浪多年的宁乡民工(他曾在那一带的深山里以焼炭谋生)张某，为何山里人烟那么稀少？那么荒凉的路上为何每隔三五里就有一座荒废了的茶亭？张某告诉我：“这祘什么，我在山里还见过不少一个人都没有的废弃的村庄哩！”张某对其中原因也不甚了了。
后来我向我的房东六十多岁的陈爹打听后才知道，原來毛和中共在当地闹革命时，每占领一个地方就胁迫当地农民杀一批地主、富农和国民党官员的家属、瓜分了他们的财产。到国民党打过来时，又把那些手上有血债的农民和红军的家属杀了一些，如此反复多次之后，剩下那些没有被杀的农民也被吓得逃到外地谋生去了。这样就剩下了这些空无一人的被废弃的村庄。
从毛和中共在上世纪三十年代前后，在湘贑两省交界处进行共产革命，建立苏维埃政权进行武装割据时，对当地农村社会所造成的惨重破坏，到我上世纪一九七三年秋季到那里所看到、听到的情况表明：虽然历经四十年右右漫长的时间，毛和中共所采用的共产革命的手段对当地社会所造成的惨重破坏都还没有被恢复过來。
毛和中共及红军打着北上抗日的幌子到达陕北刘志丹、高岗、谢子长……等创建的根据地后，毛重施上井岗山时对付袁文才、王佐的故技，喧宾夺主，夺取了陕北根据地的领导权。由于刘志丹在陕北极孚众望，成为毛心头大患。毛以扩大陕甘宁根据地进行东征的名义，命刘率部东渡黄河进入山西，与山西军阀阎锡山所部作战。不久刘就不明不白地“战死”在山西。对于刘的死，现有多种说法，有的说是毛借刀杀人(借阎锡山之力将刘杀害)；有的说是遭毛派人暗祘(因致刘于死地的子弹是从他背后打进去的)。
毛和中共打着抗日的招牌到达陕北后，不但未履行其向全国发表的“团结一致共同抗日”的诺言，毛反而认为日本侵略中国对毛和中共夺取江山有利、可以利用日本对中国的侵略牽制国民政府围剿陕北红军的兵力。
与此同时毛和中共不顾东北沦亡、华北危急的險恶时局，利用反动军阀东北军的张学良、和西北军的杨虎城想取蒋介石而代之的阴暗心里，蛊惑、怂恿张、杨二人打着逼蒋抗日的招牌，于一九三六年十二日十二日发动了给中华民族带來了至今仍未穷尽的深重灾难的“西安事变”。
在“西安事变”中，蒋介石和国民政府被迫答应停止剿共，国共联合抗日。这一事变使濒临灭亡的中共得以苟延残喘，并利用抗日战争的机会，假抗日真发展，最终夺取中国大陆的政权。
毛和中共在抗日战争期间，不打日、伪，专门发展壮大自己，使毛和中共的军队从一九三五年到达陕北时的不足万人（此外，还有刘志丹等的陝北红军一万余人），发展到一九四五年抗战胜利时的一百卄余万正规军另有一百数十万民兵、游击队，为中共以后打江山和毛实现其帝王梦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在抗日战争期间，也就是中华民族面临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毛和中共为他们打天下、坐江山夺取全国政权的一己一党的私利，居然置国家、民族的利益于不顾。不仅消极抗日与日伪政权勾结，彼此暗通款曲，向日伪出卖国民政府军事情报。甚至多次从背后袭击国民政府的抗日武装，大肆收编土匪部队和敌后抗日武装力量以扩大自己的实力。
毛在抗战期间在延安多次告诫他的同志们：“为了发展壮大我党的武装力量，在战后夺取全国政权。我们党必须遵循的总方针是：一分抗日，二分应付，七分发展”；“要冷静，不要到前线去充当抗日英雄”；“要避开与日军的正面冲突，绕到日军后方去打游击”；“要想办法扩充八路军、建立抗日游击根据地”；“要千方百计地积蓄和壮大我党的武装力量”。“对政府方面催促的开赴前线的命令，要以各种借口予以推拖，只有在日军大大杀伤国军之后，我们才能坐收抗日成果，去夺取国民党的政权。”、“一些同志认为日本占地越少越好，后来才统一认识：让日军多占地才爱国，否则便成爱蒋介石的国了。”
在毛的这种卑鄙思想的指导之下，中共所属八路军、新四军在敌后游而不击，一味扩大地盘、扩大武装实力。在整个八年抗战中，毛和中共领导的军队从來没有和日军打过一场象样的战斗。就连被中共大肆吹嘘的所谓一举歼灭日军一千余人的“平型关大捷”，也不过是林彪所率八路军115师利用阎锡山指挥的国军与日寇在平型关一带激战的机会，在趙家峪伏击了日军一支四百余人的辎重部队。据日本战史记载，在赵家峪的战斗中日军仅战死167人、伤94人。
另一被中共大肆吹嘘打死打伤日军20645人、伪军5155人的“百团大战”。据日本战史记载，在这一战役中日军战死302人、战伤1719人、伪军伤亡1202人。就是这样一场时间虽长，但规模却不大的战役，还多次受到毛的批评，认为暴露了实力、招致了中共武装的损失。此后毛和中共就连这样规模的战斗都再也没有和日军打过。
新四军在抗日战争中的表现就更差。据一九九五年抗日战争胜利五十周年中央电视台拍摄的一个系列纪录片(主要是纪录采访原新四军当时还健在的老干部的实况)报导，当时采访了一位原新四军的老干部，这位老干部非常“自豪”地对记者说，他所在的部队有一次与日伪军打了一个“大仗”。共打死日军卄四名、伪军一百卄余名，他对记者说这是新四军在江南与日伪军打的最大的一场战斗。这三场战斗就是自吹为抗日战争的中流砥柱的毛和中共所领导的八路军和新四军与日伪军打的最大的战斗。
毛为了实现自己打天下，坐江山的帝王梦，为了保存和扩大毛和中共的实力，借助日军削弱国军的实力，以便战后从国民政府手中夺取政权，毛竟指示新四军政委饶漱石与汪伪政权和日寇暗中勾结。铙指派潘汉年、杨帆去南京、上海与汪伪和日寇特务机关联系。双方商定彼此互不攻击对方、双方交换有关国军的军事情报。毛和中共为了夺取政权不惜充当卖国贼和汉奸(因铙、潘、杨三人知晓毛和中共的汉奸行径，毛为防止其汉奸行为暴露，“解放”后不久便以高饶反党集团为借口，把他们三个关进秦城监狱，饶、潘被折磨致死，杨虽熬到改革开放后才被释放出狱，但也已精神失常)。
由于毛和中共不抗日，反而多次背后袭击抗日的国民政府军队，被国民政府断绝了经济来源。毛和中共为了维持他们自己和军队的开支，除了在“边区”加強对民众(主要是农民)的横征暴敛，导致边区民众怨声載道[註：1]之外，竟然在国难当头、中华民族面临生死存亡之际，在边区大力种植祸国殃民的鸦片(中共为欺骗国内民众和外国友人美其名为“大生产运动”)大量运往国统区和沦陷区销售。祸害那里的民众，以此來换取维持边区政府、扩大武装和根据地所需之经费[註：2]。毛和中共为一己一党之私利不择手段居然到这种连土匪都不齿的地步。
抗战胜利前夕的一九四五年四月卄三日至六月十一日召开的中共七大上毛和中共就制定了抗战胜利后夺取全国政权的计划。到同年八月十五日日本宣佈无条件投降时，毛和中共立即命令它那在“敌后根据地”游而不击、以扩充实力为己任、从未正式抵抗过日伪军的“八路军”和“新四军”迅速出动在日伪占领区搶占地盘，收编日伪军扩大实力和势力范围。
到抗战胜利初，毛和中共迫于国内民众和舆论反对内战和要求和平、民主的呼声和压力，不得不装出赞成建立和平民主的新中国的姿态，以骗取国內外人士的支持与同情，毛不得已亲率中共代表团赴重庆参加国共和谈。毛临赴重庆之前交待他在全国各地的部下挑起内战制造磨擦。毛对他的部下说：“你们打得越好(指与国民政府军队之间的战斗)，我在重庆就越安全”。
毛和中共利用和谈作掩护，为大规模内战作准备，命令在江南华东一带的中共军队日夜兼程迅速趕往东北，从占领东北的苏军手中接管城市、乡村，接受苏军缴获的大量日军装备，收编日伪军和土匪部队。又通过“土改”脋迫、蒙骗大批农民参军。这样林彪率领出关的中共军队很快便从十几万人扩大到一百卄余万人(据新近解宻的资料表明：林彪的第四野战军在东北收编了四十余万训练有素的伪军，另有十万日军编入了第四野战军的战斗序列，苏军还向第四野战军移交了可装备六十万人的日军装备)。与此同时，毛和中共极其狡诈地利用国民政府的新闻、舆论自由(尽管是有限度的，但与中共建政后对新闻舆论的严格控制相比，可以说是非常自由了)颠倒黑白、捏造事实、掩盖真象、制造假象反而把内战的责任推到国民政府的头上，并对国民政府的所作所为进行抹黑。
大规模內战爆发后，毛和中共打着建立和平民主的新中国、反独裁、反专制的幌子，成功地掩盖毛和中共的凶残、狡诈、为达目的不择手段、独裁、专制、蔑视个人生命的真实面目。巧妙利用民众、特别是知识份子、青年学生对和平民主的新中国的向往，和对国民政府存在的贪污腐败现象的不满，通过宣传鼓动挑起各界人士对国民政府的不满骗得了民心。
在“解放战争”初期毛和中共为了弥补在武器装备上的不足不惜采取惨无人性的“人海战术”，以牺牲大量中共士兵的生命来赢得战争的胜利。更有甚者是毛和中共为了取得胜利夺取政权，有时竟驱赶平民百姓为其军队打头阵挡子弹。在前台湾立法院长梁肃戎的回忆录第三章提到四平之战时，他写到：“民国三十七年三月，共军三度进攻四平，计有五波攻势。这次共军发动人海战术，把老百姓组成队伍，一波一波往前赶，打得老百姓的尸体堆积如山。国军再也不忍心打下去，共军则踏着老百姓的尸体攻进四平。”
国民党将领胡琏在提到毛和中共的人海战术时说：“当年我在沂蒙山区与共军作战，亲眼见他们驱使老百姓带两个手榴弹来冲锋，我守军用机枪扫射，眼见死去的都是老百姓，自然不忍心打下去，此时共军的正规军就上来了”。“我知道人海战术，但我们能用吗？我们宁可认输。”就连一向偏袒中共、批评国民政府最猛烈的大公报主编、知名报人王云五在《可耻的长春之战》一文中痛斥毛和中共军队：进攻的战术，常是用徒手的老百姓打先锋，以机枪迫击炮在后面督战……徒手的先锋队成堆成群地倒了，消耗了对方的火力以后，才正式作战……实已到伤天害理的程度。
就连毛和中共军队自己也不否认这种驱使徒手百姓为前锋的人海战术。著名旅美学者辛灏年先生曾提到他从中共济南军区一名退役军官那里听到的，在孟良崮战役中，毛和中共的军队使用人海战术的情况：当时中共军队向孟良崮山坡发起第一次冲锋，国军射出子弹后才倏然一惊，发现最前面的居然是一群老头老太太(地主、富农、反革命份子)，国军遂停止了射击。隨后共军发起了第二次冲锋，这次打头阵的竟然是一群孩子(地、富子女)，国军只好又把枪放下去了，中共军队藉机上冲被国军打败。第三次冲在前面的是一片白被单，国军正要开枪时，白被单没有了，全是赤身裸体的青年妇女(地主富农的女儿媳妇们)。国军把枪一扔，这仗可怎么打啊？就靠这种卑劣无耻、丧尽天良的战术取得了孟良崮战役的胜利。
毛和中共的军队在围困长春的一百五十余天时间内，为了造成长春市民与国军争粮的局面，以迫使国军投降。毛竟批准林彪……等四野领导人提出的严禁粮食、燃料进城；不准一个百姓出城，把濒临饿死的数十万长春市民堵在城内，以消耗守军的粮食的作战方针，以造成部份国军倒戈，共军趁机攻克长春。此役造成数以十万计的长春市民饿死。据台湾作家龙应台在《大江大海1949》一书中保守的估计，因共军的围困和阻截市民离城逃生而饿死的长春市民，至少也有卅万人，不低于南京大屠杀造成的死亡人数。
在毛和中共领导人的心目中士兵、百姓的生命如同草芥。毛和中共把他们当作打天下坐江山实现共党夺取政权、毛实现其帝王梦的工具。因此毫无顾忌地采用丧尽天良的人海战术来达到他们的目的。
为了弥补人海战术造成的土兵和下级军官的大量死伤，毛和中共在“解放”区大力开展惨无人道的土改运动。在农村挑动、制造农民与地主富农之间的仇恨。強迫、诱骗农民瓜分地主富农的土地、财产甚至妻女，对地主富农进行斗争、辱骂、施以酷刑直至残杀。
中共利用农民们害怕国民政府打过来要找他们祘账的恐惧心理，以保卫胜利果实为口号，诱迫大量农民参军(其中包括许多地、富子弟，他们为改善毛和中共带给他们自己和家人的悲惨处境，也不得不参加中共的军队)充当毛和中共人海战术的炮灰。
不仅如此毛和中共早期的武装割据还造成了中国社会、政治、经济的混乱、停滞与落后、促使日本加快了侵略中国的步伐。败逃到陕北后，为了分散国民政府剿共的兵力以挽救其濒临灭亡的命运。打着抗日救亡的冠冕堂皇的口号，挑动民众特别是知识份子和青年学生、军人的仇日情绪，促使中日间全面战争在国民政府的军事政治经济准备尚未完成的情况下便仓促展开。造成三千多万中国军民的伤亡(这场战争给中国经济、社会、文化……等诸多方面造成的巨大损失更是无法估量的)。
毛和中共从一九二七年前后在全国开展非法的暴力武装夺权开始，到一九四九年成动夺取大陆政权的二十二年时间内，毛和中共内部自相残杀致死的、在农村挑动农民与地富之间的仇恨相互残杀致死的(主要是地富份子、国民政府党政军人员及其家属)、十年内战国共双方战死的士兵及无辜死亡的百姓、三年“解放”战争国共双方战死的士兵及无辜死亡的百姓至少也在一千万人以上[註：3]。
以毛为首的中共就是通过上面这些手段实现了他们打天下坐江山的美梦，于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夺取了中国大陆的政权，建立了一个新的政权━中华人民共和国。毛也顺利实现了其想当封建帝王的梦想，成了中国国土上挂着人民共和招牌的新一代货真价实的封建帝王。
由此看来以毛为首的中共夺取政权建政的手段是极其阴险狡诈、卑鄙无耻、丧尽天良、残忍毒辣、不择手段，违背了人类公认的最基本的伦理道德准则，更谈不上合理合法、光明正大。毛和中共建政的手段和途径给中华民族、中国社会造成了巨大的灾难和无比惨重的损失。
毛和中共夺取政权带来的后果之一
再來看一看以毛为首的中共建立的这个政权给中国社会、中华民族带来了什么样的后果。毛和中共建政后，为了震摄民众以巩固毛和中共的统治，首先在全国范围内开展“土改运动”，在这场运动中，毛和中共派出工作组依靠农村的地痞、懒汉、二流子(毛把这些人视为最值得依靠、最坚定的、最革命的农村无产阶级)发动农民瓜分地主富农、乡绅、国民政府党政军工作人员的财产、土地，甚至他们的妻女。挑动农民对他们的仇恨，对他们进行公开斗争、辱骂、施以酷刑直至处决。在这场运动中未经任何公正的法律审判被处决的地、富、反、坏份子就多达二百数十万人(仅由乡、村、土改工作组或一个斗争大会便可决定这些人的生死)，二千数百万人被划为以后牛马不如的下等贱民四类份子(地主、富农、反革命份子、坏份子)。
为了制造恐怖以威慑民众，又在“土改”的同时，在全国范围內开展了长达数年之久的“镇压反革命运动”(主要针对城镇居民和机关干部中原国民政府的党政军工作人员，也包括农村中“土改”时未被划成四类份子的原国民政府党政军工作人员)，和“肃反运动”(主要针对城市居民、党政军机关干部、知识份子)。
根据毛和中共颁发的《惩治反革命条例》又以反革命份子的名义处决了二百多万反革命份子(他们的家属、子弟也被冠以四类份子家属、子弟的帽子，沦为任人欺凌的贱民)。
在这期间笔者在长沙“楚怡小学”唸小学，每天早上在去学校的路上(息香街)，常会遇到从一所前国民政府官员的官邸里，被荷枪实弹的“解放”军押出来的一队队的犯人，他们的一只手被一条长繩彼此栓成一串，以防他们中途逃跑，另一只手拿着的洗脸盆里面放着洗漱用品，每次有数十人至一百多人不等。听大人们说，那所官邸成了临时拘留所，专门用于关押头天晚上从附近各处抓来的反革命份子，次日再送往监狱，经简单的讯问后即被处决或判以重刑。
一天，我们小学的教导主任李某被从李某老家所在的乡下来的几个手执梭标的农民协会的会员抓走，不几天就传来消息，李某被以恶霸地主的名义枪斃。
一九五二年我进长郡中学唸初中后，一天半夜在家里，在睡梦中忽然被一阵紧急而巨大的敲门声驚醒，房东陈老太起来开门后，立即冲进几个持枪的便衣，直奔二楼后面的房间，将租住在那里的一位姓胥的先生抓走。起先胥的太太还不太在意，因为她的先生只不过在国民政府做过一般的办事员，即使按照共产党的标准来衡量也没有任何劣跡，胥太太乐观地估计他先生被抓进去把事情讲清楚，用不了几天就会放出来。结果几天后派出所通知胥太太：胥先生因三青团骨干的罪名被处决。胥太太听后如五雷轰顶，痛不欲生，此时胥太太刚生下的一个白白胖胖的儿子还才滿月，因生儿子把原来的会计工作也辞掉了，胥太太带着刚满月的儿子无以为生，不久便搬走了，估计是投靠亲友去了。
到我念初中二年级的时候，一天上午上英文课时，等了许久还不见一向守时的英文老师郭维诚来上课，后来，一另位教英文的李又起老师来代课。课后才知道郭老师前一天夜晚被抓去了，郭老师从此便杳无音讯，不知所终。郭老师四川人，在念大学期间响应国民政府号召投笔从戎，参加中美联合航空队“飞虎队”，在芷江基地服役，担任翻译。抗战胜利后即复员退役，在长沙找了一份英语教师的工作，来到长郡中学担任英语教师。
不几天另一班上的五十多岁教语文的江老师也在夜晚被当局抓走，大约半个月后传来消息，江老师被以历史反革命的罪名枪决(江老师曾在国民政府期间在湖南某县当过县长，在其任上曾救过几位中共地下党员的性命，也没有什么劣跡，自以为对中共有功，在“肃反”运动中不会有事，不料也被中共当局处决)。
农村的“土改”、“清匪反霸”(即肃清国民党在农村的残余势力和宗族士绅的势力)和城市里的“镇反”、“肃反”运动、“三反五反”运动以及接着开展的针对知识份子的“思想改造运动”。在全国处决了五百多万人、数百万人被关进监狱、两千多万人被戴上“地富反坏”份子的帽子，这些人包括他们的亲属、子女在内都沦为任人欺压、奴役的下等“贱民”。
由于毛和中共在这些运动中提倡、胁迫同事之间、邻里之间、亲友之间甚至父母子女之间和夫妻之间互相检举揭发、交待问题、互相监督、彼此划清界限。导致全国百姓、干部笼罩在一片恐怖氛围之中，人人自危、互相提防、彼此猜疑，搞得全国百姓、干部除毛一人以外，从上到下都惶惶不可终日。通过这些运动毛和中共达到了震摄民众巩固他们的统治的目的。
在全国刚“解放”不久的一九五零年六月，毛为了秉承斯大林的旨意把美国的兵力和注意力从欧洲转移到亚洲来，以减轻美欧等国对苏联的压力，居然不顾中国自辛亥革命以来连年战乱造成的国弱民穷、民生凋敝、百废待兴的困难局面，支持怂恿北朝鲜的金日成发动了侵略南朝鲜的朝鲜战争。结果导致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参战，金日成的军队迅速溃败。此时，毛不顾中共其他主要领导人几乎一致的反对，坚持派军队以“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名义出兵朝鲜战场，以挽救即将灭亡的金氏共产极权政权。面对联合国军的海空军优势和现代化武器装备，毛以其一贯蔑视个人生命的冷漠本性，仍然使用惨无人道的人海战术，导致志愿军战死战伤约一百万人(根据解宻的原苏联时代的档案资料的统计)，而美军仅戦死三万多人，朝鲜战争还使北朝鲜的领土比战前减少了一千五百平方英里，中国和北朝鲜还被联合国谴责为侵略者。这样的结果还被毛和中共吹嘘成抗美援朝的伟大胜利、打败了武装到牙齿的头号帝国主义━美国。
明明是毛和中共支持金日成侵略南朝鲜发动的侵略战争，毛和中共以其颠倒黑白的惯技，把这场战争说成是美国试图通过侵略北朝鲜继而要侵略中国的战争；把出兵朝鲜说成是抗美援朝、保家卫国以欺骗国内百姓。又利用土改运动时农民从地主富农那里分得了土地和财产，毛和中共又提出“参军参战，保卫胜利果实”的口号诱迫农民参加志愿军到朝鲜为毛和中共充当人海战术的炮灰。
毛还利用朝鲜战争的机会，把大量“解放战争”期间起义、投诚和俘虏的原国民政府的官兵送到朝鲜，充当其人海战术的炮灰，借联合国军的力量为其消灭异己。
毛不顾中共大多数领导人的反对、不顾国内连年战乱给全国百姓带来的艰难处境，贸然决定入朝参战，其目的是为了秉承斯大林的旨意为扩大世界共产主义阵营充当打手和急先锋，以换取苏联的军事援助，从苏联购买大量飞机、坦克、大炮和军艦，并要狭苏联为毛和中共建立现代军事工业生产体系，为毛日后梦想充当世界共产革命的领袖打下基础。至于为此付出百万中华儿女的宝贵生命，和更多中华儿女的伤残这样惨重的代价，对于生性冷漠、蔑视民众生命、为达目的不择手段的毛来说是完全不当一回事的。
至于把本来急需用于发展国民经济、改善处于水深火热之中的民众的生活的数以百亿计的宝贵资源白白地消耗在“抗美援朝”的战火之中，毛就更不当一回事了。
“解放”后毛和中共为了巩固其极权统治加強对全国民众特别是知识份子的思想控制，掀起了一场针对知识份子的“思想改造运动”，对知识份子进行丑化、詆毁、批判，使知识份子尊严丧尽，就连那位民国时代著名的左翼文人、政治上拥护共产党、仅主张创作自由的胡风也不放过。胡风为了毛和中共的长治久安、为了繁荣“新时代”的文艺創作计，向毛进上“万言书”，不料招致毛的不满，在全国掀起了一场批判“胡风反革命集团”的运动，借以对文艺界知识份子进行打击、批判。文艺界知识份子被波及者达两千壹佰余人，九十二人被捕被判刑、七十八人被定为“胡风反革命集团份子”、二十三人定为骨干。胡风入狱十年后才被正式判刑十四年，“文革”时又被判为无期徒刑。通过对知识份子的“思想改造运动”和批判“胡风反革命集团”运动，毛和中共成功地震慑了全国的知识份子。全国知识份子人人自危、噤若寒蝉，不敢对毛和中共的所作所为再发异议。
一九五六年十月“匈牙利事件”暴发后，毛对已经被他和中共打压、批判、贬低、丑化到如此地步的中国知识份子仍不放心。毛和中共于一九五七年施展“阳谋”以帮助中共整风为名，鼓励、诱骗知识份子“大鸣大放”向中共提意见和建议。接着毛和中共一翻脸，发动“反右运动”，将敢于说真话、有良知、有社会责任感、不畏強权敢于向毛和中共提意见的知识份子一一打成向毛和中共发动猖狂进攻的“右派份子”。至此全国被打入另册的贱民由“四类份子”(地富反坏)晋升为“五类份子”(地富反坏右)。在毛和以邓小平为组长的全国“反右运动领导小组”的领导之下，将四百余万大学生、知识界和社会其他各界精英打成右派份子和内控右派份子。将他们或判刑投入监狱；或不经任何司法程序(就连毛和中共常用的“走过场”式的司法程序都不经过)就处以非法的“劳动教养”(简称“劳教”)；或放逐农村、农场、矿山、工厂从事非人的、长时间的、永无休止的笨重体力劳动。以损害他们的健康、摧残他们的意志、剝夺他们思考问题的时间和精力、破坏他们的家庭、断绝他们与外界的联系，以此减少他们的影响力。被判刑的右派还被开除公职取消工资，被处“劳教”的右派也被开除公职取消工资，每月仅发二、三十元生活补助费。这使得右派份子和他们的家庭不仅在政治上沦为人们不敢或不屑与之交往的贱民，而且在经济上也陷入极度的贫困之中。
只有少数右派或因有名气、有影响力；或因“罪行”较轻仍保留公职，但也降职、降薪作为所谓“反面教员”留在原单位从事一些诸如打扫卫生、搬运物品、炊事之类的杂务。这些人在单位上，每当有政治运动來临，便会被拉到大会、小会上批斗一番，受尽屈辱，他们苦涩地戏称自己为“职业运动员”。
对知识份子的“思想改造运动”、“反帝爱国运动”、“镇反运动”、“肃反运动”、“反胡风反革命集团运动”和“反右”运动这几大运动(还应包括延安时期的“整风运动”、“搶救运动”)像一柄柄千钧重鎚无情而彻底地砸碎了一向崇尚富贵不能滛、威武不能屈、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中国知识份子们在中国历史上挺立了四千年的脊梁骨。在这一柄柄千钧重鎚的不堪承受的沉重打击之下，只有极少数中国知识份子仍然坚挺着他们那宁折不弯的脊梁，向世人展示着中国知识份子威武不屈的英姿，其中有：张东蓀(被关进秦城监狱折磨至死)、储安平(失蹤，最近有资料证明储系被当局秘密杀害而非失踨)、方励之(“六.四”后被迫流亡美国后死于美国)、林昭(被关押，后被当局以“反革命”罪处决)、陳寅恪(“文革”期间被迫害致死)……等人。然而绝大多数被毛和中共击碎了脊梁骨的中国知识份子，都不得不为五斗米折腰。陷入谨小慎微、苟且偷安、惶惶不可终日的悲惨境地。他们为改变自己争当毛和中共的奴才而不得的悲惨处境，而彼此互相争斗、互相检举揭发，甚至不惜往自己头上自泼脏水，以对毛和中共表示忠心、臣服。争当毛和中共的吹鼓手和御用工具，为毛和中共粉饰太平、掩盖开脱罪恶，诸如：郭沫若、费孝通、周谷城、吳晗、黄炎培、钱伟长、胡乔木、陈伯达、沈钧儒、史良、翦伯赞、趙朴初、雷洁琼……之流等即是其典型的代表。此外还有一些拥有一技之长，被毛和中共豢养为发展军工企业的工具的科技界知识份子如：李四光、钱学森、王淦昌、朱光亚、周光召、钱三強、华罗庚……之流。这些人不顾民众的困苦和死活，甘心情愿为毛和中共付出一生的精力，把自己本可用来造福国家和民众的知识和才华用来为毛和中共制造原子弹、氢弹、导弹、核潜艇……等，白白地为毛和中共耗费了毕生的精力和才华，至死也不能觉悟，其中有许多，不但不以此为耻，反而以此为荣。而毛把原子弹、氢弹、导弹、人造卫星、核潛艇……这些东西当作他实现其想充当世界共产革命领袖的必不可少的资本。
毛和中共为了加強对全国民众的控制，就是通过农业集体化、对粮油棉的统购统销，把农民赖以生存的生产资料土地、农民赖以生存的的生活资料粮棉油、副食品牢牢地控制在自己的手中；通过对城市工商业和手工业的所谓“社会主义改造”及粮油国家专营、定量供应、生活必需品的计划供应，把城市居民赖以生存的生产、生活资料也牢牢地控制在自己的手中。不仅如此，为便于管理，毛和中共还建立了严格的户藉控制制度，人为地把民众分成城市户口和农村户口，制造城乡多种待遇的差异，严格限制人口的自由流动和迁徙，任何人的外出或迁徙都必须经中共当局的批准并开具证明才能进行。
这样毛和中共不仅把个人和家庭生存所必须的生产资料、生活资料都牢控在自己手中，就连人的生存空间也被他们牢牢控制在自己的手掌之中。毛和中共完全剝夺了每一个人赖以生存的基础──私有财产，而私有财产又是个人的权利、自由的思想、独立的人格和人的尊严存在的必不可少的基础。
在这种体制之下，全国各阶层民众都被毛和中共变成了一个个没有思想、没有个人权利、没有人格、没有尊严、没有情感的从事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驯服工具。这个社会的每一个成员都变成了掌握了他们的生产资料、生活资料和生存空间的毛和中共的附庸。
在这种体制之下，毛和中共为便于控制、利用和挑动民众之间彼此争斗，把全国民众人为地仿照奴隶、封建社会分成许多等级：党政军官员、党员、团员、国家干部、军人、工人、城市贫民、手工业者、小商贩、资本家、知识份子、起义投诚的国民政府的党政军人员、国民政府遺留在大陆的党政军团人员、“劳改、劳教”释放人员；农村分成党员、社队干部、贫雇农、下中农、中农、上中农、破产地主、富农、地主、恶霸地主，不论城市还是农村五类份子(地富反坏右)都排在社会的最底层，排在倒数第二位的是五类份子的家属和子弟。
对每一阶层，毛和中共都给予他们相应的彼此不同的政治经济待遇。毛和中共巧妙而卑鄙地利用人的趋利和自私的本性，通过一场又一场接连不断的各种运动，挑动各阶层之间和同一阶层民众之间彼此争斗、彼此检举揭发、彼此争当毛和中共的驯服工具和奴仆，都试图得到毛和中共的赏赐爬到上一个阶层。
毛和中共通常通过“摘帽”(即摘掉头上所戴XX份子的帽子)、“农转非”(即由农业户口转为非农业户口)、招工、提干、保送入学、入团、入党、提拔……等方式对那些在毛和中共挑起的各种运动和斗争中表现得最积极、最卑鄙、最无耻、最冷酷无情的积极份子进行奨赏。毛和中共就是用这种残酷、阴險的手段来震摄和控制全国各阶层民众的(毛震摄、控制中共内部高级党政军官员的手段也是如此)。
毛和中共的政权刚一成立，毛就公然违背自己在延安对全国民众、民主党派和外国记者、政要许下的：要在中国建立一个美国式的民主政权，实行罗斯福总统的四大自由，建立一个和平民主、独立自由、繁荣富強的新中国的诺言。决心模仿列宁、斯大林要在中国建立一个苏俄式的共产极权政权，以实现自己的帝王梦。
为了寻找靠山和巩固用暴力、恐怖和欺骗而夺取的政权，毛就提出“(向苏联)一边倒”的外交政策，毛迫不及待地于当年十二月访问苏联，并与苏联簽订了卖国求荣的“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在该条约附带的宻约中，毛和中共为了从苏联得到武器供应和发展军工企业的支持以及获得3亿美元的贷款，不惜出卖国家的领土、主权和国家利益[註：4]。
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毛在中国大陆实现了他的帝王梦之后，并不满足，在一九五三年五月三日国际共产主义阵营的“老大”(毛在一九五0年访苏期间，曾有失国体地、无耻地称斯大林为父亲；并高呼斯大林万岁！)遽然去世之后。毛在中共宣传机器、一帮无耻文人和毛的手下无耻而令人肉麻的吹捧之下“名令智昏”，产生了不仅要当中国的皇帝而且要当世界共产主义体系的伟大领袖和全世界各族人民的大救星的強烈愿望(在毛的头脑中所谓领袖、主席、总统、总书记……等，都不过是“皇帝”的代称而已)。为此毛还要把共产革命推向全世界，以实现其充当全世界共产革命的伟大领袖的疯狂梦想。因皇帝的名声太臭，毛自己和他的手下及毛的御用文人们把毛一心想当的统治全世界的皇帝这一称号称之为“世界共产主义革命的伟大领袖”。
从一九五三年斯大林死开始，直到一九七六年九月九日毛命归黄泉的卄三年内，毛在中国所犯下的种种史无前例、惨绝人寰的严重罪行大都缘于他要不计一切代价地去实现其充当“世界共产主义革命的伟大领袖”的强烈愿望。
经过从一九四九年“解放”后起，到一九五七年的“反右”运动为止的一个接着一个的运动的不断打压之后，毛和中共不仅残杀了五百多万被他们认为的阶级敌人(地主、富农、乡绅、“土匪”)、反革命、敌伪人员，被关押判刑的比这个数更多(其中有不少知识份子)。
一九五七年“反右”运动又有四百多万知识份子被打成“右派份子”和“准右派分子”(即未正式戴“右派分子”帽子的内控右派，他们在政治上被当局与“右派分子”同等对待，仅在名义上、经济待遇上略有差别)。至此全国民众包括知识份子在内或是因被毛和中共当局的欺骗宣传和強制灌输而被洗脑；或是被当局的暴力所震懾，已经基本上没有人敢公开对毛和中共的胡作非为说三道四了。
此时毛在他手下人和宣传机构、新闻媒体、无耻文人令人肉麻的无耻吹捧之下，被捧上了神坛。毛成了无所不知、无所不能、无往不胜、永远正确的英明领袖、伟大统帅和全国人民的大救星。可悲的是：尽管品格低下、行为卑劣、生性冷酷，但一向精明过人的毛，自己在众人的吹捧之下也丧夫了自知之明，自己也这么认为；不仅如此，此时毛已认为自己不仅是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大救星，而且应该是全世界共产主义革命的伟大领袖，和全世界处于“水深火热”之中的劳苦大众的大救星(在毛心目中就是要当统治全世界的皇帝)。为了实现这一比他已经实现了的当中国的皇帝的梦想更加“伟大”的当全世界的皇帝的梦想。毛首先要实现的目标，就是和前苏联的赫鲁暁夫及后来的勃列日涅夫争当国际共产主义阵营的老大。
由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苏联整体的经济、军事、科技方面的实力远远超过中国。历史造成的前苏联和它的领袖在国际共产主义阵营的领导地位和声望都要远超过中共和毛。为此，在众人无耻的吹捧之下，已经自认为自己英明、伟大、一贯正确、无所不知、无所不能、无往不胜的毛，决心創造出人间奇跡以震惊世界。
这位发展、管理经济的知识几乎等于零（毛对经济的认识仅止于：一个钢铁、一个粮食，有了这两样就什么都好办了）；科学知识几乎等于零(他在校读书时自然科学科目考试几乎从未及过格，打零分交白卷也是常事，毛不以此为耻，反而以此向人炫耀，和以此嘲笑那些有真才实学的专家、学者。他的科技水平仅止于“要知道梨子的味道，就要亲自去偿一口”)的“新中国”的土皇帝，想要在极短的时间内，在经济上、军事上(唯独没有要在民众的福祉上)超过前苏联、英国和美国(其他国家更不在话下)。并希望創造一种适合他实现充当世界共产革命的伟大领袖梦想的社会结构模式和社会管理模式。于是毛和中共在一九五八年公佈了脱离实际可能的“多、快、好、省地建没社会主义的总路线” 、“大跃进”、人民公社这“三面红旗”。
在毛的指使下，在当年召开的中共八大二次全会上提出在主要工业产品的产量上七年超过英国，十五年超过美国。在当年六月卄一日不知天高地厚的毛，在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讲话中提出：“我们三年超过英国，十年超过美国，有充分把握”。在此后工农业生产产量“捷报”频传、各种“高产卫星”频放，全国一片竞相浮誇、吹牛的氛围之下，毛那早已发昏的头脑进一步发狂。毛和中共在当年八月十七日召开的北戴河会议上提出在一九六二年赶上美国，向共产主义过渡。
毛和中共异想天开地提出一九五八年钢产量要在一九五七年535万吨/年的基础上翻一翻，达到1070万吨/年。同年九月八日毛在最高国务会议上讲话再次提出：第二个五年计划就要接近或赶上美国。再加两年，七年，搞一亿五千万吨(钢)，超过美国，变成天下第一。
毛在以刘少奇、周恩來、邓小平、林彪、柯庆施、李井泉……为代表的中共领导集团的支持与鼓舞之下；在以郭沫若为代表的无耻御用文人令人肉麻的吹捧歌颂之下；在以科学家钱学森[註：５]为首的无耻御用科学家的鼓吹论证之下，毛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疯狂的“大跃进运动”。
全国各地竞相攀比，不断放出一个比一个高的高产卫星；一个比一个假的各行各业的“捷报”，诸如：夏粮产量比上年增产近70％、粮食总产超过美国、全国各省市研制出近二百种新型汽车，已达到世界汽车行业的先进水平、全国自行研制生产出六种型号的先进飞机……等等。
全国兴起大办水利的高潮，为完成和超额完成钢产量翻一翻，在全国又掀起了大炼钢铁的高潮，数以亿计的城乡民众丢下手里的工作和农活湧向水利工地兴修水利，和自造的冶煉钢铁的土高炉大煉钢铁，造成农业生产劳力奇缺，使得大量待收的粮食、油料作物和其他农产品因无人收割而烂在地里，更多的由于人手不够(青壮年都去修水利、炼钢铁去了)而草草收割一下，粮食和其他农作物撒得到处都是(这是此后饿死几千万人的重要原因之一)。大修水利虽然造成粮食收不回、累死累伤数以万计的农民、由于缺乏远久规划不遵重水利专家的意见，修了许多毫无用处或无法使用的水利工程，不过客观地说也有一些那时修的水利工程，至今对当地的农业生产仍在发挥作用。
而大炼钢铁则是有百弊而无一利，全国各地不论农村的农民、城镇的居民、工厂的工人、机关的干部都要去建土高炉炼钢铁。由于炼钢铁用的焦炭产量很少，供正规的炼铁炼钢厂都不夠，所以产烟煤的地方，到处建土炼焦炉炼焦炭，搞得到处冒黑烟，到处一片烏烟瘴气。在不产烟煤的地方，就只好到山上砍伐森林燒成木炭來炼钢铁，成片的森林被砍伐；大办人民公社的大食堂又有大片大片的森林被砍伐，以致山上的森林几乎被砍伐殆尽；再加上大办农业上山去铲草皮沤制氹肥，又把那些因炼钢铁、办公社食堂被砍光了树木的山上残存的最后一点植被━地上的草皮也被一铲而光。原本一座座森林宻佈、花草丛生、郁郁葱葱的青山，变成了寸草不生泥石裸露的光山，在全国范围内造成了生态环境的严重破坏。对于山西、内蒙、宁夏、陕北、甘肃、青海、新疆等干旱少雨、气候寒冷、生长期短的地区來说，这种对生态环境的彻底破坏几乎是不可逆转的。这种生态災难不仅延续至今，而且还将继续祸及子孫后代。
笔者由于生长在城市，对当时大办水利没有亲身经历，但对大炼钢铁却有亲身经历，一九五八年我高中毕业后考入中南矿冶学院(即现在的中南工业大学)冶金系为大炼钢铁而新成立的钢铁冶金专科。进校后并不上课，而是去建炼钢厂，我们进校前已由冶金系师生和一些建筑工人建得差不多了，十几天后便建成投产。
学生们和一些社会上招来的闲散人员就成了钢厂的临时工人。我们被分成两班上午七点到晚上七点是白班；晚上七点到次日早上七点是夜班，不上班时除了睡几个小时的觉，还要上两节有关炼钢的课。这种基础课居然由一级教授程新民先生[註：６]讲授，其余的时间就是开批斗会、写大字报批斗专家教授，也批斗那些社会上招来的各种出身不好的工人。我们学生也要既写大字报、发言批斗专家教授和招来的出身不好的临时工人；同时又要向党交心，批判自已的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
我们学校的炼钢厂因为有冶金系，所以还是按比较正规的小钢厂修建的，拥有一座小型的化铁炉、一座l吨的小型转炉，主要冶炼当时国内紧缺的硅钢。由于专家教授都已被批透、批臭，不让他们主持钢厂的技术工作，钢厂的生产和技术工作都由几个调干生、转业军人、和党员学生负责，他们有的对炼钢一窍不通、有的一知半解。在一位出身好的马教授指导之下，炼出了第一炉钢，敲锣打鼓向党委报喜之后，就自认为炼钢并非难事，此后便不再向马教授请教了。
1958年10月21日上午9时许，因我头天上夜班，上午七点下班后正在距钢厂一里多远的学生六舍四楼的寝室睡觉。突然一声巨响，把我从睡梦中惊醒。我正在考虑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才爆发出如比巨大的响声？大约十几分钟之后，一位同寝室的学生(他那天上白班)流着满头鲜血(他头上脸上受的都是皮外伤，但因头上脸上都流滿了鲜血，样子很吓人)突然推开寝室门，带着惊恐的神色对我说：“钢厂爆炸了，你还在这里睡觉！”我连忙爬下床穿好衣鞋，迅速往钢厂方向跑去，想看看我能为受伤的同学、工友做点什么。不料跑到距纲厂还有近百米的距离时便被纠察队员挡住，不让靠近。我说我是钢厂的学生工人，想去参加伤员搶救。对方说不关你的事，你赶紧回宿舍去。我站在那里，远远地看见原来约一百米长的厂房的屋面，已被爆炸的气浪掀掉了三分之二，厂区地上一片狼藉，到处是残砖破瓦和东倒西歪被爆炸震倒的机器设备。我到现场附近时，已没有听到爆炸后必然发生的呼天喊地的哭叫声、呼救声。此时爆炸已发生有近半小时，因一般的重伤员已被抬到学院医务室紧急搶救、轻伤员自已跑到医务室进行包札处理，剩下几位特重伤员一边由医务室医生护士在现场进行临时处理；一边在等待城里面大医院的救护车来，以便拉到大医院进行搶救。在爆炸后将近一个小时才见两辆白色的救护车开來将几位特重伤员运去搶救。
学校依照当局对所有对其形象不利的事，一律向民众保宻的传统，在爆炸后的第一反应居然是由校党委迁头，由保卫科出面调集可靠的党员干部、教师、学生迅速组成纠察队，用繩索拉起一道封锁线封锁现场，以防止爆炸的消息向民间传播，被“阶级敌人”利用来攻击“三面红旗”。
据后来内部公佈，此次爆炸有二位学生因搶救无效死亡，重伤、致残卄余人、轻伤无以数计。如此重大的一次人为的、本可完全避免的、造成重大伤亡的安全事故在省、市内外居然从来也没有报导过。死者亲属的哀嚎声、伤者的呼喊声、致残者悲愤的呻吟声，全被“大跃进”的一片欢呼、歌颂声所淹没。
由于实在找不到任何此次爆炸系“阶级敌人”破坏造成的证据，后来有马教授(他是炼钢专家)参加的事故调查小组得出的结论是：由于事故发生的前几天连续阴雨，倉促建成的钢厂四周没有完善的排水系统，导致化铁炉下面的土坑积水。爆炸那天早上，化铁炉因操作不当，造成化铁炉鼓风偏流，使炉内铁水温度下降，如铁水在化铁炉内凝结将造成整个化铁炉报废。现场技术负责人在未採取任何防爆措施的情况之下，贸然决定“打炉底”才造成了这次重大的事故。现场技术负责人考虑的是：如果一旦铁水凝固在化铁炉内，将造成化铁炉的报废，迅速打掉炉底，也就是打掉顶住化铁炉炉底的粗钢管使炉底打开，让炉内炽热的焦炭和铁水一下子泻到炉底下面的土坑里，就可以保住化铁炉，才不致影响钢厂的生产，继续为实现1070万吨钢/年作出贡献。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之下，那些工农出身缺乏基本常识的党员“技术骨干”居然在炉底下面土坑里的积水都没有排掉的情况下，又没有向马教授请教，就自行决定“打炉底”，于是数以吨计的一千四、五百度的高温铁水和温度更高的炽热焦炭一瞬间下泻到土坑的积水里，积水一瞬间化成体积扩大一千贰佰肆拾多倍的炽热水蒸汽形成爆炸。一瞬间炽热的水蒸汽浪掀开了三分之二的厂房，炽热的水蒸汽和飞溅的高温铁水冲向现场的工人、学生，造成严重的烫伤、灼伤；掀开的屋面在空中形成大量残砖破瓦落下来砸在工人、学生们的头上、身上又造成许多伤害。
由此看出，如果当时在“打炉底”之前把土坑内的积水先排干，再垫上炉渣、或翻砂用的型砂(这两样东西钢厂内隨处都可找到)，这祥做并不需要多少时间，完全可以在化铁炉内铁水凝结之前完成，此时再“打炉底”，这场造成重大伤亡和巨大财产损夫的災难是完全可以避免的。这就是毛和中共宣扬的外行可以领导内行、共产党和工人阶级可以领导一切，在全国造成的种种巨大災难中的一个小小的“光辉”范例。
农村大炼钢铁的疯狂场面我无缘亲眼目睹，但城市里的大炼钢铁我有幸目睹过。大机关有车、有权、有钱可以到矿区拉铁矿石，到废品站拉废钢铁，到林区拉木炭甚至能到产煤区拉到焦炭。即使这样，对炼钢一窍不通的干部们，丢开自已的本职工作不顾，一天从早到晚轮翻在小高炉旁“奋战”，时常还要通霄达旦(因小高炉不能停，一停温度下降，要重新开炉，既费时、费工又费原料)，但炼出来的往往都是比他们投下去的废钢废铁质量还要差的完全没有什么用途的废品。炼出来的这些废品的产量经扩大许多倍之后，便被统计部门作为合格的钢产量住上报。
街道干部和城镇居民炼钢铁更为困难，他们权轻(仅对炼钢铁而言)、钱少，更没有运输车辆，顶多有几架靠人拉的板车(北方叫“架子车”)，他们的小高炉找不到炼钢铁的原料，只好到收废品的小贩那里收集废钢铁制品作原料，这远不能满足炼钢的需要。居委会的干部们就只好到居民的家里，带強制性的要居民们“自愿捐献”出家里除留一口煮饭用的铁锅、一把锅铲和一把菜刀之外所有“多余”的铁器。居民们被迫忍气吞声翻出家里所有的钢铁制品、用具，甚至连大门上的门扣环、箱子上的铁锁扣都被撬出来拿给他们去炼钢铁。居民们家里当时十分宝贵的“钢精”锅、“钢精”水壶(那时把铝制品称之为“钢精”)和其他“钢精”制品也要被迫“自愿捐献”出來，因居委会的小高炉没有鼓风机，就靠那种补锅用的手拉风箱来鼓风，小高炉的温度起不來，废钢铁熔化不了。不知经哪位高人指点，说在小高炉内加入铝或铝制品，铝在高温下燃烧可以产生三千多度的高温，可以提高炉内温度使炉内钢铁熔化。但那个时候居民们都十分贫困，居民们家里的“钢精”制品很少，所以居委会的小高炉常因温度不夠，投进去的是从居民家里被迫“自愿”捐献的各种钢铁制成品、“钢精”制成品，结果产出来的却是一堆既不象钢，也不象铁倒有点象炉渣一样的黑疙瘩。一堆这样的废物过磅后，又被扩大好多倍之后，便被当作合格的钢产量统计上报。象这种把成品当作原料花大量的人力物力，把这些成品炼成一堆废渣的愚不可及的、古今中外从未发生过的倒行逆施的蠢事，只有在以毛为首的中共的“英明”领导之下才有可能在中国变成现实。
就是这些从遍佈全国的大大小小的土高炉里炼出的、几乎没有任何用途的黑疙瘩被扩大许多倍之后，统计出來的所谓“钢产量”，再加上正规钢厂被虛报的钢产量。在一九五八年底毛和中共居然向全世界、全国宣称己提前多少天完成钢产量在一年的时间內翻一翻的“宏伟”目标，即钢产量达到1070万吨/年的预定目标。
现在的年轻人可能会问，当时难道人们不知道这样做很荒唐吗？为什么还要“自愿捐献”家里的钢铁制品和“钢精”制品？其实当时许多人都知道这样做很荒唐，也不愿意把家里有用的钢铁制成品、“钢精”用品捐献去干这种蠢事。但是如果他们敢于指出“大炼钢铁”的荒唐、得不尝失；或试图抵制这一切；或试图拒绝“自愿捐献”自己家里那些有用的钢铁、“钢精”制成品，那么等待他们的将是一场灭顶之灾。他们马上就会被当局指责为反对“大炼钢铁”、反对“大跃进”、反对“三面红旗”、反毛、反党、反社会主义。接着他们将遭到没完没了的大会小会的批斗，最后将被戴上“五类份子”的帽子轻的遣送农村劳动、送农场劳教，；重的判处徒刑，如不认“罪”甚至会以现行反革命的罪名被处决，还要祸及他们的家人和亲友。
就祘有敢于为坚持真理而献身的好汉，他自己可以不怕坐牢、不怕杀头。但他不能不顾及他周围数以十计的无辜的家属、亲友、同事、同学。他们都将因他而招来永无穷尽的不同程度的深重灾难。这就是当时的人们不敢、也不能出面抵制、指责“大跃进”中发生的种种违反常理的荒唐事的最主要原因。
从延安“整风运动”、“抢救运动”(这一点主要针对中共的各级领导阶层和抗日时期投奔延安的知识份子、青年学生而言)起，直到“解放”后的历次运动特别是“反右”运动为止。中共除毛之外，从上到下的几乎所有各级党政军干部直至普通党员、几乎所有的知识份子、社会精英直至平民百姓，都充分领教了毛的阴險狡诈、凶残狠毒、不择手段、无所顾忌和冷漠无情。“解放”后经毛和中共的欺骗宣传、舆论导向和灌输洗脑之后，仍能保持清醒头脑和独立见解者，对“大跃进”、“大炼钢铁”、“大批判”、“大办人民公社”、“大办公社食堂”、“大修水利”……等运动中所发生的种种违反常理的现象都心知肚明。其中良知未泯、品格较高者，大都噤若寒蝉、保持沉默以明哲保身；其中人品卑劣、良知丧尽者，则一意吹捧、推波助澜，争当毛和中共的奴才和驯服工具。至于那些被毛和中共的欺骗宣传、舆论导向和灌输洗脑搞得懵懵懂懂者则将毛和中共奉为神明，不问或不知是非曲直、对错与否，一味毛和中共指向哪里，就奔向哪里、叫干什么就干什么。竟相争当毛和中共的奴才及毛和中共这架共产极权机器上“永不生锈的螺丝钉”。
毛和中共通过农业互助组、农业合作社有效地把农民的士地和生产工具控制在毛和中共的手里；通过对私人工商业和手工业的所谓“社会主义改造”有效地把城市居民的工厂、企业、商店，手工业作坊……等生产资料控制在毛和中共的手里；毛和中共又通过对以粮油为主的几乎所有的、全体民众赖以生存的农副产品的“统购统销”政策有效地掌控了全体民众赖以活命的主要物资；毛和中共又通过对民众生活必需的粮食、食油、肉类、食糖、香烟、糖菓、点心、棉布、火柴、燃煤、煤油、收音机、自行车、缝纫机……等几乎所有民众生存、生活所必须的物资实施“计划供应”，把所有一切民众赖以生存生活所需的一切资源都牢牢地控制在自已手里。
毛和中共又通过严格的户口政策，強行把民众划分成城镇户口与农村户口，把每一个家庭、每一个人牢牢地控制在他所在的乡村、城市、街道。除毛和中共认可的升学、参军、招工、提干、大、中专毕业生分配工作及工作调动之外，均不得隨便迁徙。这样毛和中共已把它治下的每一个人赖以生存的空间、生产资料、生活资料等所有资源牢牢地掌控在自已的手里，每一个人都成了毛和中共的附庸：没有自已想要的生存空间；没有自已的生产资料；没有自己的生活资料。
毛认为这样还不夠，毛为了实现自己充当世界共产主义革命伟大领袖的梦想，为了找到一种牢固掌控每一个人的思想、言论和行动的社会组织和管理模式，毛发现并“完善”了“人民公社”这种组织管理模式，并在全国大力推广。毛要把全国变成一个大兵营，让每一个中国人都成为他征服世界的世界共产主义革命战争的炮灰。于是处于颠狂状态的毛，向全国发出了“全民皆兵”和“大办民兵师”的“伟大”号召。全国各地从城镇的机关、企业、工厂、学校、街道直到到乡村纷纷组建民兵师，下辖团、营、连、排、班。
在一九五八年成立了各类民兵师达5175个，下辖民兵团44205个，民兵总数达到2.2亿人。笔者一九六0年在湖南大学化学系就读时，也曾被编入该校的防化民兵营，与同学们身披一件不透气的油布雨衣(当时塑料制品尚未流行、这是我们防化民兵唯一的“防化装备”)冒着烈日，大汗淋漓地肩扛一支不带子弹、早已退役的一九一七年美制老式步枪，在学校大操场接受贺龙元帅的检阅。
毛之所以要这样做，是因为毛一直希望通过发动一场世界大战，消灭全世界的资本主义体系，在全世界建立共产极权政权，以实现他想充当世界共产革命的伟大领袖的梦想。因此毛需要一大批没有思想、没有头脑、无条件盲目服从他的领导的臣民，为他要发动的世界共产革命战争充当炮灰(这就是为什么毛在后来明明知道办食堂、办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是导致数千万农民饿死的重要原因时，仍然不顾农民死活顽固地坚持办食堂和人民公社的最主要的原因)。
毛扬言：“世界大战应该早打、大打、打核战争、在中国打”、“这样一场世界大战中国可能会死掉四亿人口(当时全国人口约六亿)。但是中国用三分之二人口的牺牲(毛当然自认为自己不在牺牲之列)，却換来一个大同世界(即以毛为领袖的共产极权统治的世界)还是值得的。毛自认为自己必将成为这个“大同世界”的“伟大领袖”，他当然值得。但对于为实现他的世界帝王梦而无辜死去的四亿中国人，和全世界将为此而死去的十几亿人却太不值得了(当时全世界约有卄七亿人口)”。
科学知识几乎等于零的毛，对一场核大战之后，全世界将处在“核冬季”阴影的笼罩之下，由于大量放射性尘埃弥漫空中，遮天蔽日，使气温骤降，到处一片黑暗，数月不见天日，所有的空气、水、食物、土地……都被放射性物质所污染、几乎所有的动植物都将死亡，人类也没有人能幸免(包括毛本人在内)。对这些毛一无所知，所以毛指望：“死掉四亿(中国)人，还剩两亿人口，用不了多少年，中国又可以恢复到六亿人口了。”毛还希望在中国打核大战：“由我(毛自己)来带领中国人民把美国军队吸引到中国战场……迫使美国向中国战场投入主力军队……(然后)请苏联向中国战场突然投射原子弹，将美国主力军队一举歼灭在中国战场。”无知、狂妄、冷漠的毛为实现自己统治世界的世界帝王梦，竟然不惜牺牲四亿中国人和十几亿各国民众的宝贵生命，其凶狠残暴、冷酷无情、无知狂妄、漠视数以十亿计的人的生命、为达目的不择手段的卑劣本性实在令人发指，在这方面连秦始皇、斯大林、希特勒都难以望其项背。
毛和中共夺取政权带来的后果之二
毛为实现其充当世界共产主义革命和世界共产主义体系的“伟大领袖”的梦想，而发动的脱离科学实际、脱离现实可能的疯狂的、异想天开的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为钢产量翻一番的全民大炼钢铁、大修水利……等一系列运动，很快就给国家和大陆民众带来了始无前例的灾难性的后果。这种灾难性的后果早在一九五八年就显现出来了。笔者当年正上高三，学校食堂粮食虽未定量，但已由原来一日三餐干饭，改为早餐稀饭，中晚餐干饭。早餐的稀饭还要掺麦麸，原来早餐提供的豆浆也取消了。
学校为实现毛和中共提出的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指示，组织学生到城郊去开荒种地，因劳动強度大，学生食量大增，数量有限的粮食令学生吃不饱肚子，学校只好在大米里加上萝卜、白菜煮成菜粥以使学生能找到吃饱的感觉，不过这种吃饱的感觉经过一、两个小时，在尿了几泡尿之后便蕩然无存了。
就在一九五八年不少地方粮食供应已趋紧张之时，各地竟相放出的粮食高产“卫星”和频频传来的“超产捷报”已让头脑昏匮处于忘乎所以的颠狂状态下的毛和刘少奇……等人，居然在为粮食多了怎么办而发愁。
由于各行各业的人都丢下自己的本职工作去修水利、去炼钢铁、去抓粮食高产，几乎所有的物资、交通运输和人力资源都白白地投入到几乎没有产生任何效益的(有的甚至是负效益)大修水利、大炼钢铁和粮食高产运动和其他许多毫无实际意义和效果的“跃进”项目中去。致使整个国民经济严重夫调，民众日常生活所必需的轻工业产品、日用百货、副食品的生产因原材料、交通运输和人力的严重短缺而陷入萎缩，产量急剧下降，已无法满足民众日常生活的最低需要。毛和中共当局不得不採取计划供应的办法加以应对。于是种类繁多的各种票证应运而生。继粮、油、布票之后，糖票、餻点票、烟票、酒票、煤油票(煤油灯是当时乡村、小城镇居民最主要的照明工具)、豆制品票、肉票、火柴票(那时打火机是奢侈品，火柴是主要的取火工具)、肥皂票、煤票(煤是当时城镇居民做饭、取暖的最主要的燃料)……相继发行使用，由于民众生活日用物资的极度匮乏，这些票证的供应量远不能满足民众日常生活的最低需要，至于当时被视为奢侈品的收音机、缝纫机、手表、自行车更是一票难求，许多单位一年都只能分到一两张票。
日常生活物资的严重不足、凭票供应量远不能满足基本生活需要，导致一种新行业诞生，那就是倒卖各种日常生活物资、食品和各种票证。当局把这种行为称之为“投机倒把”。一旦被当局查获，除没收其物资、票证和所得金钱外，还要对当事人判处徒刑。尽管当局对“投机倒把”严厉打击，但在生存物资极度匮乏的情况之下，这种行业是不可能禁止得了的，不仅是因为生存物资极度匱乏的民众有着不可扼制的需求，还因为这个行业为那些因逃避饥荒而流落各地的农民(当局称之为“外流人口”)和城镇失业人员(当局称之为“无业人员”、“社会闲散人员”，他们大多为社会最底层人员，诸如：劳改、劳教释放人员、摘帽右派、“五类份子”和他们的家属、子女……等)提供了一线谋生的机会。
自从全国实现严重打击农民从事农副业生产的积极性的农业合作化之后，农副业生产日渐萎缩，到一九五七、一九五八年全国粮食和副食品的供应已显紧张，如果是一个民选的、对选民负责任的政府，此时理应竭尽全力进口粮食和副食品以满足民众的需要，然而毛和中共当局在这两年不仅没有进口粮食和副食品，反而在这两年总共净出口了七百万吨粮食和大量副食品。在全国已大量饿死人的一九五九年和一九六O年，毛和中共当局不顾民众的死活仍然分别净出口了二百五十万吨和一百万吨粮食。
毛这样做的原因是用这些与民众性命相关的粮食和大量副食品、日用品、矿物原料去换取外汇，以进口发展军事工业(核武器、导弹、核潛艇……等)和作为军事工业基础的重工业所需的设备、仪器、原料、技术。毛把这些武器视为他在全世界推进共产主义革命、实现自已充当世界共产主义革命运动“伟大领袖”梦想必不可少的物质基础。
为了和以赫鲁晓夫以及后来的勃列日涅夫为首的苏共争夺国际共产革命运动的领袖地位，毛和中共不顾中国民众的死活一方面出钱出物(主要为金钱、武器以及国内极为短的缺粮食、副食品、日用品、原料……等)，大力支援拉拢阿尔巴尼亚、北朝鲜、越南、罗马尼亚、古巴、蒙古等社会会主义国家，和亚非的一些所谓民族主义国家诸如：印尼、斯里兰卡、尼泊尔、缅甸、柬埔寨、伊拉克、叙利亚、阿富汗、埃及、刚果、马里、乌干达、喀麦隆……等。
据统计从一九五0年到一九六0年六月底中国向这些些国家提供的无偿援助和贷款高达40.28亿元，这还不包括无偿提供的武器和以粮食和副食品为主的实物在内。40.28亿元现在看来数字好像不大，但在大米只有0.08元一斤、工人一般干部平均月工资只有二十几到四十元左右的当时却是一笔巨资。
毛经常对那些建议他在大饥荒时期适当减少外援的手下说：“手里没有一把米，雞都逗不來”。在毛的授意之下，在国内已大量饿死人的一九六0年一月成立了“中国对外经济联络总局”，专门负责向外国(主要是前面所列各国)赠送现款(外汇)、食品和其他物资，致使在大飢荒最严重的年份对外援助激增，使因饥饿而死亡的人数也剧增。这年十一月为拉拢古巴给古巴六千万美元贷款，并告知对方可以经过谈判不还；次年元月为拉拢阿尔巴尼亚给了五亿户布；在饿死人最多的一九六O年，为拉拢北朝鲜还为其提供23万吨粮食。此外，毛和中共还出钱扶持各国共产党内极少数毛派分裂份子另组X共(马列)小党办刊物，为毛和中共的世界共产主义武装革命理论摇旗呐喊、对毛和中共加以吹捧。
从上世纪六十年代起不断有X共(马列)的所谓代表团频繁到访中国。一是來接受毛和中共的指示，更主要的是來向毛和中共领取数额不菲的津贴。毛和中共对这些被他们豢养的走狗一贯是來者不拒慷概解囊。我记得來得最多的是澳(大利亚)共(马列)的主席(书记？)威尔科克斯先生，他有时一年都要來好几次，所以令我印象深刻，至今仍未忘记他的大名。
从一九五九年到一九六一年这三年之中据国内外统计研究公佈的资料中国大陆总共饿死了三千七百万至四千五百万人，其中主要是农民。造成这一场和平时期、正常年景史无前例的大饥荒和三、四千万无辜民众因饥饿而死亡的最直接的原因，就是好大喜功的毛为实现其要充当世界共产革命运动的“伟大领袖”的梦想、试图创造罕世奇功，“一夜之间”将贫穷落后的中国大陆变成世界超一流的先进大国，而发动的“总路线”、“大跃进”、“大炼钢铁”、“大修水利”、“大办人民公社”、“大办公社食堂”……等一系列运动。
尽管这一系列运动造成粮食减产、生态环境惨遭不可逆转的破坏、国民经济严重失调、生活日常用品、粮食和副食品的严重匮乏、生产力惨遭破坏、国民经济濒临全面崩溃……等一系列严重后果。然而只要毛和中共当局稍微有一点人性、对他治下的民众的生命稍微有一点尊重、对民众的苦难稍微有一点点怜悯之心，放下面子(毛和中共一直不敢对外承认中国发生了大饥荒、大量人口饿死这一事实，以维护其一贯正确、英明、伟大的虛假“光辉形像”)及时采取必要措施，削减外援、进口粮食、打开贮备粮倉(据周恩來向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报告：到一九六0年全国还有一年零七个月的贮备粮)、接受外国的粮食援助，则完全可以做到不饿死一个人，更不用说饿死3700万─4500万人了。
简单的祘一祘便可证明这一论断：在这大饥荒的三年之中每一吨粮食可以在一年之内至少挽救10个人的生命，一年内这10个人平均每人可分到200斤粮食；平均每天每人可得0.548斤粮食，再加上饥民们原有的每天0.4-0.5斤口粮，则飢民们每天的口粮可达到0.948斤─1.048斤足可维持生存的需要。即便对每天口粮只有0.3斤的饥民加上这0.548斤粮食，每天的口粮也有0.848斤，也可维持生存的最基本需要。照此计祘一九五九年只要把净出口的250万吨粮食不出口，用來供国内饥民之需要，则这一年便可挽救2500万饥民的生命；如果一九六0年净出口的100万吨粮食不出口、援助古巴的6000万美元用來从国外购买粮食(按当时的粮价可购买87万吨粮食)、援助北朝鲜的23万吨粮食用來供应国内的饥民，那么这一年将有210万吨粮食供国内饥民提高口粮标准，这将使2100万饥民免于饿死；一九六一年如果把给阿尔巴尼亚的5亿卢布(当年卢布与美元的比价约为1比1，这是苏联官方自定的汇率，高于卢布的实际价值)用來买粮食，按保守的估祘可从国外购得300万吨以上的粮食，如果再加上被打肿脸充胖子的毛断然拒绝的苏联愿意提供的100万吨粮食援助，那么这一年总共将有400万吨以上的粮食供饥民们食用，这将拯救4000万人免于饿死。由此看來，如果这三年停止出口和外援粮食、同意接受苏联的100万吨粮食、把对外援助的资金用來进口粮食。如能这样，那么1959─1961这三年一个人也不会饿死！据此可以说“大跃进”及其带來的一系列惨重后果和造成3700─4500万人饿死，套用一句当下流行的话來说：“这都是毛要争当世界共产主义革命的“伟大领袖”惹的祸”。
在大饥荒期间，毛生怕外国知道中国发生了大饥荒饿死数千万人的真像，影响他自封的世界共产主义革命“伟大领袖”的光辉形象，对外拒不承认中国大陆发生了大饥荒、饿死了大量人口的事实。为掩盖中国大陆在一九五九─一九六一年的大饥荒、大量饿死人的真像，毛和中共不顾民众死活顽固地拒绝一切国际援助，这种死要面子的做法大大加剧了饥荒的程度，使本来可以因国际援助的粮食而得救的数以千万计的饥民最终未能逃脱饿死的厄运。
在断然拒绝了苏联提供的粮食援助之后，毛居然宣称：“哪怕把全中国人都饿死也不要赫秃子(指赫鲁暁夫)的一粒粮食，中国党和政府是有志气的”。为维护毛和中共的这种莫名其妙的所谓“志气”，数以千万计的饥民因未能吃上苏联援助的粮食而死于非命。此后毛还对他的保健医生李志绥和秘书田家英说：“饿死事小，失节事大。中国有几亿人口，饿死几千万人祘啥大不了的事呀！让妇女敞开肚子生，死的几千万人，过几年不又回来啦！我们凭啥吃赫鲁晓夫的嗟来之食？”
面对被自己弄得千瘡百孔、濒临崩溃的国民经济和因他的胡作非为而饿死数千万人的惨状，毛和中共不仅没有任何反省、内疚、自责反而把所有责任都推给他们凭空捏造出来的三年自然灾害、苏修逼债、许多地方民主革命不彻底，许多基层政权被阶级敌人所控制。
真实的情况是：近年许多气象学家和水文学家在仔细研究了“解放”以来历年全国各地记录的气象和水文资料之后，得出的结论是：一九五九、一九六0、一九六一这三年全国没有发生重大的自然灾害。这三年基本可以祘得上风调雨顺；被毛称之为“苏修”的前苏联在中国大陆发生人为的大饥荒期间，不仅没有逼债，反而主动提出鉴于中国目前的困难，可推迟五年偿还中国所欠苏联的债务，而且这五年不计利息，被毛和中共断然拒绝。尤其不可思议的是毛和中共在每年饿死上千万人的困境之下，居然提出要提前还清所欠苏联的债务，于是毛和中共不顾民众的死活，动员一切力量从全国捜刮一切可以捜刮到的可供出口抵债的副食品、农付产品、日用工业品和工矿原料……等物资运交苏联还债，这种愚不可及的做法不仅使更多的人饿死，还大大加剧了国内物资供应紧张的程度。苏联还提出要对中国提供100万吨粮食、50万吨古巴糖的援助。毛和中共仅接受了50万吨古巴糖(毛之所以接受古巴糖，是以这种方式间接扩大古巴的出口，以此作为拉拢古巴的一种手断，而不是出于考慮到滿足国内民众的需要)，而毫无人性、不可理解地拒绝接受那100万吨可以挽救一千万人生命的粮食援助 ；至于把责任推给全国各地民主革命不彻底、基层政权被阶级敌人所掌控，对无产阶级进行阶级报复，那就更是无稽之谈。众所周知，自“解放”以来历经“土改”、“土改复查”、“清匪反霸”、“镇压反革命”、“三反、五反”、“肃反”、“反右”……等一系列政治运动，毛和中共的所谓“民主革命”早就彻底得过了头。所有的真正的、莫须有的所谓“阶级敌人”都被杀的杀、关的关、戴帽的戴帽、管制的管制，包括他们的家属，都被“无产阶级专政的铁拳打倒在地，并踏上了一只脚”。他们连做人的起码资格都没有，哪里还有什么基层政权会被他们所掌握？他们在这个政权之下能点头哈腰、逆來顺受，能苟延残喘地活下去就祘万幸了，哪里还有可能对贫下中农进行阶级报复？自“解放”以后，各级基层政权早已牢牢地掌握在那些革命最彻底、最坚决的以流氓、地痞、懒汉、二流子为代表的“无产阶级”手中，已是不争的事实。毛和中共把责任推给“阶级敌人”的阶级报复实在是一种自欺欺人的拙劣借口。
即使在大饥荒时期，被中共宣传机构和无耻御用文人们吹捧为“生活简朴”、“与人民同甘共苦”的毛，仍然过着封建帝王般的奢糜生活。据毛在大饥荒时代的御厨透露，在大饥荒时代毛的一份菜谱计有：牛羊肉菜十多种、西餐菜汤十六、七种；仅鱼虾就有蒸鱼卜丁、铁扒桂(鳜，以下同)鱼、煎桂鱼、软炸桂鱼、烤青鱼、吉士百烤鱼、波兰煮鱼、软炸大虾、生菜大虾……等十七种做法。
不仅如此，在大饥荒年代穷奢极侈的毛，还在全国花费数以亿计的巨资为自己建造行宫，计有：韶山滴水洞、庐山芦林一号别墅山庄、长沙蓉园、武汉东湖梅岭一号别墅、咸宁131工程特一号别墅、北戴河莲花山别墅、北京宻云水库湖心島别墅、北京香山双清别墅、北京玉泉山别墅……等。
其中仅滴水洞别墅及其附属工程总造价已超过亿元，这样一笔钱如用來进口粮食，按当时的粮价可购买62.5万吨粮食，这么多的粮食可以挽救625万饥民的生命。“解放”后毛在全国各地先后为自己修建了61处别墅，其中有许多处毛从來没有入住过，就连耗资过亿元的韶山滴水洞别墅，毛也仅在一九六六年的六月十七日至卄八日在那里住了十二天，相对于它的造价，毛在那里每住一天就花费了将近一千万元。毛建造的这六十一处别墅不仅耗费了国家宝贵的建设资金，其中有许多是大饥荒时代饥民们指望用它來进口粮食以挽救自己性命的资金。
一贯善于在他人面前做秀、做假事、说假话的毛。一边罔顾民众的死活过着穷奢极侈的封建帝王般的生活；一边在手下工作人员、民众代表、“民主党派”人士甚至外宾面前穿上打过补丁的衬衫、睡衣、鞋袜，故意显示其“艰苦朴素”。还曾在大饥荒时，向他手下的工作人员宣称要几十天不吃猪肉。毛主要是想通过这些工作人员、民众代表、“民主党派”人士和外宾把这些事向外传扬，以显示他生活简朴与全国民众同甘共苦。不想至今毛左份子、“五毛”党们、“乌有之乡”的乡民们仍在津津乐道毛这些做秀的“光辉事迹”。
实际情况是：据原毛身边的工作人员透露：毛为维护保養这些毛用來显示其艰苦朴素作风的道具，每当这些衣、被、鞋、袜发生破损时，毛手下的工作人员都要派专人用飞机送到上海，由那里的高级技师精心织补、修理后，再用飞机运回北京，以供毛在面对国内外“观众”演出其“艰苦朴素丑剧”时继续使用。
实际上毛修补这些用作道具的衣、被、鞋、袜所花的费用不知道要比买新的衣、被、鞋、袜的费用要高出几十、几百甚至上千倍。毛这样做实在没有必要，毛如果不是在外人、外宾面前故意穿上这些打过补丁的衣、被、鞋、袜，而是在自已家里穿、破了就请身旁的工作人员缝补一下，接见各级官员、友人、民众代表和外宾时穿着整洁一点，不仅无可厚非，反而是一种真正节儉的表现，毛不需要贪污、也不需要使用任何特权，仅凭他那一月四、五百元的工资就可使自己在接见他人和外宾时穿着整洁一点。更何况接见他人、外宾时，自己衣冠整洁也是对他人和外宾的一种起码的尊重。
至于毛的手下和无耻文人们大肆宣扬的，在大饥荒期间毛为了与民众同甘共苦共度时艰，宣告几十天不吃肉的真像是：毛在健康检查时发现胆固醇过高，保健医生们建议毛少吃猪肉(毛嗜好吃红烧猪肉)，于是御厨们在医生的建议之下，把菜里面凡用猪肉的地方都改成面筋(面筋的价格和营养价值实际上都比猪肉要高许多)，这怎么扯得上是与民众同甘共苦呢？
写到这里我不由得联想起一件往事，大约是在上世记八十年代末？还是九十年代初，我在一份湖南出版的杂志上看到一篇纪念毛诞生多少周年的文章。是大饥荒时期，长沙的一位渔场陈姓党支部书记，以一种十分“自豪”的口气，回忆当年如何为毛养鱼的经历。据这位书记回忆：在大饥荒开始不久的一天，上级领导突然找他谈活，交给他一项要严格保宻的重大“政治任务”，即在长沙烈士公园东北方一处因修京广复线截断浏阳河而形成的U形月牙湖上建一个养鱼场，专门为“伟大领袖”毛主席养殖毛所钟爱的浏阳河白鲢鱼。
据这位陈书记介绍，在北京已吃恹各种山珍海味的毛，有一天突发奇想，回忆起年轻时在长沙求学和闹革命时，吃过一种浏阳河长沙段捕捞起來的白鲢鱼，毛当时觉得非常好吃。毛对手下人说，浏阳河流经长沙段有一处急湾，此处水流湍急，河里的白鲢鱼在这里的激流里奋力争游，鱼肚皮在河底的沙滩上磨娑，使得这里的白鲢鱼肚皮异常肥厚鲜嫩。毛对手下人流露出想吃浏阳河白鲢鱼的意思，善于逢迎拍马的毛的“大内总管”，马上心领神会，并及时把毛的“圣意”告知湖南省委。由于浏阳河流经长沙的那段急弯，已在一九五八年被新修的京广复线所截断，形成了一个月牙湖，而改道后的浏阳河里的鱼虾早已被饥不择食的饥民们几乎捞捕殆尽，那里还能捕到“当今圣上”朝思幕想的浏阳河白鲢？
为不违圣意，省委立即下达政治任务，责成水产部门在浏阳河截流形成的月牙湖成立一个渔场。选择祖宗三代都是贫雇农出身、有养鱼经验的党员专门为毛养殖浏阳河白鲢。据这位渔场书记回忆，大饥荒期间，他们每星期捞捕两次每条两斤左右不大不小的活白鲢鱼数条，用可充氧气的专用运鱼鱼箱在专人押运之下，用汽车运到长沙南郊的大托舖军用机场，再用专机运到北京供毛享用(一九六一年暑假笔者想为久未食过鱼的父母改善一下生活。曾与友人试图到位于长沙烈士公园内的这个月牙湖去钓鱼，不料竟遭到好几个便衣巡逻人员的驱趕与呵斥，连钓具也被没收。当时都不知道这里已辟为毛的“御用”养鱼场)。
毛左份子们、五毛党们、“乌有之乡”的乡民们，你们想过没有？你们心中的红太阳、你们那位“生活简朴”、常穿着打补丁的衣裳接见国内外宾客、并声称“为与民同甘共苦数十天不吃肉”的“伟大领袖”在大饥荒时，在北京所吃的每一条白鲢鱼要花多少钱？
其实白鲢鱼在河鲜中根本祘不上什么美味，只是毛当年混迹长沙时，因囊中羞涩，常只能以粗茶淡饭裹腹，偶尔能吃上一顿白鲢鱼当然会倍感鲜美，因此而给他留下深刻印象，以致毛“功成名就”，成为当今“圣上”之后，仍想重温当年的这一美味。
毛的私人生活也极其腐败、淫乱，即使与封建帝王相比也有过之无不及。早在上世纪二十年代前后，毛在长沙活动期间与毛的第二任妻子杨开慧结婚之后(毛在老家由父母做主曾为毛娶了一位比毛大四岁罗姓姑娘为妻，婚后一年多罗氏就去世了)，毛即与杨开慧的表妹和一位叫陶斯咏的寡妇在一起鬼混，引起杨开慧的不滿。一九二一年毛参加中共第一次代表大会后，怀揣着共产国际提供的大洋，还专门跑到南京与移居在那里的陶斯咏重叙旧情。
一九二七年毛发动的秋收起义失败后，逃竄至井岗山投靠在那里占山为王的王佐、袁文才的土匪部队。在那里毛看上了比杨开慧更年轻漂亮的贺子珍。经王、袁撮合，毛置与自已共患难的妻子和三个亲生儿子的安危于不顾，在没有和杨开慧离婚的情况下，毛毫不猶豫地抛弃作丈夫、做父亲的职责，又于一九二八年与贺子珍结婚。
此时，毛的合法妻子杨开慧正带着她和毛所生的三个儿子在长沙清水塘和老家板倉，一面艰难度日；一面翘首企盼毛的归來。对毛一往情深的杨哪里知道，她们母子四人早已被毛抛弃。毛早已在井岗山另结新欢。从一九二七年毛离开杨开慧母子上井岗山，到一九三0年杨在长沙被何健处决的这三年多的时间内，毛明明知道杨开慧母子在长沙清水塘和老家板倉生活非常危險，随时都有可能遭到杀身之祸。毛如果对自已的妻子和儿子稍微怀有一点夫妻之情、父子之情，毛完全有办法通过中共地下党，把杨开慧母子接到井岗山和中央苏区和毛一起生活，以使她们脱离危險。然而毛不仅没有这样做，就连毛率红军奉命攻打长沙，从板倉附近经过。毛都没有顺便去看一下自已的妻子和亲生儿子。毛怕杨和自已的儿子回到他身边，妨碍他和贺子珍的幸(性)福生活。毛对亲人的冷漠无情、不负责任和自私在此暴露无遗 。
当毛和中共打着北上抗日的招牌流窜到陕北后，在毛和中共的欺骗宣传之下，一大批怀抱抗日救国理想的青年学生、文化人被诱骗到陕北。毛所在的延安，一下子出现了许多衣着打扮时髦的女性，令贺子珍等中共领导人的老婆们相形见拙。其中一名演员出身名叫吳莉莉的女士更是美貌时髦出众，立刻被毛看上。毛找各种借口与吳交往、鬼混。一次毛正与吳鬼混时被贺子珍发现，贺与毛、吳又打又闹，吵得尽人皆知，吳无脸再在延安混下去，只好离去。毛还与女作家丁玲也常在一起鬼混，还扬言要封丁为妃子。
贺子珍性情刚烈，无法容忍毛的淫乱，终至以到苏联疗伤为由离开了毛，远去苏联疗伤。贺离毛而去不久，毛又和从上海來的电影演员江青鬼混在一起(江在來延安之前曾与四个男人结过婚或同居过)，不久毛便决定与江结婚(此时毛尚未与贺子珍离婚)，因江的历史过于丑陋，毛的这一决定引起中共上下一片反对之声。他们担心江的丑闻会给毛和中共脸上抹黑。然而毛不顾中共上下的反对，坚持与江举行了婚礼。直到两年后，贺从新闻报导中才得知毛已与江结婚，贺此时给毛写过多次信均未得到毛的回信，最后毛回信告诉贺：我们以后就是同志了(意即夫妻关系结束了)。此后毛一直设法阻止贺回国，以免贺妨碍她与江的幸(性)福生活。贺遭此打击，终至精神错乱，在苏联被关进精神病院強制治疗。
“解放”后毛已成为中国大陆货真价实的封建帝王，与被他看中的女人滛乱就更加肆无忌惮。为滿足毛和中共领导人的荒滛欲望，毛手下专门为毛和中共高级领导人在中南海组织舞会，每周一次，后改为每周两次，专门从中南海女工作人员和部队女文工团员中选取年轻漂亮的姑娘为毛伴舞，兼供毛挑选作为陪寢对象。毛的手下还秉承毛的旨意，把人民大会堂北京厅改成“118会议室”，据知情人士透露，里面的装璜、家具、陈设、吊灯等都远胜于克里姆林宫。这里是专供毛与大会堂年轻貌美的女服务员滛乐的场所。
此外，毛还利用外出巡视的机会，每到一处便要手下召集当地女文艺演员、年轻漂亮的女服务员为其伴舞、供其滛乐。其中最有名的当数張玉风，此人原在毛的专列上当服务员，被毛看中后，被毛调到中南海为毛服务、供其滛乐。近來网上爆料：张有一儿子长像酷似毛，也模仿毛梳了个大背头，人们怀疑是张与毛所生。又有传言：毛死后张曾找中共中央要求为儿子认祖归宗，中央领导虽明知是事实(張大概提供了不容否定的证据)仍然告知张，为维护伟大领袖和中共的光辉形象，不可能让张的儿子认祖归宗。最后中央答应张享受副部级待遇退休，以对其进行安抚。按张以一毛身边服务员兼秘书身份退休，能享受付部级待遇可祘是没有先例的，从这一点考虑，此事恐非空穴來风 。
对于毛私生活荒滛无耻的程度，由于当局的欺骗隱瞞，国人以前知之甚少，包括笔者本人，虽以前也略知一、二。但当上世纪八十年代末，笔者去西安参加化工部举办的一次会议，听到与我共住一个房间的江苏南京来参加会议的代表(此人是江苏省石化厅的一位处长)谈到毛巡视南京所发生的一件毛的“风流韻事”时，我仍然感到震惊和难以置信。
据这位处长说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一次毛出巡到了南京，住在省委的一家宾馆。宾馆派出几位最年轻、漂亮、政治可靠的女服务员为毛服务。其中一位年仅十几岁秀色可餐的女服务员被毛看中，毛稍微暗示一下，毛手下的工作人员便心领神会，立即通知宾馆领导：伟大领袖今晚要接见这名女服务员，宾馆领导立即把这当作一项“政治任务”通知这位年轻漂亮但不谙世事的女服务员。这位不谙世事的女服务员，得知伟大领袖要亲自接見自己后，感到无比荣幸，心情也无比的激动与兴奋。当晚这位梳妆打扮一番后的女服务员便由毛的手下引进到毛的卧室。熟知毛的本性、知道毛接下來要干什么的毛的手下，便知趣地找借口离开了毛的卧室，顺便把门也带关了。此时迫不及待的毛，连装模做样的客套话也没说，走上前去抱住这位女服务员就要干“那事”。不料这位不谙世事的女服务员被毛这一突如其來的无耻下流举动吓得晕死过去。因为她万万想不到她心目中这样一位“无比英明、伟大、光荣、正确；品格无比高尚的光辉形象和伟大领袖”；她心目中的“红太阳、大救星”居然会对她做出这种下流无耻的、只有流氓和強奸犯才能做得出的勾当。毛对她的行为与毛在她心目中的“伟大光辉形象”之间的巨大反差给她心灵上造成的巨大震撼、不可思议，以及毛的粗暴行径给她那不谙世事的幼小心灵上造成的巨大惊恐致使她眼前一黑、人事不知晕死过去。这令毛大为扫兴，连忙叫來手下人把这位服务员送医院搶救。
按照毛对被他“宠幸”过的女人的一贯做法：对毛顺从且毛认为可靠的，毛通常会给她几万元钱(这在极端贫困的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堪称一笔巨款)，并安排一个较好的工作；对那些不顺从的或毛认为不可靠的，则被发配到一个与外界隔绝的偏远地方严加监管了其一生。我估计这位毛欲“宠幸”而未得手的女服务员，事后的遭遇属后一种情况的可能性较大。
毛在“大跃进”期间的的胡作非为召致党内外诸多人土的不满，面对这一状况，毛不是反省自己、改弦易辙、痛改前非。而是采取诿过于人、转移视线的方式來推卸责任。在一九五九年七月二日至八月十六日中共为纠正一九五八年的极左路线而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和八届八中全会上，毛已经感觉到自已的好大喜功、胡作非为给大陆社会和民众造成的严重损失和巨大灾难，已经危及他在党内和民众中的威望，以及他的绝对领导地位。于是毛以彭德怀的“万言书”为借口，转移会议方向，把这次会议的方向由反左倾冒进转变为反右倾。把矛头对准以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为首的所谓“反党集团”(其中还包括李锐、周惠……等人)。当毛把彭给他私人的意见书翻印分发给与会代表时，许多代表都认同并附和彭德怀的意見，这令毛大为不滿，毛通过刘少奇、周恩来、朱德等找彭谈话，对彭施加压力胁迫、诱骗彭在大会上作检讨。毛在大会上大发滛威，作了语气严厉、措词尖锐的发言，指责彭给他的私人信件是“向党(也就是毛，毛一向把自己当作党、当作国家)挑战的万言书”。诬称彭是漏网的高(岗)饒(漱石)反党集团的成员、里通外国、组织军事俱乐部企图篡党夺权。毛在彭违心地作检讨之后，对与会代表施压说：彭自已都承认了，作了检讨，你们还不敢检举揭发批判？与会代表在毛的威压之下，纷纷改变原来支持彭的意見书的态度，转而不惜揑造事实对彭进行无端的攻击，甚至辱骂以表示与彭划清界线，以此来显示自已对毛的忠诚以求自保。其中以刘少奇、周恩來、邓小平、贺龙、林彪等最为积极，最为卖力。毛在会上实行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的办法，把凡是赞同彭的观点的人都祘作以彭为首的反党集团的成员，组织代表进行打击批判，结果政治局委员张闻天、总参谋长黄克诚、湖南省委书记周小舟、毛的前秘书李锐、湖南省委副书记周惠等均被打成反党集团成员。北京军区政委钟伟因大声为攻击彭的一项罪名辩解，竟被毛命人当场将其逮捕，被关监狱卄年，直至彭平反后才被放出来。
由于毛牢牢地掌控了军队、情报(实为特务)、治安系统，对于一个共产极权政权而言，谁掌握了这些，就等于掌握了一切、掌握了他手下任何一个人生杀予夺的大权。庐山会议的与会代表对此都心知肚明，这些代表都是多年以來跟隨毛打江山的人，对毛的心狠手辣、不择手段、翻脸不认人都多有耳闻，其中许多代表还亲身领教过。
毛在大会上措词严厉的发言，和当场逮捕敢于大声为彭申辩的北京军区政委钟伟，成功地震慑了与会的每一位代表，甚至也包括在毛的这场杀雞儆猴的卑劣把戏中被当作“雞”的“彭黄张周反党集团”的成员在内。他们都被迫违心地对自己根本不存在的“反党、反毛罪行”无限上纲，作出深刻检讨(尽管如此他们还是难逃被罢官、被贬谪的厄运)。就这样，在庐山会议上毛依靠自己掌控的暴力工具(军队、公安、情报特务系统)和卑劣狡诈的无耻手段，以及在刘少奇、周恩來、邓小平、贺龙、林彪、陈毅……等中央主要领导人支持之下，不仅成功地度过了因自己的好大喜功，和胡作非为而带來的信任危机。而且还強化了毛在国内、党内、军内的绝对领导地位(这为以后毛利用自已的绝对领导地位、自己掌控的暴力工具和被以刘少奇、周恩來、邓小平、林彪、贺龙、陈毅、彭真……等为首的中共各级领导人吹捧起來的“绝对威望”发动的“文化大革命”埋下了伏笔) 。
本來以纠“左”，即纠正毛疯狂的极左路线给国家、民众造成的巨大灾难为目标的中共八届八中全会(世称“庐山会议”)，不仅没有纠正一九五八年以來“大跃进”、“三面红旗”的错误和所造成的巨大灾难，会议公报反而还強调要继续高举“三面红旗的伟大旗帜”在毛的“英明”领导下继续向共产主义前进。公报还宣称成绩是巨大的，缺点和错误是暂时的、小小的；成绩与错误相比是九个指头与一个指头之比。继续高举“三面红旗”极左路线的结果是造成庐山会议后的一九五九年下半年、一九六0年、一九六一年国民经济情况进一步恶化、比例进一步失调、物资供应更加困难、因饥饿而死亡的人数剧增的主要原因。“庐山会议”也是造成一九五九、一九六0、一九六一这三年饿死四千多万人的重要原因之一。
对于“大跃进”、“三面红旗”造成的恶果和巨大灾难，毛自己也清楚，为便于推卸责任，把自己隱藏在幕后操控一切(此外，毛也不想把时间精力消耗在国家元首不可推卸的迎来送往等礼仪上)毛在“庐山会议”召开之前的一九五九年四月卄七日召开的全国第2届人大第一次会议上辞去了国家主席的虛职。改“选”刘少奇为国家主席。毛仍保留党主席和他更看重的中央军委主席这两个掌握党政军实权的职位。老奸巨滑的毛这样一来就可把所取得的一切成绩归功于处在幕后的自己的英明领导，而把所有的缺点、错误都推给站在前台的刘少奇、周恩來、邓小平、陈云……这些人身上。
毛把它辞去国家主席一事在国内外大肆宣扬，以在国内外诸多不明真像的人士面前博取“不恋权”的虛名。毛在“庐山会议”上和会后就是玩的这一手。
庐山会议后毛为巩固自己的绝对统治地位、打击那些对“大跃进”和“三面红旗”有异议的各级党政军干部，和震慑怨声載道的饥民们，毛在全国又掀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反右倾运动”。据一九六二年为右倾机会主义份子甄别平反时统计有三百数十万党员、干部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份子”，这个数字远不是全部[註：七]。毛把自己造成的“五风”、饥荒、饿死人、国民经济失调和经济濒临崩溃……等责任都推到这些“右倾机会主义份子”的头上。他们成了毛的替罪羊，因而惨遭批斗、迫害，并祸及他们的家人亲友。其中有的被迫害致死、有的坐牢、有的“劳教”、有的丢官去职、有的被遣送农村、农场、工厂劳动。
几乎所有良心未泯、对百姓稍有同情心、对毛和中共在“大跃进”期间的倒行逆施稍有不滿的各级干部，上至中央下至社队基层干部都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份子。至此中共内部已再没有人敢坚持真理、敢说真话、再也没有人敢为民请命、再也没有人敢对毛和中共的胡作非为提出异议。
与此同时毛和中共继续宣扬高举“三面红旗”、继续“大跃进”。为了从农民身上捜刮本已少得可怜的粮食又在农村大搞反瞞产私分运动，致使一九六0年成为饿死人最多的一年。
毛通过“庐山会议”和“反右倾运动”成功地加強了他在党内的独裁领导地位、成功地打击、震慑了对“大跃进”和“三面红旗”有异议的各级党政军干部、成功地震慑了怨声载到的处于饥饿状态的全国民众。不仅如此，毛还通过庐山会议和接下來的“反右倾运动”成功地压制、转移了各级干部和民众对毛一九五八年以來所犯错误和罪行的追究。
毛和中共夺取政权带来的后果之三
庐山会议和接踵而來的“反右倾运动”坚持继续高举“三面红旗”、继续“大跃进”和反瞞产私分，继续加大收构农副产品力度的结果，除造成数以千万计的饥民(主要是农民)饿死之外，还导致国民经济进一步严重失调和几乎所有的生产生活物资的极度匮乏，整个国民经济已陷入全面崩溃的状态，使国家和民族面临不仅是中国历史上而且也是人类历史上最危急的全面毁灭的状态。由于各省粮食调不上來(实际上各省粮食都自顾不暇，根本没有粮食可上调)眼看连北京、上海、天津…等大城市都巳面临断粮的危險。数以亿计的农村民众濒临断粮、数千万农民饿死，毛和中共当局都可以不当一回事。因为外国使领馆人员、外宾和新闻记者跟本就不可能进入这些地区，也就无从了解到农村大量饿死人的真实请况，当然也就无损于毛和中共在全世界自吹自擂起来的“光辉”形象。而北京、上海、天津……等大城市却不同，那里不仅有各国的使、领馆工作人员、外宾，更有许多无孔不入的外国新闻记者，如果让他们知道居民们连口粮都供应不上，那豈不让毛和中共在国际上脸面丢尽吗？如果让全世界都知道毛和中共连自巳的国家都管理不好，都被毛和中共搞得一塌糊塗连粮食都供应不上，这让毛怎么好意思再当世界共产革命的伟大领袖？毛和中共连自巳的人民都救不了，怎么能当世界人民的大救星？对于一心想当世界共产革命的伟大领袖、而且把面子和自巳的“光辉”形象看得比几千万人的生死更重要的毛和中共当局，直至此时才感觉到问题的严重性。严酷的现实不仅令中共领导集团意识到；而且从异想天开的颠狂状态回到现实中的毛，也开始认识到必须纠正一九五八年以來的疯狂政策和异想天开的胡作非为，以挽救面临崩溃的国民经济和让民众能吃饱肚子以减少民怨，只有这祥才能保住自已的江山和“皇位”。
在这种危急状况之下，毛和中共领导集团决定于一九六二年一月十一日起召开一次由中央局、省市自治区党委、地委、县委和重要大型厂矿主要负责人参加的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后來又决定吸收军队的部份领导干部参加。与会人员达七千余人，故史称“七千人大会”。会议強调反对分散主义、加強中央统一领导、加強全局观念，以迫使各地方採取一切強迫命令的方式，向巳大量饿死人的农村要粮食，用來保证大城市的粮食供应。会议还把一九五八年以來因毛和中共领导集团的好大喜功、异想天开、胡作非为所造成的一切恶果、特别是饿死几千万人的责任都统统归结为是分散主义、本位主义所造成的，要省地县各级领导负责。试图把毛和中共领导集团的罪责推得一干二净，试图继续维护毛和中共领导集团“一贯正确”的虛假形象。这引起与会大部份干部的不滿和抵制。为避免引起众怒，迫于无奈毛和中共中央都在大会上发言，空洞地表示要对一九五八年以來事承担责任，而实际上把具体责任都推到省、地(市)、县、公社、大队直至生产队各级干部的头上。还无中生有制造出“三年特大自然灾害”、颠倒黑白的所谓“苏修逼债”和许多地方“民主革命不彻底”基层政权被“阶级敌人”所掌控，这三个弥天大谎。试图把饿死几千万人、物资极度匮乏、经济全面崩溃的责任推到这三件子虛乌有的事情头上。
中共政治局常委、委员们慑于毛的淫威纷纷在大会上发言，一方面为毛开脱罪责，一方面继续对毛加以吹捧，其中以周恩來、林彪、邓小平表现最为无耻。周、林竟然不顾大跃进造成的一切灾难都是按毛的异想天开、好大喜功和胡作非为的瞎指挥所造成的这一铁定的事实，反而在大会上宣称所造成的这一切灾难，都是因为未完全按照毛的“英明”指示办的结果(周、林在大会上上演的这一幕颠倒黑白为毛开脱和吹捧的“丑剧”今毛龙颜大悦。这为毛今后依靠林、周发动“文化大革命”清洗以刘少奇为首的潜在反对派埋下了伏笔)。邓还在大会上拿出了两个本本，一本是邓通过陈伯达选择性收集的这一阶段毛的语录、指示以证明毛的英明和一贯正确；另一本是具体的中央指示、批转的文件以证明问题出在书记处批转的这些文件上。邓违心地让自己和书记处为毛承担责任(邓的这一表现是邓在“文化大革命中”未遭灭顶之灾的重要原因之一)。只有彭真和刘少奇在发言中除为毛开脱罪责外，还含蓄地表示毛应负一点点的责任，因而召致毛的忌恨，毛认为这有损他一贯正确的“光辉形像”。彭在发言为毛开脱后仅说毛应负百分之一、千分之一的责任，召致毛的不滿使彭在“文化大革命中”成为被打倒的第一个政治局委员。刘在发言为毛开脱后，针对毛的成绩是九个指头；缺点错误是一个指头和后來的七分成绩三分错误、七分天灾三分人祸的说法，借农民的口说，有的地方是三分成绩七分错误；饿死人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刘的这一发言令毛大为不滿，被毛认为是对其绝对领导地位和毛氏皇朝的挑战。此时毛已打定主意要将刘置于死地(刘在毛四年后发动的所谓“文化大革命”运动中被毛整得死无葬身之地)。
尽管在七千人大会上刘、周、林、邓、彭(真)、朱(德)……等中央领导纷纷为毛开脱罪责、甘当毛的替罪羊，然而毛从大会上听到的许多代表的发言，和看到的各小组讨论的简报上感觉到了，党内潜藏着批评、否定、反对毛倡导的“三面红旗”的种种“暗流”，又看到大会上出现的“打倒毛泽东”的标语。毛担心这些“暗流”有朝一日汇合起來湧出地面，将对毛的以“三面红旗”为代表的异想天开、胡作非为、好大喜功给国家和民族带来的史无前例的深重灾难进行彻底的清祘，他将被作为错误路线的总代表被赶下台。毛似乎已意识到与会的这些领导骨干大多数已不是他的支持者，而是将來隨时隨地都有可能联合起來把他赶下台的异己力量。
面对大会上许多代表发言暗示毛应当退下的局面，毛为了摸清政治局常委们在大会上为其所犯罪行开脱、顶罪是否是发自内心；常委们是否真心拥护自已继续当领袖？毛对此心里还没有底。于是毛在一九六二年二月十日召开政治局常委会，毛在会上虛伪地表态：“愿辞去主席退下，搞社会调查。”朱德、陈云、邓小平为平息与会代表和全国民众的怨愤表态：欢迎毛泽东辞去主席职务(这是毛在今后的清洗运动中决定将邓打倒的主要原因)。但对毛的阴险狡诈、贪权恋栈有深刻了解的周恩來、刘少奇、林彪却表态支持毛继续当领袖，再加上毛自己。这样毛“名正言顺”地继续当他的党中央主席和毛最看重的军委主席。
现在有人提出这样的论点：当时如果刘少奇、周恩來都表态欢迎毛辞去主席职务，趁势召开中共九次代表大会，团结全党，彻底清祘毛的空想社会主义路线，总结饿死几千万人的惨痛教训，给毛安排荣誉职务养老，废除个人独裁的政治体制，实行民主宪政，与民更始，可以使改革开放政策提前二十年。国家将避免一场浩劫(指“文化大革命”)，刘少奇也不至于是那样一个悲惨结局。
持这种看法的人是因为他们对毛和中共封建奴隸式的共产极权体制的本质认识不清。这个封建奴隸式的共产极权体制，实行的是家长式的封建集权统治，它的本质就是一党一人独裁。这个体制的最高独裁者掌握了军事、政治、经济的一切大权。这个体制与民主宪政是互相对立、互不相容的。指望一个封建奴隶式的共产极权体制国家实行民主宪政；取消个人独裁，无异于与虎谋皮，是完全不可能的。
毛是一个嗜权如命的大独裁者，毛深知国家暴力工具军队、情报、特务系统，以及欺骗民众的舆论宣传工具(报章杂志、广播、电影、戏剧……等)对维护其个人独裁的重要性。毛通过林彪、汪东兴、罗瑞卿、陈伯达、陆定一、胡乔木……等把军队、特务、情报、治安和舆论宣传系统的权力牢牢地掌握在自己的手中。所以即使在二月十日召开的政治局常委会上，如果朱、陈、邓、周、刘都表态同意毛辞去中共中央主席的职务，毛也会轻而易举地利用他手中掌握的暴力工具发动一场军事政变，把朱、陈、邓、周、刘等及他们的党羽置于死地，然后通过毛掌控的舆论宣传工具向全国民众宣佈：在毛的英明领导之下，成功地粉碎了以朱、刘、邓、周、陈为首的反党集团的篡党夺权阴谋。就像毛在几年后发动的“文化大革命”时所做的那样。
退一万步说，即使当时把毛搞下去了(实际上这种可能性几乎等于零)，换朱、刘、邓、周、陈……中的任何一个人上台，只要维持中共这种封建奴隸式的共产极权体制不变，中国就不可能废除个人独裁体制，就不可能实行民主宪政。顶多只能让中国民众所遭受的苦难比毛时代略少一点，这已为此后中国的现实所证明。毛死后华国锋上台；华下台(因当时的军队掌握在以叶剑英、邓小平、陈云为首的中共元老们手中)邓上台当太上皇重演慈禧垂帘听政丑剧；邓之后江泽民上台；江后胡锦涛上台；胡后习上台无一不是实行个人独裁，无一不是实行一党专政，中国至今连异议人士和他们的言论都容纳不下，哪里还有什么民主宪政的踪影。
毛为保住自己的“皇位”，在自已死后把“皇位”传给江青过渡，最后传到毛的姪儿毛远新手中，以实现毛家天下千秋万代世世相传的梦想，毛已决定对自已的手下进行彻底的清洗，以清除毛实现由“党天下”向“毛家天下”转变的一切障碍。这就是几年后毛发动另一场给国家和民族带來更为深重的巨大灾难的“文化大革命运动”的根本原因。
面对毛发动的“大跃进”造成的烂摊子，毛撒手不管，让刘少奇、陈云、周恩來、邓小平……等去收拾残局。从一九六一年春到一九六二年中共当局在刘少奇等的主持下，制定并实施了一些恢复农业生产(恢复农民的自留地、变像的包产到户、取消公共食堂……等)、压缩工业盲目发展(压缩并下马了一大批盲目扩建和在建的工业项目)、压缩城市人口(将近两千万城市职工和城镇居民和他们的家属下放回他们在农村的老家)。当刘少奇带着常委们的这些所谓的“调整、巩固、提高”的意见去请示毛时，毛正在游泳池戏水，毛知道刘的來意，在水中大吼：你急什么？压不住阵脚了？为什么不顶住？一向在毛面前象绵羊一样温顺的刘，也忍无可忍地对毛说：饿死这么多人，历史要写上你我的，人相食，要上书的。
毛说：三面红旗也否定了、地也分了，你顶不住，我死了以后怎么办？为顾全毛的面子，刘说：三面红旗不倒、人民公社不散、公共食堂不办。调整政策还得继续，该退的还得退够。
尽管如此，毛还是认为刘冒犯了他，伤了毛的面子，毛已把刘视为挑战自己地位和权力的最大的潜在对手。尽管遭到毛的反对，以刘为首的中央常委们制定的“巩固、调整、提高”政策不能全面实施，但还是把农民们从饥饿、死亡的绝境中拯救了出來；把濒临全面崩溃的国民经济从绝境中挽救了过來。
到一九六二年以后整个国民经济才逐渐好转，饿死人的现象也大为减少。在安徽、河南等饿死人很多的省的许多地方，在一九六一年春就划了自留地给农民，有的以种种名义变像包产到户。这种地方到当年底农民的生活就有了很大的改善，不仅能吃饱肚子，许多农户还有余粮。笔者家兄，曾参军“抗美援朝”，后转业到河南省泌阳县工作。一九六一年在泌阳县邓庄公社某大队(相当于现在的村)当包队干部，该大队在一九六一年春就划了自留地给农民，又默许农民上山开荒种地，收获归己(那里地广人稀，山坡上能开垦的荒地很多)，到这年秋收后，当地农民面貌已大为改观，不仅都能吃饱肚子，还有余粮，劳力多又勤劳的农户有的到过年时还杀了年猪。这年笔者正在大学读书，因营养不良(实为饥饿)也患了浮肿病。家兄知道后，便写信邀我到他那里去过年，以便吃几顿饱饭，治治我的浮肿病(吃饱饭是治疗浮腫病的不二灵丹妙药)。一放寒假我便乘车到家兄包队的那个大队，和他一起住在大队书记家里，有时也应邀到别的农户家做客，不论是在大队支部书记家里；还是在其他农户家里吃饭，红薯、玉米饼甚至白面馍饃都可敞开肚子吃个够。
在那将近一个月的寒假期间，我终于找回了久违的“饱”的感觉，这种感觉是那样的美妙、那样的值得反复回味，是没有经历长期处于饥饿状态之下的人，永远也体味不到的。
在那个期间我终于实现了在学校里长期处于饥饿状态下的同学们之间谈论最多的(也是夜晚梦得最多的)梦想─何时能敞开肚皮吃上一顿像铳子一样硬的饱饭(因粮食定量标准低，还要被食堂工作人员尅扣一些，当时流行的做法就是煮或蒸饭时多加水，致使煮或蒸出來的饭像稀饭，可在饭后的短时间内缓解一下人们的饥饿感，所以吃一顿硬饭也是当时人们的一种“奢望”)。我不仅实现了当时人们何时能饱餐一顿的最大梦想，而且在那个寒假期间几乎是顿顿饱餐。将近一个月的饱饭，不仅使我的水腫病消失得无影无踪，脸上还呈现出久违的红润。很难想象泌阳这个一年前还是个饿死了近20％人口的地方，一年后居然发生了如此巨大的的变化。人还是原來的那些人，只是减少了近20％；地还是原來那些地，只是多了一些新开垦的荒地和分给了人们一点自留地。
政策的些微松动便带來了如此巨大的变化和效果，足见国民经济的全面崩溃，和饿死数千万人完全是毛和中共当局的异想天开、胡作非为漠视国民疾苦和生命，一心想充当世界共产革命领袖的狂想所造成的。而不是毛和中共所声称的“三年自然灾害”、“苏修逼债”、“民主革命不彻底”、“许多基层政权被阶级敌人所掌握，阶级敌人进行阶级报复”所造成的。
为了调动各级干部的积极性，一九六二年四月中共中央发佈了《关于加速进行党员、干部甄別工作的通知》决定对大跃进以來所有被拔白旗、被划为右倾饥会主义份子的党员、干部进行甄别平反，为这些人摘掉“白旗”、“右倾机会主义份子”的帽子。据邓小平在相关会议上称：(被“拔白旗”和划为“右倾机会主义份子”)全国估计总有一千万，影响的人数(他们的家属、亲友、同事…)有数千万。
尽管刘少奇、周恩來、邓小平、陈云……的“调整、巩固、提高”的政策已经取得较为明显的效果，帮毛度过了危饥，保住了毛的“皇位”，但毛并不买账。
毛在一九六二年八月主持召开中央工作会议，又大讲阶级斗争，严批“黑暗风(指认识到当前情况的严重性的看法)”、“单干风(指自留地、开荒、包产到户等)”和“翻案风(指为被拔白旗者和划为右倾机会主义份子甄别平反)”。到这年九月廿四日召开的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上，毛不再提他那臭名昭著的“三面红旗”，而是強调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毛声称在建设社会主义这个历史阶段还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險。
此后毛还提出办一切事情都要以阶级斗争为纲，并声称只有纲举才能目张。老奸巨滑的毛把事实上已经不存在阶级斗争和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提到路线的高度，就使得毛在今后的党内斗争中可以轻而易举的将“阶级敌人”、“资产阶级的代理人”、“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样一些罪名強加到被毛视为潜在对手(刘、邓、周、陈、彭真……等人)的头上，令他们死无葬身之地。
而刘、邓、周、陈、彭真……等人不知里就，居然还跟着毛在全国大抓阶级斗争。
在一九六三年全国经济形势已全面回升后，毛为了全面推卸自已造成国民经济全面崩溃、饿死四千多万人的罪责，和证实毛关于许多地区民主革命不彻底、全国有三分之一的政权不掌握在我们手里，掌握在(阶级)敌人手里的无中生有的论断。毛在一九六三年二月召开中央工作会议，决定在全国开展“四清”运动，试图把农村刮共产风、浮洿风、強迫命令风、強拆农民房屋、打人骂人、打死人、粮食减产、吃不饱饭、饿死人的罪责全部推到“四不清干部”和“阶级敌人”头上。
通过“四清运动”毛不惜忍痛把一大批“大跃进”时期，实行毛的胡乱指示最坚决、“五风”刮得最厉害、产量“卫星”放得最高、反瞞产运动最下得手、上调粮食最积极、饿死人最多的紧跟毛的积极份子(毛内心深处是非常欣赏、看重这些紧跟他的积极份子的，但为了推卸洗涮自己的滔天大罪，冷漠无情的毛，毫不猶豫地把这些积极份子抛出來作为自己的替罪羊)打成“四不清干部”、“阶级敌人”。因为这些人民愤极大，毛忍痛牺牲这些紧紧跟隨他的这些积极份子，就是要把毛的胡作非为造成的一切灾难的罪责都推到这这些人的头上。毛要让农民们知道，是毛领导的“四清运动”才把他们从“四不清干部”和“阶级敌人”的欺压下再次解放出來，毛这个造成国民经济全面崩溃、和平时期饿死四千多万人(其中主要是农民)的罪魁祸首又把自己打扮成了深受其害的中国人民的“大救星”。毛的这一招现在看起來不可能有效的十分拙劣的技俩，在那个信息闭塞的年代、在数以亿计长期被中共洗脑、灌输共产极权教条的中国民众面前，还十分起作用。这使得当时许多不明真像的民众把“大跃进”、“人民公社”、“大煉钢铁”、大办公社食堂……造成的巨大灾难迁怒于“四不清干部”和“阶级敌人”，许多人居然认为毛和中央的政策是好的，是下面的干部把事情搞糟了。
为了整粛、威慑青年知识份子(中老年知识份子早已被“解放”后的一系列政治运动整得服服贴贴，不敢“乱说乱动”了)，因为只有新成长起來的青年知识份子，他们有知识有文化，也就有判别是非的标准和能力。其中不乏忧国忧民的热血青年，他们之中面对“解放”以來毛和中共的所作所为，特別是“反右运动”、“大跃进运动”对国家和中华民族带來的深重灾难感到痛心疾首。其中的先知先觉者，已对中共及其倡导的共产极权体制的正确性、先进性产生了怀疑。
他们之中已有人在思考、探索救国救民的新的道路。这种状况毛和中共当局，早已通过遍佈全国各行各业、各单位的宻探、告宻者、线人而有所察觉。毛和中共当局决定在高校的青年知识份子中(主要是全国各高校的应届毕业生)开展一场整粛运动，其性质与目的和一九五七年的“反右运动”相似。毛指使周恩來与高校部、中宣部共同制定了一个1963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高等学校应届毕业生中政治上反动的学生处理通知》(这是一份关于在高等院校学生中，主要在应届毕业生中查处一批所谓“反动学生”的中央文件)，该文件要求全国各高等院校，每年都要在应届毕业生中，按一定的比例查处一批“反动学生”，并组织全校师生对他们的“反动思想”(对其中思想特别“反动”的典型要组识全省高校师生联合进行批斗)进行反复的检举、揭发、批斗，然后将“反动学生”遣送农场“劳动教养”、“劳动考察”。以此來杀雞儆猴，震慑全体师生。该文件从一九六三年开始实施到一九六六年因“文化大革命”开始才停止实施[註：八]。
毛号召各级干部都要下到农村搞“四清运动”，开始干部门不知毛的葫芦里卖的什么药，耽心将来又招來“左倾”或“右倾”的罪名，所以各级干部对“四清运动”并不积极。因为毛为达到威慑、惩处、操纵手下各级干部的目的，同一件事，毛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一会儿把它说成是右的；一会儿又把它说成是左的；一会儿把它说成是好的；一会儿又把它说成是坏的。你无论怎么紧跟毛，毛总是能找到借口给你加上某种罪名，对你加以打击、惩处，而毛自己总是对的、总是立于不败之地。这让毛的手下在毛的面前总是颤颤兢兢、低头认罪、接受惩罚、哀求获得毛的宽恕。
更何况这场运动要惩处的对象就是各级干部，所以受到各级干部的消极抵制也是情理中的事。见此状况，为讨毛的欢心，为紧跟毛的“伟大战略佈署”以巩固自己毛的“接班人”的地位，刘少奇指示组识部长安子文，安排各级干部下到农村开展“四清运动”。刘指示说：“不下去的不能当中央委员，不能当省委书记和地委书记。” 于是全党动员，省部级干部下去一百八十多人、地市级干部下去一千多人。
于是“四清运动”在全国各地分批次轰轰烈烈地开展了起來。这一状况令生性多疑的毛感到自己的话不不如刘少奇灵了。毛认为这是大权旁落、自己已被刘、周、邓、陈……等人架空的征兆。此事更坚定了毛要尽快除掉刘、邓，以消除对自己绝对统治地位的威胁。
尽管刘跟隨毛干“革命”数十年，刘居然没有把毛的本质看透，毛哪里是真正要刘当自己的接班人，毛是想要刘、周、邓、陈、林彪……等人辅佐自己建立的毛氏王朝千秋万代永续下去。
毛发起“四清运动”的目的是想把自己领导的“大跃进”、“人民公社”、“大办公共食堂”、“大煉钢铁”……等一系列异想天开的胡作非为给民众(特别是农民)带來的深重而巨大的苦难的罪责推到“阶级敌人”和“四不清干部”的头上。
毛开展“四清运动”的方式是典型的毛氏手法，即：挑动干部与干部之间、干部与民众之间、民众与民众之间彼此争斗，毛和中共从中操纵，以达到运动的目的。毛和中共先从一部份地区抽调一批干部组成“四清工作团、队、组”，到另一地区开展“四清运动”，发动当地的贫下中农对当地的各级干部、阶级敌人进行检举揭发、批斗、处分；等这个地区的“四清运动”结束后，又组识这个地区原來被批斗的干部组成新的“四清工作团、队、组”对前一个地区那些來批斗过自已的干部进行检举揭发批斗。全国各个地区依此轮番进行“四清运动”。搞得各级干部人人自危、惶惶不可终日，许多干部、“阶级敌人”被批斗、殴打致残、致死或被迫自杀，许多家庭被搞得家破人亡。
毛通过“四清运动”虽然已在很大程度上把自己高举的“三面红旗”(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造成国民经济全面崩溃、饿死四千多万人的罪责转嫁到“四不清干部”和“阶级敌人”的头上。但毛的威信在各级干部(上至中央下到省市县)眼里已大不如从前。毛为重树自已的绝对权威、为打倒以刘少奇为首的各级老干部作准备(毛视他们对毛的绝对领导地位和权力形成了潜在而巨大的威胁)；毛还把在他夺取政权的过程中功勳卓著，现在又位高权重的党政军的所有老干部们都视为其由党天下向毛家天下转变的最大障碍。
于是毛决定打着反修防修、阶级斗争、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的旗号，在全国范围之内，发动一场“文化大革命运动”(其实文化只是这场运动的由头和导火线)。这场运动规模之大(波及全国每一个角落)、时间之久(长达十年之久)、对文化、社会、经济、道德、人性和人的生命造成的破坏、摧残和灾难不仅对中国而言；甚至对全世界來说都是史无前例的。
毛发动“文化大革命”的真实目的，至今国内外绝大多数人都还不清楚。许多人误认为毛发动“文化大革命”是为了防止修正主义、是为了防止资本主义在中国复辟；许多人误认为毛在“文化大革命”发动群众是为了监督党、改造党、使党实现革命化、民主化；许多人误认为毛是个理想主义者，他发动“文化大革命”是为了建立一个公平合理的新社会；就连那些对中共极权统治的本质有所认识的人都认为“文化大革命”不过是毛与中共领导集团之间的另一场狗咬狗式的内斗的新形式，只是内斗的规模比以往更大一些；时间更长一些罢了。
这都是因为这些国内外人士对毛的本质、对毛参加共产革命的动机与目的缺乏深刻的了解所致。毛是怀着实现自己的封建帝王梦、建立千秋万代永续不绝的毛氏王朝的“理想”投身中国共产革命的。滿脑子封建帝王思想的毛，发动“文化大革命”的最重要原因就是要为毛死后将“江山”先交给江青过渡，等毛的姪儿毛远新成长起來后，再将“江山”交给毛远新(以后一代一代交给毛家的子嗣)扫除一切障碍。毛要扫除的最大障碍就是那些提着脑袋跟隨他打“江山”劳苦功高、现在又位高权重的、以刘、林、周、邓、陈……等为首的一大批党政军的老干部们。这些人不打倒或被整得服服贴贴甘心情愿辅佐江青、毛远新完成由党天下到毛家天下的过渡，毛就不能实现毛氏天下代代相传的封建帝王梦想。因为这些劳苦功高、位高权重的老干们尽管在毛死后极有可能为争夺“江山”而彼此争斗得你死我活，但他们决不会在毛死后把江山交到劳少功低、位低权轻的江青、毛远新的手里，这一点精明老道的毛早已看出來了。
为达到把阻碍毛把党天下转化为毛家天下的几乎所有老干们都打倒的目的，毛知道光靠以前贯用的通过栽赃罪名拉拢几个老干，打倒几个老干的手法，已不可能在他有生之年把老干们全部打倒，或是把他们整得服服贴贴甘当毛家王朝的忠实家臣，诚心诚意辅佐江青、毛远新完成从党天下到毛氏天下的转变。毛必须找到一种更快更有效的办法在他有生之年内，在较短的时间里把那些阻碍他完成由党天下到毛氏天下转变的党政军各级老干们全部打倒。
由于许多地方、许多部门、各军兵种、各大军区的实权基本上都在老干们的手里。毛深知仅靠自己的几个亲信是不可能一下子就把这些手握实权的老干们都打倒的，搞不好激起老干们团结一致的反抗，自己反而有可能被团结起來的老干们打倒，使自己多年來对国家对民族所犯下的罪行遭到清祘。毛决定利用三年大跃进以來，民众对各级干部的不满和怨愤，利用自己被老干们吹捧起來的威望，发动一场大规模的群众运动，鼓动民众特别是毫无人生经验、缺乏判别是非能力的青年学生來打倒党政军内的各级老干。为达到这个目的老谋深祘的毛作了充分的准备。
迷信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枪杆子里面出一切东西的毛，首先以“接班人”作为诱餌拉拢掌握军权的亲信林彪，毛通过林彪把军队牢牢地掌握在自己手里。毛深知，只有在民众和青年学生中享有崇高的威望才能从容操纵不明真像的民众和无知盲从的青年学生通过一场大规模的群众运动(这场破坏力无与伦比的群众运动，毛美其名为“文化大革命运动”)把党政军内的老干们彻底打倒或慑服，以铲除毛由党天下向毛家天下转变的障碍。
为此毛通过林彪首先在军内，然后在全国大力宣扬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大树毛的绝对权威、大力宣扬毛的英明伟大、一贯正确。在林和毛掌控的御用文人们和御用宣传工具的大力宣扬和无耻吹捧之下，毛的威望一路飈升，直至被捧上神壇，毛的威望已达到难以逾越的颠峰状态。
在这场毛通过林彪发动的造神运动中，那些毛要打倒的以刘少奇、周恩來、邓小平……等为首的老干们也“功不可没”，没有他们对毛一贯的吹捧、宣扬；没有他们在这场造神运动中不遗余力地推波助澜，毛的威望不可能达到这种颠峰状态，更不可能被捧上神壇。
可怜这些老干们跟随毛干了一辈子“共产革命”居然没有看清楚毛参加“共产革命”的动机与目的。不知道毛参加“共产革命”根本不是为了在中国实现那虛无飘渺的共产主义“美好”理想，而是打着共产革命的招牌以实现自己的帝王梦，并建立一个世代相传的毛氏王朝，就像今日北朝鲜的金氏王朝一样。
老干们特别是那些最高层的老干们不知里就，居然都眼巴巴地盼望毛百年之后，把他们和毛一起打下的“江山”传给他们。老干们为争当毛的“接班人”不仅争相向毛献媚，吹捧、讨好毛，而且彼比之间还进行了一系列你死我活的残酷争斗(如高岗、饒漱石与刘少奇、周恩來、邓小平、陈云之间的斗争；刘少奇与林彪之间的斗争，以及后來林彪、陈伯达与江青为首的“四人帮”之间的斗争；华国锋、汪东兴、叶剑英与江青为首的“四人帮”再加上毛远新之间的斗争)。
到一九六五年毛认为扫除他实现从党天下到毛家天下转变的障碍的时机已经成熟：毛通过林彪已经把军权牢牢控制在自已手中；毛通过汪东兴、谢富治等已经把情治、特务系统牢牢掌控在自已手中；毛通过康生、陈伯达、胡乔木等已经把绝大部份舆论宣传工具牢牢控制在自已的手中；毛通过林彪等亲信已经把毛心目中毛家王朝的过渡继承人━毛的老婆江青成功推上了政治舞台、毛心目中真正的“皇位”继承人毛远新正在大力培养之中；毛的威望在林彪和以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为首的各级老干们还有以无耻文人郭沫若为首的御用文人、学者的无耻、狂热吹捧之下已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毛已被吹成了真理的化身，这使毛拥有了可以颠倒黑白、反手为云复手为雨、指鹿为马的绝对权威。
早在一九五九年四月上旬召开的中共八届七中全会上毛提倡海瑞精神，要干部学习海瑞“舍得一身剮，敢把皇帝拉下马”的精神，其目的是诱使一些老干向毛提意见，然后对其进行无情打击和惩罚，以把毛实际上的和毛臆想中的潜在的对手消灭在萌芽状态。
在不久之后的庐山会议上彭德怀、张闻天果然中招。在会议期间彭上书给毛、张会上发言对毛发起的大跃进、人民公社、大煉钢铁、大办公社食堂仅仅避重就轻地提了一点意见，给果被毛伙同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林彪……等打成彭、黄(克诚)、张、周(小舟)反党集团而惨遭打击迫害。
毛还通过胡乔木动员无耻史学家、北京市副市长吳晗[註：9]写了一篇《海瑞骂皇帝》的文章，后来吳又为著名京剧演员马连良编写了《海瑞罢官》的京剧剧本。吳这些讨好毛的行径不仅未得到毛的赏赐，反而在后来的“文化大革命”中给自己召来杀身之祸。
到一九六五年底毛认为整肃老于们的时机它经成熟，毛通过江青鼓动张春桥、姚文元撰写了一篇批判《海瑞罢官》的文章名为《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以此为起点掀起了对吳晗及其《海瑞罢官》以及吳晗、邓拓、廖沫沙合写的《三家村札记》、《燕山夜话》和与此相关的北京市委书记彭真主持起草的“二月提綱”的大批判，由此揭开了毛整粛老干以扫除其由党天下向毛心仪已久的毛氏天下转变的最大障碍为目的的，所谓的“文化大革命”运动的序幕。这是一场旷日持久的对国家和民族造成了史无前例的深重灾难的运动。
一九六六年四月毛在杭州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宣佈撤销《二月提綱》、撤销了毛于一九六四年成立的文化革命五人领导小组(成员为：彭真、陸定一、康生、周扬和吳冷西)。成立新的中央文革小组，以陈伯达为组长，康生为顾问，江青、王任重、刘志坚、张春桥为副组长，组员包括姚文元、王力、关锋、戚本禹……等七人。接着于一九六六年五月十六日发佈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俗称：“五一六通知”，许多研究“文革”的人都把“五一六通知”发佈的时间，当作“文化大革命”正式开始的时间)
2016年６月４日完成于望春轩
[註：1]陕甘宁边区向农民征收的公粮数量从一九三七年的13859担增加到一九四一年的200000担，四年之间增加了14.43倍。征粮过度，农民不堪重负，毛和中共住往只能通过強制和暴力来达到目的，因此而逼死人的现象时有发生，搞得边区民众怨声載道。一次雷雨中边区某县长被雷霹死，有农民就说：老天爷不睁眼，咋不打死毛泽东。边区政府秘书长谢觉哉一九四四年二月卄四日的日记中写道：边区政府的农业税(主要是公粮)跟国民党政府区比并不轻，有的人“交公粮后没得吃，所交公粮数几乎和全年收入之粗粮相等，如白玉宾全家四口，收粗粮五担，须出公粮四担六斗六升。”甚至有人“实际收的不够交公粮”。毛和中共利用抗日的时机疯狂扩张党政机构和军队除搞得边区民众不堪重负、民不聊生之外还造成物价飞涨。一九四四年与刚到陕北不久的一九三七年相比盐涨了二千一百三十一倍，火柴涨了二万五千倍，食油涨了二千二百五十倍，棉花涨了六千七百五十倍。
[註：2] 一九四一年德国入侵苏联后毛担心从苏联得到的财政援助可能会断绝。毛和中共不顾鸦片对国人精神上肉体上将造成的巨大伤害，居然在边区大力开展鸦片种植。为掩人耳目把鸦片称之为“特货”、又在鸦片种植区的四周种上高大的玉米高梁加以遮蔽。据苏联人一九四三年估算中共共卖出了四万四千七百六十公斤鸦片，价值二十四亿法币(当时中国的法定货币)。毛和中共靠祸国殃民的鸦片富了，边区的小朝庭过上了富足的生活(不包括边区的老百姓)到一九四四年因种植的鸦片过剩才停止了鸦片种植。
[註：3]：据解放军原來宣称一、二次国内革命戦争共消灭国民党军850万人，最近又修正为1000余万人，按照当局一贯的宣传方式这数字肯定有不少水份，而且其中应还包括负伤、被俘、起义、打散的国军数字，这些人至少占被“消灭”总数的一半左右即500万左右是国军方面战死的。按照通常战胜方的死亡概率：杀人一万自损三千即30％，考愿到一次国共内战时和二次国共内战的前两三年国军在武器装备上占有很大的优势(共方自称：靠小米加步枪打败了美式装备的国民党军)，再加上共军面对国军的武器优势采用的是惨无人道的“人海战术”。以致一个地方被共军攻占下來共军与国军的伤亡相当，甚至大大起过国军的伤亡。考虑到这些因素在打死国军500万人的同时共军自已战死的至少也应在300万人左右。再加上共党内斗互相残杀致死的，双方有意无意杀害的无辜民众至少也在300万人左右。所以说国共双方一、二次内战总共造成1000万人以上死亡是较接近事实的。
[註：４]详一九五二年二月中国外长周恩来与前苏联外长维辛斯基簽定的《中苏友好同盟特别协定》
[註：5] 钱是一个品行卑劣的小人，在反右时为自己脱身和向中共献媚，不惜无中生有向中共举报同为科学家的钱伟长有政治野心，再加上钱伟长反右期间提出的教授治教专家治校的意见与中共的做法相左，致使钱伟长被以邓小平为首的“反右领导小组”划为右派分子。钱学森在“大跃进”的高潮中，在粮食亩产已由超千斤、几千斤、超万斤、几万斤时，居然违背科学常识和做人的基本良知，公然在“人民日报”上发表文章从科学上论证粮食亩产几万斤是完全可能的，为浮誇风推波澜，致使后來广西环江县红旗公社把稻谷产量浮誇到130435斤/亩的惊人而荒谬的地步。钱学森从美国回国后即被毛和中共豢养來为毛和中共称霸世界研制火箭、导弹和人造卫星。钱学森置国家极度贫困、数以千万计的民众活活饿死的现状于不顾，把自已本可用于造福民众的全部知识和精力都用于为毛试图称霸世界实现其“世界帝王梦”研制火箭、导弹和人造卫星。晚年还宣扬“人体特异功能”。回顾钱学森的一生不仅品格卑劣而且从未运用他的知识、才华为改善中国民众的处境做过任何有益的事。这样一个人死后居然被当局吹捧为科学界为人处事的楷模，实在令人不可思议。
[註：6]程先生曾留学德、美二国获得过两个博士学位，原为清华大学冶金系系主任，一九五二年院系调整时隨请华大学冶金系一起來到新成立的“中南矿冶学院”，担任冶金系系主任，一九五七年被当局划为右派，是我国著名的冶金专家也是上世纪五十年代湖南省仅有的两名一级教授之一。
[註：7] 一九六二年五月十一日邓小平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谈到甄别平反“右倾机会主义份子”时说：“现在全国已经甄别平反的地区，是有数目的。譬如河南四十万，实际不止。全国估计总有一千万。影响人数总有几千万。”
[註：8]：从一九六三年起每年高校毕业生进行毕业鉴定前，全国各高等院校的校长、院长、党委书记都要被高校部、中宣部召集到北京开会，佈置查处“反动学生”的任务。高校负责人被要求按佈置的比例回自己负责的院校完成查处“反动学生”的任务。凡未按比例完成查处“反动学生”任务的高校员责人，今后该院校分配出去的毕业生如在政治上出了问题，将追究该高校负责人的政治责任。因此.绝大多数高校负责人回校后都不遗余力地按规定的比例查处“反动学生”。有的院校实在查不出货真价实的“反动学生”也不得不拉几个出身不好或是“只专不红”的学生来凑数。这个中央文件是1963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高等学校应届毕业生中政治上反动的学生处理通知》。该文件从一九六三年开始实行，到一九六六年“文化大革命”开始才停止实行，总共实施了三年。按笔者查到的湖南省高等院校在这三年中查处的“反动学生”人数推祘，全国在这三年之中在应届高校毕业生中查处的“反动学生”总人数约在一千五百人至两千伍百人之间。
[註：9] 此人原为历史学家“觧放”前参加“民盟”极力攻击、反对国民政府。“解放”后被毛和中共当做民主党派参政的花瓶，安排担任有名无实的北京市副市长。
“解放”初为迎合毛、周恩来的心意，不顾以林徽因、梁思成等专家学者的劝阻、反对，坚持拆毁北京城的古城墙和多处城楼、门楼使北京这座全世界保存最完整的古都城遗跡被严重破坏，给中国甚至全世界的历史文化遗跡造成了巨大的不可挽回的损失。吳作为一个历史学家应比一般人更清楚被他坚持拆毁的这些历史古跡的巨大价值，吳的卑劣无耻由此可见一斑。
一九五七年“反右运动”期间，吳积极参与、主持对其昔日“民盟”中的盟友儲安平、罗隆基……等的揭发批判，致使他们纷纷被划成“右派份子”，给他们和他们的家庭带来了家破人亡的深重灾难。
“文革”期间因其奉毛旨意写的历史剧《海瑞罢官》，和与邓拓、廖沫沙合写的《三家村札记》、《燕山夜话》而遭批斗，于一九六八年三月被捕入狱，一九六九年十月死于狱中，其妻也于同年三月被迫害致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