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网络 原创 Jennifer钱立峰 好奇的芦苇
导读：经济和货币政策的选择，总是极大地影响到一个政权的历史命运。在西汉的统一王朝、太平治世如此；在三国的分裂割据、群雄逐鹿的乱世，亦是如此。
前文说到，传统经济学认为货币源于物物交换，是“充当一般等价物的商品”。
但信用货币理论认为，货币源于债务，比起它的实用属性，货币更多是一个抽象的衡量单位，所衡量的是人们之间的债务关系。
信用货币理论认为，所谓经济，就是庞大的物物交换体系，这个体系离开货币根本无法进行。很多考古证据都表明，历史上从未有过纯粹物物交换的时代，即便最原始的时代，都存在某种形式的货币。货币是市场的必要条件。
当真正的货币尚未出现时，市场上就涌现出粮食、牲畜、盐、布匹、金属等大宗商品，这些实物货币的出现，并非行政命令的结果，而是在民间的生产和消费活动中自发生长的。
任何物品，只要被买卖双方所共同认可和接受，都可以在流通中作为交易媒介，成为实质上的货币，促进交易的达成和市场的繁荣。
因为货币源于交易产生的债务关系，而债务背后，考量的则是信用。所以，无论是早先的大宗商品，还是金银、铜钱，抑或政府发行的铸币、抽象的纸币，甚至网络时代的比特币，无论形式如何，它们作为货币，在本质上，都是对“信用”的度量。
货币最基础的两个职能是：价值尺度和流通手段。在古代，随着交易日益频繁，那些便于携带和不易磨损的货币，就越来越受到市场欢迎，于是，金属慢慢成为最常被使用的货币。
1、欧 洲
在欧洲，约公元前600年，受到吕底亚的影响，古希腊开始使用以白银为主的铸币，当稀有贵金属被赋予了当权者的背书，金属货币便受到广泛的欢迎。亚历山大大帝(扑克牌上梅花K)远征波斯时，每天所支付的军饷就曾高达半吨白银。
到了罗马帝国时期，白银铸币的使用更为广泛。铸币所使用的贵金属本身就颇具价值，上面还印有恺撒(扑克牌上方片K)的头像，象征了政府权威，给货币赋予政府信用的担保。在不断军事扩张过程中，罗马帝国还通过扩散货币传播范围，使其良好的信用得到了广泛的认可。
罗马帝国之后，法兰克帝国的皇帝，被称为欧洲之父的查理曼大帝(扑克牌上红桃K)，曾试图进行货币改革，但欧洲一盘散沙的封建制度，使其统一货币的努力举步维艰、无功而返。
除了规定金银比价为1∶12，查理曼大帝完全无法建立起让欧洲各地方封建主一致认可的统一的信用货币。因为没有统一货币，当时甚至连税收都无法顺利进行。以至于很多领主只有用挨家挨户大吃大喝，来代替税收。所以那时欧洲贵族普遍身材肥胖，这可都是辛辛苦苦吃出来的呀。
中世纪的衰败，反证了货币制度的重要性。而且，失败的货币制度，不仅不利于贵族和国王的减肥，更使得欧洲整体的经济陷入倒退。
但这一失败，除了政治原因，还因为欧洲白银产能严重不足。封建制度下，各方势力势均力敌、相互制衡，连皇帝都没有绝对的权威，更无人拥有占绝对优势的实力和信誉。这种情况下，大家都只能认钱不认人。要达成交易，不凭借实实在在的真金白银，的确很难做到。
缺乏行之有效的货币，导致的直接结果，是经济发展深陷泥淖。想要实现繁荣，没有充足有效的货币助力，几乎没有可能。
这种局面直到15世纪大航海以后，才得以彻底改变。在哥伦布1492年发现新大陆后不久，西班牙人1545年，就在他们的南美殖民地安第斯山，发现了巨大银矿，一下就给西班牙带来了难以想象的巨额财富。
美洲银矿的发现，给整个欧洲注入了源源不断的经济发展动力。在白银的刺激下，欧洲各国不断发展手工业生产，扩大海上运输的规模。
结果，美洲白银让荷兰、英国、法国、德意志和意大利地区，建立起了巨大的商品经济和工业生产规模，使之迅速跨入爆发式增长的机器工业时代。
而与此同时，保守集权的西班牙，反而沦为了资源中转站，白银只是在西班牙这里过了道手，就迫不及待流入别国。西班牙的世界霸权，也随着南美洲银矿的枯竭，而一去不回。
2、春秋战国
春秋晚期，铸币术很快在中国中原地区普及开来，正值轴心时代，诸侯割据、百家争鸣、思想活跃、脑洞大开，各国的货币，也都长成了自由奔放的造型。
一方面，商品经济发展，使市场对货币需求量日益增加；另一方面，金属铸造技术日渐成熟。周王朝势力渐弱，列国各自为政，自行铸造货币，市场出现了多币制、币形，相互流通、长期共存的景象，货币市场呈现一片繁荣和热闹的景象。
在汉以前八百年间，中原大地多是乱世，基本处于全面内战。所以，汉以前的金融制度，也始终处于混沌之中。
嬴政在完成统一大业、建立统一政权后，对各个地方混乱不堪的货币状况，自然无法接受。于是，秦王朝不但用强权统一了文字和度量衡，也试图一举统一货币。
可是秦始皇怎么也没想到，自己苦心建立起来的秦帝国，才14年就玩完了，而他发行的秦半两，也根本未曾真正在全国范围内流通。
3、西 汉
统一货币的好处非常明显，西汉初期，刘邦承袭秦制沿用半两钱。但汉初奉行的政策是，政府无为而治、民间放任自由，高祖刘邦甚至允许民间铸币合法。
小伙伴们不禁要问，如果私人可以随便印钞，不就天下大乱了吗？
放开铸币权，并非是皇帝的良心发现，而是因为铸币是需要成本的呀。经过长期战乱，政府实在是穷得叮当响，未必有发行货币的足够能力。
古代货币主要是铜钱，而铜钱的发行量有限，会极大受到金属开采、冶炼和铸造技术的限制。这与我们现代的纸币，完全是两个概念。
理论上，钱币的购买力，由其重量决定，但太重的钱不易流通，若是钱的重量成色不足，商人又不肯接受。放开民间铸钱也有缺点，不法商人的存在，的确容易导致市场混乱。
吕后执政时期，不但采取“分田地，减税负”的经济刺激，还特别对货币立法，规定一枚钱币必须重五铢。于是便诞生了历史上称霸700年的五铢钱，成为使用时间最长的一种货币。
一时间，民间私铸货币蔚然成风。比如汉文帝的男宠邓通，靠合法印钞，竟成了大汉首富。
有了民间铸造的充足钱币，加上汉初轻徭薄赋、休生养息的经济政策，西汉经济，自吕后执政逐渐步入繁荣，到文帝景帝时期，便出现了中华帝制时代第一个盛世，史称文景之治。
可惜好景不长，武帝刘彻即位后，接过祖宗苦心经营的一手好牌，就迫不及待地开始“作”。
武帝即位以前，并非没有匈奴，只是汉朝一贯采取和亲政策，双方一直相安无事。偏偏这个刘彻，就是不愿意跟“蛮夷”平等交往，非要挑起战争。结果连续的对外征伐，立马就让原本充盈的财政入不敷出。
但强硬蛮横的武帝可不省油，他别出心裁，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搜刮民脂民膏。其中就包括六次币制改革，最后将铸币权完全收归国有。
在采取何种财政政策的问题上，当时的儒生与桑弘羊等一干财政大臣展开了激烈辩论。美国加州大学货币史学家万志英Richard von Glahn教授说：
儒生强烈反对汉武帝的国家干预经济、垄断铸币的做法，他们强调市场本身具有调节作用，能够促使民间铸造出规格和纯度稳定的钱币；而国家垄断铸币权，则会阻止自由竞争，致使官员滥用手中的权力，堂而皇之地降低钱币成色，从中谋取私利。
而以桑弘羊为代表的一干重臣，却态度强硬，坚决主张国家强权垄断、与民争利。事实是，只要皇权强大、缺乏制约，就一定会产生操纵货币体系，为实现财政目的搜刮民众的强烈冲动。
于是，在第三次货币改革中，朝廷开始大量发行白金币，即一种银、锡混合钱币，市值严重虚高，一下子就让老百姓手里辛苦攒的银子，瞬间贬值，弄得怨声载道、民不聊生。
从现代经济学角度看，这是明目张胆的货币掺水、通货膨胀，是对民间财富的疯狂掠夺。
白金币的出现，无疑刺激了地下黑市的兴起，但官方随之制定了相应的严刑峻法，当时因私铸造货币被处死的，多达数不胜数。
除了货币政策，武帝还在其它方面变换花招、搜刮民财，比如向儿童征人头税、卖官鬻爵、向富人征收财产税、实行盐铁专营，等等。弄得经济萧条、民不聊生。
武帝的任性和折腾，结束了汉初高祖、吕后、文帝、景帝，一脉相承的无为而治、轻徭薄赋、与民休息的健康的经济政策；也把前朝所积攒的巨额财富，全部都败了个底朝天。
直到武帝晚年，才有所悔悟，发布罪己诏书。但是至此，西汉一朝的败局已定，经无力回天了。
4、三 国
汉末出现了历史上第一批军阀，就是后世所熟知的袁绍、董卓、孙策、刘表等三国群英。而最终影响三国命运的，除了他们的军事和武装，更重要的，恐怕就是魏蜀吴三国的经济实力和货币制度。
曹魏的货币制度与高祖刘邦相似，同样是开放铸币权，允许民间私铸。
货币最基础的功能，是交换媒介。既然货币是用来交易的，那么，对货币的需求，会随经济发展、商品交易的增加，而不断增加。但官方铸币能力有限，亦无法掌握充分市场信息，发行的货币数量必然无法紧跟需求。
一旦货币供应量不足，市场上钱少物多，就是通货紧缩。通货紧缩导致交易难度增加，造成商品价格普遍持续下降，社会生产和消费的积极性也跟着萎靡不振。于是失业增加、经济衰退，进入恶性循环。
所以，历史上一些经济发展迅速的朝代，都允许民间铸钱，通过开放铸币权，来适应全社会不断增加的货币需求。
而此时的曹魏，由于施行积极的土地政策，摆脱了东汉末年的经济凋敝。农业经济不断恢复，商业、手工业也逐渐繁荣, 为曹魏经济积累了财力和人气。市场对于货币的需求也随之增加。而开放铸币权，十分有利于曹魏经济的复苏和发展。
货币供应量不足，钱少货多，会导致紧缩；但如果遇上战争或灾荒，引起商品供应量减少，钱多货少，则导致通胀，这种通胀属于天灾型通胀。
问题是，历史上还常常发生人祸型通胀，那就是垄断铸币权的官方，为敛财主动给货币掺水、制造劣币、驱逐良币，并通过行政命令强制推行，以洗劫民财。
汉武帝发行的银锡合金的白金币，就是一个典型，这可以算做一种虚假货币，甚至可以看作纸币的前身。而这，也是曹操的对手，刘备和诸葛亮在蜀汉的所做所为。
蜀汉虽小，但是蜀道难，难于上青天，所以凭借蜀道天险，蜀汉是有潜力慢慢来的，可以踏踏实实地发展经济。但刘备可不想慢慢来。要知道刘备入蜀以前，并非一支强大的军事力量；赤壁之战以后，虽号称三分天下，他却是力量最薄弱的一方。
刘备打着“匡扶汉室”的旗号，想要实现的，却是他自己的帝王梦。为了这个目标，就必须大规模增强军队实力，但这需要大量军费。而这恰恰是刘备来到蜀地(益州)后，就迫不及待官办铸币的原因，而他拿出来的，却是一套抢劫式的货币方案。
刘备所铸货币，叫做直百五铢，规定每1枚面值等于100枚五铢钱，但它的重量，却只有原来五铢钱的3倍。
即刘皇叔拿着3倍于旧币价值的新币，强制按照100倍的面值，去市场上买买买。好比一个无赖，非要用1块钱当成33块来跟你买东西。你若不接受，后果很严重，直接杀无赦。结果刘备只要缺钱，就用这招，屡试不爽。
后来诸葛亮主事，更是变本加厉，造出太平百钱，堪称史上品质最烂货币之首，抢劫力度达到1块钱非说是100块的地步。
但社会的财富总量，在一定时期是有限的，刘备和诸葛亮的做法，不但是在不断透支社会财富，更是切断了经济良性发展的通路。
蜀地本是天府之国，因为“难于上青天”的蜀道天险，很少被中原战争所连累。刘备入蜀以前，这里是麦浪滔滔、桑梓相连、沃野千里；但刘皇叔一来，就如同鬼子进村，男子都被抓去当兵，女人被逼着搞后勤，90万人口得养活14万军队。刘备入蜀40年，堂堂天府之国竟被盘剥得饿殍遍地。而这就是蜀汉经济的实情。
在土地政策方面，孙权效法曹魏，振兴江南；但货币制度方面，他却同蜀汉一样急功近利、鼠目寸光。
孙吴铸造了一种大泉五十，规定1枚钱币换50枚通用的五铢钱。跟刘皇叔一样，用行政命令，强行规定1块新币等值50块旧币，试图用不足值的货币，达到抢劫目的。
孙权的如意算盘，是拿这钱去抢曹魏。可你到曹魏的地盘，非说要拿自己的新版1块钱当50快花，人家肯定以为这个人疯了。想到曹魏买东西，只能乖乖按正常价格，1块就是1块。
不过，在孙吴地面上，一枚大泉五十，还是能当50个五铢钱来用的。所以，就有曹魏百姓在家门口，先把钱1:1换成大泉五十，再到东吴按50块钱买东西，堪称全世界最暴利的买卖。孙权偷鸡不成蚀把米，大泉五十彻底失败。
三国故事被戏剧小说一再演绎得神乎其神，似乎三方彼此制衡，谁都没有绝对的优势。但事实上，只要了解三国之间经济情况的对比，就会明白，蜀汉、东吴没能设计出一套经济的长效机制。他们在短期之内，虽然做到了靠投机取巧、用行政货币手段，来透支社会财富；但长期来看，根本不是曹魏的对手。曹魏的最终胜出，完全没有悬念。
古代，尤其乱世，人口数量就是综合国力的直接体现。
曹魏人口570万，控制9个州，包括大都市洛阳、长安；
孙吴人口230万，控制3个州；
蜀国人口区区90万，只有一个益州，即四川、重庆一带。
从人口和地盘看，曹魏、孙吴、蜀汉，综合国力比约为6: 3: 1。曹魏的强大一目了然。
三国之间，表面上较量的是政治、军事实力面子；但说到底，比拼的却是经济实力的里子。经济实力，才是决定三者最终历史命运的关键因素。
经济和货币政策的选择，总是极大地影响到一个政权的历史命运。在西汉的统一王朝、太平治世如此；在三国的分裂割据、群雄逐鹿的乱世，亦是如此。
虽然西汉有文景之治，三国曹魏有宽容的货币政策，但都只是王朝更替之初的暂繁荣；本篇后续文章将要讲到的唐玄宗李隆基，即便有了最初的“开元盛世”，也难逃最终王朝衰败和覆灭的结局。难怪历史学家黄仁宇说：
“这个帝国的运转，从来不是依靠法律权威和数字管理，而是从上至下的道德感召力。
中国历代的皇帝，从来没有藏富于民，而是以各种冠冕堂皇的理由竭力削弱民间、做大中央政权。
民间经济的凋敝，让中国始终无法摆脱农业国的身份。反过来，这种人身控制，也让中央集权越发稳固。”
吊诡的是，此后两千余年，中国历史一次次地陷入王朝更替的怪圈：
历朝历代的“桑弘羊”，都无一例外地战胜了“儒生”，几乎每个皇朝，都极力垄断财政、做大中央。但是，每逢饥荒或战争，中央财政却总是捉襟见肘。
不受约束的权力，洗劫民间财富的欲望和冲动，永远无法遏制。而这也决定了每个王朝，最终无可避免地走向崩溃的悲剧命运。
— END —
本文未完待续…… 经济和金融制度的框架左右着财富的流动和人的行为；好制度激发人的创造力，让国运昌盛；坏制度则会起反作用。社会是在人与制度的不断博弈中，盛衰交替、曲折发展的。从另一个角度看，一部人类历史，就是一部金融与货币的历史。
参考资料：
1、《货币简史》2016年出版，作者：卡比尔·塞加尔Kabir Sehgal，曾任总统演讲撰稿人，《纽约时报》专栏作者，资深投资人。
2、《白银帝国》2017年出版，作者：徐瑾，著名青年经济学者，英国《金融时报》下属的FT 中文网财经版的主编和首席财经评论员，东京大学客座研究员。
3、《中国是部金融史》2013年出版，作者：陈雨露，金融学教授，原中国人民大学校长，现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