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看点：
——元老干政乃中共传统，利弊迥异；
——党军二元，互掐互补不定，出路是军队国家化；
——统一台湾乃中共最高利益，也是全党容忍习体制的关键。

中共四中全会结束。之前北京政局一触即发，如上帖我言：『九上将一锅端，形同当年「九一三」林彪外蒙坠机之严重，可是坊间却一团乱猜，究竟是习整肃亲信，还是反习派搞掉习一手提拔的「习家军」？京西宾馆「四中全会」又是一大闷局，中共内斗虽是民间最大兴奋点，却至今只任「听床师」解读，如同听说书的，信不得。 』果然早先网上谣传纷飞的人事变动一个都没有发生，习近平「再次忍怂不下台」https://www.facebook.com/xiaokang.su/posts/10160503792633331
这也没啥稀罕的。 2022年夏我就说过：『前阵子政变、软禁等传言充斥网络，其实不过是早前「换习」、「换人换制」等预期的再度延烧，借了习近平未露面的一个空档，可见中国人恨透了这个小学生，但是中共并未再次发生「林彪事件」，自有其原因，则更值得分析。我想习已焦头烂额，而中共内外交困，仍不换人，乃是无人可换，让习继续顶缸，是最省事的做法，因为瘟疫传播全球、防疫禁锢全国也拖垮经济、一带一路熄火、台海僵持、全球敌对等等，换了习就要有人出来应对处理，中共这个边缘人集团，今天还有这样一个人吗？而且「换习」意味着清算其路线，如今的常委们哪个脱得了干系？ 』

这次北京危局，另有一个看点，即出来一个所谓「元老派」，在习与军方之间斡旋、调解，听床师们拎出来的，诸如胡锦涛、温家宝、曾庆红、王岐山、汪洋等，无非胡温「核心」及其班底中的老臣， 后又有听床师爆料：张又侠与习近平握手言和，为了保党、保自身利益，军权和党权同流合污，胡锦涛、汪洋成为弃子。这类听床、猜度，可能性不高，但是我觉得中共体制一向有「元老干政」的传统，而习近平「称帝」得逞，据说恰是排除了这个传统。

一、怪胎

这个怪胎，早前酿成了屠杀。

杨继绳称六四屠杀前的中共体制，叫做「邓胡赵体制」、「有名义权力的人没有实际权力，有实际权力的人没有名义权力」，这种解释，即说「邓胡赵」这个体制的畸形与错乱，是不是指出那场屠杀，乃是这个怪胎所为？抑或当初「名义」和「实际」权力一致，便不会有「六四」屠杀？至今习近平严酷控制顶层和中央，大权独揽，难道是接受了「邓胡赵」体制的教训？所以中国只能集权？而当初邓小平启用胡赵，不是被称为「改革、放权」吗？其实，这个体制怪在「垂帘听政」，连大清末年都因为「垂帘听政」而灭亡，中共居然没看见这个惨痛教训。

1、老佛爷

紫禁城干清门西侧路北，有个养心殿，著名的「垂帘听政」遗址。东西两宫太后坐在皇帝（同治、光绪）后面听政，中间设置数重纱屏隔开。据说现在还是按当年原样布置。清朝祖制不准妇人干政，以帘子垂下隔开，表示听政的太后不在朝廷上，照现在的说法，是「不好意思」。

这个政治遗址被原样保留下来，或许是某种无意的疏忽，因为现代中国的统治者会不经意地模仿这个样板，却未意识到「历史的耻辱」，虽然也是「不好意思」的。八○年代末期那一幕「垂帘听政」，在赵紫阳口述实录《改革历程》中，有什为清晰的叙述，他用了「常委之上的婆婆」一词，非常传神，至少在年龄和性别上，「婆婆」都跟「太后」近似。

「现代养心殿」，就是邓府。它在哪里，早已是不公开的秘密，恨不得全北京老百姓都知道邓大人住在地安门一带，是米粮库胡同的一座「大宅门」，至于几号，说法纷杂，就不去管它了。这条胡同曾很热闹，按民国年间门牌算，一号住过陈垣、傅斯年，三号住过梁思成、林徽音，四号住过胡适，六号是于斌，中国天主教大主教，再往下是一座蒙古王府……说邓府应是四号的最多，即胡适曾住过的宅子，抗战时被花卉写意大师陈半丁买去，园子占地五亩，故以「五亩之园」名之，解放初期陈半丁怕太招人卖掉了，若真是此宅，怎就没留下点「文气」，好抵消些许暴戾？

「垂帘听政」的决策，便出自邓府。赵紫阳回忆录《改革历程》交代了全部细节：

『一九八七年七月七日，胡耀邦辞职后的临时守摊「五人小组」（赵薄杨万胡），在邓小平家里开会讨论十三大人事问题。邓小平、陈云、李先念三个元老不进政治局常委，今后还参不参加决策？邓与杨、薄二人先密商，要设「常委之上的婆婆」，然后由薄一波在这次会议上建议赵紫阳：到十三届一中全会，内部宣布今后重大问题仍要向邓请示、由邓拍板。 』

此即「垂帘听政」的由来，原来是在邓府、由元老们自己决定的，赵紫阳只有听命之份，这位共产党的总书记，就像晚清乾清门西边军机处里值班的一个章京。他下台后在这本书里和盘托出细节：「邓掌舵」是什么含义？常委不仅要向邓请教、向他通报，他还可以在家里召集会议，重大问题可以由他来拍板—这哪里还叫「垂帘听政」“分明是「太上皇」了。而且，非常关键的一点：这是一个内部规定，不能公开的，一旦公开就会出大事，这到后来被证明了。

2、应对学潮，邓要杀人，赵反对杀人

以八十年代中国的强人政治模式而言，在中共权力结构中，其高层运作也可以归纳为邓小平和赵紫阳二人的互动，前者作为「垂帘听政者」，后者作为前台操作者，其他人物都是次要的，二人互动失败，结局便是屠杀。

4月22日胡耀邦追悼会这一天，成为邓赵关系的分水岭。赵紫阳为了礼遇胡耀邦，也顺应民意，决定葬礼隆重、冠以「马克思主义者」评价、允许群众自发悼念等，这些都触怒了邓小平。从这天开始，邓小平对赵紫阳的信任不复存在。鲍彤说：『我认为杀心从这个时候起的，决心是那个时候下的。后边的那些事情，只不过是邓小平继续观察或者说在稳定赵紫阳的情绪而已，后面的事情无非是这么一些事情。 』由此，因悼胡规格酿成邓赵决裂，也成为“六四”事件的起因，这个关键细节，从前无人梳理过，也非常生动地凸显了在“新权威主义”模式下，党魁个人意志、好恶，便可轻易塑造历史。

为何触怒邓？两点：拂逆皇心，挑战最高权威。邓之不满有两点：第一，胡耀邦是邓小平亲自下令拿掉的，礼遇胡耀邦，就是质疑邓小平，这是他绝对不能接受的，邓认为赵紫阳和学运都是想为胡耀邦翻案；第二，在邓小平看来，学潮呼吁政治改革、要求民主，这是冲着共产党在中国的绝对领导来的，而赵紫阳在这个问题上立场暧昧，甚至同情学生的诉求，这也是他不能原谅的。这又是对“新权威主义”模式的一个生动注脚。

3、邓调兵屠城，是推翻赵紫阳的军事政变

邓小平调兵镇压，是为了打倒中共中央总书记赵紫阳的非法军事政变，这个论点，跟通常所说的“调兵是镇压学运”，显然不同，后者认为邓小平在“四二七”大游行之后，从四月二十八日“失踪”了十四天，很明显跟六月初大规模野战军进攻首都的部署有关，这说明什么呢？ “四二五”邓小平定性动乱，等于自己往油桶里扔了一根火柴，学运对他的回应就是“四二七”大游行，“打着拥护中国共产党”横幅，不带愤怒地一道一道冲破警察防线，向全社会释放的信息就是“人民胜利”，这一个回合，邓小平彻底输了，他只剩下杀人一招。所以在“四二七”之前，以首都为棋盘，学运跟邓小平下棋，游行、对话，你一匹马，我一只炮，下到“四二七”，学生将军了，邓小平恼怒掀了棋桌。

这个视角，是从“民主运动”或社会冲突去看的，但是如果从权力结构去看，邓小平错误定性学运已失足在先，权威折损，如果赵紫阳以对话成功平息学潮，便赢得“党心民心”，无形中挑战了邓的权威，乃是一大忌讳，因此邓小平唯有从镇压学运，升级到打到赵紫阳，才能扳回这一局，所以“军事政变”的论点无疑更可信，而分析权力关系是政治学的本质。可以梳理一下邓的“杀心”：

——邓小平在“四二六社论”发表当天，就下令解放军进入战备状态；
——五月初取消了一切军人请假外出的许可；
——5月8日，邓小平召见各大军区兵种的负责人，几十个野战军以换防、拉练、野营的名义往北京调动；
——至5月17日晚邓小平在家中召开政治局常委会“讨论是否戒严”时，解放军早已兵临城下；
——5月20日邓小平在家中召开会议，决定免去赵紫阳的中共中央总书记一职，至此赵紫阳被打倒，而这个会议没有通知赵紫阳、胡启立两名政治局常委，即一个军委主席召开秘密会议，打倒不准参加会议的总书记，赵紫阳也未收到任何党内文件，赵紫阳回忆：“并没有任何人告诉我已经把我免职了，当然也没有什么人找我联系工作，重要的信息渠道被切断了，把我和外界隔离了”；
——5月21日李鹏电话建议邓小平于近日内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免职赵，邓小平告诉李鹏：“要等大军进入北京后，再开政治局扩大会议。这样可以避免冲击和干扰，才能开得更有把握。”邓小平要在大军压境的情况下，以刺刀逼迫所有的政治局委员就范；
——6月2日邓小平下达了“坚决镇压、不怕流血”的命令，是在二十万军队的强力保证下；
——6月3日凌晨2点50分，他命令迟浩田“采取一切手段恢复秩序”；
—— 6月4日，军队用坦克和机枪残酷镇压了六四民主运动，完成了天安门清场的任务。
——6月9日，邓小平在首都戒严部队军以上干部大会上发表了胜利宣言。

这还不是军事政变吗？

4、废黜赵没有合法性

邓小平认为，通过政治局扩大会议，或者中央全会拿掉赵紫阳，是合​​法手段，但是没有把握，非确定性很高，只有调动军队入城，才能完全掌控局势。这个过程必须在密谋条件下，通过军事暴力手段的非正常途径，实现权力的更迭。

邓小平为了维护他个人的权威地位，要除掉一个政敌，是不惜发动一场内战的，其范围也一定从北京扩大到南京、天津、上海、武汉，甚至全国，内战将使整个学运和人民成为牺牲品，整个改革注定夭折，是全国范围的一场大灾难，也将是世界性的灾难。

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中共的权力结构在文革之后，即所谓“改革开放”年代，其实不是“党指挥枪”，而是倒过来“枪指挥党”的，这个制度，是经“南昌起义”、井冈山直到“遵义会议”，由毛泽东掌握军事指挥权而逐渐形成，并以一贯之的，在这个意义上，共产党一直是一个武装暴力集团，它并没有因为四九年夺取全国政权而稍有改变，毛泽东始终牢牢掌握军权才使他可以“无法无天”；文革后也是由掌握军权的叶剑英，协同华国锋，促成了邓小平的“复出”，而邓也只能等到叶剑英去世，才经由谋取军权、废黜华国锋，才稳固地取得第一把交椅。

但是这种结构，在邓小平等元老退居二线之后，便产生了问题，于是有一个“垂帘听政”制度出来做补充。 1987年7月7日在邓小平家里开会讨论十三大人事问题，决定邓小平、陈云、李先念三个元老不进政治局常委，要设“常委之上的婆婆”，然后由薄一波在这次会议上建议赵紫阳：到十三届一种全会，内部宣布今后重大问题仍要向邓请示、由邓拍板。 “邓掌舵”是什么含义？常委不仅要向邓请教、向他通报，他还可以在家里召集会议，重大问题可以由他来拍板——这哪里还叫“垂帘听政”？分明是“太上皇”了。而且，非常关键的一点：这是一个内部规定，不能公开的，一旦公开就会出大事，这后来由“六四”屠杀证明了。

所以他们在十三大以后退出中央常委，纯粹是演戏给国际上看的，但要演好这出戏，就非得学晚清的西太后慈禧。赵紫阳描述，那天陈云在邓家的会议上“说话较多，比较活跃，非常郑重其事地宣布，今天这个会议的决定是合法的，合乎手续的……邓就没有考虑，不大在意，也不在乎这样的事。”寥寥几笔，两个“老佛爷”形象跃然纸上，各有特色——陈云的“此地无银三百两”，冰冷、虚伪，却露出“不好意思”的尾巴来；邓则是刚愎霸道，赤裸裸的实用主义，什么党章国法的，没当回事过，这辈子他只怕毛泽东。

5、杨尚昆的角色

杨尚昆是一个“监国”，更丰富了无论“新权威主义”，还是“垂帘听政”制度的内涵和形式。当时杨控制着军队和国安系统的日常运作，分管港澳台事务，通过亲信杨德中（中央警卫局局长）控制中央警卫局，通过秘书徐瑞新（中央办公厅分管机要的副主任）控制着中央办公厅。 1989年的杨尚昆，处在一个非常关键的位置，一方面他代表邓小平管理军队和情报系统，另一方面他是邓小平在政治局的唯一代言人，拥有仅次于邓的大权。其他政治局常委，包括总书记赵紫阳，想要见邓小平都要通过杨尚昆。

其次，杨尚昆是邓小平打倒赵紫阳和血腥镇压学生运动的忠实执行者，而他最重要的任务就是监控赵紫阳、稳住赵紫阳甚至迷惑赵紫阳。他完美地实现了这个目标，以至于赵紫阳至死都认为杨尚昆支持他。整个六四大屠杀中杨尚昆所起的重要作用超过了李鹏，杨尚昆是六四大屠杀中仅次于邓小平的名符其实的侩子手，没有杨尚昆，邓小平甚至不可能推行政变，杨不仅迷惑赵紫阳，还否决人大副委员长中党组成员让万里提前回国等意见、迅速处理了徐勤先抗命事件、5月17日也是他第一个提出戒严，这些重大角色，在整个阴谋和血腥中不可或缺。

有趣的是，今天北京的「监国」是谁？

此人如同当年的杨尚昆，其角色决定了成败，此人即张又侠。

6、集权衰败期的高度风险

丰富的史料证明，邓赵在悼胡规格上爆发决裂，只是一个诱因，两人在政治体制改革上存在根本分歧，所以分道扬镳的历史原因是清污、反自由化刹车、未价格闯关、政体改革、整康华公司等一系列事件所导致，反映了赵紫阳在政治理念上逐渐离弃邓小平。

我们稍稍梳理这三十年的历史，就会发现，中国在文革之后走出毛泽东的“全能政治”统治模式，出来替代它的，是一个所谓“新权威主义”模式，当时也称为“新加波模式”或“亚洲四小龙”模式，即靠一个高度集中的政治权威来推行经济开放，当时朝野无论政界还是学界，都对“新权威主义”一派叫好、期望极高，视为一种进步，然而邓赵自合作到决裂、最后发生大屠杀的这段历史，却充分证明了它的巨大局限性和弊病，甚至暴露出它有可能是灾难性的。

这里的要害问题是，极权制度的性格会顽强地蔓延到它的衰败期，而在马列政党中萌发的非极权因素，通常很脆弱、生存艰难，中共在八十年代出现了胡耀邦、赵紫阳两位“新政人物”，而且都做到党和国家的最高位置，却依然不敌顽固派的反扑，一如晚清即便有一个皇帝（光绪）要改制，并且有一个维新派襄助，最终还是被保守势力扼杀于血泊之中。

六四屠杀后，美国为了中国市场而迎奉中共，老布什给与中国“最惠国待遇”、克林顿接纳中国进WTO，所以“中国奇迹”是西方与中共集权制度的一个合谋结果，中共从六四危机中存活下来并升级为超强集权，并威胁国际社会，西方也要负责任，他们三十年才发现自己上了大当，可是由于中共已被西方绥靖主义豢养壮大，国际社会已受迫于一个前所未有的超强集权，历史已经不能回头。

中共合法性丧失第一次是文革；六四屠杀导致了第二次，所以陈云才提出“我们自己子弟接班”的战略，他们对自己传统的接班顺序已经丧失信心，这个死局，早在三十年前已经安排好了。比较台湾蒋经国，因为刺杀江南事件，而废储蒋孝武，蒋家退出历史舞台，中共正好相反，而是因六四危机而立储，但是“太子党”执政没有“合法性”的安全感，才是习近平向毛泽东倒退的底蕴。

今天，“改革”是一个最霸权的话语，却是一个死亡话语，仍然垄断着大部分人的想像和言说。我们的一切想像和话语都在死亡。也许，重新回到八十年代，去寻找“改革”的缘起、夭折，会带给我们新的想象和灵感。这也是研究赵紫阳和六四的重大意义。

7、历史之恶

茨威格认为，一个闪耀时刻出现以前，乃是平庸流逝的漫长岁月，而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时刻，会决定几十年甚至上百年的历史进程。他归纳了决定人类进程的十四个瞬间，如拜占庭的陷落、滑铁卢的一分钟、陀思妥耶夫斯基死刑前获释，等等，历史中性，善恶兼顾，统称“人类群星闪耀时”，他只强调，这些瞬间一闪之后，世界再也不一样了。其中，他提到一列“封闭的列车”，像一枚威力巨大的炮弹，1917年4月从瑞士出发，穿过德国全境，最后抵达俄国的彼得格勒，不久“震撼世界的十天”爆发，这一炮摧毁了一个帝国、一个世界，第一次世界大战已经发射的几百万发毁灭性炮弹都不敌它，因为这列火车把列宁送回了俄国。蜚声于二十世纪中叶的茨威格，鸟瞰世界尚看不到东方的中国，他归纳的“瞬间”也没中国啥事。倘若往前追溯，人类历史上能找到的中国影响，大概只有火药发明一桩。

然而列宁和“十月革命”，将整个二十世纪浸入血泊之中，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出现了三个人，对历史产生剧烈影响：列宁、墨索里尼、希特勒，三个恶魔；他们又代表着三个人类异端：布尔什维克、法西斯、纳粹；史无前例的血腥，也黯淡了茨威格的“中性”和“闪耀”，彰显的是历史之恶。那么二十世纪晚期的历史，终于提供了来自中国的一个“瞬间”、一个恶例，因为它不是“群星闪耀时”，而是“血光屠城夜”，此后中国和世界的历史再也不一样了，即1989年6月4日的大屠杀，及其决策人邓小平；他在1989年跟七十二年前的列宁一样，也改变了历史，成为一个恶魔，两者的区别，是列宁去发动了一场士兵和工人的武装暴动，而邓小平则是指挥士兵镇压了人民的一场和平请愿。还有一点相似，即列宁神话，要到苏联帝国解体之后才破灭，历时近百年；而“六四”屠杀后，中国因经济起飞，而令专制更稳固，已历时三十六年，“邓神话”至今没有破灭。

二、习近平与军方媾和

我写过「习近平是中共的初心还是意外」」https://www.facebook.com/xiaokang.su/posts/pfbid024B8GM7gud3Cq9iwqkBX761snodiyjKmkB7nGXGwmXJnZ5Wtn68Q7jJARC2rc1cejl、
「习近平唯有继续顶缸」

「习近平再次认怂」https://www.facebook.com/xiaokang.su/posts/pfbid0LAebQqC5Y5axQgY2R6LCQg6Yc5sWM3X58qb7hBTkrLaWLQE6Z35DpbUCvJesFK4El，

甚至「皇帝想退休会怎样？」https://www.facebook.com/…/pfbid0yHj5QRnrLq7dxA4G7YYwMH…
近期「习家军」大崩溃了吗、九上将是谁的势力？坊间流传元老们集体逼宫习近平，就被一个张又侠摆平了？

真真假假，皆显示习控制军队有限，而军方乃是唯一制衡习的力量，如若两者又沆瀣一气，便没有所谓「习后」中国了。那可是一个大问号，中国人问过「毛后」、「邓后」，好像没咋问「江后、胡后」，为啥、因为他们不是「太子党」吗？何况江胡已是「老男人集体领导」，习个人集权便是倒退，再说，习整肃所有同僚，尤其军方，上将死了几个？朝廷空空，不像溥仪退位时，袁世凯已经坐大，手下军阀好几个，而习后会「军阀混战」吗？ 「六四」后中国前途未卜，老百姓害怕乱世、暴力，三十年后又回到这个话题。

今天中国人最大的愿望，一是要改变，二是不要流血和乱世。两个愿望加在一起，就是所谓「和平演变」。但是，最反对”和平演变”模式的，恰好是今天中国的执政者。因此，讨论中国的转型问题，就不能回避暴力的可能性。

暴力是否会发生，同我们的愿望没有直接关系，它是一个偶然性很大的政治过程；但暴力的温床，又直接根植于社会的思想、观念中，其间有几个问题：

——合法性真空是引起暴力的诱因；
——1989年的东欧和1991年的苏联，都是基本实现了非暴力转型，提供了共产制度和平演变的先例，对中国的含义是什么？
——中国军队的传统是”党指挥枪”，而苏联、东欧的军队有一定程度的国家化；
——军权的承继问题，它既不属于国家，也不属于党，会成为日后军事首长搞政治交易的资本，暴力根源从一个中心扩散为无数各中心；
——民间暴力因素的增长；
——社会具有中间力量和中间架构的平衡作用，才避免暴力和乱世。

三、军队国家化

在当下中国在巨变前夜吗？

中国军队的动向和意愿，毋宁是最神秘的。

“六四”三十周年之际，《纽约时报》发表了一个重头报道：『前军官谈“六四”：派军队清场，就不好再出牌了』，说“前解放军报记者江林首次打破沉默。”

她讲的是“七上将联署反对戒严信”的细节，今天来看，这近乎一次“流产的兵谏”，江林对《纽约时报》说：

『我说哪儿用这么多部队进来，13个还是16个集团，一个天安门需要这么多人吗？他们说怕兵变。这七个上将在战争年代都曾经是这些部队的直接首长。

问：听说一个是怕兵变，一个是所有的部队都参与，谁也逃不开责任的。

答：对，但主要是兵变。 』

虽然在三十年前，这就是一个尽人皆知的事实，然而将其置于今日“军队国家化”题目之下，其中可以诠释的含义就太多了。江林的陈述中有以下要点：

1、张爱萍说，在七个上将之前他单独给中央军委写过一个报告，那时候还没有戒严，他让这些领导去跟广场的学生对话，不要跟学生那么对立，说我们年轻的时候也是搞学生运动的，为什么现在就不能跟他们对话呢，要把他们当敌人呢，看着这么多孩子在广场绝食、生病，对他们的诉求置之不理呢？
2、江林看过这份报告的草稿，应该有1000字左右，后来七个将军的信很简单，就两句话；
3、报告送给中央军委主席邓小平；
4、赵紫阳是军委常务副主席，虽然他行政上是国务院总理、总书记，但是他在军队的这个职务，基本上是虚的，他很谨慎，基本不过问军队的事情；
5、张爱萍先一个人上书，后来七个将军上书，是他领头，起草人是他的儿子；
6、当时军委没有反应，他很生气，才有了第二次联名的事情；
7、“六四”​​第二天，6月5号，叶飞上将让他的儿子开车一起到张爱萍家，一进门就哭，说爱萍啊，我们的军队完了，向老百姓开枪了；
8、《纽约时报》问：这些将军的第一任务是保护共产党、保护共产党的领导人，是吗？江林回答：我觉得没有。如果有的话，应该去纠正他们走错的路，不要往这条路上走，你们往这条路上走，就是违背了初心，就是一种背叛。从我记录的那些人，同情我的那些人，都是军队高级干部，他们也是不同意的；
9、军队高级干部里面，抵抗的情绪很普遍。江林举例，将近一年的时间，北京三总部军队机关的干部都不敢穿军装出来，甚至他们在军队的办公楼里都穿便衣。你只要穿军装出来就会被老百姓打啊、骂啊。

关于“七上将联署反对戒严信”，吴仁华所著《八九天安门事件逐日大事记》记载如下：

叶飞、张爱萍、萧克、杨得志、陈再道、李聚奎、宋时轮七位上将公开致信戒严部队指挥部和中央军委，呼吁军队不能镇压民众。

全文是：
『首都戒严部队指挥部并转中央军委：鉴于当前事态极其严重，我们以老军人的名义，向你们提出如下要求：人民军队是属于人民的军队，不能同人民对立，更不能杀死人民，绝对不能向人民开枪，绝对不能制造流血事件。为了避免事态进一步发展，军队不要进城。 （签名）1989年5月21日。 』

然而更重要的，是邓小平如何化解这次“兵谏”？吴仁华记录：

《七上将上书》被印成传单广泛散发，造成很大影响。就在他们发出联名信的第二天，中共喉舌《人民日报》刊登聂荣臻、徐向前两位老帅答复中国科技大学部分学生的讲话称：“戒严部队绝不是针对学生来的，希望同学们不要听信谣言尽快返校复课。”以元帅压上将，消除七上将上书事件影响的用意，显露无遗。

在反对戒严七上将中，张爱萍、萧克、杨得志、宋时轮四人是中顾委常委。 5月26日，中顾委主任陈云主持召开中顾委常委会，号召老同志支持戒严。 27位常委中，张爱萍、李一氓、李德生、黄华、程子华等5人“因病因事”请假。 《八九天安门事件逐日大事记》称，他们因对戒严和处置赵紫阳的做法有意见而请假。这句叙述有误，程子华不反对戒严。 《人民日报》当时报道这个会议时特别提到，请假的程子华“给会议打来电话，表示坚决拥护党中央、国务院关于制止动乱的正确决策和采取的一系列措施。”

李鹏《六四日记》记载，萧克、杨得志在会上解释了上书事件。萧克说：“我同意陈云同​​志的讲话，拥护以邓小平同志为首的领导集体。我相信公安干警和武警是可以维持秩序的。所以，我对军队进京有保留，担心发生流血事件，所以，我在七人联名信上签了名。”杨得志则说：“外边所传七人写信是这样的：那几天情况非常紧张，军队受阻，一旦出现流血事件，恐怕更不好办。因此，我们七人联名给戒严部队写了封信，请他们转给中央。这封信本是写给中央的，不知怎么搞到社会上去了。”

据《中国“六四”真相》（英文版为《天安门文件》）称，收到这些上将的信件后，邓小平、杨尚昆要求杨白冰、迟浩田等立即分头登门拜访，向上将说明情况，杨尚昆还专门给萧克、杨得志等打了电话。上将上书之事及时平息。

梳理一下：

1、以元帅压上将，实际上是借元帅之口行骗：“戒严部队绝不是针对学生”，说明在“党指挥枪”的结构下，两个元帅仅是木偶而已；
2、萧克、杨得志的事后解释，但并未改变初衷，
3、将军们明显地都不敢跟中央“对着干”。

但是，「七上将」事件的含义是：

1、解放军镇压老百姓，天理难容，这个“天理”普遍存在于解放军高级将领的心中，这是中共再一次“动刀子”的一个巨大障碍；
2、军队也曾“抗命”，如38军，但是“党指挥枪”的结构，令解放军最终背上“屠杀”罪名，解道唯有“军队国家化”一途，即军队不为任何一个党派所指挥；
3、军队国家化，不能指望高级将领的良知，而必须走宪政的道路，写进宪法里才有保证。

今天的困境。我曾采访姚诚，他说：

习近平上台后对军队的体制编制进行的重大调整，实际上也暴露出一些深层次的问题。从体制编制的调整上来看，七大军区变成了五大战区，战区应该是处于战争状态下的称谓。

既然是战区，就应该有参战的主体双方，军队是这个主体的一方，那另一方是谁？应该说中国大陆目前是处于和平时期，那只能理解为手无寸铁的百姓是解放军的作战对象？

如果说这是一个笑话他就是一个笑话，但仔细分折起来还是真的是这么回事，从维稳费超过军费这个现象也能看的出来，中共对镇压国内反对派的重视程度也超过了国防的程度。

实际上战区只是军委的一个前线指挥所，除了作战指挥权外，一切权力尽失，这才是习撤销军区，成立战区的真正目的。
姚诚的意思是不是，习近平通过“军区改战区”，而“杯酒释兵权”，解构了解放军的旧结构，从而消除了对他的威胁？但是他达到了控制军队的目的？大变来临，这支军队听他的指挥吗？

四、一切还是为了台海

我在脸书发过一帖《习政权开始解体》，当时的按语称：「秦刚失踪、火箭军副司令吴国华自杀、司令李玉超传被带走调查，火箭军、战略支援部队（太空）的上将中将们皆出事，习政权的神话开始破灭……」所以，习近平忽然装怂，还得从国内说起——北京乱了营。外长防长皆失踪，经济熄火，青年失业严重，美中全面对决，北戴河元老们焦急万分，但是我看这些症状，都归结为一个问题：打不打台湾！

中共外长防长双失踪、最精锐的火箭军垮塌、北戴河高层冲突扑簌迷离、更多的政治谣言就不必说他了；再加上经济下行、银行爆雷、房市崩塌、失业暴增，北京政权以一副「危机总动员」的新模式展露于世，这个世界却再也读不懂它了。
因为信息不透明，国际社会对一个集权政府濒临崩解也失去判断，这是冷战时代都没出现的，当时我们也不敢断言：习近平垮台了，中国出现一种无人辨识的统治模式。

胆儿喂大得太快，也不好。

大概连习近平都诧异他这么容易就搞定了西方，自然是大大壮了他的胆子，觉得机会来了，可以放手一搏，拿下台湾，奠定他第四任期的基石……。

可是他却想不到他钟爱的外交部长会出事，那些要用来打台湾的火箭军、太空军的司令们居然个个怯场，不敢打这场关系到他历史定位的统一大战。

为了这一仗，中共是从理论（超限战）到实践（军备）都足足准备了三十年的，虽然还是有点弯道超车。

如同我在《海恸》的序言里说的，「共产党也终于读懂了西典，这回不是严复翻译的《天演论》，而是麦金德的《陆权论》和马汉的《海权论》，陆权与海权的对峙，令这个从黄土高原走出来的「小米加步枪」政权要造航空母舰了，此后经过二十年疯狂海军扩张，截至2022年共装备各类舰艇837艘，总排水量约265.36万吨，成为世界第二大海军，其中战斗舰艇493艘、航空母舰2艘（不含尚未服役的福建舰）、驱逐舰43艘、护卫舰93艘、导弹艇81艘、两栖舰艇169艘、常规动力潜艇61艘、核潜艇18艘，大量水面舰艇如同『下饺子』一般驶入太平洋。 」

这有点像「大炼钢铁」那会儿。当代中国，一切都是弯道超车，你说打仗、征服、军事的事儿，也能弯道吗？火箭井盖打不开咋办？司令员为此自杀吗？核潜艇机械失灵、缺氧咋办？

外事口、军方衡度情势，断然没有决胜的把握，这军方，首先就是火箭军嘛，拿台湾，海军陆军都使不上。

习性急也有道理，经济下行了，中国实力开始疲软，强国快成明日黄花，不只争朝夕就全黄了！习近平明白，拿不下台湾，他就歇菜，所以他拿国防部长等一班军头大出恶气，然而，更要紧的是向大洋彼岸的美国「强硬」：台湾绝对不能独立！旧金山的APEC是再好不过的机会。

前阵子拜登这厢，自然是轧出苗头，知道习皇帝有点麻烦，于是派布林肯朝拜北京，还惟恐见不到「习皇帝」，拜登的老辣，在于看准这是媾和北京的最佳时机，也是避免台海开战的难得机缘。

其间包含着多重含义：美国不乐见台海开战，亦即西方被中国的武吓暂时吓住，那恰是俄乌战争下一步的延伸；川普时代的「围堵中国」战略尚未成型，或「印太多边框架」还在组建之中；也由此，而使美国外交并未彻底抛弃「熊猫派」，再加上民主党执政注定贪婪中国廉价劳力和市场，以供养美国；还有一个更近迫的因素，即「武汉病毒」乃是一场生物战几乎摧毁全世界，而欧美至今找不到瘟疫源头，以上因素，令习近平在大国崛起失败之后，还有许多空间可以玩耍，即便他要缩回「内循环」、再次「闭关锁国」，也需要一个「友善」的国际空间，以上种种战略需要，使得「中国的危机都在一个人身上」，骤变为「全世界的危机都在一个人身上」，这个人就是习近平。

梳理中美互动，颇可见出两个要点：美国从对中强硬转为媾合；习近平仍将西方政客玩于股掌之上，而老贼基辛格又在帮腔中共，要西方继续跟它合作。

五、「老人政治」在海峡两岸的不同后果

东西方为什么都出现「老人政治」？

这一定是一个政治学课题，因为它表示民选和集权两种制度都「老龄化」，而它的基础来自社会学课题，因为世界人口都「老龄化」了，「领袖」怎可能还年轻？

回眸冷战时代，美苏两国的领袖都不到七十岁，肯尼迪才四十五岁，赫鲁晓夫六十八岁，两个人都脾气火爆，在古巴这个小岛差点引爆核战，所以政客不老成也是麻烦。

美国不仅有「老人政治」，还有「政治世家」。自两千年起，小布什又当了两届总统，美国隐然有了一个「布什王朝」，已经出现垄断政坛的世家现象，据说因为美国老百姓认为政治这门专业也得让「专家」来做，只有政治世家才能成专家嘛。

布什家族是典型的商人阶层，小布什也搞过石油，他上台一定是富人当道，而南方保守政治的逻辑是，国内经济政策上主张大幅减税、小政府、少管制、低品质政府服务，鼓励资本主义和私人财富充份扩张，不怕贫富差距继续扩大；他们觉得缴纳高税不应救济穷人，而是应该用于美国为了全球市场发展军备。美国的战略是什么？是以全球为市场维持美国一地的高消费，对华政策就是要中共合作，乖乖提供市场和廉价劳力，成为第二个南美，而尼克松、基辛格的联中抗俄已经过时，须转变为中国成美国的投资场所，变成第二个日本，这种战略设计也说，自近代以来中国跟美国是仇恨最少的两个国家，中美结盟对美国最有利，但是中国的民主化呢？天晓得。

后来美国出了一个最商人的总统川普，只有他知道跟中共做生意是吃亏的，所以主张打贸易战，逼北京减免一千亿的贸易顺差，而他恰成为中国最害怕的总统，那年他七十岁，可是后来他却败给了比他大四岁的拜登，白宫回到大搞福利和移民的民主党手里，习近平也大松一口气，因为他不仅吃不消贸易战，还想「平分太平洋」呢。

习近平曾是一个「落难太子」，而他父亲曾是中共陕北帮的巨头，后来成为毛泽东的囚徒，所以中共也有「政治世家」，后来在陈云之「子弟接班」战略下，顺利从「工程师团队」接班上位。

但是拿国民党跟共产党比较，只比较「子弟接班」一项，蒋经国就比邓小平「开明」，因为：

一次暗杀，令蒋经国废储；
一次屠杀，令邓小平立储。

1985年8月16日与12月25日，蒋经国两度公开表示：「从来没有考虑蒋家成员接班」，「蒋家不能也不会参选下任总统。」
蒋经国就这样终结了蒋孝武的接班梦。

蒋孝武一旦失去「储君之位」，蒋家就没有第二个人替代，整个国民党就失去「独裁」地位。

这是不是布尔什维克式政党的一个特色呢？

国共两党，都是苏联布尔什维克式政党，当年都由斯大林派「保姆」来中国组建。这类政党无论有多少差别，他们都绝对没有「子弟接班」这个规矩，你看苏俄和东欧的共产党里面，有所谓「太子党」吗？

所以，中国虽然可以从欧洲引入「马克思政党」，但是一定会掺进「封建」因素，逃不脱「家天下」的桎梏。

真实历史是，蒋孝武疑似刺杀江南的主谋，整个案情爆发之后，竹联帮的中坚分子、外号「白狼」的张安乐就一口咬定是蒋孝武下令；加上长期以来他自己给外界的印象，就是与情报单位关系密切。下手枪杀江南的董桂森于被捕后，在美国受审时，也斩钉截铁地指出，是蒋孝武下了诛杀令。

有文称：蒋经国为堵众人悠悠之口，终于决定把蒋孝武调离政治是非中心的台北，担任「驻新加坡副代表」。 1986年2月17日，台湾外事部门正式宣布「中国广播公司总经理」蒋孝武为「驻新加坡副代表」。次日上午，蒋孝武就搭机前往履新。从此，再没有与蒋经国见面。

蒋经国就这样给出了国民党一党统治的终结前提，台湾的民间在野政党最终可以走向政党轮替。

可是，在对岸大陆，同样是一个布尔什维克政党，却由于其领袖的「合法性恐惧」，而对和平示威的学生运动实施坦克机枪的血腥镇压，由此带来彻底丧失合法性的更大危机。

我在《鬼推磨》中梳理过，老佛爷（邓小平）垂帘听政酿出京师屠城大祸，这厢另一个「婆婆」陈云，细思恐极，深觉江山有废倾之虞，定调「还是我们自己的子弟接班比较放心」，开启太子党权力来源。

在《瘟世间》里我也分析，邓后江泽民、胡锦涛两届「闷声发大财」，在权力不受制约和监督之下，一个惊人的经济增长，变成一场更惊人的腐败，而所谓「官二代」（江胡两届）的腐败，向太子党提供了一个集权的合法性来源。

在习近平的前任胡锦涛时代，2012年位高权重的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靠亲信王立军残酷的「打黑」治官，加上「唱红」的文革手段，向胡锦涛挑战。最终，却是另一个太子党习近平踏着薄熙来的尸骨登顶，习的权力问鼎之路，也是一场场反腐的结果——习上台六年中，有134万名官员因腐败而被整肃，部长或副部长级的高官有170多名被撤职、大多数投入监狱。自2012年以来遭到整肃的中共中央委员比整个中国共产主义革命史上的加在一起还多。

如果说「发财」是中共的「第一合法性」（后六四），那么「反腐」就是它的「第二合法性」（后开放），第二个颠覆了第一个，然而横竖都是它「合法」（legitimacy)。

照此来看，东亚威权不会自动走向民主，在台湾「刺刘」是偶然的，我称之为「刺杀的制度意义」；在大陆，八九学潮虽有其社会根源，但是爆发、退潮、平息、镇压的偶然性都存在，中国的倒退不是必然的。

人们痛恨「红卫兵王毅战狼外交」，称赵立坚失宠，是「那个时代结束」，此乃不会解读中共现有体制——赵只是一条狗，知道文革的人都知道江青，邓小平逮捕并审判她，她在法庭上咆哮：「我就是毛主席的一条狗」，下一句话她没说：「他叫我咬谁我就咬谁」，中共外交部发言人就是这么一种角色，谁来当是男是女皆不重要，而所谓「秦刚外交新时代」，大概是要从狼或狗变成别的一种动物而已，也不重要，重要的是习近平不得已调整内外政策，又开始认怂，这个体制却仍然搬不倒他，反而是最重要的一点。

2018年7月11日，新华网突然转载《学习时报》旧文《华国锋认错》，在整个政坛勾起无穷联想、猜测、幻觉。这个老故事，说的是1980年群众来信向中纪委反映了华国锋——中央主席搞“个人崇拜”的三件事，华立即做了改正并给中纪委回信，被党内认为“认错”，时任中纪委书记黄克诚请示陈云，中共中央又转发了这封信。

这个典故被“古为今用”，显然是映射习近平“搞个人崇拜”，在其急速集权背景下，便异常触目，坊间传出，江泽民胡锦涛两届前常委，除李鹏之外联名致信政治局要求开会，讨论习称霸发昏，引发中美贸易战，危及中共命脉，北京因此戒严。北京据称已下令摘下所有含习近平画像的海报宣传品、人民日报头版5年来首次在标题没现习近平名字、甚至连所谓的“梁家河大学问”研究也被撤去，看上去几乎是一场政变了。

事后有人分析，热传的政变不过是谣言，但是有几点是确定的：1、个人崇拜在高层引发普遍反感；

2、中美贸易战造成巨大被动，引发对习外交失败的追责；
3、习的粗暴施政令各层级失去安全感；
4、经济形势日趋严峻亟须调整所谓“小组治理体制”。

习近平上位以后遭遇多次挑战，这次是最严重的，然而这样党内博弈，如果并无一个明确的替代者出现，则局势无法明朗。

习近平上台就出师不利，“走向海洋”，在南海造岛，被海牙法庭裁决败诉，网络上惊见公开信促习下台，列数其“集权而造成的前所未有危机”、“大搞个人崇拜，令文革回潮，知识分子寒心”、“港台政策进退失据，一国两制受阻”、“盲目出手刺激周遭国际环境，纵容北韩核试，导致美国成功重返亚洲”……。

显然习多年“反腐集权”的效应还在——他曾拿下包括中共前政法委书记周永康，前军委副主席徐才厚、郭伯雄，前中办主任令计划，前中共政治局委员孙政才等多名江派核心人员，十八大以来已有440省部级和中管官员（包括军级）被查处，其中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就高达43人，中央纪委委员9人。因此习近平似乎终结了“老人干政”机制，这可能是他锻铸“新集权”的奥秘之一。

但是海外观察的失误，却显示了进来一个明显的倾向，即迷信贸易战摧折中共的效应，“崩溃论”再次弥漫，衬托的背景，则是美国基要派民众选上川普，向中国报复所引发的“第二次冷战”将搬到习体制，而忽略了中国落后经济体制的承受韧性。尤其，川普的逼债，是侮辱性的，也冲着习近平的个人性格而去，令其强撑嘴脸不能示弱，网上称为“流氓打架”，但是投射到中国老百姓中，无疑是“近代耻辱”的一次重复，而勾引出吃瓜大众的“受辱记忆”，帮助中共调动其最有效地民族主义支援意识，而对中国政治转型产生阻力。

一幅新旧杂驳、层次错乱的社会图景。三十年经济起飞，国家（政权）空前富裕而骄横，上层贪腐奢靡，挥霍无度，但是民间也“岁月静好”了几十年，农民已经不靠土地生活，农村破败但也造反几率极低，几千万年轻的农民工都苟活在大城市边缘，是最有革命冲动的一个社会阶层，但是他们的领袖在哪里？官方和民间反体制力量都对他们陌生；中产阶级这三十年，也是一个利益集团了，甚至可说是体制的合谋者，然而他们改变制度的意向暧昧，恐怕是因为也怕失去利益，这个阶层令西方政治学的“经济发展引导民主”论说破产，毋宁他们也是下一场革命的对象；城市市民被股市房产牢牢捆绑在体制的战车上成为市场奴隶，只有年轻的九0后00后成为P2P受害者而满怀怨恨，但是如何塑造他们成为新的“八九一代”？

国内的陈胜吴广还在搵食，然而海外有孙中山吗？

至于知识界，乱哄哄的，思潮就十种之多，从最左的“回到文革”可以到最右的“回到民国”，也可以从主张复辟斯大林直到主张复辟儒家；官方与民间也共同怀旧“改革”，令一种“伪改革”还冠冕堂皇地活在主流话语中，“邓改革”的欲盖弥彰和邪恶虚伪，依然是精英拯救社会大众的法宝，而被“经济奇迹”断送了所有前景以后，仿佛回到“邓时代”是一种“中兴”……事实上，“奇迹”的发生不在经济，而在中国不仅是一“巨婴国”，还从传统人格又一次跌破底线，贪婪物欲膨胀而毫无权利意识，皇权观念肆意回潮，传统沉渣泛起，看客文化盛行，精英堕落无碍，由此而令美国贸易战的效应，是在中国被逼回闭关集权之际，只会加剧民众民族主义的升高而拥戴集权，是自由进一步沦丧。

不过，贸易战也可说初见成效，因为第一，中国盗窃智慧产权被美国抓到，便意味着“中国制造2025”泡汤了；第二，“经济冷战”令美国对中国关闭高科技和生物医药技术大门，此刻恰恰是中国亟须依靠科技升级，以完成从经济的数量型发展向质量型发展之转换，这也是完成从工业社会向智慧型社会的现代化转换，属于完成一个前发达国家向发达国家转型，在这个关键时刻美国全面关闭对中国的大门，对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影响是难以估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