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赵晓 云上迦南 2025-10-30
一、从”财富增长”到”文明性增长”
人类历史上，几乎所有文明都曾闪耀过智慧与创造的光辉：
中国的四大发明、阿拉伯的代数学与天文观测、印度的零与冥想哲学……
然而，唯有西欧，在近代突破了千年停滞的壁垒，爆发出一场史无前例的”持续创新革命”，并由此孕育出现代经济增长。
乔尔·莫基尔（Joel Mokyr）在其代表作《增长的文化》（A Culture of Growth）中指出：
推动这一伟大转折的，不仅是技术或资本的积累，而是一种深层的文明现象——”思想市场”（Market for Ideas）的兴起。
这是一场从”财富增长”迈向”文明性增长”的革命。
它改变的，不只是生产力，更是思想流通的制度环境、文化结构与信仰基础。二、政治分散：让思想拥有”出逃权”
在莫基尔看来，1500 年至 1700 年的欧洲，是”思想市场”诞生的实验场。
与中国的中央集权不同，欧洲的政治是碎片化的、竞争性的。
没有哪一个帝国能像秦始皇或永乐皇帝那样，把思想统统纳入一统的意识体系。
这种政治格局，反而意外地成为了自由的温床。
当伽利略在意大利被审判时，荷兰的莱顿大学向他张开怀抱；
当笛卡尔在法国被神学家围攻时，他逃往阿姆斯特丹，继续思索”我思故我在”。
一个思想若在此地被视为”异端”，
却能在彼处获得资助与印刷的机会。
思想因此拥有了”出逃权”。
这种跨国竞争让统治者不得不宽容，因为压制创新者的代价，可能是让邻国抢得先机。
而在中国，秦皇汉武以来的”大一统”与科举体系，使思想必须首先通过权力的过滤器。
创新的代价是政治风险，服从的回报则是官职与功名。
这套体制确实维系了长治久安，却也让思想失去了”出逃”的自由——一旦权力不容，天下无处安身。
于是，欧洲的多元竞争生成了思想繁荣；
中国的中央一统，则凝固为思想稳定。
一个孕育了启蒙与革命，
一个延续了礼制与循环。
三、知识网络：从”文人共和国”到”科举帝国”
政治上的分散，催生了文化上的联结。
17 世纪的欧洲，形成了跨越疆界的”文人共和国”（Republic of Letters）。
这是一个不靠王权、却比王权更持久的网络。
科学家、哲学家、发明家通过书信、出版物、学会与实验社群，自由交流、互相批判。
这一机制的伟大之处在于：
它把知识从宫廷与教会的围墙中释放出来，
让真理的权威，不再属于某个君王或神职人员，而属于”可验证的事实”。
公开、可证、同行评议——这三项原则构成了现代科学的基石。
知识不再是”圣人传下来的智慧”，而是可以被发现、被质疑、被改进的开放体系。
而与此同时，古代中国的知识体系却被牢牢锁定在”经学”与”正统”的框架中。
儒家经典成为所有学术的起点与终点。
才智之士若要出头，唯有进入科举体系，
于是整个社会的知识精英，都被卷入”应试政治”的循环中。
欧洲的学术共同体以开放换取创新；
中国的文官系统以秩序换取安稳。
两种知识体制，注定通向不同的文明结果。
四、文化价值观：从”崇圣”到”求真”
莫基尔进一步指出，西欧在启蒙运动中完成了一次文化心智的革命——
人们开始相信，知识不仅可以解释世界，也能改善世界。
理性、实验、验证、发明——
这些原本属于哲学的概念，被转化为经济增长的动力。
科学家与工匠的结合，使”理论”与”技术”交汇，
有用知识（Useful Knowledge）成为新的社会荣誉。
这种”有用知识崇拜”，是文明的深层转向。
它让科学脱离宗教争论，
让创新获得道德正当性，
让发明成为荣耀，而非异端。
反观东方与伊斯兰世界，文化重心始终偏向”崇圣””守经”。
“述而不作””祖宗之法不可变”，
这些古老的信条曾经维护了秩序，却也禁锢了创造。
当传统成为信仰，而非起点，
创新便失去了文化的正当性。
五、思想市场的文明启示
莫基尔的研究提醒我们：
现代增长的根源，不在机器，而在心灵；
不在资本，而在文化。
“思想市场”是一种制度奇迹——它让思想竞争，而非被管制。
这种竞争不是混乱，而是一种更高层次的秩序：
真理在争辩中前行，创新在碰撞中诞生。
西方文明因多元而进步，
东方文明因统一而停滞。
这并非优劣之分，而是制度逻辑与文化逻辑的分岔。
对于今日中国而言，这个结论尤为值得深思：
当思想能自由流通、当真理能公开辩论、
当创新者不再惧怕异端的标签——
那才是文明重新起飞的真正起点。
六、结语：真正的增长，是灵魂的成长
工业革命的火种，燃烧在思想的炉中。
西方的繁荣，并非仅仅来自蒸汽与资本，
而是来自一种更深的文明信念——
思想有价值，真理能胜出。
一个社会若要走向真正的”文明性增长”，
必须从重新开放思想市场开始：
让真理自由竞争，让异见不被压制，
让心灵的创造力重新点燃。
正如莫基尔所揭示的那样：
人类的未来，不属于掌权者，
而属于那些敢于思想、追求真理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