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平(《北京之春》荣誉主编)
(一)
今年7月6日,是第十四世达赖喇嘛九十岁诞辰。在此期间,达赖喇嘛发表讲话,对自己继任的问题作出明确阐述。其内容可归纳为以下三点:
达赖喇嘛制度将会延续。
「甘丹颇章信托基金会」(Gaden Phodrang Trust)及其董事会,将负责寻访并认证转世灵童;该基金会将遵循藏传佛教传统,并与各大教派领袖及其他宗教领袖协商。
继任者将诞生于自由世界,即在中国之外。
不出意料,中共当局对达赖喇嘛的这番阐述表示强烈否定。中共搬出所谓的《藏传佛教活佛转世管理办法》,其核心内容亦可归纳为三点:
必须在中国国内寻访;
必须以「金瓶掣签」方式确定;
必须经「中央政府批准」。
然而,中共的这三项主张皆站不住脚。
一、关于「国内寻访」
在藏传佛教历史上,早已有于中国以外寻访转世活佛的先例。例如第四世达赖喇嘛云丹嘉措(1589–1616)诞生于蒙古,是蒙古族人。当时中国为明朝(1368–1644),而明朝版图并不包括蒙古。
其理甚明。藏传佛教的弘传本就超越西藏地域与中国国界。活佛转世的寻访范围主要依据藏传佛教的信仰传播与信众分布,自然不受地理疆界限制。自古以来,藏传佛教的信仰圈已涵盖北至蒙古、南及印度诸地,因此在蒙古与印度寻访达赖喇嘛转世灵童,早有先例。
当代以来,自第十四世达赖喇嘛于1959年流亡印度后,藏传佛教已走向世界,在中国之外的信众达五、六百万人之多,遍布蒙古、印度及欧美各地;事实上,中国境外已有多位转世活佛,其中不少并非藏族。因此,在中国以外的自由世界寻访达赖喇嘛转世灵童,既合理,又完全正当。
二、关于「金瓶掣签」
清代曾有若干皇帝以「金瓶掣签」方式介入达赖喇嘛转世的认定,但实际上,真正依此程序认定的达赖喇嘛仅一、两位,多数历代达赖喇嘛——包括现任第十四世——均未经金瓶掣签程序而确定。
退一步说,清朝皇帝之所以如此,尚有其宗教理由:彼等信奉佛教,并尊奉达赖喇嘛为上师。满清皇帝介入转世事宜,是基于与西藏间「施主与上师」的特殊关系。
然而中共当局既不信仰佛教,又不尊奉达赖喇嘛为上师,何以有资格干涉达赖喇嘛转世?
达赖喇嘛早已明言:「现今的中共是批评宗教的无神论者,尤其视佛教为愚昧落后的象征,且不遗余力地指责我是魔鬼。若他们说不允许魔鬼转世,倒也说得过去;但如今却是中共坚持要自己寻找魔鬼的转世。若中共政府要插手达赖喇嘛的转世问题,必须先成为宗教信徒,承认轮回,再去找出毛泽东与邓小平的转世,然后再来干涉我的转世,那才合理。总之,这是我的转世,除了我之外,谁都没有理由插手。」
他并补充道:「任何政治权威,包括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政治领导人,若出于政治需要选出所谓达赖喇嘛转世灵童,则无人需要承认或信仰那个孩童。」
三、关于「中央政府批准」
中共外交部发言人洪磊曾称:「达赖喇嘛的称号是中央政府册封的,否则不具合法性。第十四世达赖喇嘛也是经当时民国政府批准认定的。」
此说并不符合事实。第十四世达赖喇嘛并非经民国政府批准认定。事实上,民国政府曾有意干预,但西藏政府并未理会。从遴选、确认到坐床,均由西藏摄政王及僧团自行完成。坐床典礼时,民国政府仅派蒙藏委员会代表吴忠信前往观礼。
阿沛·阿旺晋美于1989年即明确指出:「没有吴忠信主持坐床仪式这回事,他只是以国民政府代表身份『观礼』而已。」
为何民国政府当年希望参与?因当时西藏政教合一,达赖喇嘛既为宗教领袖,又为政治领袖,即西藏地方政府首脑。对国民政府而言,作为宗教领袖的产生他们无权干涉,但作为地方政府首脑的产生,则与中央有关。为体现「中央—地方」关系,他们主张至少须经中央认可。然而,多数藏人并不承认西藏是中华民国的一部分,也不接受中央的从属定位。结果,国民政府欲干预而未果,只能派员观礼。中央方面报称是「主持」,但藏方仅视之为「贵宾观礼」。
从民国角度看,他们的干预尚有一点道理——因当时政教合一。但此理于今日已不复存在。流亡藏人自2011年实现政教分离,第十四世达赖喇嘛退出政治职务,仅保留宗教领袖身分;而中国境内自1965年成立「西藏自治区」后,法律上亦规定达赖、班禅不再是地方政府领袖。既如此,现今中共当局又有何理由干预其转世?
此外,中共当局还声称「藏传佛教没有活佛自行指定接班人的做法」。此说同样错误。 2013年6月,《亚洲周刊》(第27卷第22期)刊载中共中央党校社科教研部靳薇教授访谈,文中指出:「历史上也有活佛自行指定接班人的传统。」这句话极为关键,因它属于史实而非观点。凡了解藏传佛教史者皆知确有其事。
(二)
达赖喇嘛转世制度已有六百余年历史,其间并非一成不变,今后亦可调整。而决定是否变革、如何变革的权力,自然在达赖喇嘛本人与藏传佛教机构及信众之手,与中国政府毫无关联。
此处,不妨参照西方罗马教皇的继承制度,以助理解。
在十一世纪以前,罗马教皇由世俗君主或义大利贵族遴选或认可。教皇尼古拉二世于1059年规定,教皇由枢机主教选举产生,但仍需法兰克王亨利一世及其继任者批准。至1179年第三次拉特朗会议与1274年第二次里昂会议确认后,才正式规定教皇可由枢机主教单独选出,惟法、西、奥三国君主仍保有否决权。至二十世纪初,教皇庇护十世废除此种世俗否决权。 1914年,本笃十五世遂成为首位无需世俗介入而由教会单独选出的教皇。
由此可见,早期世俗权力对教皇继承影响极大;随历史发展,其影响力逐渐削弱,终至归零。
昔时君主干预教皇继承,是因政教合一,君主皆信仰基督教,奉教皇为精神领袖。彼时教权与王权互为依存:新教皇须得君主认可,君主登基亦需教皇加冕,以示「君权神授」。
随后政教分离确立,教皇继承制度的改革由教会自行决定,非世俗权力所能干预。今日欧洲已完全政教分离,教皇由宗教机构单独产生,世俗君主登基亦无需教皇加冕。
这即是政教分离——国家机器不干涉宗教,宗教亦不干涉国家。
再观俄罗斯东正教牧首制度之演变:沙皇时代政教合一,牧首须经沙皇批准;苏联时期东正教受压制,1943年斯大林为凝聚民族情感而暂予空间,但牧首仍须政府认可。 1991年苏联解体后,东正教复兴,牧首由教会选举产生,政府不再干预,实现政教分离。
达赖喇嘛已多次阐述转世观念、制度起源与寻访方法,强调:达赖喇嘛转世属宗教事务,任何政治权威皆无权干涉。其立场——无论从藏传佛教传统、政教分离原则,或藏传佛教全球化的现实——皆完全合理、正确。
简言之:达赖喇嘛转世,是达赖喇嘛的事,是藏传佛教的事,与中共这个无神论政权毫无关系。中共当局无权干预达赖喇嘛转世。
(三)
中共当局炮制的那一套「寻访与确认达赖喇嘛转世」办法,错误而荒谬。未来若真推出所谓「官方达赖喇嘛」,必不会得到绝大多数藏传佛教信众承认。这场政治操弄注定成为历史笑柄,最终被彻底废弃。
2025年11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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