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丹 2025年12月10日来源：上报

日前中国自辽宁号航舰起飞的「歼-15」舰载战机，在冲绳以东国际空域对日本F-15战机实施火控雷达照射。 （资料照片／美联社）

根据日本防卫省7日通报，中国自辽宁号航舰起飞的「歼-15」舰载战机，在冲绳以东国际空域对日本F-15战机实施火控雷达照射。日方认定该行为已构成高度危险的军事挑衅，并提出强烈抗议。毫无疑问，这应当被视为一次具有强烈战略试探意味的行动，是一次蓄意的军事挑衅行为。这类行为在国际军事互动中通常被视为需要极力避免的高危动作。而此次锁定行为发生在航母平台出动背景之下，带有明显的力量投射与政治示威属性，更加重了外界对其政治动机的判断。我当然不认为中国已经准备好，或者有意与日本展开全面的军事冲突，但既然不准备开打，为何还要做这样的危险动作呢？这才是值得我们深思的地方。

我认为，在这次中日军事摩擦之外，真正值得注意的，是中国近年类似「逼近战争门槛却又刻意不越线」的高风险行为正在被反覆使用，并逐渐走向常态化。这种做法在战术上属于「切香肠式推进「，但在更深层的政治结构上，它已经呈现出一种被制度持续推送向前、难以自我约束的危险惯性。

我们必须看到，在正常国家中，当对外摩擦不断累积风险时，至少存在数道降温装置：文官对军方的有效节制，社会舆论对冒进行为的纠偏压力，以及权力更替所带来的政策调整空间。但在当下中国，这些机制要么被系统性削弱，要么被彻底拆除。军队直接对最高权力负责，舆论体系高度封闭，权力结构长期固化，使得政策一旦被定性为「路线正确」，几乎不再容许公开修正。换句话说，中国当前的体制本身，已经缺乏真正意义上的「战略下台阶」与「政策回撤机制」。

「既不能犯错，又可能随时失控」的矛盾，正是当前中国对外安全行为中最深层的风险源。 （美联社）
「既不能犯错，又可能随时失控」的矛盾，正是当前中国对外安全行为中最深层的风险源。 （美联社）
此次中日摩擦的一个重要背景，是中国在回应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涉台表态时，文攻路径已经基本失效。最初的反制仍停留在惯常的外交抗议与舆论批判层面，但无论是在国际社会还是国内舆情场域，其效果都明显递减。随后试图通过取消日本演员在华演出等「文化惩罚」方式进行施压，但这种做法在国内并未产生预期的凝聚效果，在国际层面反而强化了「中国以政治干预文化交流」的负面形象，可谓得不偿失。当文攻与象征性惩罚都失去实际效力之后，剩下的就只剩下一个不断被推到前台的选项——以军事威吓弥补政治与外交工具的失灵。正是在这一逻辑转折之下，武力展示被赋予了弥补「面子缺口」的功能。

在中共目前的政治决策生态中，「面子政治」不断取代理性风险管理，成为对外行为的隐性驱动力。所谓「面子」，并非单纯的情绪或舆论问题，而是一种与权力正当性直接挂钩的政治指标。强硬被等同于稳定，退让被视为动摇。一旦外交或安全政策被卷入这种逻辑，对外冲突的处理就很容易从「止损优先」转向「不能示弱」。对北京而言，真正的结构性危险并非来自日本是否立即强硬反制，而在于其自身正在逐渐失去对「升级节奏」的控制能力。当高风险动作被常态化，一线人员长期处于无限接近实战的紧绷状态，任何微小误判、系统异常或情绪失衡，都可能在数秒之内将「政治表演」转化为「真实交火」。更严峻的是，一旦发生实质性冲突，体制自身又极为不利于迅速止损，因为承认误判意味着此前所有强硬叙事的逻辑坍塌，进而冲击权威结构的稳定性。

这种「既不能犯错，又可能随时失控」的矛盾，正是当前中国对外安全行为中最深层的风险源。它使得军事行动不再完全服务于冷静的国家安全计算，而越来越服务于权力叙事的自我维持。此时的对外摩擦，已经不只是外部博弈的结果，而是体制内在张力持续向外释放的表现。从这个意义上讲，此次歼-15锁定日机事件更像是一记「制度警报」，而不是孤立的军事摩擦。它提醒外界，当前东亚安全风险的最大不确定性，并不取决于某一次行动是否「刻意为之」，而在于一个缺乏刹车系统的国家机器，正在被「必须强硬」的政治叙事不断推向更高风险区间。

※作者成长于80年代的北京，1987年考入北京大学后即从事学运，参与和组织了1989年民主运动，后为此两次坐牢达6年多时间。 1998年被流放到美国，得以进入哈佛大学10年，先后得到东亚系硕士和历史系博士学位。现在担任「对话中国」智库所长。政治上的温和坚定反对派，思想上的理想主义者，生活中的资深阅读者。出版有政治评论和诗歌散文等书籍20余本。

（文章仅代表作者的观点和立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