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台北“国史馆”和四川省档案馆所藏历史原档及《蒋介石日记》大量史料,经研究川军时代背景，揭示中央与地方博弈关系，梳理当时南京国民政府中央整编川军，与强化历史真相，对地方军阀刘湘、云龙、刘文辉、邓锡侯、潘文华等采取必要手段,回归历史真相大白。
自1933年“二刘大战”，其结果是两败巨伤，先是刘湘大伤元气，乞求与刘文辉签订了停战协议，即虎落平阳。而在川民一片苦苦哀鸣中，川军宿将王缵绪实不忍再看百姓遭难，扫除刘氏一族称霸，则挥军将刘文辉赶出四川边外雅安，从而落草为寇了20多年。
在中原大战后，刘湘企图东山再起到南京乞求蒋的扶持上位，以省府统一收税段手压制各系军阀割据制归为省政府。为得税费供养各自军系，似乎从表面打破20年的军阀割据状态，很短暂归属省府刘湘名下，但刘湘仍不能插手于各个军系。为拉拢邓锡候等人顺从为已，同时排除异己，刘湘利用省政扩大各类税收，其家族一向形成官、军、商的链条（指刘湘、刘文辉、刘文彩），将各种税收提前收到1985年止。这无限税费大都进入刘氏家族腰包，大建刘氏庄园及兵工厂等，但巨额债务始终挂在省府账上，无形的造成川民累年累月，又背上高额债务，日子过得苦不堪言。
而蒋介石扶持刘湘目的明确，是让他带动川内各系军阀剿共。仅供1934年统计表：刘湘21军以省政府扩大各种税收，在成都各县已预征税费到1985年止。
附：刘湘秘书邓汉祥（刘湘死后供出）《省政府在重庆行营成立经过》
（一）、由省府刘湘核定拨发军费极不公允
1935年2月,刘湘借蒋扶持,力压各派川系重组为省府统一管理，由刘湘21军把持,自任省主席兼四川督办公署，执掌川省军政。3月，刘湘以省府通令全川各防区所征税款一律运抵省库,各驻军不得任意提款项。刘湘只允许所属21军在其原防区内催征旧款,并要求在4月底缴清。邓锡侯、罗泽洲等军不顾省府命令,纷纷在本戍区内催征旧赋。杨森20军却不顾刘湘令，入川强征税款遭到南充县民强烈抵制。由于3月前是税收枯月期,各军未能及时征解税款,军费却要按月筹发,各军只能通过银行、钱庄或商会挪借军费,使得各军背负巨额债务。而刘湘对川省军费支拨权核减各军经费,限制其他川系发展，排除异己，保自身优势地位造成巨额军费开支为首要问题。于同年5月四川财政极度困难,须偿还半年期旧债本息。
1935年6月5日,蒋召集川中将领在成都开“军事会议”,商议军事整编事宜，行营参谋团负责编制军事整编计划,将川军现有350个团缩减到200个团。第一次川军整编，蒋特派行营秘书长杨永泰要求刘湘裁军,减轻财政负担。此次刘湘军系不但不整军，还将其他军系整编、裁员不合格的收纳，新编省保安团为他的实力范围，成了“明裁暗扩”，激起各系川军不满。
（二）、刘湘与蒋介石及川内派系间的矛盾激化
1935年7月,为进一步控制四川财权，国民政府成立行营驻川财政监理处,负责统筹全川财政和金融控制。财监处以驻川国有银行与各派川军之间建立军费借垫关系,缓解川军内部矛盾,使“剿共”推进。其二，为强化对川省控制，中央对整个川军进行二次整编，刘湘与蒋产生裂隙。在行营驻川财政监理处成立时，蒋委任财政专家关吉玉为处长,原刘湘提任财政厅厅长刘航琛为副职，川省财政自此进入国省联合预算期。由国民政府指定中央银行渝行为四川国省联合预算金库,规定川省一切国省收入均入联合金库由财监处监理，实际成为统筹川省财政最高机构，为中央控制全川财政有力工具。财监处权力来自委员长行营，在处理日常事务时以“委员长”名义行事，地位高于省财政厅，具有监理四川国省税收、掌管联合金库、指导省财政厅制定年度预算、支拨川军饷款等重要权力。极大提高中央对川省财政干预能力，调解各川系对刘湘的矛盾，财监处以联合金库内的川省税收作抵押,在驻川国有银行和各派川军之间形成稳定的军费垫支关系。尽管该阶段四川财政进入国省联合预算期，但四川盐税、关税等大宗国税收入多数被列入偿债基金。而中央利用财监处与驻川国有银行，对刘湘以川省未来税收提前透支转化为各军军费，提高中央对地方纵向约束力，同时利用整合川军推行“剿共”军事。
1934年10月中央军第五次“围剿”红军，其残部逃入四川，蒋为实现控制西南，趁“追剿”红军派中央军进驻川境解决川、黔、滇省独立状态。随着红军离开川境，参谋团改组为重庆行营后，蒋着手对川军进行两次整编。在第一次整编派贺国光率参谋团入川指导“整编”事宜，对众多各系川军进行整军时，因刘湘脚跟未稳仅表面应付，暗中通共，与蒋产生激烈矛盾。在整个各系川军中，刘系抵制中央整军、裁员，以病为由刘湘辞去省主席等职，脱离蒋的控制。于是，蒋让南京政府罗列军阀刘湘20年的罪行，因川民恨之入骨积极响应，刘湘不得不承认‘实不光彩！’于1935年经剿共过程，蒋发现王缵绪文武才能将他拉入“复兴社”，为心腹之军，取代刘湘任王缵绪国民政府四川整军委员会委员，带动川内部分川系军整军、裁员与训炼为中央调遣氛围。刘湘与蒋翻脸，率刘系部队与中央入川别动队及新建军校产生诸多军事磨擦，使蒋恨之入骨。
1936年11月9日蒋介石将“定川”为内政主旨，将“整军设计”确立该阶段要务。可不幸在12月12日西安事变爆发，刘湘派人到西安转告张、杨“杀掉蒋介石”。事后，二人关系更加紧张。
（三）、蒋介石是如何处置反对者
1937年3月,中央军校成都分校教官李明灏策动学员发表：反刘湘言论“川人治川”。刘湘率他军对峙，双方剑拔弩张。蒋派何应钦入川达成六项决议，刘湘取消下川东地区嫡系战斗状态，调换冲突地区的驻兵，冲突平息。这是蒋基于国内局势处理此次事件采取守势，在决议中正式向省政府提出川军国军化要求。时任重庆行营参谋长贺国光表示：“刘湘尚未真诚彻底觉悟,迫于各方压力，碍于当下局势和利害关系。指责刘湘在国家危亡至此，他一切行动纯为私利之居心！”
同年5月至6月,刘湘积极联络各省反蒋人士有宋哲元、阎锡山、李宗仁、白崇禧、龙云、刘文辉等，企图阻止中央入川。中央以王缵绪为首大部川系对刘湘亲信王陵基、邓锡侯、潘文华、刘文辉等密切关注；以达到分化刘湘实力，中央为减轻裁军阻力积极宣传整军利害，这些措施为整个川军整军起到部分作用。”同年6月蒋电召刘湘南京商议他系整军事宜，刘顾意推脱表示:“川省军事当自行整理,始终是以川康绥靖公署为主导，皆将中央置于从属地位。”又派秘书邓汉祥赴南京了解蒋的反应，蒋的用意是削弱刘湘力量，中央为减轻整军阻力，调整刚性整军策略，以国民政府军事和财政压力下强化集权、增强对刘湘约束力为关键举措。据邓汉祥回忆：“此次整军实现川省军民分治，显然背离刘湘企图掌握川省军政大权初衷。”而整编前的刘湘嫡系潘文华、王陵基、唐式遵和邓锡侯部未经整军，在第一次整军中刘湘把其他川系被裁减不合格人员新编保安处任王陵基处长。此时，川内大部各系川军经整军后实现国军化，直隶于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为后来中央控制大部川军出川抗战奠定了基础。
1937年7月6日,由国民政府四川整军委员王缵绪建议：“中央迅速召开整军会议，逼迫未经整编刘湘军系和边远的刘文辉部对抗战明确表态。”王决定召开“川康整军会议”在重庆，已作好意外准备。
据《钱大钧呈蒋中正日军拟增调三师团来华，第三舰队将赴台湾率队演习及王缵绪请速在重庆成立整军会，传闻刘湘对川东军事已有准备等情报日报表等五则》。
而不幸是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蒋不再要求整军，9日整军会匆匆结束。据《何应钦致蒋中正川康整军会通过要案六件，检呈各案原文二则》(1937年7月16日),台北“国史馆”藏，档号:002-080200-00485-062。
附：川康整军会确定番号，足一军人数杨森部、刘文辉部、李家钰部。
杨森(20军)；唐式遵(21军)、潘文华(23军)、刘文辉(24军)；孙震(41军)、王缵绪(44军)；邓锡侯(45军)、李家钰(47军)。
这其中将领王缵绪1935年拉入“复兴社”，他麾下部队早就纳入中央军派用。在出川抗战前夕，整个川军已形成两大阵营，以王缵绪为首军系是拥护中央立场，属中央派遣出川作战部队，而刘湘军系仍竭力维持现状，人员素质及装备极差，将部分军队开进川西屯垦,且未解除武装,兵饷以开垦经费和赈灾公债名义发放。刘湘口若悬河出川抗战，试图独立掌握军权。为此,蒋发通电：“希望刘湘将军权切实交还中央,同时允诺保持其军政地位。”
因中央先后成立财政监理处和国省联合预算，加强对四川财政控制手段，经两次整军过程，刘湘始终坚持不整军，其军队装束与素质大打折扣，未能改变军阀刘系格局，造成川省整合不彻底。
据诸多原档史料得出，在八年抗战以来，由王缵绪掌握四川军政大权，曾先后任命王缵绪在我国三大主要战区（五、六、九）为上将副司令长官，经他指挥战区诸多的重大战役，始终是把川军放在前沿与重阵，虽死伤惨重，已不断打出不一样的胜利战果，在我国抗战史册，具有川军八年抗战的进行史及屡屡战功。
（四）、刘湘与蒋介石搏弈多年以失败告终
于1937年12月13日，南京失守。而军阀刘湘口说一套干一套，以出川抗战之名，让他的军系与韩复榘密谋封锁南京政府入川通道败露。蒋毫不手软，将刘湘军阀旧部（素质及装备极差，一路如土匪祸害百姓），立即撤掉了刘湘（不到两月）第七战区司令及属下邓锡侯、潘文华等军职。为此，刘湘一气病亡！
刘湘死于1938年1月20日，当日蒋在日记写道:“晚得刘湘病故之报,甚悲,但从此四川可以统一,抗战基础定矣,未始非国家之福”。
1月22日蒋试图让张群主川，却遭到刘文辉、邓锡侯、潘文华强烈反对；其中王陵基尤为强烈,策动武德会反张群主川，杨言“张群主川胆敢入川，以大炮相迎！”实为“反蒋”诱发严重政潮三月之久，难以平息。在这期间，蒋特派官员入川协商，终经全川各界推举王缵绪主川。由于王缵绪始终对刘湘独立四川不满，又支持蒋共同抗日行动，加之早被蒋介石纳入最亲近的中央将领；因他为中央推行全面抗战，提高中央稳定川局必要性和迫切性作出诸多贡献；蒋自然认可，唯独是蒋不想把前线这位作战能将调回罢了。出于无柰，让蒋没想到经几次通电恳求，王缵绪坚持在前线打国仗，不愿返川就任。
据秋宗鼎:1938年2月11日、12日《抗战初期蒋介石侍从室对四川军阀调查材料》：“四川政局陷入混乱局面,各派势力争夺川省军政大权。于同年3月由国民政府首任抗战初期四川省主席，在他上任时立即铲除旧军阀体系，接收国民政府入川同时，迅速成立“四川省军管区和四川省保安机构，中央很快实授王缵绪省主席及四川军管区总司令和四川保安总司令等军政于一身,为巩固自己军政地位,在政治上、军事上、财政上委任杨全宇为省府秘书长,任刘兆藜为保安处长,任甘绩镛为财政厅厅长，并在一定程度上维持川军独立性，为川内安定着想，王缵绪出任“刘湘治丧主任”为他举行国葬、要求追封病者为上将。直到1938年8月中旬，顺利完成接收国民政府及各省市机构入川落脚工作。由王缵绪背负着刘湘造成的沉重债务偿还压力，他在第一次四川财政整理委员会上表示:财政厅原厅长刘航琛财政上的严重问题,即应彻底清查,依法追究。同时,王缵绪联合中央审计人员成立“刘航琛清理委员会”,清算刘航琛任内账目款项。由四川省参议员提案法办刘航琛。与此同时，王缵绪为增强对县级政权控制,着手更迭县级财务人事。在刘湘时期主要由原省府秘书长邓汉祥主导县训分子所把持,王缵绪调整县级财务行政,对各县征收局、县府财政科、县经征处等税务机关账目进行整理交接,严查握款亏空人员。同时命令甘绩镛组织税务人员训练班,充实县级税吏队伍。据统计1938初-1939年底，王缵绪任上近二年间县级财务人员罢免120人,调迁174人,考核不合格者34人,不称职者73人,传令申斥者22人,记过者13人,记大过者7人,亏空公款者2人,重新任用173人,进登185人。因他对县级财务行政调整力度极大，损害邓汉祥、刘航琛等人利益,撤换了大量刘湘旧部和地方人员,任命诸多复兴社成员就职。经王缵绪查证实贪赃案上报中央各部，在1939年7月国民政府行政院、检察院和主计处亦成立“清理刘航琛案”。此时,邓汉祥、刘航琛、刘文辉、潘文华、邓锡侯等已是靠边站之人，却收买张群、何北衡关系参与和博弈。因王缵绪曾提任周成虎等九位刘湘旧部任师长，目的是督促出川抗战；可其中七人总不出川，又到省府向王缵绪要军长之职，却被王缵绪因不出川罢免七个师长之职。于1939年9月10日在刘文辉、邓锡侯、潘文华授意下,被免七人联名上报老蒋“反王主川”。第二天蒋对此在军委会上说：“四川军阀又要争夺私利，目无中央，目无外患，痛愤无已。四川军阀内讧事,深忧切痛,外患至此尚有军阀如此作恶，愚鲁无识之徒，不可以包容也”。”第三天蒋在日记说，“反王主川”得张澜、邵从恩、梁叔子惑蛊，川事决自兼代。”
9月13日，邓锡侯、潘文华、刘文辉要求见蒋提出由邓、潘二人之一主川。蒋坚决表示，行政院院长我可不做，四川省主席不能不兼，对他们一通训斥。当晚蒋日记记录：“下午见共党代表5人，国社党代表8人，军阀、政客、共党同日会见，实使心神疲惫，加之外交复杂，参政会辩难要求，川局不定，而汪倭乱华犹为小焉者也，若非上帝赐力，盍克任此繁剧。”9月16日蒋日记写道：“常以川事为念，此种遗毒不除，川无宁日矣”；“川事复杂不定，殊为可虑，此乃为一切问题中之根本，故外交无论如何吃紧，仍以此为念也”。9月17日，蒋在军委会上称“川将领应先晓以是非利害而以诚感之，对于王之是非优劣自当秉公查明，以明赏罚，并可诉之公论民情，决不能因少数人之喜怒而撤换大员。”9月19日蒋向记者公然说：“最近不如意事尤以反对王主席最为痛心。惟终能动性忍心，再以逆来顺受之道处之，向反王人屈服，坏了纲纪，堕了威信”。在中央干预之下，反王之事平息。”因此时，中央势力已在川足够稳定，其一,实现地方军队国军化;其二,以此推进地方政权中央化。这都归功于王缵绪将四川军政带入中央正轨，完成对四川地方军政建设成果，为达到抗战大后方各项工作稳妥与继续。即为保川重大职责，王缵绪却在省主席任上提出请缨出战，经二人见面商确后，蒋同意下发手谕，立刻改组川省政府，特派王缵绪率部出川抗战（省主席未免），蒋中正兼理省主席职,由贺国光担任省政府秘书长负责处理日常事务。
直至1939年10月7日上午，蒋正式接任川省主席。王缵绪在交付蒋中正代理省政时，省政府账面上不仅还清债款，还余四万万多元现金。这充分证明王缵绪在省主席任上重大贡献之一！当天蒋在日记写道：“兼理川政如期视事，此为基本安危之关键，从此抗战建国为基业，只要能勤慎努力则大定矣。”同一天，顾颉刚在日记中写道：“今日为蒋委员长代理四川省主席职，从此四川确立中央势力，亦抗战中一收获也。”说明在多数人眼中，直到1939年10月蒋兼任四川省主席后，中央势力才在四川站稳了脚跟。从这一侧面表明蒋兼任省主席具有重要象征意义。在蒋幕僚中有不同意他兼任川省主席，蒋发出命令当晚行政院秘书长魏道明专门跑去和孔祥熙“交谈”，却无法改变这一决定。徐永昌怒指：“各别人无理驱王，置之不理最善，由蒋委员长兼代，策之最下者。”张治中说：“蒋兼理四川省主席时，我不赞成，蒋仍然要兼不知为什么？做得好是应该的，做得不好损失威信。我曾多次当面进言，蒋答复是：“因为没有人，我亲兼不可，对于川将任何人都无有能力胜任。”
1939年10月17日蒋日记称：“余理川政，滇省以成都兵变，中央人员被捕之谣甚炽，其幸灾乐祸与嫉妒恐惧之念昭然若揭，外患至此，而内忧如彼，可痛也乎，抗战期间，军阀如此，可谓毫无心肝，其与汪奸相差无几矣。”所指旧军阀效仿张学良扣押蒋等人，在蒋接任川省主席时，云南居然盛传“成都兵变”和“中央人员被捕。”
10月18日王世杰日记写道：“四川省政府之风潮，近虽因蒋先生自兼省主席稍见缓和，然无知自私之四川旧军人仍图挣扎。蒋先生昨自成都返渝，似仍未能解决一切。”11月16日蒋得知“川、滇与共党三事仍在酝酿之中。”12月12日蒋日记曰：“本日为双十二，在华清池蒙难第三周年纪念日，不胜惶恐之至。昨日以川滇政客与军阀有纵横捭阖之酝酿，而桂白对反攻南宁之部署自用私心不肯遵令处置，新疆盛世才有扣留贺耀祖之消息，国内军阀之恶劣，毫无国家观念。……思之痛楚，无以复加，终夜不得安寐。”12月16日蒋对记者公然讲：“川事酝酿，不可不注意也。”经记者报道：“谣传省府秘书长贺国光被刺”一事，特指潘文华曾向贺国光介绍之人未能任用，大为不满。以刘湘“川人治川”主张闹事情绪，又传言陈辞修在昆明被扣与中央宪兵被滇龙解除武装。”对这类人异动，中央绝不容忍。况且，早在王缵绪上台立即成立了“四川省军管区和四川保安机构，彻底铲除了川内异己（邓、潘）所持军队，已将王陵基赶到江西，包括周成虎和刘树成（刘湘堂弟）撤职。尤其是，在王缵绪主持四川军政以来，四川省则含盖云、贵及后建的西康地区，王缵绪迅把重要岗位全部换上了“复兴社、CC”成员，背后又有蒋的支持。当时，由王缵绪确保川省战时陪都不受任何威胁及巩固抗战策源地，整个抗战的大后方的军政大权都在他一人手中，从四川省军管区及四川省保安机构调一兵一卒，必需有他的签名认可。而蒋委员长为四川战时陪都坚实稳固，即随时配合王缵绪的军事行动，以保川内安全无误。例如：蒋决定中央军驻入川南地区，他认为“只要泸州稳定，则全局亦安矣。”即包括1939年元月，刚成立的西康政府。自2月起，蒋为控制西康地区就驻入了军队及各机构大员，让刘文辉失去了一切。又于1940年1月13日蒋指示“川南布置”，中央武力沿成渝路逐渐西侵，曾到简阳；川南到达泸州，完成了成渝、川陕线军事。在西康CC周学昌等利用省党部活动，夺取刘文辉一切权力，指责刘是亲汪派；特派川陕鄂边区政治部积极指控潘文华与民众间不良关系，举出“潘逮捕救亡学生”等事实。蒋针对刘文辉理由是西康地区发生“甘孜事变”，即中央支持的班禅行辕和刘文辉部发生冲突，蒋对刘的关系已上升激烈成度。1月31日蒋密切注意“刘文辉解散中央新兵力”一事。2月3日蒋对记者发表：“刘文辉态度与行动出乎意外之恶劣。指刘文辉抵制西康地区中央军力，对自己的威胁。蒋认为刘文辉与中共密切联系，这绝对不是所乐见之举。2月16日蒋特意让贺国光“嘱潘文华转告刘树成、周成虎切勿与共党接近。”3月15日蒋日记写道：“泸州周成虎、乐山刘树成为共党企图之目标；康刘已入共党中；指出旧军阀心理之恶险，殊堪注意，然有备可无患矣。”通过以上事实证实了，川内早就不存在当今所说“实力派”的可能！
4月21日下午蒋由渝飞蓉处理四川省政，蒋一到蓉城各种谣言不一而足四起，“邓锡侯要升某战区职，潘文华将任省主席，西康有滇军协力缴中央军械事”，皆政治犹未能明朗之征，前途之隐忧，此等消息皆报纸所不载，而言者甚众。蒋公然说：“四川习俗环境太劣，政治复杂，顾忌太多，如何使之改革上进，思之痛苦，艰难甚于抗战也。”5月7日翁文灏日记写道：“邓、潘、刘让蒋还政川人。可叹！”这说明川内旧军阀在无军实力下仍多方掣肘中央。为此，蒋将成都、重庆警察局长调换，在他认为这一举，标志中央在成都政治威信，川政基础稳矣。接着，对早已靠边站的邓锡侯、潘文华，蒋以省主席诱潘、邓，耍弄二人。7月15日，蒋与各军政要员研究如何巩固云南与四川，对滇，他主张增兵；对川，张治中主张将四川分为几省，或者“滕部与川阀，以杜其反侧”，也就是说派兵防止兵变或叛乱。于是，蒋调胡宗南部入川威胁刘文辉、龙云，以及邓、潘在内，企图搞“西南川滇康大团结”，并暗中说：“不将中央政府打击出去，就有亡川之苦痛，我们已受不了压迫，干吧！”于三月之后的同年10月，由军统上报蒋：“周成虎等人想趁蒋到成都仿西安事变扣押。”对这些军阀残余已演成势不两立；11月3日军统密切注意上报“潘、邓与康刘勾结”；4日截获周成虎给潘文华密告称“根据最近情报，中央有压迫之势，主张退驻宜宾，请潘、邓、刘切实合作打通云南关系，组织社会团体。”7日王世杰记载入文案：“指刘湘旧部近来有异谋，中央已发觉。”同天，蒋日记中写道：“三星期以来无日不准备赴蓉整理省政，始之外交重要，继以敌机乱袭，卒以周成虎图谋不轨之阴谋发现，决心中止。”但蒋身兼全国抗战为主，考虑让张群代他分担。于11月初，在成都召开第一次大会“川康经济建设委员会”，张群代蒋主持。张群借此机会与刘文辉、邓锡侯、潘文华进行政治交易，是为自己执掌川政铺路。这对刘、邓、潘而言，早就认定不会让川政落入他们手中；这在抗战初期由王缵绪主持四川军政以来，后由蒋中正兼理时，这三人更加深感不安，从而与张取得默契。
曾于1940年11月13日，经行政院通过张群兼理四川省主席。1941年1月蒋总结上一年多工作结论称：“去年一年之中抗战形势，在前十个月无论军事、外交、财政、金融、经济、交通、物价、粮食以及中共、滇龙、川局皆处于最危急之境地”；特别是刘湘旧部周成虎、刘树成、潘文华、邓锡侯坚持反中央，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时时为处理川局犯难。中央为进一步掌握四川政权，从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各方面实行整个计划，把四川中央化，其人事布局自省府各厅至各县，以撤换县市长重要原因之一，就是推行新县制，践行地方自治。使其原有地方既得利益者被剥夺一切，其残余对中央政府是越来越不满，不仅明争暗斗，引发风潮迭起，这很大程度影响了抗战大局。
尤以刘湘旧军阀系的观念甚深，总试图维护一己，不顾国家危亡之际，在道义上处于下风，又在实力上处于劣势的情形之下，明争暗斗，以抵制改省军政措施，充分反映他们想回到军阀霸主利益与地位，已是不可能的！否则，八年持久抗战难已进行；一旦让他们得逞，足召分裂之祸，这是抗战中的中国绝对无法承受的重大灾难！”所以，其川内刘系军阀残余，就早与中共及外省人士勾结反蒋，在全国响应抗战八年以来，从未有出川抗敌的具体行动与寸功！被众人所称他们“是军阀时期的熊，到抗战时已成了虫！”
自国民政府迁川后，各种人物都挤入四川，成为有史以来所未有的复杂局面；各党各派皆到川以谋发展，大家都想在此找出路，打下基础，使各自繁荣。于是各种政治势力都在拉拢或争取，使得四川政治状况异常复杂，原四川军阀在大后方“有举足重轻之势”。蒋一向是对王缵绪授予军政大权外，对其他川将从不启用，而坚持杜绝后方军人觊觎军政之门。如1943年6月陈克文指出“川内军阀残余仍借粮食紧缺，鼓动反对中央风潮再起。是在鄂西大战前形势尤为恶劣，后在鄂西大捷风潮稍见和缓。”又如“1944年12月贵州独山失陷，乃刘湘旧部又再次公开提出“川人治川”要求。可四川政局关乎着中央政府安危，又关乎着民族救亡图存成败。经蒋委员长强力打击，他特嘱“四川省主席将来谁作战有功，即交谁主持。”这分明透露出蒋有意要留给王缵绪继续上位，以督促他在前线率川军戮力杀敌。况且，当初蒋亲自兼理川政的真实意图，就是不让留守后方人士且手握军政。从这些事实过程中，足以揭示我国战时陪都大后方的历史真相。
（五）、苏联顾问心存疑惑指出许多所谓“集团军”的怪异现
由苏联顾问翻看中国军队编制表：“从1938年起，重点标明参与抗战，是以集团军番号单位。每个集团军必须在二个军以上或三个军；即规定每军必有二个师或三、四个师，才能称作军的番号。并要求任何军队不能随便拉出作战，必须编入集团军后，才能进入战区作战的常规制度。”可对照实际战场兵力情况，苏联顾问心存疑惑指出：“许多集团军仅一个军；甚至仅二、三个师也称作集团军？”最终苏联顾问才搞明白，国民党实用“番号换取忠诚”，完全是给一些地方军阀首领面子，像这样的“集团军”不仅差距较大，也极为混乱。
经查阅军政部档案资料：“表明1938年各部整编期间，中央嫡系军得到充足物资供应；但地方所谓“集团军”番号，实际兵力编制一半都达不到，也无物资供应。正如陈诚回忆录称：“只给番号不给钱粮，等同开空头支票。特指王缵绪是抗战初期四川省主席，接收国府入川，占天时地利及得天独厚地位，迅速打造川军第29集团军为中央甲级部队，可独立执行与完成战役的集团军。”
而当今谎称：“张自忠33集团军总司令”是徒有其名的空壳，因西北军中原大战土崩瓦解，冯玉祥手下几个败将投蒋后，将残部组成一个29军，却在喜峰口一战，手持原始大刀片，连日军身都近不了，即死伤殆尽！拱手相让日军占领的省市，已征兵可能，又哪里来的“33集团军”一说？另谎称：“1938年集团军总司令杨森”，可手下不足八千人。这充满时代奇幻编制的游戏规则，揭示抗战史的怪异现象。而同样挂着第29集团军总司令王缵绪，所率十多万大军参与武汉会战；后续参与到各战区进行各役作战，经川省招集兵源增加到20万大军，经八年抗战以来，王缵绪第29集团军仅剩2万多川军将士返川。现根据《国民政府军费开支明细》：特举“王缵绪部在1937年9月出川抗战，已享受正规国军待遇；而杨森部在1940年才领到很少军饷，却常常被派去执行一个团驻守的三十里防线，就这荒唐至极的任务，往往是在日军还没到时，为保实力，撤军逃跑，曾谎报坚守。如此事情查出杨森谎报军情，有三次记过处分。另根据《1944年统计表》：特举“杨森所谓第27集团军”，却让人哭笑不得；第20军4567人，第26军4522人，第31军2056人，这三个军加起来还比不上一个整编师的人数。但地方军阀为要面子，谎称自己是“集团军”的比比皆是，这就印证了国民党实行“番号换取忠诚”游戏罢了。
所以，要对当今所公开任何抗战军事序列表，一定查证各集团军在什么时期所建与解体；更要查各集团军是否在二个军以上，才符合国民政府抗战时期的正规要求。千万不要把打酱油的当作主厨！
揭穿公开伪造1940年4-7月枣宜会战国军战斗序列表：是把得天独厚大后方的四川省主席王缵绪，迅打造中央军第29集团军甲级部队位置，换上弃守省市汉奸张自忠所谓的“第33集团军”；把真正集团军强行放在一军的位置上，以表示“在张自忠名下”作战。）
再揭穿公开伪造1944年军长一览表：
如此公开伪造各表堪多，但当今网络时代，已无人不知该表大部分军长早巳撤职。例如：1937年底军阀刘湘、邓锡侯、潘文华等人一出川就被撤职，分化军队，必有其因。因刘湘是反蒋者，至今未公开他的真实历史，以不同政党树立刘湘为正面人物，取代四川抗战以来军政领袖王缵绪的地位；而川军八年抗战进行史，是无法扣在任何川将头上。因此随刘湘病死，让整个川军作为刘湘陪葬，画上句号！却把川军八年抗战搞成群龙无首，封杀掉川军八年连续作战进行史。事实上，1938年初王缵绪上台，即铲除刘湘党羽，将王陵基赶至江西9年无有作为，另将邓锡侯和潘文华安排在省府之下，任邓绥靖主任、潘为副主任（闲职）。查绥靖两字的“绥”引申为安抚；“靖”本义为安；以（绥）手段安定为（靖）。又称：“姑息主义”，“姑”意为暂且、“息”指停息、暂时对错误行为纵容。“姑息”是对恶行或错误迁就，常为维系短期安宁牺牲原则，以姑息宽容替代道德准则的处世方式。
（六）、再来说说龙云与汪精卫叛逃有怎样关系？
1937年12月13日南京沦陷，中国面临重大危机。12月16日，汪精卫向蒋介石提出，“以第三者出面组织掩护”。汪出面“组织”另一政权与日本议和，但遭到蒋的否决。1938年8月29日至9月初，梅思平与松本重治在香港五次会谈，梅思平称“与汪精卫共同行动有云南龙云、四川刘湘、刘文辉、广东张发奎，以及其他人秘密取得联络，继续为此努力。”1938年8至9月，汪精卫派褚民谊、陈公博、曾仲鸣、陈璧君先后到昆明访问龙云，9月3日至27日陈璧君以视察锡矿为名住昆明20余天，龙云以4万巨款购买大厦一座赠陈，支持陈璧君与日本妥协、投日、降日上比汪精卫还要积极。
1938年10月日军深入广东、湖北，广州、武汉，10月19日，龙云态度急剧改变致电汪精卫称：“中国在国际上已处于孤立地位，加上从北京到广州这一贯通中国南北铁路干线已经不通，备感危险。”向汪精卫问计，汪既有函、有电，给龙云寄去两人之间通讯密电本。
10月21日广州沦陷，龙云致蒋电“主张对日妥协”。10月23日夜龙云致电汪精卫函称：“望钧座立定大计”，“愿以追随而救危亡”云云，表明他完全赞同对日妥协求和，站到汪精卫一边，双方多次秘密函电往来，存一致共鸣。10月25日武汉沦陷，汪精卫集团与日本勾连，制订叛降计划。汪所依靠龙云、刘湘旧部、刘文辉、张发奎等，原就反蒋派人士。同年11月3日，日本首相近卫发表第二次对华声明，11月12~13日，梅思平、高宗武与日本参谋本部的今井武夫在上海会谈。20日签订《日华协议记录》，决定成立汪精卫政权，将龙云作为新一波“反蒋独立”运动领头羊。11月26日，梅思平将《重光堂协议》及准备发表的《近卫第三次对华声明》草稿带到重庆。11月29日汪精卫与陈公博、周佛海等决定分别往昆明集中，双方约定。派周佛海先赴昆明联络龙云布置一切，等候汪精卫自重庆到达昆明。当时蒋介石正在桂林组织行营，12月8日回重庆，9日蒋在重庆黄山官邸召集孔祥熙、汪精卫、王宠惠等人会议研究今后对日方针。蒋介石与汪精卫经激烈辩论，汪主和，蒋极力主战。日本近卫首相原拟12月11日在大阪发表第三次对华声明，但由于汪精卫改变逃离重庆时间，近卫遂决定延期发表。12月16日汪精卫前往蒋介石处，坚持日本所提非亡国条件，应及时谋和。12月18日蒋介石飞西安，计划在武功召开军事会议，汪精卫决定出逃。
据昆明打前站的陈春圃回忆：“当时龙云对汪精卫逃昆明，在机场迎接场面壮观。18日晚汪精卫与龙云深谈后，汪与陈春圃见面时很紧张。19日上午又与龙云会谈下午2时，汪把全部计划毫无保留告诉龙云，得到龙的赞同。”据周佛海日记写道：“我遵汪精卫之命先期到达昆明后，联系龙云及反蒋者聚集。当晚汪精卫与龙云进行长时间谈话，我一直等待谈话结束。”
据陈璧君（汪精卫妻）回忆：“汪将自己全部计划毫无保留告诉龙云，龙表示对汪的计划“完全同意。此次，汪精卫得到龙云及刘湘旧部与刘文辉帮助，他们早在抗战全面爆发前，刘湘及刘文辉联络云龙暗通汪精卫，其目的密谋逼蒋北走陕甘。由汪精卫与日本议和、反蒋、有自立打算。这次送汪精卫一行人飞往越南河内，就是在龙云与刘文辉帮助下，乘欧亚航空公司包机出逃。”
龙云在汪离开后致电蒋，对汪叛逃投敌“计划”仍然守口如瓶称：“汪副总裁于昨日到滇，本日甚感不适，午后二时半已离滇飞航河内。”21日陈公博续后到达昆明，龙云将蒋电交陈，让他带给汪精卫。汪精卫到达河内，近卫遂于12月22日发表第三次对华声明，提出“建设东亚新秩序”和“善邻友好、共同防共、经济合作”三原则。12月23日汪精卫在河内致电蒋称：“在渝两次谒谈，如对方所提非亡国条件，宜及时谋和以救危亡而杜共祸”。24日，龙云根据汪精卫要求将此电转呈蒋介石。12月26日蒋发表《严正声明》，指斥近卫声明是日本“整个吞灭中国，独霸中亚，进而企图征服世界一切妄想阴谋的总自白”。27日陈公博、周佛海、陶希圣携带汪精卫声明到达香港，计划利用当地《南华早报》为宣传阵地。12月28日，汪精卫致电蒋介石及国民党中央，认为近卫声明提出三原则是日本的“觉悟”表现，是“不可再失之机”，建议以之为“和平谈判之基础”。29日汪精卫发表《艳电》，建议国民政府立即以近卫声明为根据，与日本政府交换诚意，以期恢复和平。30日汪精卫要求日方每月向其提供活动费300万元，进攻北海、长沙、南昌、潼关等地，同时彻底轰炸重庆，成为后来日本对重庆进行无差别轰炸的发轫。汪精卫《艳电》发表，遭举国谴责。
1939年1月1日国民党中常会决议永远开除汪精卫党籍，撤除其一切职务。1月2日蒋通电龙云：“要他报告所知汪精卫消息。”1月5日龙云复电蒋：“意思是汪先生受敌愚弄，以后有信息随时报告。”龙云所称汪精卫为“汪先生”，这与举国声讨完全相悖。1月5日“日本内阁改组，平沼骐一郎出任首相，近卫改任枢密院议长。由于近卫下台，汪精卫一度决定“暂守缄默。”龙云对此表示：“全面肯定汪精卫对日本的各项主张。”龙云此函本托陈昌祖带交汪精卫，陈在出境时遭军统搜出此函。1月6日陈璧君内亲陈昌祖到昆明向龙云报告：“汪精卫等到达河内情况，声称自国民党中央临时会决议发表后，汪态度消极，陈璧君愤慨，正密商到欧洲或其他国家旅行。”龙云向蒋建议：“愚见此时最好由钧座派汪之亲信一二人到河内，以私人欢迎其回国，如能回渝最好，否则在国内任何一处居住均可避免再与日人勾结，以免铤而走险。对外则团结之裂痕不现，对汪则以后无从活动，日人亦无从挑拨。”1月10日龙云电告汪精卫：“对蒋介石未采纳汪精卫的主张表示失望。”1月19日军统上报给蒋，了解龙云支持与暗通汪精卫情况，决定派白崇禧赴云南对龙云进行考察。当日，蒋日记写道：“龙云态度如此，关系重大，今日抗战，成败存亡，不可不察也。”次日蒋日记所写：“昨夜为倭敌与汪兆铭勾结已深，而滇是否受有影响？究竟汪兆铭之背景何在？皆不得不彻底研究！”
同年3月6日老同盟会员、福建省政府委员、海军人士林知渊在河内与汪精卫谈话中，汪坦言相告与龙云仍有联络，龙云献策，自己联合刘湘旧部与刘文辉逼蒋出川。（注：林知渊曾在1月受戴笠委派河内刺探汪精卫情况。汪不知林的身份及来访目的，为争取林为自己效命，汪把真实所言相告。）林迅告戴笠情报内容：“1937年12月，日军扶植傀儡政权“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在北平成立，王克敏出任行政委员长。国民政府正向西南发展，而刘湘与刘文辉及龙云企图联络日本外力对抗南京政府入川，确保各自地盘。至今他们还不死心。”
4月15日龙云与刘文辉亲笔致函王克敏声称：“要在四川、云南、贵州发起反蒋“和平运动”，盼能得到声援，并和日方取得联络，想得到支持。”为维护后方安定，蒋知刘湘军系一出川就被彻底瓦解，其残余撤职、无军，毫无实力可言，对不可信赖川外的龙云及刘文辉二人，军力不强，够不成威胁，仍留所职是掌握动向。为此，蒋派李烈钧、白崇禧、唐生智赴滇视察龙云情况正常，但蒋仍加大军统对二人长期监控。
（七）、军统刺汪，龙云派亲信携款慰问，汪企图重回昆明活动。
蒋介石起初动员汪精卫赴欧洲休养，防止他投日。可汪不听劝告逃到河内，一面发表宣扬投日、降日；一面积极联络各地反蒋力量，企图待机而动。蒋又在1939年2月10日备好护照及50万元现金，派汪部下谷正鼎到河内劝汪赴法，被汪所拒。于是，蒋决定灭汪，派军统执行。3月21日刺汪事件发生，误中了汪精卫秘书曾仲鸣身亡及其夫人方君璧受伤，而汪精卫夫妇毫发无损。3月28日龙云派亲信李鸿谟携函及5万元赴河内慰问汪精卫，对汪叛国予以鼓励。
3月30日汪精卫给龙云长篇复函，龙又回函向汪咨询“中日情形”？汪再次复函中，回顾出逃昆明与龙云“坦怀以告”，不仅谈了降日计划，也讨论如何在云南响应；汪函重点希望龙云发表赞同《艳电》声明，接纳汪来昆明，以“在野”身份继续发表主和目的。
而三个月前，汪精卫一行离开昆明至河内，转往香港与日本勾连。现要转回昆明，这其因是汪出逃后，原设想西南与华南反蒋者纷纷响应，但在王缵绪上台就成立“四川省军管区”和“四川省保安机构”，将军队统统纳入一人手中，对西南一些反蒋者搁置，而华南反蒋人也与蒋谈起合作，未出现所想结果，汪被日遗弃之感，不得不希望回昆明为基地。汪写此函时，江西南昌被日军攻陷，他在香港《南华早报》发表谈话，以歌颂南昌失陷是“日军大胜利”。又致龙云函中宣扬失败主义和战争恐怖。汪要龙云当机立断，先发制人，立即抢在重庆国民政府对云南采取措施之前向日本妥协求和；同函附汪在香港报纸发表内容，于3月31日交李鸿谟带回。
4月1日龙云致蒋报告内容：“因不明真相，乃派员前往慰问及视察确情”。4月5日蒋日记写道：“滇龙向汪之言应否宣告”的考虑。同日，中国驻河内总领事馆向外交部报告：“龙云向汪精卫赠款5万元等事宜”。4月13日蒋调云南通志馆馆长周钟岳（惺甫）到重庆担任国民政府内政部部长，龙云将汪精卫3月30日函交周带到重庆，于4月16日面交给蒋介石。龙对蒋函表示“对抗战国策拥护。”这可是龙云从未有过的“表忠信”，蒋看后派唐生智将原信带到昆明，让龙云将此信在昆明各报发表。一些反蒋者由此感到汪出逃后，现要求回昆明，说明汪尚未受到日方重视，处于走投无路境地。
4月22日唐生智照蒋命，让龙云公布汪精卫3月30日信件。龙云同意将汪函交蒋，但不同意公布汪函，认为“既拒汪请求，又发表私函，私德上缺失。”4月24日唐生智与龙云、卢汉等人会谈，由唐生智提出：“若邀汪来滇、在云南及中央公布汪函等三项意见中，表示拥蒋抗战主张。”而龙云提出：“邀汪来滇，与汪相当自由，负责干涉他对敌方及国际活动。”唐认为：“让汪来滇安居，不作任何活动，恐汪不易接受。”4月27日蒋电唐生智函：“尊重龙云意见，不再坚持公布汪函，提议龙云复汪一函，批评来信所言，正言劝诫。”并代龙云草拟好致汪精卫复函，严词批评汪的种种行为，要求龙斟酌采用，公开发布。龙云与唐生智反复研讨，在蒋稿基础上增改文字，新写一稿致汪，指责汪精卫对自己煽惑，未对汪回滇表态。5月6日龙云致蒋电，再次表忠心，但龙云暗中仍连续派李鸿谟及黄秉忠再到河内，向日本在当地特务机关请求谅解，通报情况，要求支持。龙云感到汪精卫势穷，又派代表向日方表示要联络西南各省一起行动。根据历史背景，当时各省反蒋的旧军阀都是口说一套干一套，暗中龙云与刘湘旧部及刘文辉等，反对“抗战国策”活动仍在加紧进行。如1939年元月，由四川省主席王缵绪划几县至雅安冒充“西康省”，给刘文辉一次机会，任其省长促他抗战，但事与愿违。同年2月，蒋为控制西康入驻机构接管一切，乃架空刘文辉。与此同时，龙云为对付入滇中央军，要求担任军事委员会委员长昆明行营主任，蒋为争取他，照准。
据日方情报：1940年3月30日汪伪国民政府在南京成立，发表《还都宣言》称，5月，滇军第1集团军在江西，龙云乘该集团军代总司令高荫槐回昆述职时，要他将军队撤退至湘西以便响应汪精卫号召通电主和。龙云对高发表一通对日妥协及投降理由：“两国战争，不能战，也要能守；守既不能，非和不可。亡国怕什么，中国不是没有亡过。”他从欧洲德法战争讲到中国历史，言称“南宋偏安之局，不是秦桧主持，早被岳飞拼完，哪会有南渡后，又延长百多年的国脉。真正爱国要算秦桧，岳飞不过是武人好功的风头主义，只图个人享有英雄之名，不管天下生灵涂炭。”因高荫槐坚决反对龙云意见，龙云对他大发脾气。
直到1940年11月因战事繁忙，蒋不得不让张群代任四川省主席职，在张上任后，对“刘航琛大贪案”给予不了了之。
1941年8月4日蒋无奈指示参谋总长何应钦，凡属昆明行营序列部队，皆由龙云“指挥与负责部署”。同年11月刘文辉、阎锡山、龙云等联络，将在“国策变更”，改变抗日方针后，共同推举张群为领袖，发动“政变”。
1942年5月7日蒋电军令部次长林蔚，让他每日与龙云通电话探情况；嘱咐滇西11集团军总司令兼昆明防守司令部司令宋希濂报告龙云情况。于1943年4月军事委员会成立“驻滇干部训练团”，以训练远征军干部为由，蒋自兼团长，任龙云代团长，陈诚任副团长。蒋这样做是安抚龙云等人与日暧昧关系；想尽量稳住他们，以免分散抗战精力。尤对刘文辉、邓锡侯、潘文华、龙云长期存在军事与经济控制。蒋陆续派遣中央军进入云南，龙云虽反对及限制，与蒋矛盾不断激化，1944年11月10日汪精卫在日本名古屋病死后，蒋酝酿适当时机解决龙云及刘系残余心头大患。并在1945年10月3日抗战结束不久，龙云被赶下台；随之国共内战，蒋立即撤掉邓锡侯、潘文华（八年在省府之下）绥靖正副主任闲职，以及刘文辉军职，并向全国通缉逃犯。这三罪犯虽逃至彭县小镇向中共求救，蒋立刻派军将彭县搜索个底朝天。谎称：三个无职无军“起义”二字，不过是贴个标签而已。而真正国民党（在职）上将王缵绪，授予“成都战役”主帅，是国民党唯一驻守大陆的不败之将。最终，王缵绪为了不分裂国家着想，既保全军人风骨，非是起义，却以这种方式，于1949年12月25日在成都召集军政各界人士，由他本人出面正式向全世界宣布：“四川和平解放！”有史可查。
作 者 :王凤昌
出 处 :北京之春
整 理 :2025年12月26日
（文章仅代表作者的观点和立场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