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她说腹部有一点刺痛……」，马上约诊，医生说已是晚期，丁一夫叙述着李江琳肝癌过程，真是病来如山倒，三个月人就没了，听得我胆颤心惊，他说李江琳是一个近乎洁癖的人，他们家里也是跟任何有害食物不沾边的，「就是命啊」……六月间，我们随旧金山的老友任松林，往西南方向跑一个半小时，到一位刚从成都秋雨圣乐教会出来的朋友家去会他，还记得2011年底在纽约法拉盛一个藏人餐馆的会议上见过丁一夫，他竟是从亚特兰大开车十几个小时赶来的，给我印象很深。他和李江琳，是我在海外见识到的极难得的理想主义者，他们专注并成为专家的，又是一个在当代被汉文明几乎灭绝的边缘文明，如此先驱者，几乎也是在为灾难深重的汉文明添柴续命；我只见过李江琳一面，当时便是听她叙述她的第二部西藏著作《当铁鸟在天空飞翔》。李江琳的命运，因涉及一个宏大且悲怆的命题，而注定铭刻于史。 】
一、拓荒的先行者
全世界都在「利用」西藏，这不，未知哪年，宋祖英与多明戈对唱一首藏族民歌《康定情歌》，郎朗钢琴伴奏，堪称“天合之作”，却是一个最俗气的全球化搭配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V1w7411f7Dk/
我更感慨汉人政权如此善于利用西藏民族的所有资源，却一个劲儿地想灭绝人家。然而，确乎有极稀少的汉人，也在最霸权的汉文化中，为藏文明「拓荒」，我称他们是「先行者」，如王力雄、曹长青、朱瑞、盛雪、北明、李江琳、丁一夫等等，我孤陋寡闻，列举不全，听闻李江琳病逝，就贴一文吊念她，是我给北明《藏土出中国》写的荐言《你在走进哪个“西藏”？ 》
西藏对中原现代汉人的意义是多重的：大一统的、殖民的、地理的、资源的、旅游的、音乐歌舞的、边疆文学的、喇嘛教的、农奴的，等等，在大众传媒（“文革”积淀最深厚）也即市井的层面，歌舞的和旅游的“西藏”大概是最“深入人心”也霸权最大的一个意义。它的源头，我们可以追溯到那首“北京的金山上”， 由才旦卓玛演唱，是“文革”中音量最大的几首歌曲之一，它甚至已经代换成汉人的“崇拜”仪式，虽然这首歌是借藏人的歌喉，把北京说成神山，把毛泽东说成神——借藏传佛教的艺术来塑造汉人的“现代迷信”，也是一种“洋为中用”吧？我们可以发现，自由化的八十年代，西藏乃至整个边陲的声音，在中原是颇为沉寂的，那其实是一个正常现象。到九十年代，那声音又“洪亮”起来，领头的一首歌，是李娜唱的“走进西藏”：
走进西藏，也许会发现理想。
走进西藏，也许能看见天堂。
呀拉索，走进雪山，
呀拉索，走进高原，
呀拉索，走向阳光……
意义空洞、徒然的高亢，它只剩下一个“西藏”的包装外壳，却风靡神州。那是一个“旅游西藏”正在勃兴的时期，患有“意义失重”的汉人青年，大部分只被地理意义上西藏的广漠、巨大所震慑，或着迷藏传佛教的奇异，或沉醉于边陲风情（“香格里拉”），这些都不妨去配合对西藏的征服、掠夺甚而灭绝。我们要问的是，为什么陷入了灭顶之灾的藏族，在现代汉人的意义世界里，却好端端地留下一派浪漫歌舞和壮丽河山呢？
“走进西藏”——你是在走进哪个“西藏”？这是一个最简单的意义。对于汉人来说，西藏在文明、宗教的意义上，一如她的地理躯体，也是广漠、巨大的，凭借“旅游” 是不可能简单逼近的。更大的困难，还在于现代史的篡改、阉割和掩埋，使汉人基本上完全失去接近真实西藏的所有通道。你永远在“走进”一个汉人虚构的“西藏”。
今年三月间，我与胡平应邀访问达兰萨拉，乃是我的第一次“走进西藏”，虽然是去印度北部的那个小镇。在藏传佛教的意义上，达赖喇嘛在哪里，西藏就在那里，所以才会每年大批藏人翻越喜马拉雅山。我对西藏的一无所知，是我的一个旅途苦恼，胡平因此向我推荐一本书，一路上我读着这本书“走进西藏”，我到了达兰萨拉后才获得印证，这本书把我引进了原汁原味的西藏，也让我最大限度的接近了尊者达赖喇嘛。这本书就是北明的《藏土出中国》。
没有宗教信仰的汉民族,自是不易懂得藏民族，一如懂犹太民族也很难（这本书借后者的“出埃及”来隐喻前者）。但这个基础的鸿沟，可以通过一座桥梁去逾越，即直接聆听达赖喇嘛，那是广大的欧美人民跟西藏沟通的一个渠道，只要你没有“民族沙文主义”心态。那甚至是一个纯美的境界。但是别忘了，在汉文的语境里，中共给达赖喇嘛戴了一顶帽子“披着羊皮的狼”——这个党曾是一个“帽子公司”，自文革以后基本不再生产“帽子”，但还是特别订制了这么一顶，供出口之用。所以，对汉人需要作“达赖喇嘛”的重新诠释，这也是北明书中颇具匠心的两章：《悲圣苍凉菩提心》、《消失的王冠》，恰似一组缠绵的二重赋格曲。因为北明是从普世价值出发，去诠释一个全球意义上的“达赖喇嘛”，那是人类所共有的一个菩萨，已经超出西藏的范围；而这个达赖喇嘛，有他的一个现代来源，即圣雄甘地，及其“非暴力主义”。北明的笔，在钩沉这些宏大意义的来龙去脉之间，从容穿插，不疾不徐。在这个普世的层面，我们比较容易接近达赖喇嘛和藏传佛教，从远处眺望藏民族。达赖喇嘛在西方的魅力，也只是他博大精深的一个浅表层。
西藏是什么？你若对现代史上的藏人苦难一无所知，你只能跟一个“地理的西藏”相遇，而李娜歌词里的所谓“天堂”， 恰是藏人的地狱。在“大一统”话语泛滥的汉文世界里，我们几乎听不到丝毫藏人的呻吟。也许就是这个缘故，北明对藏人的苦难史，有一种书写上的不遗余力，因为她不可能像廖亦武那样沉入汉人的“底层”或边陲，去寻访那里俯拾即是的“苦故事”，西藏的苦难还是被深深埋在地下的遗物和化石。北明从她所遇到的每一个藏人身上挖掘苦难，比如她写单巴次仁，五九年随达赖喇嘛逃离西藏的五口之家的最后幸存者，其故事源头来自英文的《雪域境外流亡记》，接着又穿插出现在对流亡总理的采访中，第三次再出现在描述汉语翻译桑杰嘉气质的章节中。自然，北明也不会放过西藏儿童村里的一个镜头：一个女孩鼓起勇气来到摄像机前，刚说出一句“我想我的爸爸妈妈”，就噎住了跑开，如此三番，竟不能完成一句她要说的话——苦难依然是西藏的主题。
西藏真相是最不易接近的领域，汉民族尤其困难，因为她连自己的现代史都被取消了，她弄不清曾被饿死过多少人、有多少反抗者被监禁和处死、独裁者施行过多少祸国殃民的政策，自然也不清楚这个“国家”对国际强权履行过多少“丧权辱国”的勾当，更遑论怎样欺负过弱势民族了。自从五十年代以来，这个汉人强权在西藏作的孽，至今也跟“八九六四”的大屠杀一样，被彻底密封着。吊诡的是，恰在“六四”前后流亡海外的中国汉人，开始追讨西藏真相，作为追讨中国真相的不可分割的一部份。一些先行者（曹长青、朱瑞、李江琳）做了艰难的拓荒，他们的著述对汉民族而言，称得上是一种“西藏的启蒙”；北明又邀请他们，再加上一些藏人专家，到“自由亚洲电台”《走进西藏》专题里来，谈论西藏真相的一些基本问题（本书第二部分），集中而清晰，我便是一路阅读它而来到喜马拉雅山南麓，已然获得了对西藏的一个轮廓性认识。
本书对达兰萨拉和西藏流亡社会的描写，是写意式的，首尾贯通着作者的一种虔诚，不仅在向读者介绍一个真实的西藏，甚至在向我们传授一种如何接近西藏的态度。给我印象很深的，一是“康巴汉子”的素描，司机噶玛丹达“每到一地，只要有佛殿，他就进去恭拜，每次恭拜，必叩长头”，他在大钟寺“一身素缟”作长叩，“最美丽也最意味深长”；再就是“眼睛会说话”的桑杰嘉，北明描写他对流亡的锥心痛彻、对任何歧视的敏感，最传神的，是他对达赖喇嘛尊者的那种远远的敬畏和心疼。我觉得更重要的是，北明写出了藏民族的尊严，一种溶入血液的民族气质，因为来自信仰的超越性，便在文明劫难、民族危亡和流亡艰辛中，屡经试练而越发纯正、坚毅。
二、神谕——灭绝文明的超越之道
一九五九年达赖喇嘛从西藏出走印度，是不断被重构的一个传奇。最近又出版了一部汉人写的新书，李江琳着《1959：拉萨》。从书中，我读到一个我很感兴趣的细节：
“……每当需要作出重大决策时，达赖喇嘛或者噶厦政府就会通过乃穹神谕来寻求护法神的指点。过了一阵，洛桑晋美穿着降神法衣，在助手的扶持下，踉踉跄跄走出供他降神后休息的小房间。他身穿色彩斑斓的锦缎法衣，足蹬藏靴，胸前缀一面亮闪闪的圆型护心镜，背后斜插四枝三角旗，头戴装饰羽毛、骷髅和铃铛的高冠。这套法衣从里到外足足有八层，头上的高冠重达30磅，全身装束重达70磅。这套装束使神谕举步维艰，只能在助手的搀扶下蹒跚而行。
“鼓号响起，僧侣开始诵经。在众人紧张的注视下，洛桑晋美渐渐进入迷狂状态。他甩开助手，踉跄几步，随即拔出宝剑，用尊贵的步伐缓缓起舞。他的身体开始膨胀，面容扭曲，眼睛凸出，呼吸急促，全身的重量仿佛全然消失。陡然间，他发出一声高喊。那声高喊不仅改变了在场所有人的命运，也改变了西藏的历史。
“‘快走！快走！今晚就走！’神志迷狂的神谕抓起纸笔，清楚地画出一张路线图。助手们一拥而上，七手八脚解开绳结，取下硕大的高冠，护法神脱体而去，洛桑晋美颓然倒地。”
其实这个画面，早在1997年便被好莱坞摆上银幕，98年底我有一则日记写道：“昨天又去租录象带，有一部‘Ｋｕｎｄｕｎ’一直想看，这个藏文是什么意思，看完也没明白，是活佛，还是灵童？影片反映西藏喇嘛教应对世界变局的那种原始态度和无奈，真是一种荒诞，达赖凡事决策，都要让一个巫师一类的人，穿上戏装，狂舞进入幻觉，然后吐出扶乩式的忠告，很象中国道士那一套，靠这一套应对中共，自然一败涂地，虽然这是一个很独特的宗教社会，但应对所谓‘现代化’，外辱威逼，其愚昧真比满清有过之而无不及，但达赖喇嘛流亡出来以后，出落成一个国际级的大政治家，争取国际社会同情灭绝的西藏文明，比世界上任何一个弱小民族都做得成功。”
1、五〇年窥异象，识破“红光”
即使二十一世纪了，文明依旧可以灭绝，一如气候变迁灭绝物种。曾经“亡国灭种”的华夏汉人，侥幸存活之后，转身就去灭绝比它更弱小的文明（亦可拿来给李泽厚著名的“救亡压倒启蒙”再添一个注脚）。当年曾来“瓜分”中国的西方基督教文明，如今一则反省他们曾灭绝美洲印第安文明，另则又不免还得跟伊斯兰文明你死我活。在这样一副文明“浮世绘”下，藏传佛教在世界屋脊已残破凋零，却在全球各地生气盎然，其中奥妙谁人能解？我唯有对自己十年前那极世俗的观感，感到羞愧。
达赖喇嘛自己对神谕之事，多有着墨。他有一本自传《流亡中的自在》（中译本台北联经1990年初版，康鼎译），文字活脱出他的睿智诙谐，其中有一章《神通与神秘》，专写藏传佛教的秘法。达赖喇嘛有一位护法，叫金刚扎滇，五世达赖喇嘛为他在拉萨城外建乃穹寺（Nechung，又作涅冲），使之可以借此降神，来做西藏国师。达赖喇嘛写道：“几百年来到现在，在新年庆典期间向乃穹请教国政，已经成了达赖喇嘛和政府的传统了。如果有特别的疑难也可以召请他。我自己每一年都要咨询他好几次。二十世纪的西方读者可能认为这种事情太离谱了。即使大部份自认为是‘前进’的西藏人，对我继续使用这种古代搜集情报的方法也存疑虑。但是我会这么做的理由很简单：当我回顾以往许多次询问神谕的经验，事实证明每一次他告诉我的话都是正确的。”
他在第二章里回忆，尚未即位前，每年二、三月份，“是我一年一度与国师乃穹公开会面的时候……这是给我和政府通过灵媒，针对来年事宜，咨询西藏守护神扎滇金刚的机会。”紧接着，1950年夏八万中国军队进军西藏，兵临城下之际，西藏政府对年仅十五岁的达赖喇嘛是否即位，发生分歧，于是“付诸神谕……灵媒顶着他那巨大的、仪式用的头饰，蹒跚摇摆地踱到我座前，献上一条白丝哈达，放在我膝上……。”扎滇金刚明示，摄政下台，达赖喇嘛即位。他写道，那时就很感慨自己还是一个“无忧的年轻男子”，必须去领导一个危难民族。
达赖喇嘛走笔至此，提到当时西藏发生了地震，特别书写了一段关于“五〇年红光异象”的文字：
“我们仰望天空，一阵接一阵的轰隆声相继而起……有些人甚至看到一道怪异的红光，从爆破声源方向的天空射出。它逐渐形成，几乎全藏的人都看得到：东到几乎四百英里远的昌都，西南方三百英里外的萨迦。我听说实际上发生在加尔各答……这不只是地震，而是个预兆……这些异象超乎科学，属于某些真正神秘的领域。”
这是他的慧眼独识，仿佛他在世界屋脊，俯瞰东亚，乃至整个欧亚大陆板块，窥见其大部分地域将陷入杀人如麻的“赤祸”，只不过以另一种象征语言加以预言，那却是六十年前中国大知识分子们悉数盲瞽者。
2、文明灭绝史
从“现代化”命题看西藏，是一个很有趣的视角。闭关锁国、师夷长技等中国人的玩意儿，在他们仿佛都是经历的，救亡无疑，启蒙就未必了，他们必须坚守藏传佛教，所有外面的模式、标准都无法衡度这个文明。其实十三世达赖喇嘛，已是一个相当熟悉世界的明白政治家，在强敌环视下也两度流亡，并尝试种种改革，皆功败垂成，他临终预言：西藏将遭到内部和外部的攻击，家园、寺庙乃至达赖、班禅制度，将遭摧毁，湮没无闻……。
汤因比在其《历史研究》中，从文化舆图勘定地球上（或他所谓的“生物圈”内）二十一种文明，其中有七个存活到今天，十四个已经灭绝，藏文明尚未计算在内，未知被他并入了“印度文明”（宗教）还是“中国文明”（地理）。其实汤因比早已说了“文明冲突”，何时成了杭廷顿的发明？汤氏极言各类文明在空间上的接触（征服、殖民、奴役、掠夺），背后都是所谓“高级宗教”在做驱力，西方基督教从中世纪晚期至二战烽火寂灭，已睨视环球无对手，却不料从俄罗斯冒出个“共产主义”来，定睛一看，它不过是披着马克思外衣的俄国东正教。那么，藏传佛教所面对的那个中国霸权，是否儒教的变种、衰亡、甚至也披了外衣，抑或被华夏后裔自行将其也灭绝了的后果，则迄今没有定论。
文明冲突唯有“优胜劣败”，是个老黄历了，汤因比大谈“自然法则”，又驳斥斯宾格勒的“命运说”，但是按照他的“挑战与应对”范式，弱势文明的灭绝，依旧是命里注定。 《文明在空间的接触》一章中，他逐一诠释近代西欧与东欧、远东、中东各文明的纵横捭阖，却对美洲本土文明寥寥几笔带过，定义为“应对困难局面不成功”。
印第安文明的悲剧根源，后来在生理学家贾德•戴蒙的研究和著述里有了最新解释。他泼墨重彩地书写1532年底秘鲁高原上的“千古一见”——率领八万大军的印加帝国皇帝，居然被西班牙入侵者皮萨罗所生擒，这个无赖手下只有一百多个乌合之众，人力悬殊是五百倍以上，然后他问了一个问题：“为何印加皇帝不能捕获西班牙国王？”给出的答案，近因包括枪炮、武器和马匹的军事科技、来自欧亚大陆的传染病、欧洲海军技术、中央集权的政治体制和文字等等，远因则是所谓“自行发展粮食生产业”（food production arose independently）的领先群伦、所向披靡。这套理论，不过是把西洋“坚船利炮”说——曾令大清一败涂地，又往前倒溯了的三百年而已，1860年僧格林沁的两万五千蒙古骑兵，不是也在京郊八里桥呼啸冲向英法联军，结果只有七人生还吗？
那位可伶的印加皇帝后来被皮萨罗囚在一间小屋里，作为人质向印第安人索取赎金，一挨黄金堆满屋子，他就被杀掉了。戴蒙说，这个事件是“世界史的一扇窗，许多殖民者和土著的冲突，跟皮萨罗俘获印加皇帝有异曲同工之妙”，我便立刻想到班禅喇嘛，他不正是被北京“囚禁”了一辈子，而向西藏索取的赎金，岂是黄金可以比拟？戴蒙特意诠释印加帝国的天真、无知、轻率中计，背后乃是文化作祟，如印第安文明未产生文字、新大陆的隔绝使信息闭塞、从未面对入侵者而无从生出戒备心等等，这跟达赖、班禅两个青年喇嘛去北京拜见毛泽东，以及西藏轻易就签署了“十七条”，不是有些相近吗？我注意到，直到达赖喇嘛写自传的时候，毛泽东在他笔下还有这样的气魄：“如果他想把头从左边转向右边，需要花好几秒钟，这使得他看起来威严而有自信。”
无疑西藏到近代，也是一个衰落文明，但更不幸的是，邻邦中国恰在二十世纪后半叶崛起，且由一个枭雄掌控，那个自诩“秦皇汉武”的毛泽东，狂言死掉三亿汉人也无所谓，而他又视征服西藏为一大事功，藏传佛教岂非在劫难逃？藏人低估共产党征服的决心和现代化的军事力量，也与印第安人不相上下，更惶论他们还是一个不杀生的民族？在汉人的殖民统治下，藏人是无所谓“藏奸”的，能妥协就妥协，那些活佛、世俗首领，如班禅喇嘛、阿沛•阿旺晋美，可说都是投诚中共，但中共从来没能从精神上征服过他们。有时我会拿西藏跟越南相比——可以把越南炸到石器时代去的美国，无法战胜不惜以十换一的越共，美国士兵的道德最后崩溃了。可是共产党没有道德——读林照真的《喇嘛杀人》（台北联合文学出版），可知解放军的镇压和屠杀行径，必须具有某种不把藏人当人的野蛮才行。这是一种怎样的张力？
3、云游四海的和尚
虽然达赖喇嘛当年非走不可，但他不可能预见日后的情势，他特别声明“我可没有天通眼”（《流亡的自在》257页）。他只是听从了神谕。
历史上还有一种“让路说”，即“毛泽东宽大为怀，给达赖喇嘛让了一条路，任他借道山南逃亡印度，否则他插翅难逃”。许家屯回忆，一九五九年毛泽东发电报给西藏工委和张国华，指示部队主动让出一条路，让达赖喇嘛撤退到印度去，“毛泽东这个考虑，是因为达赖在西藏人心中是个活佛，活抓固然不好处理，击毙更不妥。这是毛泽东的考虑过人之处”。 （见李江琳《1959：拉萨！─达赖喇嘛如何出走》，台北联经出版公司）此处真假且不论，老毛“放生”达赖，也可解释为一种权宜之计，他很知道一个信仰民族的难以征服，逼走达赖，乃是摧毁喇嘛教的一计狠招，至少在老毛这种大流氓看来是可行的，然而他岂止是没有“天通眼”，根本是政治上的极端短视，看不到达赖喇嘛日后傲游世界，使西藏问题“国际化”的后果，这便应了那句老话“人算不如天算”，此乃“神谕”之谓也。
无数僧人跟随达赖喇嘛离开高原，来到喜马拉雅山南麓。他把筑路营里干活的僧侣们都找回来，住进喇嘛修道所营房，诵经、辩经，用石墨写经卷；在印度南方重建甘丹、哲蚌、色拉三大寺，藏人流亡社区已有二百余座寺院。 （见朱瑞《十四世达赖喇嘛对西藏文化和人类的贡献》）这些史实证明，藏传佛教跟随达赖喇嘛流亡海外，才得以绝处逢生。留在西藏则是任人宰割，史实也是确凿的，班禅喇嘛的《七万言书》中有一句“掀起了消灭佛像、佛经、佛塔等的滔天浪潮”，对此可说罄竹难书。 （见降边嘉措《悲剧英雄班禅喇嘛》，香港开放出版社，1999年初版）
从闭塞的世界屋脊，跃入五洲四洋，那年达赖喇嘛不过二十六岁。 1973年他首度游访西欧北欧十一国，并到梵蒂冈拜访教宗；1987年9月他在美国国会山庄发表《五点和平计划》、1988年6月又在法国发表“斯特拉斯堡演说”；1989年北京血腥镇压学生运动不久，挪威将诺贝尔和平奖授予他——这么一个简单的排列，就显示出在汉藏两侧，一边是暴力和堕落，另一边则是达赖喇嘛和平善意与国际声望的攀升。神谕指引了他一条路，但修成正果还要靠他自己。他实在有太好的修炼。
他哪里只是一个宗教领袖？他是当代一大哲人。这个世界刚刚爬出冷战泥淖，就一头撞上“文明终结”，误人子弟的思想巨匠销声匿迹，这当口，从雪域翩然而至一个和尚，用一口破英语说出来的哲理，令人怦然心动，仿佛天外来音。即便是为拯救他苦难的西藏子民，他也需要从佛家讲出一套“宇宙责任心”来，没有博爱、谅解、普世的慈悲，乃至对大自然和动物的怜悯，不止藏人、西藏高原、藏传佛教要灭绝，这个世界和其他文明也会一一灭绝的。
五九年到八九年不过三十年，达赖喇嘛在西方成为具有“奇里斯玛”特征（charisma）的世界精神领袖，那些巧言令色的政客、演艺界巨星、商业巨子等等都诚服于他的魅力之下。曹长青描绘过一幅纽约中央公园的画面：“把大草坪覆盖得如同一副泼墨画的四万人群，一下子站起，那春笋般投向春天的目光，齐刷刷地疑聚在高台上那位身着红色袈裟、谦恭地、合手致佛教礼的喇嘛身上。‘达赖喇嘛在美国受欢迎的程度达到了历史顶峰，’美国最有影响力的大报之一《纽约时报》这样评价。‘他简直成了好莱坞巨星，’另一家大报《华盛顿时报》感叹。此刻，美国三大电视台的录像机和几十部摄影记者的镜头，把大草坪的盛况定格、显影到整个世界。据统计，在曼哈顿中央公园有如此规模听众的演讲，只有罗马教宗可以相比……”。
达赖喇嘛说，“神谕”不是人，而是精灵，“他的性格非常孤独、严峻，就像我们想象中的古代长者”，“我和乃穹之间的关系是指挥官与副官的关系。我从来不向他鞠躬礼拜。乃穹才要向达赖喇嘛俯首礼拜。乃穹非常喜欢我，他一向非常照顾我。”
三、生态源、冰川与灭绝
我对佛教，完全是一个门外汉。达赖喇嘛从佛教讲环保，很智慧，让我倾倒。一方面他说，环保跟宗教、伦理或道德无关，那些都是奢侈品，而环保则是生存底线，因为跟大自然为敌，人类无以生存；另一方面，他又强调环保需要伦理和信仰，因为人类的贪婪，即佛教所称的“三毒”贪嗔痴，才是大自然的灾难根源。
中国的“经济起飞”，仅仅十年，环境全面恶化，生态托架迸裂，正符合达赖喇嘛的第一句话。黄肖路说，1970年她随父亲黄万里下放鄱阳湖畔的干校，一日傍晚父女俩大堤散步，感叹眼前鄱阳湖的景色，黄里万随口吟诵“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王勃《滕王阁序》的名句写于公元６７５年，离１９７０年是一千三百年，却景色相去不远。但是仅仅四十年后，今天鄱阳湖几乎干枯了。这么一个细节，让人知道中国“经济奇迹”的破坏力有多大。
王维洛说，今年长江中下游缺水厉害，尤其湖北，洪湖水只剩几十厘米深，根本原因是湖北省承担了中国两个最大的工程——三峡和南水北调，两个工程是姐妹工程。南水北调一条引水干渠要打破700多条自然河流的流水,把中原大地所有的水流都给切坏。这个缺德工程，就是江泽民要办“零八奥运”，向北京供水十亿立方水，匆忙批准上马。
湖北这个例子，可称是一个“聚焦点”。第一，它是华夏江河湖海全面告急的一个缩影：黄河河道萎缩，九七年断流226天，三百天无水入海；长江十年之内将变成“第二条黄河”；全国七大水系皆污染严重；五大湖湖容剧减，水质污染；近海赤潮频发，渤海鱼资源告罄，已是“空海”。第二，它又“超级工程” （megaprojects）的另一个缩影。 “凯迪网”出现过一个“中国超级工程一览目录”，那个帖子的题目叫“让老外看得目瞪口呆”，一共１０６项，除了南水北调，还有西电东送、西气东送、高速公路的“五纵七横”、光纤电缆的“八横八纵”等等，典型反映今天中国那种肆无忌惮折腾大自然的靡费无度，玩大自然近似小孩玩积木、在海滩堆沙，可说是十八世纪工业革命以来全世界从未有过的好大喜功的狂热。
所以，这又应了达赖喇嘛的第二段话，没有克服贪婪的精神资源，环保是一句空话。甚至，中国即使有了民主制度，而多数人要求过上“第一世界的生活标准”，那么政府就会把“资源高消耗型”发展模式继续搞下去。
国内环保界和学人也在研究、呼吁。他们反省华夏历史上的经济开放模式，称之为“吃祖宗饭，夺子孙路”的路子，最著名的例子，自然是黄土高原，在《禹贡》土壤分类的等级中被载为“上上一等”，曾经是森林茂密，草原肥美，经过上千年掠夺式的开发，成为一片荒山秃岭，水土流失严重，大量泥沙被冲进黄河，形成了世界罕见的“悬河”。云贵高原是另一个例子，古代被视为“瘟疫之乡”，反而逃过了过度开放，成为中国唯一幸存的热带雨林，物种惊人得丰富，但是明清之际，大量人口迁入，开山垦荒，乱砍滥伐，把原始森林毁为农田，森林覆盖率下降34%，许多地方都成了童山秃岭。
今天在“西部大开发”的浪潮下，西藏的生态也开始面临劫难。西藏是“地球第三极”，是北半球气候“调节区”和“启动器”，也是“江河源”和“生态源”。青藏高原上的冰川，是许多河湖水源的补给来源，东流有长江、黄河，西流有印度河，南流有澜沧江、怒江、雅鲁藏布江等。长江发源的冰川叫姜古迪如冰川，绿家园召集人汪永晨说她九八年去，那里还是“高原草甸，滚滚江水”，有七百多跳冰川，十一年后再去，冰川已经全部消失，“很多长江源的支流已经完全干涸了，一点水都没有”。另据报道，黄河源区，青海玛多“三江源区”的四千多个湖泊，90%以上已经干涸。
雅鲁藏布江据说是地球上最富含水力发电潜能的两条河流之一，但拦截此江，便如同摧毁西藏高原极脆弱的生态系统。在雅鲁藏布大峡谷那个著名的“大拐弯”处，据称中国正计划兴建三十八亿瓦特的水电站。中国会歇手吗？未来20年中国能源需求面临巨大缺口，要增加26座兖州煤矿、6个大庆油田、8个天然气西气东输工程、4.3个左右的三峡水电站的装机容量、20个大亚湾核电站和400个大型火电站。
西藏高原的两侧，各有一个最古老的所谓大河文明，华夏和印度，两边都应当拜西藏雪山为“养育父母”，中国伦理讲究“滴水之恩，涌泉以报”，可是我们今天看到的恰好相反。这里有两个层次的隐喻：在生态的含义上，破坏西藏的生态，意味着摧毁我们自己生态的源头；在精神的含义上，藏传佛教蕴含的巨大资源，尤其是十四世达赖喇嘛从中提升出来的普世价值，可以接济我们的文明缺失，我们却正在下手把它灭绝。这也正好应了《孟子》里的一句话：天作孽，犹可违；自作孽，不可活！
畅销书《枪炮、病菌和钢铁》的作者生物地理学家杰瑞特?戴蒙（Jared Diamond）又写了一本著名的《崩溃》，提出环境崩溃使文明消失的所谓“五点框架”：生态破坏、气候变更、强邻在侧、好的贸易伙伴、文化价值观上如何应对生态；前两点和第五点，是对任何文明都适用的；有趣的是，第四点“强邻在侧”和第五点“好的贸易伙伴”，恰是一对悖论的因素，套在中藏关系上再合适不过，因为敬畏大自然的西藏文明拥有最先进的生态伦理，她却不能守护她的“天上人间”完好如初，不幸因为她的华夏强邻的虎视眈眈，恰好是毁灭藏传佛教，才能最终占有西藏的自然资源。
汉族人自己对于“三峡大坝”这种“断子绝孙”的缺德事，也是很无奈的，比如李锐２００４年给胡温写信再谈“三峡”祸事，提到黄万里当年曾对他说，将来三峡出事，要在白帝城头修庙，并用铸铁立三人跪像，中间一女，两边各一男：钱正英、张光斗、李鹏。这当然也是一种中国传统。中共不仅毁了中华民族的山河，更毁了这个民族的精神资源，中国还有纯正的佛教吗？我们恐怕需要再从西藏引进一次佛教，就像当然唐朝玄奘“西天取经”一样。
四、达兰萨拉感怀
在喜马拉雅山南麓的一个小车站里，一位年轻僧人，穿着绛红色僧袍，照例一见面就抖出两条雪白哈达，搭上胡平和我两人脖颈。五十年前达赖喇嘛抵达这里，「下了火车的那段旅程我还历历在目。车行大约一小时，我看见远方积满皑皑白雪的高峰，就在我们的正前方。」此刻我们所看到的，依然如此。年轻僧人汉话说得很好，汽车盘旋山路之间，他对我说他最爱读胡平的文章，「别的汉人的文章我只读一遍，只有他的文章，我一定要读两遍以上」。后来在那座小山城的西藏流亡政府里，不管我们走进哪个办公室，只要一提胡平的名字，几乎无人不识，可知胡平在达兰萨拉的知名度之高，原因则是大部分流亡藏人只读一本汉语期刊，即《北京之春》。
要让信佛的藏人弄懂曾信鬼神、后又无神论的汉人，自是不易，更不要说那种经历过「毛崇拜」、「邓崇拜」抑或干脆「钱崇拜」而财大气粗的「现代化汉人」了，所以简洁明快的汉文，如《北京之春》这本「老牌」异议杂志 ，乃是藏人勉强能接受的，它大概在语言和说理上都做到了「下里巴人」，胡平的政论文一向风靡，诀窍在哪里？这次在达兰萨拉找到了答案。这个细节很有象征意味：被中国体制视为异端的不同种族的两个流亡群落，虽不到形同陌路的地步，彼此能欣赏的地方却很有限，这基本是语言障碍，也有文化隔膜。
1、汉人脱不掉的「奴才命」
汉藏的民族冲突，固然有许多历史、政治和资源争夺的现实纠纷，但根源还在这隔膜，及其背后的互相无知。从西藏雪山向东淌出的一江一河所孕育的平原汉人，因人口庞大，文明悠久，又放大了这种无知；近十几年她经济强盛，终于可以「雪耻」般地傲视欺负过她的西方洋人，但却不妨碍汉人拼命学语言（英语）、偷器物（技术），哪里还会对那寒冷的世界屋脊有兴趣？我从不认识一个懂藏文的汉人，而有意愿了解西藏的汉人，不是异议分子，就是怪物。中共曾拿「剥皮抽筋的农奴制」妖魔化西藏，只是一个浅显障碍，你看汉人信基督教或佛教（如法轮功）都不难，一到藏传佛教这里就发懵。
汉人的通俗文化，是个颇讽刺的例子。在中国「经济起飞」时代，电视剧风靡宫廷题材，尤其是「清宫戏」，各朝「清帝爷」和太监，乃至贝子贝勒及其「格格」们，是十几年家喻户晓、街议巷谈的「大明星」，神州遍地的汉人们，仿佛回到他们满清「主子」当家的朝代去再做一次「奴才」，可是竟然没人知道，那年月清朝皇帝是奉喇嘛教的西藏法王（达赖喇嘛）为「黄帽上师」的——被满族人统治了近三百年的中国，跟西藏是一种「师徒关系」——电视剧播了一集又一集，却始终没有教会汉人这个「历史常识」，这种娱乐的「知识含量」是零。
虽然从文化角度看，整日价电视里吆喝着「喳」、「主子爷」、「奴才在」，是让老百姓回炉一趟「奴才」而乐呵呵的毫无感觉，但从「政治经济学」来看，「廉价劳动力」就是「奴才」，二百年前欧洲人就预言到这景象，当时他们用了一个词「黄祸」，因为大群驯良、熟练、节俭、拖着辫子的中国工人是西方工业社会难以竞争的。真乃一语成谶。
2、从「大中国」走掉？
如此一个「大汉族」，才使中共得以拿「民族主义」破烂货，做一次意识形态而毫不费力，汉人那未曾疗救的百年耻辱，一转脸就变成欺负弱小民族的沙文主义，就是靠这破烂货的点化。所以在达兰萨拉的流亡藏人会这样问我们：「将来中国民主了，让一人一票决定其他少数民族的命运，不是更惨吗？」天晓得！不过大陆人是说过这种话：「咱十几亿人，每人吐口唾沫也把台湾给淹了！」因此据说台湾本省人认为当下正是台湾走掉的绝佳时机，千载难逢，只可惜「台湾之子」陈水扁不大争气。他们也是汉人（闽南人）呢，也鄙视海峡那边的另一种汉人。那岛上的外省人骨子里一样瞧不起大陆人，只不过为了生意而满脸堆笑。
要从大中国「走掉」， 可谓一种跨世纪兴奋，并非「少数民族」的一厢情愿，也是「边缘汉族」的时髦，大家都巴不得甩掉那个爱耍恨、又贪婪也很拥挤的「大一统中心」，去过自己的小日子。最惨莫过香港人，一百年悠哉游哉，末了还得「回到祖国怀抱」，叫刘晓波痛惜地居然喊了一腔「三百年殖民地」。其实台湾「走掉」也是个假问题，正经是不能落到香港的地步，「一不留神」就「掉进去」。
这边藏人很幸运，有达赖喇嘛这么高智慧的一位法王，极清醒「走掉」岂是一件简单的事情？除去印度的限制、联合国的冷漠等因素，即便今日版图的「西藏」（卫藏）走得掉，那已经划入青海、云南、四川的藏区连同无数的寺院及其僧俗大众怎么办？难道扔掉不成？千百年岁月铸就的「命运共同体」，怎能逞一时之快而拆碎？我想这便是「中间道路」 的依据所在。
3、空灵的境界
「渭城朝雨浥轻尘，客舍青青柳色新。」达兰萨拉让我想起王维的名句，大概海拔高（两千米），靠近雪山，春季凉爽清新。也叫大昭寺，也叫祖拉康，跟在拉萨一样，是这个小山城的中心，虽在西藏境外，如今却是藏传佛教的麦加，我们逗留十天里，就有两件大事发生，即三月十九日达赖喇嘛在此传法之际，当众谈话坚辞「最高政治领袖」，言辞恳切；再者是第二天的流亡藏人大选日，投票站就在这里，两件事都惊动世界。
此地前院是「大乘经院」，后院即尊者官邸。每日喇嘛们在经院二层咏经，声浪渐次由低攀高，宛如波涛；任凭信众整日流连，除了藏人，络绎不绝的善男信女多为欧美青年，他们到此或驻足片刻，或默然席地打坐，皆虔心膜拜尊者，又仿佛承受雨露。
我们有幸到此拜见了达赖喇嘛。那天下午轮到我们进去，他就在门厅里等着，永远穿着那著名的绛红色僧袍，一上来就拉着胡平问：「speak English？」我跟在后面应道：「broken English.」他笑着回头说：
「like me.」
我上一次近距离见到他，是二十年前，在纽约哥伦比亚大学，这次他红堂堂相貌依旧，声如铜钟，幽默如故，而且一如既往地期待中共再次出现「改革奇迹」，这次他问「温家宝屡言政治改革」该作何估计？我们自然视为「作秀」，或「温影帝」怕留历史恶名，或孤掌难鸣，尊者听罢默然。
待又谈到中国「维稳费」已超过军费，尊者提起一件旧事：「我给毛主席写过两次信，第一次他给我回了信，第二次我再去信，就没有下文了。我知道他不会再回信给我了。」此言自有话外音，作何解读？我不敢妄言。但我懂得尊者的大思路，既然佛家不杀生、既然西藏不能「独立」只能「自治」，那么汉藏只有「和解」一途，达赖喇嘛也只有这么一个立场，永远不变，选择都留给你们汉人了。这是「空灵」的境界，我只觉得，当今污浊的世道与这境界实在太不相称，枉负了他一世的苦心。
4、父子两代「走」藏独
我们刚到这里，就听说尊者有个侄子在美国不幸遭遇了车祸，我心里咯噔一下，因为我有惨痛的车祸经历，对此很敏感，接下来就引出一个故事，是关于达赖喇嘛的大哥达泽仁波切。
「仁波切」意思即「宝」，指精神领袖。他长弟弟十三岁，本名图登吉美诺布，很早就被青海塔尔寺选为主持，晚年一直为「让赞」（藏语「独立」）奋斗，有个住在美国的康巴人嘉央诺布回忆了跟他的交往（嘉央诺布《回忆第一位让赞步行者》，引文自唯色网站「看不见的西藏」）。一九八八年达赖喇嘛发表「斯特拉斯堡宣言」，是为「中间道路」出台，达泽仁波切知道弟弟放弃了「独立」非常伤心。由于印度的限制他也只能流亡北美，七十三岁开始推动「国际西藏独立运动」，「并且领导了几次独立步行活动，行踪遍及美国与加拿大」「他很有精神地迈着步伐，反戴着一顶白色的棒球帽，告诉美国：西藏是一个独立的国家。」
他跟达赖喇嘛的理念不同，「他与共产党人的交往经验，使他坚信中国对西藏的意图是邪恶的」，「这一帮人都是粗鄙、自以为是、狡诈而又喜好杀人的人——他们都是非常野蛮血腥的中国内战的产物、毫无人性的人」「许多人都是前军阀的手下、佣兵、土匪、地头蛇等等」（大部分汉人都不能有见及此）。美国《新闻周刊》记者约翰．艾夫唐所著《雪域境外流亡记》记载，共产党进入青海后，就囚禁了塔尔寺主持达泽仁波切，威逼他前去拉萨诱降甚至杀害他弟弟。这个经历叫他很早就洞悉「北京要吞并西藏，并计划使西藏的僧俗生活方式逐渐解体，用马克思主义的国家来取代西藏的僧俗生活方式」，因此「独立」成为藏民族信仰、语言、生活方式存活的基本条件。
二〇〇八年他去世，儿子晋美诺布继承遗志，接力和平徒步游行，竟于二〇一一年二月十四日遭遇车祸身亡，终年四十五岁，而他的儿子们又接力继续奋斗……
5、殖民地的反抗
达赖喇嘛自传里说，他初到达兰萨拉的翌日清晨，一醒来就听到一种鸟鸣，「我向窗外逡巡，却不见它的影踪，只见一片宏伟壮丽的山峦」。我们看到这幅壮景，却是从女作家朱瑞住所的露台上。她是《倾听西藏》的作者，此书获达赖喇嘛亲自作序推荐，褒扬她沟通汉藏两族的努力。朱瑞说她这本书，其实是创作一部长篇小说的副产品，那部小说《拉萨好时光》，描写了汉人入侵之前的迷人西藏社会，两本书皆由台北《允晨文化》付梓出版。她此刻恰好也在这里，热情邀我们去山坡上她的寓所吃饭、聊天并且赠书。
席间大家谈起一个喇嘛的自焚，那是刚从四川阿坝州传来的消息，格尔登寺一个叫平措的小喇嘛，才二十岁，三月十六日独自一人离开寺院，走到街头突然就变成了一团火，他在火焰中挣扎并高呼：「让嘉瓦仁波切回来！」、「西藏需要自由！」、「达赖喇嘛万岁！」……很快大批军警就把驻有两千五百个喇嘛的格尔登寺围得水泄不通。
这个事件的爆发时机，恰好跟中国民间的「茉莉花运动」重合，但它其实是一个纯粹的西藏抗议，跟北非的伊斯兰革命没有关系。当时朱瑞立刻到达兰萨拉的格尔登寺，找到平时跟平措很要好的一个小喇嘛，去年才翻越雪山过来的，他说：「本来，阿坝地区在二〇〇八年三月十六日抗议时，死了很多人，所以三年后的今天，许多藏人都在寺院和家里点酥油灯纪念遇难者。平措的纪念方式是自焚。」
我们反观二〇〇八年三月「拉萨事件」，它在汉藏关系史上的重要性，跟一九五九年「拉萨事件」是同等的，将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会被证明。文革后有一个参观团获准回西藏考察，达赖喇嘛的三哥洛桑桑天也在其中，他在兰州遇到一个坐了十九年牢的藏人对他说：
「无论中国人说什么、做什么都不可信，无论他们讲我们藏族什么都不可信。我们团结一致反对他们，在西藏全国各地都有地下组织，甚至在监狱里也如此。尤其是年轻人十分坚定。」（《雪域境外流亡记》）
西藏成为二战以后非常罕见的一个殖民地，骇人听闻地被奴役、被压榨，获知了这一切的洛桑桑天得了忧郁症，一年后去世，尊者说他「因心碎而死」。
6、甘地的两个传人
所以〇八年藏人的反抗毫不奇怪，在那以后，甚至达赖喇嘛都开始实行「战略转移」，如王力雄所言，「很多时间和精力都放在与中国知识分子、学生、反对派人士及宗教人士的见面交流上。 」
王力雄有一文《独派力量在崛起》还指出：「主张独立的力量不但增强，且有变成主流的趋势……之所以发生这种变化，的确是中国政府的政策所导致，当达赖喇嘛的温和姿态一再遭到无理拒绝甚至羞辱时，如何还能让藏人相信他的中间道路有前途？」
这情势跟汉人民间社会，自北京奥运会以来遭到越来越严酷的压制，如出一辙。无独有偶，刘晓波领衔发起「零八宪章」温和建言竟遭重判十一年、由此荣获二〇一〇年诺贝尔和平奖却至今系狱，而被压制激怒的反体制汉人们，也对他的「无敌论」 嗤之以鼻。两位诺贝尔和平奖得主的境遇，何其相似乃尔！王力雄曾在达兰萨拉遭遇藏人对他「不明确支持藏独」的抗议，胡平则竭力为「无敌论」辩护而在网络上被围攻，又何其相似乃尔。
达赖喇嘛对藏民族而言，是「手持白莲的观音」，至高无上，而刘晓波只是一个异见知识分子，汉人八〇后知道他的也寥寥无几，这又有天壤之别；尊者是修炼至化境的活佛，精神已然纯净，超越了愤怒和欲望的大自在者，相比之下，刘晓波尚在凡尘中，自是煎熬万分！不过他们同时作为极权主义的反抗者，是平等的。更有什者，他们俩作为圣雄甘地的传人，都对填补亚洲的价值欠缺，建下垂世之功。
五、十三世达赖喇嘛临终预言
『西藏境内情况非常严重，医院、学校、商店、剧院等大部份公共场合已经使用不上藏语；尊者已经七十八岁，岁月可知，一旦不在了，西藏的问题将更加困难……。 』
说话的人，叫罗桑念扎，是达赖喇嘛驻北美代表，他说此话也不是在达兰沙拉，而是在纽约市皇后区的一家西藏餐馆里。我第一次听到流亡藏人如此悲凉的诉说。那天来了好几位声援藏人的流亡汉人，大家皆强调揭露中国宣传（民族主义、西藏「分离」等）的功效，我有点无言以对，不知道该说什么。我对当代汉藏关系史很陌生，尤其对一九五六至六二年发生在青藏高原的殖民战争一无所知，这个历史被中共彻底封杀，像对八九「天安门屠杀」一样。进些年我似乎还滞留在因《河殇》而生的「现代化」命题中，到了西方也没醒转来。所以我还惯性似的从这个视角看西藏，闭关锁国、师夷长技等汉人的玩意儿，在他们仿佛都是经历的，救亡无疑，启蒙就未必了，他们必须坚守藏传佛教，所有外面的模式、标准都无法衡度这个文明。其实十三世达赖喇嘛，已是一个相当熟悉世界的明白政治家，在强敌环视下也两度流亡，并尝试种种改革，皆功败垂成，他临终预言：西藏将遭到内部和外部的攻击，家园、寺庙乃至达赖、班禅制度，将遭摧毁，湮没无闻……。
无疑西藏到近代，也是一个衰落文明，但更不幸的是，邻邦中国恰在二十世纪后半叶崛起，且由一个枭雄掌控，那个自诩「秦皇汉武」的毛泽东，狂言死掉三亿汉人也无所谓，而他又视征服西藏为一大事功，藏传佛教岂非在劫难逃？藏人低估共产党征服的决心和现代化的军事力量，也与印第安人不相上下，更惶论他们还是一个不杀生的民族？在汉人的殖民统治下，藏人是无所谓「藏奸」的，能妥协就妥协，那些活佛、世俗首领，如班禅喇嘛、阿沛•阿旺晋美，可说都是投诚中共，但中共从来没能从精神上征服过他们。有时我会拿西藏跟越南相比——可以把越南炸到石器时代去的美国，无法战胜不惜以十换一的越共，美国士兵的道德最后崩溃了。可是共产党没有道德——读林照真的《喇嘛杀人》（一九九九，台北联合文学），可知解放军的镇压和屠杀行径，必须具有某种不把藏人当人的野蛮才行。这是一种怎样的张力？
西藏是「地球第三极」，是北半球气候「调节区」和「启动器」，也是「江河源」和「生态源」。青藏高原上的冰川，是许多河湖水源的补给来源，东流有长江、黄河，西流有印度河，南流有澜沧江、怒江、雅鲁藏布江等。长江发源的冰川叫姜古迪如冰川，绿家园召集人汪永晨说她九八年去，那里还是「高原草甸，滚滚江水」，有七百多条冰川，十一年后再去，冰川已经全部消失，「很多长江源的支流已经完全干涸了，一点水都没有」。另据报道，黄河源区青海玛多「三江源区」的四千多个湖泊，九十％以上已经干涸。
在中国「西部大开发」的浪潮下，西藏的生态面临劫难。雅鲁藏布江据说是地球上最富含水力发电潜能的两条河流之一，但拦截此江，便如同摧毁西藏高原极脆弱的生态系统。在雅鲁藏布大峡谷那个著名的「大拐弯」处，据称中国正计划兴建三十八亿瓦特的水电站。中国会歇手吗？未来二十年中国能源需求面临巨大缺口，要增加二十六座兖州煤矿、六个大庆油田、八个天然气西气东输工程、四．三个左右的三峡水电站的装机容量、二十个大亚湾核电站和四百个大型火电站。藏传佛教的「天上人间」，在世界屋脊上也难逃「文明冲突」，它的现代含义就是精神和物质（地理）的双重灭绝。
座谈会举行的那家西藏餐馆，地处高架火车线下面的一条商业街，店铺鳞次节比，环境嘈杂混乱。我事先研究好路线，出门奔纽约，从林肯隧道进去，横穿曼哈顿，再穿过皇后隧道就到了。谁知我车上的导航仪自作聪明抄近道，将我引进一片工业区，叫我在混乱的高速上几度迷路。那餐馆一带，也是街面拥挤，行车蠕动，返回时我刚上路，车就被无端擦撞；路径布鲁克林、斯坦顿岛，车流疾速紊乱，我终以三小时拼搏，安全回家。
『外面已经黑了。我心里突然有些紧张，也许是我小心眼了，不过以后一定要弄清楚自己独立生活怎么办？要知道钱在哪里？一个月一年必须要付的钱，我现在意识到我的损失太大了，连基本生活能力都没有，今后一定要重新学会……。 』
傅莉写的这段日记，我回家才看到。她曾给我打过三次电话，但是我的手机没响，她留下了自己心里真实感觉：「他可能不会回来了」；在我而言，也是第一次听到她的绝望，心里很凄凉，当晚没有力气做任何事情，早早儿上床去睡了。可是我心里的挣扎是：扔她一人在家里，才逼出她的危机感，才肯去想「外界」、自理，进而摆脱「隔绝」，可是她会被恐惧压倒吗？
我在三小时挣扎回家途中，脑海里一直翻腾着西藏，尤其著迷一个细节。达赖喇嘛自传《流亡中的自在》（中译本一九九○年出版，康鼎译），写得睿智诙谐，其中有一章《神通与神秘》，专写藏传佛教的秘法，他提到一次西藏发生了地震，特别书写了一段关于「五〇年红光异象」的文字：
『我们仰望天空，一阵接一阵的轰隆声相继而起……有些人甚至看到一道怪异的红光，从爆破声源方向的天空射出。它逐渐形成，几乎全藏的人都看得到：东到几乎四百英里远的昌都，西南方三百英里外的萨迦。我听说实际上发生在加尔各答……这不只是地震，而是个预兆……这些异象超乎科学，属于某些真正神秘的领域。 』
这是他的慧眼独识，仿佛他在世界屋脊，俯瞰东亚，乃至整个欧亚大陆板块，窥见其大部分地域将陷入杀人如麻的「赤祸」，只不过以另一种象征语言加以预言，那却是六十年前中国大知识分子们悉数盲瞽者。
（文章仅代表作者的观点和立场 转自 作者脸书）
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