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张灿辉   追光者PULSE 2026 年 1 月 1 日 | 转自 新世纪

序言：流亡者的悲哀

我以流亡哲学人的身分书写这篇文章，心中满是难以言喻的悲哀。

二〇二〇年夏天，我离开了生活超过半个世纪的香港。那时，我已在香港中文大学任教逾二十多年，担任通识教育主任十四年，见证了香港高等教育最辉煌的时代。如今，我在异乡的书桌前，翻阅费振钟的《堕落时代：明代文人的集体堕落》，读到他对明代文人「谄与讦」的描述，竟感到一种穿越时空的刺痛——仿佛他写的不是五百年前的中国，而是此刻的香港。

流亡者最大的悲哀，不是离乡背井的孤独，而是眼睁睁看着故土的一切被连根拔起，却无能为力。更令人齿冷的是，这种拆毁并非全然来自外力，而是有太多曾经并肩的同道，选择了沉默、配合，甚至主动投诚。我曾经以为，知识分子的良知是一种本能；如今我才明白，良知在恐惧面前，原来如此脆弱。

近日看了陈健民教授「健民书房」第134集的「堕落时代中的三种读书人」，感概良多，是以撰文延续健民兄的论述。这篇文章不仅是学术分析，更是一个流亡知识人对故土学术界集体沉沦的哀悼与控诉。

引言：两个末世的镜像

费振钟的《堕落时代：明代文人的集体堕落》（立绪文化，2002）是一部极具批判性的历史文化散文集，全书16.4万字，收录20篇文章，分为「思想的黄昏」「末世之痛」「道德与政治」「生命如飘」四辑。作者费振钟（1958- ）是江苏兴化人，从事中国文化和思想史研究，他以民间的历史观念，大胆挑战传统视角对历史理解的垄断，以一种新历史主义叙事的散文形式，走出了独特的文化研究路径。

这部作品以晚明文人的思想操行为核心，透过细腻的历史考察与深刻的心理剖析，重新审视了一般所谓晚明文人的「狂放」与「觉醒」，提出了一个惊世骇俗的论断：晚明其实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堕落时代。费振钟开宗明义地指出：「假如有人问，明代文人给我们最深的印象是什么，那么我要说，只有两个字：谄与讦。」这两个字——谄媚与告发——概括了明中叶以后士大夫文人的行动方式及其特点，几乎无人能超出此两字的范围。

2020年《国家安全法》实施至今已逾五年，香港知识界所经历的沉默、流亡与屈从，与费振钟笔下的晚明文人形成了令人战栗的对照。历史不会简单重复，但人性在威权压迫下的反应，却有着惊人的相似性。

费振钟以极富洞察力的笔触写道：「明代文人所遭遇到的时代，是一个政治上极为酷虐的时代，几乎从方孝孺开始他们就一直面临血腥的迫害与杀戮……如果说，魏晋文人在时代的大苦难之中，个人的生命还能保持着张扬强劲的姿态，那么明代文人却由于专制政治的摧残和虐杀，他们的生命变得贫弱了，空虚了，再也没有多少可以抵御苦难的能力了。」这种生命的贫弱，正是明代文人堕落的根本原因——而当代香港知识分子，是否正在经历同样的精神贫弱化过程？

本文试图以《堕落时代》为镜，参照我近月在《追新闻》发表的系列文章，以及陈健民教授的观察，深入比较明代与当代香港读书人在末世困境中的选择、挣扎与堕落。这不是简单的历史类比，而是透过两个时代的对话，探问知识分子在威权统治下的永恒困境：当整个文化与政治体系都陷入危机时，知识分子应该如何自处？

1. 高压统治下的生命贫弱——从廷杖到国安法

1.1 方孝孺的血与香港的泪

费振钟对明代文人堕落的分析，深深植根于对明代政治制度的洞察。他指出：「在过去很长时间中，人们注意到了明代文人生存的严酷性，以及在严酷之下，他们精神和心理的复杂性，但是也许忽视了明代文官体制本身对于参与到权力之中的文人所产生的影响。由于政权本身造成的信任危机，导致了士大夫文人在权力结构中心理和行动上的悖逆状态。」

明代的专制统治达到了中国历史上的一个高峰。廷杖制度始于朱元璋，成为皇帝常用的惩罚朝臣的手段。明代先后廷杖大臣500多人次，死者甚众。正德十四年（1519年），以谏止南巡，廷杖舒芬、黄巩等一百四十六人，死者十一人。嘉靖朝因大礼议，有两百多名重臣遭到廷杖，致死者近20人。

方孝孺是明初文人血腥迫害的典型象征。作为建文帝的老师与高参，燕王朱棣起兵后，朝廷讨伐的诏书、檄文都出自方孝孺之手。朱棣称帝后，方孝孺拒绝起草诏书，被凌迟处死，并株连十族。这一事件成为明代文人血腥迫害的开端，深刻影响了此后文人的心理状态。

香港知识分子虽然没有面对如此血腥的肉体消灭，但《国安法》带来的精神恐惧同样具有摧毁性。戴耀廷被解雇、区家麟被起诉、黎智英被囚禁——这些当代的「方孝孺」们，虽然没有被凌迟处死，但他们的学术生命、言论自由和人身自由同样被剥夺。而更多的知识分子，则在恐惧中选择了沉默或流亡。

1.2 廷杖的荣耀与「被捕光环」的对照

费振钟揭示了明代政治的一个诡异现象：在这种扭曲的政治生态中，被廷杖反而成为一种荣誉。掌权者对被攻击当然不会罢休，于是皇帝就拿出大棍打大臣，实行廷杖之刑。但在明朝这种畸形变态的政治里，愈被人打得狠回乡后声气愈厉害，甚至有人故意说些话或做些事情让皇帝对他施以廷杖，好让自己回乡可以著书立说，开书院讲学收学费。更有什者，有人被皇帝打到掉下一块肉，他就把肉吊起来作为鉴赏，告诉人们自己的「威风」。

这种以受难为荣、以痛苦为资本的心态，在当代香港是否也有某种变形的体现？ 2019年后，一些被捕或被起诉的社运人士确实获得了某种「光环」，他们的受难成为抗争的象征。然而，两者有本质的不同：明代文人的「廷杖荣耀」是在体制内谋取资本的策略，而香港抗争者的受难则是真正的牺牲——他们失去的是自由、前途甚至生命，而非谋取任何体制内的好处。

更重要的是，香港的知识分子阶层并没有形成这种「以受难为荣」的文化。相反，大多数学者选择了沉默、规避或离开，而非正面抗争。这或许说明，当代香港知识分子比明代文人更加「理性」——他们清楚地知道，在这个时代，受难不会带来任何荣耀，只会带来实实在在的毁灭。

1.3 生命的贫弱化

费振钟最深刻的洞见之一，是对明代文人「生命贫弱化」的诊断：「如果说，魏晋文人在时代的大苦难之中，个人的生命还能保持着张扬强劲的姿态，那么明代文人却由于专制政治的摧残和虐杀，他们的生命变得贫弱了，空虚了，再也没有多少可以抵御苦难的能力了。」

这种生命的贫弱，正在当代香港知识界重演。曾经，香港的学者敢于在报章上批评政府，敢于在课堂上讨论敏感议题，敢于在公共场合表达异见。如今，这些曾经理所当然的行为都成为了风险。学者们不是不想发声，而是在反覆的自我审查中，逐渐丧失了发声的能力和意愿。

这种贫弱化的过程是渐进的、隐蔽的。它不需要廷杖的血腥，只需要持续的白色恐惧。当一个学者开始习惯性地删除课件中的敏感内容，当一个作家开始自动回避某些话题，当一个评论员开始用委婉的措辞替代直接的批评——他们的生命力就在这个过程中一点一点地流失，直到最终变得「贫弱了，空虚了」。

国安法颁布之后，有媒体报导香港多所大学的讲师与教授收到内部讯息，提醒他们在课堂上「避免挑起敏感辩论」，「保持政治中立」，并警告「不容忍在课堂上发表个人政治意见」。同时，许多教师开始清除自己在社交媒体上的旧有贴文，删除涉及反修例运动与批判性时事评论的内容，甚至刻意避免在公开场合表达任何政治立场。在课程与研究方向上，部分学者将原本直接涉及香港政治与社会运动的题目转向抽象理论、纯文本分析或外地案例研究，以降低风险。

2.「谄与讦」的当代形态——大学高层的集体屈从

2.1 谄：从联署到爱国教育

费振钟在《堕落时代》中详细描述了明代文人的「谄」：「许多文人为了生存或晋身，不惜充当权力的帮闲、帮凶、帮腔者，专用自己的知识学问来取悦当权者，包括朝中的宦官或权臣如张居正等。这些文人往往精通词章，擅长草拟祥瑞表疏，以博取皇帝或权臣的宠信。明世宗喜好祥瑞，于是胡宗宪、赵文华等官员争相以表疏称贺博宠，收取词客以为己用。」这种将文才作为谋利工具的行为，代表了文人道德的彻底沉沦。

如果把这套分析带入国安法后的香港，可以看到，虽然历史情境并不相同，香港也未出现明代那种肉体性的廷杖与诛族，但在制度逻辑与心理机制上，却存在若干惊人相似之处。在「谄」的层面，大学高层对国安政策的积极配合与制度化，是最显而易见的一环。

2020年5月28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制订《港区国安法》的决定。数天后的6月1日前后，香港八所资助大学中的五位校长——香港大学校长张翔、香港中文大学校长段崇智、香港教育大学校长张仁良、香港理工大学校长滕锦光及岭南大学校长郑国汉——便发表联合联名声明，表示「完全支持『一国两制』，理解订立国家安全法的必要性」。

这份声明的时机与措辞都值得深究。当时《国安法》的具体条文仍属国家机密，直到6月30日深夜才正式公布，没有任何学者能够评估其对学术自由的影响。这些大学校长在完全不知道法律内容的情况下，便公开表态支持，这本身就是一种赤裸裸的政治献媚。他们不是在履行学术领袖的职责——审慎评估、保护师生——而是在抢先表忠。

更值得注意的是，有三位校长选择不参与联署：香港科技大学校长史维、香港浸会大学校长钱大康、香港城市大学校长郭位。这种分歧本身就揭示了一个事实：联署并非必要的职责，而是一种主动的政治选择。那五位选择联署的校长，实际上是在向新的权力结构表明立场。

这与明代文人的「谄」有何分别？费振钟描述明代「山人」如何「吃四方饭，无原则地妥协」，如何在权力面前放弃知识分子的独立人格。 2020年的五位大学校长，不正是当代版的「山人」吗？他们用学术机构的公信力为一部未知的法律背书，用知识分子的身份为威权政治提供合法性。

港区国安法第十条明文要求香港「通过学校、社会组织、媒体等开展国家安全教育」，于是短时间内，多所大学陆续推出以国安法为核心内容的必修课程或单元，将其视作学生毕业与否的门槛之一。香港大学推出「宪法、基本法及国安法入门」网上课程，涵盖多个单元，解说国安法四类罪行与个案；中文大学规定新学年起所有学生必须修读国安教育，未通过者不予毕业；理工大学、浸会大学亦设置类似必修课程，并在官方说明中强调这些安排是为了「提升学生国家安全意识」「加强对国家与宪制秩序的了解」。

这些举措若仅从表层看，似乎是对法律条文的「被动遵守」，然而，大学领导在公开文件与访谈中常常更进一步，将国安教育提升为大学使命的组成部分，语调与叙事风格逐渐接近政府部门与党国机关的宣传语汇，这种「内化」本身就超越了最低限度合规的范围。

更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决策并不仅是外在压力的结果，而是透过一整套「教育学」与「专业发展」的话语得到美化与正当化。校方往往声称国安课程有助于学生理解法治、培养全球视野与媒体素养，甚至宣称这是「优质公民教育」的一部分。在这种修辞中，国安法被包装为一种抽象的「法律知识」，而不是一项直接影响本地政治与日常自由的惩罚性机制。大学高层与部分学者在这里扮演的角色，很像明代那些以「天理」「名教」「大礼」为名，为皇权的需要打造理论与典章的士大夫：他们提供的是一套为权力服务的话语装置，使国安政策不再只是外加于大学的压力，而成为大学自身价值叙事的重要部分。

这种现象可以被视为当代的「谄」。它不必表现为个别人物以谄媚口吻，对上级歌功颂德；更关键的是，在集体层面，大学领导与部分学者如何利用专业语言与教育理念，把国安要求转写为看似「中立」且「合乎专业」的东西。正如费振钟所言，明代的文人之所以堕落，往往不是因为他们公开宣称要做恶，而是因为他们在道德与学问的语言之中，为暴力与压迫提供了自以为正当的辩护。今天，在香港的学术体制内，当「法治教育」「国家安全意识」被无缝接驳进学位要求与课程设计，当国安课程成为「优质教育」的一部分时，「谄」便以制度与话语的形式悄然完成。

2.2 张翔：从南京到薄扶林的权力轨迹

香港大学校长张翔的案例尤其值得剖析。作为香港高校首位在中国大陆南京念大学及海外受教育的学者出任校长，张翔从2018年上任伊始便处于特殊的位置。

2019年7月1日，示威者冲击立法会后，张翔迅速发表声明谴责这是「破坏性的行动」。超过二千名港大师生及校友联署要求他收回声明，数百人到校长官邸抗议要求对话。张翔的声明引发了「光复港大 守卫我城」行动，校内多处张贴「驱逐张翔 港大之耻 愧对先贤」等标语。

这一事件揭示了张翔的本质立场：他不是站在学术自由的一方，而是站在权力的一方。当学生和市民行使公民权利时，他选择与政权同一阵线，用「暴力」和「破坏」的语言来定性社会运动。

2020年7月28日，港大校委会以18比2的悬殊比数通过即时解雇法律系副教授戴耀廷。这一决定推翻了教务委员会早前的结论——教务委员会认为戴耀廷虽有「行为不当」，但「未充分构成解雇理由」。

戴耀廷在脸书上的回应直指核心：「辞退我的决定，并不是由香港大学，而是由大学以外的势力透过它的代理人作出。这标志香港学术自由的终结。」

时任校委会主席李国章——前特首梁振英的政治盟友——在这场政治清洗中扮演了关键角色。中联办随即发表声明，称这是「惩恶扬善、顺应民心的正义之举」，将港大「逐出校园」的决定形容为「对大学之道的坚定捍卫」。这种赤裸裸的政治介入，证实了戴耀廷的判断：港大已经成为「大学以外势力」的代理人。

2025年5月，张翔接受报章访问时表示，以前本地学者占大学教员八成的情况「并不健康」，认为「香港有些地方太保守了，因为希望保障自身利益、不想外人来」。他用「国际化」的语言来包装本土学者的边缘化，用「开放」的修辞来掩饰学术殖民的现实。

这种言论与明代权臣的话术何其相似。费振钟描述明代官员如何用「忠君」来包装谄媚，用「体国」来掩饰私利。张翔用「国际化」来包装对本土学者的排斥，用「开放」来掩饰对批判声音的消灭，手法如出一辙。

2.3 段崇智：从二号桥到联署书

中文大学校长段崇智的轨迹同样耐人寻味。 2019年11月12日，在中大二号桥冲突中，段崇智曾亲身赶赴现场，要求警方撤退，警方发射催泪弹时更被波及。这一举动当时引来警察评议会的强烈不满，斥责他「放任中大学生参与暴力行为」。

然而，仅仅数月后，段崇智便在2020年的联署声明中表示「理解订立国安法的必要性」。这种转变意味着什么？是恐惧？是压力？还是早已计算好的政治投资？

2021年2月，中大宣布停止代收学生会会费，并要求学生会向政府独立注册。同年10月，运作了半个世纪的中大学生会宣布解散。曾任中大学生会会长的蔡子强对此感到「相当意外和伤感」，指出学生会在许多重要历史关口都见到其身影，这段历史将随着学生会解散而「一笔勾销」。

段崇智治下的中大，完成了对学生自治传统的系统性消灭。这位曾在催泪弹烟雾中站在学生一边的校长，最终选择站在权力一边。

2024年1月，受到梁振英等亲北京人士的持续针对，段崇智以「落实新管治架构」为由辞职。中大学生会前副会长冯家强质问：这是否「代表中大今后学术自由和院校自主的原则有变」？

这个问题的答案，其实早已写在历史中。当校长选择在国安法面前屈膝，当学生会被迫解散，当批判声音被系统性消灭，所谓的「学术自由」和「院校自主」早已名存实亡。

2.4 讦：从匿名举报到舆论攻击

费振钟指出，明代的「讦」有其独特的政治生态：「另一派文人见政府黑暗不可为，便告老归田，或勾结乡下或朝中大臣结成帮派，攻击朝政和进行道德批判。问题在于，明代政治讨论的一个最大特色是将政治道德化、绝对化，大家不是在讨论政策对与不对，而是在讨论有没有道德。道德这件事很多时无法通过理性辩论达致共识，很多时变成一种完全非理性的情绪发泄，互相攻击。」

与此同时，「讦」的变形也在国安时代的香港大学中悄悄上演。这里所谓的「讦」，不再完全以公开道德批斗的形式出现，而是以选择性标靶、媒体点名与校内切割的方式呈现。近年有多位敢于公开评论香港政治与国安法影响的学者，遭到建制媒体与政客长期追击，言论被指为「煽动」「误导青年」「唱衰香港」，要求大学彻查甚至解雇的声音不绝于耳。

当代香港的「讦」则表现为校园内部的投诉热线、匿名举报个案，以及建制派媒体的定点攻击。梁振英对段崇智的持续攻击就是一个典型例子。这位前特首通过社交媒体和建制派媒体，不断针对段崇智在2019年的言行，最终迫使这位校长辞职。这种攻击模式与明代的「讦」如出一辙——通过告发和舆论压力来消灭异见者。

更为普遍的是来自亲北京团体的「标签」攻击。李静君因「香港不属于中国，而属于全世界」的言论被批评为「宣扬港独」；任何对政府的批评都可能被定性为「煽动」；任何对《国安法》的质疑都可能被视为「危害国家安全」。

这种针对个别学者的「标靶式讦难」，虽然在表面上借用的是国安法与「煽动」「仇恨」等法律语汇，实质上与明代党争时期利用忠奸节义之名攻击对手的逻辑异曲同工。当年，东林党人与其对手互相指控对方为「奸人」「阉党」，谁掌权谁就握有道德定义权，将政治斗争包装成道德审判；今天，谁掌握国安话语权，谁便有能力将不同意见标记为「危害国家安全」「不利稳定」，要求机构出手惩处。两者共同之处在于，真正的理性辩论被排除，取而代之的是一套预设立场的指控机制。

更值得注意的是，在这种「讦」的氛围之下，多数学者与同事的反应往往不是公开声援，而是选择沉默与保持距离。访谈与报导显示，部分学者在面对被标靶的同行时，私下可能表示同情，却不愿公开发声，有人甚至劝对方「少说几句」「保住自己要紧」。在这种情境中，「讦」与「噤声」是同一结构的两个面向：少数人成为被举起的例子，多数人则从中学会界线在哪里，于是自我审查与退避便渐渐成为常态。

这种「讦」的氛围导致了普遍的恐惧。学者不仅要担心自己的言论，还要担心同事、学生的举报。这种「全民皆可讦」的状态，与明代锦衣卫监控下的社会何其相似。

2.5 学生会的瓦解：制度性压制的完成

港大学生会的命运同样惨烈。 2021年4月，港大宣布停止为学生会代收会费，不再向学生会提供财务管理服务，并「执行管理权力」收回学生会会室等设施。同年7月，港大学生会评议会因一份争议动议而被校方「强烈谴责」，随后校方宣布不再承认学生会在校内的角色。

这一系列行动导致了香港高等教育史上前所未有的现象：各大学的学生会相继解散或停止运作。这些曾经是公民社会重要组成部分的学生组织，在短短数年间被连根拔起。

前港大学生会前会长郭永健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警告，学生会一旦无法继续运作，校方可能另行扶植新的学生组织，而且不排除会由立场亲北京的本地学生甚至来自中国大陆的学生所主导。这一预言正在成为现实。

这与明代对书院和讲学活动的打压如出一辙。费振钟描述明代如何通过禁止讲学、关闭书院来消灭独立思想的空间。当代香港的大学高层，用「法律责任」和「独立注册」的技术语言，完成了同样的消灭工作。

人权报告与多份媒体调查显示，国安法与本地国安条例对大学的影响远不止于少数个案。除必修国安课程外，多所大学削弱或实质取消学生会地位，收回会址、停止代收会费；校园集会与示威活动几乎绝迹，学生组织在申请活动与场地时遭遇更多限制；师生普遍感受到监控的压力，部分人直言担心自己的课堂发言或研究内容被录音与检举。这些变化从根本上改变了大学作为批判性公共空间的性质，使之更接近一个高度管理且去政治化的知识生产场所。

3. 学者的附会与噤声——个案剖析

3.1 冯客：离港后才敢说的真话

冯客（Frank Dikötter）的案例是理解香港学术界处境的一面镜子。这位荷兰学者在香港大学历史系任讲座教授多年，以研究中国共产党治下的暴行著称。他的「人民三部曲」—《解放的悲剧》、《毛泽东的大饥荒》、《文化大革命》— 详尽记录了共产党统治下数千万人的死亡。

然而，当同样的威权机制在他工作的城市被运用时，冯客选择了外交沉默。这位一丝不苟地记录共产党暴行的历史学家，在香港的政治风暴中保持了令人费解的缄默。

直到离开香港后，冯客才开始直言不讳。 2025年3月的访谈中，他将中共的恐惧形容为「彻头彻尾的偏执狂」，表示他们「生活在对自己人民的恐惧中」。这一坦率的评价完全摆脱了他在香港时的外交暧昧。

冯客的转变揭示了威权主义下学术生活的一个根本悖论：那些对威权体制有最深刻认识的人，在该体制的影响范围内运作时，可能在谈论这些体制时受到最大限制。他的案例说明，单靠知识并不足以抵抗；知识必须结合表达知识所需的安全感。

这与明代文人的处境何其相似。费振钟描述那些在朝的学者如何「入世之心太热，用世之意太切」，却在专制的压力下无法发出真正的批评。冯客在香港时，正是这种困境的当代版本。

3.2 区家麟：从清晨问候到开学休假

区家麟的案例更为直接。这位资深传媒人、中文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专业顾问，2022年4月11日清晨六时被警方国安处上门拘捕，涉嫌「串谋发布煽动刊物」。

被捕后获准保释，区家麟养成了一个习惯：每天早上在社交平台与大家说「早晨」报平安，偶尔连带点评时事。这个简单的问候背后，是一种无声的抵抗——证明自己仍然自由、仍然存在。

2024年8月，《立场新闻》案裁决，区家麟有四篇文章被裁定具煽动意图。开学日当天，他突然「休假」，原任教的三门课程改由其他人代替。校方声称是「因个人原因申请休假」，但谁都知道背后的真正原因。

这种「休假」本身就是一种隐性的政治清洗。校方不需要直接解雇区家麟，只需要让他「自愿」消失。这种软性的压制比直接的政治迫害更加阴险，因为它让受害者承担了「选择」的责任，让施压者免于道德谴责。

区家麟曾写道：「刀锋之下，很多人活在惶恐、不安与迷茫中，一句『平安』很重要。」这句话道出了当代香港知识分子的共同处境：每一天的存在都需要确认，每一刻的自由都是借来的。

每当我在社交媒体上看到区家麟的「早晨」，心中都会涌起一阵酸楚。这是一个曾经自由的城市吗？一个学者需要每天向世界证明自己还活着、还自由，这本身就是这个时代最大的讽刺。

3.3 李静君与小林哲郎：沉默的离去

香港科技大学前社会科学部讲座教授李静君的案例揭示了另一种困境。 2020年，她在一个论坛上说香港属于全世界，应思考「香港不是中国城市」，这一言论遭建制派团体批评为「宣扬港独」。 2021年，她离开香港，转任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社会学教授。

她向《金融时报》表示，在《国安法》下，她作为学者、作家和教师「已不可能去履行职责和工作」。这种离开不是个人选择，而是制度性驱逐。

科大经济学教授Carsten Holz透露，科大社会科学部的教员在2020年至2022年间有近一半人离职。他慨叹：「具有批判思考的研究人员已经离开（Critically thinking researchers have left）。」剩下的人从事的是「非政治研究」，因为他们知道这「在政治上是可接受的」。

城大前传播系副教授小林哲郎（Dr. Kobayashi Tetsuro）的经历同样说明问题。 2020年，他委托民调机构YouGov进行问卷调查，却被要求删除涉及《国安法》、警察威胁港人人权状况等敏感问题。他最终选择离开香港，接受东京早稻田大学较低薪酬的职位。

这些案例共同描绘了一幅令人心寒的图景：批判性思维的研究人员正在系统性地被驱逐，取而代之的是愿意从事「非政治研究」的顺从者。这不就是明代科举制度导致「平庸之人进入官僚体系」的当代版本吗？

3.4 361人离职：二十多年来最高的流失率

根据统计，2022年香港八所公立大学有361名学者离开，流失率达到7.4%，是二十多年来最高的水平。科大的数据更为惊人：2022年500多名全职学术人员的流失率达到10%，较前一年的4.5%增加一倍以上。

然而，科大校长叶玉如却轻描淡写地称「员工流失是一个自然现象」。这种回应本身就是一种否认 — 否认《国安法》对学术自由的冲击，否认政治压力对学者的驱逐，否认香港高等教育正在经历的根本性转变。

与此同时，到2022年，中国大陆学者首次成为香港八所公立大学的最大单一组别（35%），香港本土学者下降到33%，海外学者下降到32%。这种结构变化意味着本土知识人的制度性边缘化正在完成。

当一个地方的知识生产完全由外来者主导，当本土声音在自己的土地上成为少数，当学术机构与本土社会完全脱节时，这就是典型的学术殖民状态。香港的大学，正在从为香港服务的机构，变成国际学术市场上的一个节点，以及国家意识形态的传输站。

4. 公共知识分子的消亡与「象牙塔」的虚伪

4.1 从百家争鸣到万马齐瘖

在太平盛世的香港，大学学者在公共领域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翻开《明报》、《信报》、《苹果日报》的副刊和评论版，学者的时评文章俯拾皆是。他们对政府的不公义政策提出批判，对社会议题发表独立见解，对权力的滥用予以监察。这种公共知识分子的传统，是香港公民社会的重要支柱。

法律学者戴耀廷在报章撰写「公民抗命」系列文章，最终催生了2014年的雨伞运动。政治学者马岳在多份报章分析选举政治，成为香港民主发展的重要记录者。社会学者蔡子强长期撰写政治评论，为公众提供独立的政策分析。新闻学者区家麟在《立场新闻》发表博客文章，以学者的视角剖析时局。这些学者不仅在象牙塔内从事研究，更将学术知识转化为公共论述，履行知识分子对社会的责任。

《国安法》实施后，这一切戛然而止。 《苹果日报》被迫停刊，创办人黎智英身陷囹圄。 《立场新闻》高层被捕，网站被迫关闭。 《众新闻》宣布停运。曾经百花齐放的评论园地，一夕之间化为焦土。

学者们的专栏相继消失。有些是因为发表平台不复存在，有些是因为学者本人流亡海外，更多的是因为自我审查。那些仍然留在香港的学者，即使有话要说，也不知道还能在哪里说、还敢说什么。区家麟被捕后，他在《立场新闻》的四篇文章被裁定具「煽动意图」。当学术评论也可能构成刑事罪行，沉默​​便成为唯一的「理性选择」。

学生会的声音同样归于沉寂。曾几何时，港大学生会、中大学生会的联合声明是香港公民社会的重要力量。学生会刊物如《学苑》、《中大学生报》敢于挑战权威，发表尖锐的政治评论。 2014年《学苑》的「香港民族论」专题，更成为本土思潮的重要文献。

如今，各大学的学生会已经解散或名存实亡。学生刊物不是停刊就是自我审查到面目全非。校园内曾经热烈的政治讨论，如今只剩下沉默。新一代学生从入学第一天起，就被教导什么话不能说、什么事不能做。他们不是不想发声，而是根本没有见过发声的年代。

4.2 「学术自由没有改变」的无耻谎言

然而，最令人齿冷的是，在这一片死寂之中，大学高层仍然无耻地宣称「学术自由没有改变」。张翔在多个场合强调港大的学术自由「一如既往」。段崇智在辞职前夕仍坚持中大的「院校自主」得到保障。各大学的年报和宣传材料中，「学术自由」四个字依然赫然在目。

这种谎言比沉默本身更加可耻。当戴耀廷因学术观点被解雇，当区家麟因评论文章被起诉，当学生会因政治立场被取缔，当学者们纷纷流亡海外，大学高层却睁着眼睛说瞎话，声称一切正常。这不仅是对事实的否认，更是对受害者的二次伤害。

明代文人在专制压力下噤声，但至少没有人宣称那是一个言论自由的时代。当代香港大学高层的作为，比明代文人更加卑劣——他们不仅沉默，还积极参与对「学术自由」这一概念的盗用和污染。当「学术自由」被用来形容一个学者因言获罪的时代，这个词本身就已经死亡。

若在此情况下仍强调「象牙塔」的自足与「学术专业」的中立，便难免有自欺之嫌。整个学术共同体似乎被安置在一个二元结构之中：只要不越过法律界线，只要言论不被解读为「煽动」，学术活动便仍可照常进行。在这个叙事里，「国安」与「学术」被描绘成两条可以和平共存的平行线，仿佛压力只存在于少数「极端个案」，而大部分「正常」教学与研究不受影响。

这是一种集体的自欺。费振钟所描写的明代文人心理悲剧，在此得到某种当代翻版：当一个群体发现，任何直言都可能招致惩罚，而沉默与退避却可换取短暂稳定，多数人便会惯于思考「如何在不出事的情况下维持自己的一点空间」，而不再追问「在这样的制度下还能不能秉笔直书」。

4.3 「平行时空」与当代「山人」

最令人感到荒谬的是，许多学者选择生活在一种「平行时空」中——仿佛《国安法》不存在，仿佛学术自由仍然完好，仿佛一切如常。

2025年8月的「香港哲学紫荆国际论坛」就是这种荒谬的缩影。这场由商界人士舒心主导的活动获得政务司司长陈国基的亲临支持、中联办秘书长王松苗的出席背书。然而，香港各大学的哲学系——真正从事哲学教学与研究的学术机构——竟然没有一个被邀请参与。

当政商统战平台被包装成「哲学论坛」，当真正的学术被排斥在外，那些选择沉默的学者实际上已经默认了这种荒谬。他们继续在「象牙塔」中进行「非政治」的研究，仿佛外面的世界与他们无关。

这种「平行时空」的存在，正是威权统治最希望看到的状态。知识分子不需要公开支持政权，只需要保持沉默、继续工作、假装一切正常。这种「正常化」是对威权最大的助力。

这里，我们再次看到《堕落时代》中「山人」意象的现代变奏。晚明的「山人」并不必然真隐于山林，而是介于仕途与市井之间的一个文人类型，他们以清高、风雅、自标在野为姿态，实则深度参与市场与社交网络，成为晚明文化娱乐化与癖嗜文化的推手之一。费振钟指出，这些人一方面标榜与权力保持距离，另一方面又通过文名与风雅生活，积极经营自己的社会资本，其「在隐与仕之间拉锯」的姿态正是晚明文人精神分裂的表征。

今日香港大学里的「象牙塔」，在一定程度上扮演了类似的心理与文化角色：学者退回纯学术领域，以研究方法、理论精密与跨国比较自我标榜，强调自己仍坚持学术专业的「纯粹性」，但同时在制度层面默许甚至配合国安架构，对受压迫的同行与学生保持距离。这种自标「专业」与实际「顺从」之间的张力，正是当代版的「山人心态」。

从《堕落时代》的视角看，这样的自我审查既是高压制度的结果，也是知识分子集体堕落的一个面向。费振钟提醒，明代文人生命之所以「轻」，部分原因在于他们无法承受用世无力与风险之重，于是将这种无力转化为轻浮、逃避，或以癖嗜、清谈、风雅来掩盖内心的挫败。今日香港大学里的自我审查与「去政治化」策略，在某种程度上也扮演了类似的心理功能：它让人得以相信，只要退回学术细密之地，只谈古典、抽象与「普世」理论，便能在一个「平行时空」里延续某种象牙塔式的自我想像。

（待续）

张灿辉
流亡哲学人
2025年12月29日
台湾新北市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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