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张灿辉  追光者PULSE 2026 年 1 月 1 日  | 转自 新世纪

5. 从历史到当下——堕落的结构性根源

5.1 心理悲剧：用世之意与现实无力的巨大反差

费振钟在《堕落时代》中揭示了明代文人最深刻的心理悲剧：「要说悲剧，这就是明代文人最大的心理悲剧。要是他们能够沉静地对待自己不能改变的命运，或许还不至于那么深地堕入生命的颓败之中，可无奈明代文人入世之心太热，用世之意太切，一旦意识到自己在现实中的无足轻重，那他们绝对忍受不了这么大的生存反差所造成的内心压力。于是，反过来我们便看到，明代文人生命中的『轻』，很快就化为他们身上的一种轻浮狂荡之气。」

这种心理悲剧在当代香港知识分子身上同样可见。 2019年的社会运动中，许多学者满怀热情地参与公共讨论，期望以知识和理性改变社会。然而，《国安法》的降临让他们意识到，自己在权力面前是如此无足轻重。这种从「用世之意太切」到「现实中的无足轻重」的巨大落差，造成了深刻的心理创伤。

有些人选择了流亡，带着未竟的理想离开故土；有些人选择了沉默，将曾经的热情深埋心底；更多的人则陷入了一种精神的漂浮状态——既无法接受现实，又无力改变现实，只能在日常的例行公事中消磨时光。这种状态，正是费振钟所说的「生命中的轻」。

5.2 「离家出走」：心灵自主的悖论式表达

费振钟敏锐地捕捉到明代文人的一个独特现象：「对急于希望从人生困顿中解脱的明代文人，最多表现他们神情的，我以为莫过于『离家出走』这四个字。读明代文人，眼前常常会不期然碰到这四个字，可见他们许多人对『离家出走』很热切。」这四个字里面包含了一种心灵上的自主愿望，以及追踪道德学问的意志。

当代香港知识分子的「离家出走」则是字面意义上的——流亡海外。从2020年至今，数以百计的学者、记者、社运人士离开香港，前往英国、台湾、美国、加拿大等地。这种「离家出走」同样包含了心灵自主的愿望：他们希望在自由的土地上继续说真话、做研究、保存记忆。

然而，明代文人的「离家出走」最终往往流于形式，成为一种逃避现实的姿态而非真正的精神独立。费振钟指出：「明代文人由于高压统治的扭曲，身上往往多了一些怪异的东西，可另一方面，他们身上也有着超过其他文人的坚执，这两点即成了明代文人奇崛的个性。」当代香港流亡知识分子是否能避免同样的命运——在安全的环境中逐渐丧失与故土的连结，最终成为一种「离散的怪异」？这是每一个流亡者都必须警惕的问题。

陈健民教授在描述自己的流亡经历时说：「我离开之前冇申请移民，我只系嚟做一个访问学者，我乜都冇执就走。」抵台首年，他对于去留处于摇摆之间，也有强烈的无力感：「我连《健民书房》都唔知道要点做，你喺一个安全自由慨地方，凭乜嘢去鼓励香港人？」

这种失语状态是流亡知识人共同的经历。在安全的地方，他们失去了与受苦者共同受苦的位置；在自由的环境中，他们的话语似乎失去了道德的重量。

陈健民描述自己在林献堂与陈寅恪之间的摇摆：「究竟我应该跟香港共存亡，还是觉得我做够了，我大半生人，好像林献堂要安安静静的过之后的日子，为什么不可以？」这种摇摆，是每一个流亡知识人都要面对的存在困境。

5.3 思想体系的衰败与学术殖民

明代中期至晚期，作为国家意识形态的儒学已走到末路。经过千年积累，儒家经典早已被公式化、八股化，丧失了生命力。知识人们每日重复诵读孔孟之言，却无法在这套体系内找到任何创新的思想出路。王阳明心学的兴起，原本是对程朱理学束缚的突破，强调「心即是理」「致良知」「知行合一」。然而，心学的发展到了泰州学派，却将「人人可以成尧舜」的说法推向极端，导致了道德虚无主义的蔓延。

香港知识分子在2020年后面临的，是另一种形式的思想体系衰败。自由主义的核心价值——言论自由、学术自由、法治、人权——这些曾经定义香港、并使香港知识分子得以安身立命的精神根基，在短短数年间被系统性地拆解。 《国家安全法》不仅是一部法律，更是一种意识形态的强制置换。

与明代不同的是，香港知识分子甚至失去了寻找替代思想体系的可能。明代文人至少还能在王阳明的「致良知」中找到某种精神寄托，而香港的自由主义传统被直接否定，没有任何替代品。

明代科举制度导致大量平庸之人进入官僚体系，因为只要会背儒经就能及第。那些真正有独立思想的人，反而被排斥在体制之外。香港的情形更为严重——不是平庸者进入，而是批判者被驱逐，取而代之的是那些愿意从事「非政治研究」的顺从者。

5.4 监控与恐惧的内化

明代有锦衣卫与厂卫系统，形成了一个无所不在的恐惧网络。这种监控不仅是外在的，更逐渐内化为知识分子的自我审查。

香港的监控机制同样无所不在。 《国安法》第38条扩大了域外管辖权，校园内已被安装监控摄录系统，投诉热线和匿名举报机制随时可能启动。这种恐惧导致了普遍的自我审查——人们在说话之前先想「这会不会触犯法律」，在写作之前先想「这会不会被举报」。

最深刻的影响在于，这种恐惧使知识分子丧失了「对权力说真话」的能力。当真话成为风险，沉默便成为理性选择。

从更宏观的角度看，国安时代香港大学所呈现的「谄」「讦」「噤声」「象牙塔」合奏，无疑构成了一种集体堕落的景观。这种堕落不是简单的道德失败，而是一种结构性的精神滑坡：当高压政治与惩罚机制将代价推到极高，多数人便转而追求「风险最小化」与「个体安全最大化」；当制度本身要求大学成为国安教育与监控的一环，大学领导与部分学者便在「如何保留少量空间」与「如何表忠换取稳定」之间寻求平衡。长此以往，整个学术共同体对批判与真实的敏感度会逐步钝化，人们不再自觉地把「秉笔直书」当作职业伦理的一部分，而是把「如何不惹麻烦」当成日常考量的核心。

6. 东林党争的教训与知识分子的终极责任

6.1 东林党争：道德理想主义的悲剧性终结

费振钟在《堕落时代》第三辑「道德与政治」中深入探讨了东林党争这一明末政治的核心事件。万历三十二年（1604年），顾宪成与高攀龙、钱一本等在无锡东林书院开始讲学，提倡「知辅行主」「崇实黜虚」，「讲习之余，往往讽议朝政，裁量人物」。东林党人试图以道德力量挽救政治颓势，然而最终却演变为东林党与浙党、齐党、楚党等非东林党集团之间惨烈的党争。

明熹宗时，魏忠贤独揽大权，结合齐、楚、浙党等组成阉党，对东林党人实行血腥镇压，东林党人「累累相接，骈首就诛」。这场党争的悲剧性在于，东林党人以道德理想主义出发，最终却陷入了与对手同样的权力斗争泥沼。他们「知直不知曲，对个人声名之看重甚于国家利益，争意气而不争是非」，这种道德绝对主义反而加剧了政治的分裂与混乱。

香港的民主运动是否也有类似的问题？ 2019年的抗争者以「光复香港，时代革命」为口号，以道德勇气对抗强权。然而，运动内部的「和理非」与「勇武」之争，「不割席」原则下的内部矛盾，以及对「揽炒」策略的分歧，是否也反映了某种道德理想主义的困境？

费振钟指出，东林党人的失败不仅仅是外部条件的恶劣，更在于其自身的弱点。道德主义者的悲喜剧在于，他们将复杂的政治问题简化为道德问题，以道德纯洁性作为政治合法性的唯一标准。这种思维方式在高压政治环境下，必然导致非理性的情绪对立与相互攻讦。

这不是要否定香港民主运动的道德正当性——抵抗威权本身就是最高的道德行为。但东林党争的教训提醒我们：仅有道德理想是不够的，政治抗争需要策略、耐心和对复杂现实的清醒认识。否则，最纯粹的道德理想也可能在现实的残酷中灰飞烟灭。

6.2 沙特的自由与责任

沙特的存在主义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深刻的思考框架。他在《存在与虚无》中提出，人是「被判了自由的刑」，这种自由不仅是权利，更是一种无可逃避的责任。沙特进一步指出，人在每一个选择中都在创造自己的本质，而逃避选择本身也是一种选择 — 一种「自欺」的选择。

对于知识分子而言，这意味着他们在任何处境下都保有选择的能力，同时必须为自己的选择承担全部后果。沉默不是中立，而是一种立场的表态；配合不是无奈，而是一种价值的抉择。那些选择沉默的学者、选择联署的校长、选择配合的教授，都在行使他们的「自由」，但他们也必须为这些选择承担历史的审判。

香港学术界自2020年以来的种种事件，正是这种存在主义困境的具体展现。当中文大学在2021年底决定拆除「民主女神像」时，校方声称是基于「法律风险」的考量，但这种以「被迫」为由的辩解，恰恰是沙特所批判的「自欺」——将责任推卸给外在环境，否认自己的选择自由。同年，岭南大学解雇了批评政府的学者，理由是「合约期满」，这种以技术语言掩盖政治决定的做法，同样是一种存在主义意义上的不真诚。

相比之下，明代东林党人的抉择则展现了另一种存在主义的可能。顾宪成在万历年间被削职后，本可选择归隐田园、明哲保身，但他却选择创建东林书院，以「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为志业。这种选择并非出于对成功的确信，而是出于对知识分子责任的承担。东林党人明知批评朝政将招致灾祸，仍然选择发声，这正是沙特所说的「承担」——在不确定的处境中作出选择，并为选择负责。

费振钟在回顾明代文人时提醒读者，不要把责任简化为个别「奸臣」或「大恶人」，而应看到整个文人群体如何在制度压力与个体欲望的交织之中，被一步步推向堕落。他强调，许多明代文人原本也有用世之志与道德抱负，但在廷杖、党祸与恐怖政治的重压下，他们学会了用道德之口为权力辩护，用清谈风雅逃避现实，用彼此攻讦掩饰自身无力。这样的历史反思，对今天的香港学界具有直视自我的刺痛意义。国安时代的大学教授与高层，并非一夕之间失去良知；相反，他们多数是在「务实」「保守」「中立」等语言包装下，逐步习惯了在权力框架内思考与行动，逐步接受了自我审查与沉默作为「合理选项」，甚至逐步把国安叙事内化为教育使命的一部分。

6.3 无法回避的追问

因此，若沿着《堕落时代》的批判向前推一步，我们必须提出一些难以逃避的追问：

当大学高层以充满政治色彩的国安教育作为新常态，并以教育学与法治话语为之粉饰时，学者是否仍敢承认这是对学术自治的结构性放弃，而不只是形式上的配合？

当少数敢言者被标靶与边缘化，多数人选择沉默与保持距离时，学术共同体是否还有资格自称「知识分子社群」，抑或只是专业技术人员的松散集合？

当「中立」「专业」被用来遮蔽新权力结构的不义时，会不会变成另一种明代道学家式的虚伪——口头上讲原则，实际上配合权力的运作？

当学生在同一校园里一边被国安课程灌输国家安全义务，一边只能在极少数课堂偷学自由与民主的理念，老师是否愿意承认，自己正在参与塑造一种精神分裂的教育经验？

这些问题无法以一句「形势比人强」简单带过。从历史上看，判定一个时代是否「堕落」，并不只是看权力多么压迫，而是看知识分子在压迫之下如何选择。明代之所以被费振钟命名为「堕落时代」，不只是因为皇权残暴，更是因为大多数文人最终选择在恐惧与欲望中自我调适，把谄媚与攻讦当成生活常态，把癖嗜风雅当成精神避难所。国安时代香港的大学和学术界，正在走向一条类似的岔路：一端是困难重重但仍可能存在的批判姿态，另一端是稳妥安全却通向精神麻木的自我驯化。这一代香港学者与大学管理者终将面对历史的追问：当权力要求学术成为国安机器的一部分时，他们选择了什么？他们是试图保留哪怕细小的一点自由空间，还是主动把象牙塔变成国安宣传与监控的高地？

6.4 平行社会的可能

陈健民在访问中提出了「平行社会」的概念：「极权下会出现平行社会，表面说官话，在安全空间却说真心话。1989年东欧、苏联人民成功推倒极权，包含内部和外部因素。」这一概念源自捷克哲学家帕托什卡和作家哈维尔的思想，他们在共产极权下发展出一套「活在真实中」的生存策略。

这种「平行社会」的概念为留守者提供了一种可能性：建立不同于官方话语的网络，文学会、哲学会、读书会、行山会，同道中人聚在一起，表面上是非政治化的休闲活动，却在安全空间保持真心话的流通。这不是伪善，而是一种策略性的生存智慧。

香港学术界已经出现了这种平行社会的萌芽。当大学校园不再安全，学者们开始在私人空间举办读书会；当官方学术期刊充斥着政治正确的论述，地下刊物和网络平台成为思想交流的新场域。 2022年，当多间大学相继取消或改组学生会，学生们转向以兴趣小组的名义延续组织活动。这种「地下化」的趋势，与明末清初的「遗民」现象有着惊人的相似。

明亡之后，大批士人选择不仕新朝，他们以诗社、书院、方志编纂等形式维系着一个精神上的「平行社会」。顾炎武终身不入城市，以游历考察为名，实则联络各地遗民；黄宗羲拒绝清廷征召，在江南讲学著述，其《明夷待访录》以「待访」为名，暗示着对未来的期待。这些遗民并非消极避世，而是以另一种方式延续着知识分子的使命。

然而，我们也必须警惕平行社会可能带来的危险。当学者们习惯于在私人空间说真话、在公共场合说假话，这种分裂可能导致人格的异化。明代的经验告诉我们，这种双重生活最终可能侵蚀知识分子的道德根基。东林党人之所以受到后世敬仰，正是因为他们拒绝这种分裂，坚持在公共空间发出真实的声音。

陈健民在《离散与留下的港人渐行渐远》一文中，提醒离散者不要忽视留港者的「调适型韧性」。他引述研究指出，近八成被访者表示会如实向下一代述说2019的故事，2023年区议会选举投票率只有27%——这些都是「集体不作为」的抵抗形式。

然而，这种「调适型韧性」本身就证明了某种深刻的死亡。如果香港真的如此充满生机，为什么人们需要如此小心翼翼？为什么萤火虫的光「亦是罪」？

6.5 未来的开放性

正如陈健民所说：「所以你怎么会知道香港的未来会怎么样？2019年打压的这么厉害，可能5年、10年之后那些人可能不记得这件事了，因为不会报导、政府也不会讲，可能少了一种恐惧之后，还会再一次跑出来的。所以我觉得未来是开放的，没有那么快可以说这个事情已经结束了，你不知道未来会是怎样。」

这种对未来开放性的信念，与海德格的时间性哲学有着深刻的呼应。海德格认为，人的存在本质上是「向死而生」，正是因为认识到生命的有限性，人才能真正地筹划未来、承担责任。极权统治试图封闭未来，将一切可能性收编为既定的「必然」，但人的存在本质上是开放的、可能的。

明代的历史也印证了这种未来的开放性。崇祯十七年（1644）三月十九日，崇祯帝自缢于煤山，明朝灭亡，这似乎是一个终局。然而，南明政权延续了近二十年，郑成功据守台湾直至1683年，而明遗民的精神抵抗更延续了整整一个世纪。顾炎武在亡国之后写道：「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这句话的深意不在于每个人都必须成为英雄，而在于指出即使在最黑暗的时代，个体仍然保有选择与承担的可能。

当代香港的处境，与明末清初有着结构性的相似。 2020年《国安法》实施，被许多人视为「香港之死」，但历史告诉我们，一个时代的结束往往也是另一个时代的开始。那些被迫离散的学者，正如明末遗民流寓各地；那些留守的知识分子，正如选择在新朝隐居著述的黄宗羲。他们都在用不同的方式，为未来保存着火种。

在我的论述体系中，「香港已死」与「新香港」的萌芽是同一枚硬币的两面。那个我们所熟悉和深爱的「我城」——自由的香港、法治的香港、多元的香港——确实已经不可逆转地消失。但香港精神未死，它正在寻找新的表达形式。

设想一位流亡多年的港人重回今日香港，他会看到无法认同的政治正确，被规训的沉默，被简体字与普通话侵蚀的文化景观。他将成为真正的「异乡人」。这种在「吾家」感受到的「无家」之痛，远比异国漂泊更加刺骨。

知识分子的终极责任，或许正是维护这种未来的开放性。当权力试图垄断历史的解释权，学者的任务是记录真相；当官方话语试图消灭异见，知识分子的使命是保存多元的声音。这不是为了某个特定的政治目标，而是为了人类存在的根本可能——自由地思考、自由地表达、自由地选择自己要成为什么样的人。

结语：在废墟上书写悲哀与希望

《堕落时代》作为一部历史文化散文集，其最大的价值在于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视角来审视明代文人。过去，学界多从思想解放、个性觉醒的角度来肯定晚明文化，而费振钟则大胆地揭示了这一时期文人精神的阴暗面，指出所谓的「狂放」与「觉醒」背后，实际上是生命的贫弱、精神的空虚和道德的堕落。这种批判性的历史反思，对于我们理解明代乃至整个中国知识分子的命运，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费振钟通过对晚明文人历史的考察与描述，向人们提示了一代知识分子在腐朽专制的年代里将面对怎样的历史与可能，发人深省。入世与出世、坚持与妥协之间，知识分子该如何抉择？明代文人的悲剧告诉我们，单纯的道德理想主义无法对抗强大的政治机器，而彻底的犬儒主义又会导致精神的彻底沦丧。如何在夹缝中寻找生存空间，如何在黑暗中保持心灵的光明，这是每一个时代的知识分子都必须面对的永恒课题。

《堕落时代》对明代文人的批判，最后并非停留在道德审判，而是指向一种更深的伦理提醒：知识分子最大的悲剧，不在于身处黑暗，而在于习惯黑暗，甚至为黑暗辩护。国安法下的香港大学，是否会走向同样的结局，取决于这个世代的学者是否仍有能力辨识何为「谄」、何为「讦」、何为「噤声」、何为「自欺式的象牙塔」，并在仍有可能的地方，做出哪怕微弱的拒绝与偏离。若无这样的自觉，那么当未来的人回望此刻，很可能会像我们今天读明代文人一样，毫不留情地把这五年多的香港学界归入另一个「堕落时代」。

《堕落时代》描绘了一个令人窒息的时代，但明代并没有永远延续。清兵入关后，许多晚明文人反而在国破家亡中找到了某种精神的解放——他们不再需要为一个腐败的王朝效力，不再需要在「谄与讦」中挣扎。

香港的未来同样是开放的。当前的窒息不会永远持续，威权的控制总有松动的时刻。问题是：在那一刻到来之前，知识分子应该如何自处？

对于那些选择联署支持国安法的大学校长、选择配合爱国教育的学者、选择沉默旁观的教授，历史终将给出评价。他们或许在当下保住了职位和安全，但他们失去了知识分子最宝贵的东西：独立人格和批判精神。

对于那些选择离开的学者，流亡不是背叛，而是另一种形式的坚持。在安全的地方，他们有责任保存记忆、延续批判、支援留守的同路人。

对于那些选择留下并继续抵抗的人——无论是在法庭上陈词的被告，还是在安全空间说真心话的普通人——他们的坚持让同路人知道自己并不孤单。

费振钟用「谄与讦」来概括明代文人，这两个字同样适用于当代香港的许多知识分子。但历史也告诉我们，即使在最堕落的时代，也总有人保持着知识分子的品格。李卓吾在狱中的抗议、东林党人的坚持、无数无名文人的沉默抵抗——这些都成为了后世的精神资源。

有评论者指出：「单单从这角度看，我看到所谓当代知识分子的寂寞，起码比上不足比下有余了。」这种比较虽然有些黑色幽默，但也道出了一个事实：明代文人的困境虽然极端，但并非绝无仅有。在历史的长河中，知识分子与权力的紧张关系一直存在，只是在不同的时代呈现出不同的形态。

对于当代读者而言，《堕落时代》不仅是一部历史著作，更是一面镜子，映照出知识分子在任何时代都可能面临的困境与选择。正如费振钟在书中所言，明代文人的堕落，根本原因在于政治制度的腐败与专制统治的残暴，但文人自身的软弱、虚荣、急功近利，也难辞其咎。这种对历史与人性的双重反思，使得本书超越了单纯的历史叙事，而具有了深刻的哲学意味。

在这个充满不确定性的时代，重读明代文人的历史，或许能给我们带来一些启示：在黑暗中如何保持良知，在困境中如何坚守理想，在堕落的时代如何不堕落——这是每一代知识分子都必须回答的问题。

香港的知识分子正在书写这个故事的一部分。这个故事的结局，取决于每个人的选择。

作为流亡者，我无法预知自己还能为香港做些什么。但我知道，只要我还能书写，我就有责任记录这个时代的真相——不是为了复仇，而是为了让后人知道，在这个堕落的时代，曾经有人选择了不堕落。

这篇文章，是我作为流亡知识人对故土学术界的哀悼，也是对那些仍在坚持的同路人的致敬。愿我们在不同的角落，以不同的方式，继续为香港保存那一点微弱却不灭的光。

（全文完）

张灿辉
流亡哲学人
2025年12月29日
台湾新北市林口

（因篇幅关系，省略本文注释和参考资料）

（文章仅代表作者的观点和立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