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艾地生

一、“是否归国”作为未完成清算中的思想史命题

在中国当代思想史中，“归国”从来不是一个中性的空间移动问题，而是一个只在“正义尚未完成”条件下才会反复出现的伦理命题。正是因为国家暴力未被清算、责任未被追究、历史未被正式命名，个人的去留才被迫承担了制度本应承担的道德重量。

从六四之后开始，这一命题便贯穿于海外中国知识分子的分化史中：有人选择阶段性回返，有人选择永久流亡；有人将回国理解为策略，有人则将不归视为底线。每一次“回去”，都不仅是个人决定，也都会被体制转化为时间政治的一部分——仿佛只要足够耐心，记忆就会自然风化。

正是在这一思想史背景下，艾未未近期围绕“归国”所呈现出的言行，才构成一个值得严肃对待的公共事件。它并不需要被道德谴责，却必须被历史化地理解。

二、经验自由的极限：艾未未的信仰结构及其历史后果

从思想谱系上看，艾未未并不属于中国自由主义中以宪政、法理与制度责任为核心的传统。他所坚持的，是一种高度个人化、经验导向的自由观：自由首先体现为表达是否可能、个体是否能保持尊严地存在。

这种自由观在极权环境中具有现实冲击力，却也天然存在边界。因为一旦自由被主要理解为“可感知的生存状态”，它就难以承载对历史正义的长期要求。

正是在这一信仰结构下，对抗被理解为一种姿态而非义务，回避被理解为调整而非放弃。归国，在这里并不必然意味着价值反转，而更像是自由逻辑中的一次位置再平衡。

然而，思想史关注的并不仅是动机是否“真诚”，而是这种立场在历史中产生了什么后果。当一位曾以揭露权力著称的公共人物，逐渐将叙述重心从“制度如何运作”转向“我经历了什么”，其结果并非中立：它客观上削弱了未完成清算问题的公共可见度。

这种后果，并不需要主观合谋。只要结构尚在，任何去结构化的叙述，都会自动服务于遗忘。

三、从结构性批判到时间化叙述：一种可被吸纳的反抗

思想史中一个反复出现的现象是：体制并不总是通过压制反对者获胜，而常常通过“等待”来解决问题。

艾未未近年来的言说策略，正体现出一种典型的时间化转向：权力不再被描述为持续运作的压迫结构，而更像是一段已经过去的个人经验。冲突被叙述为历史情境，伤害被转化为记忆资源。

在一个已经完成正义转型的社会中，这种叙述是无害的；但在中国的现实中，它意味着一个危险的等式正在被默认：时间＝和解。

对于仍然无法回国、甚至无法安全叙述自身经历的人而言，这种等式并不存在。对我们来说，后果仍在持续，身份仍被政治化，回去仍然意味着否定自己作为证人的存在。

因此，这种叙述并非只是风格差异，而是一种立场效果：它将仍在延续的制度暴力，重新包装为已经完成的历史。

四、万润南：六四伦理中的责任立场

如果说艾未未代表了一种可调节的自由伦理，那么万润南先生则体现了六四之后逐渐形成的一种责任立场。

万润南并不以激进著称，也并未构建系统理论。他的思想位置，恰恰在于其拒绝将六四问题时间化、私人化或象征化。在他那里，是否回国并非策略判断，而是一个前提性道德问题：只要国家暴力未被清算，回归就不具有正当性。

“至死不归”因此不是姿态，而是一个逻辑完结的结论。它的意义不在于改变现实，而在于拒绝配合遗忘机制。

在思想史中，这种立场往往显得“无用”，却极为稀缺。因为它保存了一条不会被时间自动抹除的界线：正义不是随着年份增加而自然完成的。

五、两条道路的思想史分野：谁在承担未完成的历史

艾未未与万润南之间的差异，最终指向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在正义尚未完成的社会中，谁来承担历史的重量？

经验自由允许个人在不同阶段重新定位自身；责任立场则要求个人持续为历史断裂承担后果。前者更易生存，也更易被体制吸纳；后者代价高昂，却为后来者保留了判断是非的参照点。

对那些被迫进入流亡状态的人而言，这并非抽象讨论。因为我们之所以无法回去，正是由于我们拒绝将未清算的暴力视为“已经过去”。

六、结语：在历史被反复推迟的时代

中国当代思想史的一大特征，是正义被不断推迟，而个人却被反复要求“向前看”。在这种结构中，是否归国便被转化为一种测试：谁愿意用自己的选择，替制度完成时间的工作。

我们当然不能要求所有人都选择不归，但我们必须清楚地区分：哪些选择是在保存历史，哪些选择是在加速遗忘。

艾未未的归国言行，体现了经验自由在极权语境中的极限；而万润南的至死不归，则在思想史层面拒绝了这种极限的合理化。

当历史尚未结束，坚持不归并不意味着拒绝未来，而是拒绝用未来来抵消尚未到来的正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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