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2019年4月15日，我在脸书说：『我知道近几年蔡淑芳一直在流浪，最近又在网上见她说：「今年亦不打算回港。」几年前我说过：「许多人死在天安门广场，却也有人永远活在那里。」她就是一个。 』感慨系之，我就贴了写她的旧文《她从来没有撤离广场》。
七年后，她又出现，已是满头霜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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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维园烛光
1989年8月31日，午夜。
香港水域。龙鼓滩。
「跳下去！」
「……？」
「只能送到这里。你们往前走，走过去就是岸。跳！」
我们三人惊恐地跳下快艇。水没膝盖，是浅水区了。
那快艇在身后吼叫着，急打个弯「嗖」地开走了。
……寂静、海水的反光、四周黑黢黢的礁石。
我们涉水几十步就登岸。沙滩空无一人，那个瘮人啊。
那夜好像没有月光。
突然，前方一束强光射来。
我们在惊悸中，听得那边高声在喊：
「慢慢往这边走过来！」
此时方可定睛看到，前方沙滩上一辆小轿车停着，前灯大亮，直射过来。
走近，见后面两侧车门开着，我们三人鱼贯入座。
那车徐徐开动。大家默然无声。
无声地任沙滩、灰暗的海天，渐渐后退。
也是无声地，车子驶出暗夜，驶出沉睡的郊野；
又驶进街灯迷蒙的城廓，驶进未眠的不夜城；
驶进星闪的霓虹灯光晕中，驶进酣睡的气息中；
我身上的细胞触觉，也在这无声行驶中渐渐苏醒过来；
而大脑依旧是麻木的，只感觉前座有两个人影……。
“黄雀行动”营救了我，二十四年后我写《寂寞的德拉瓦湾》，才第一次写出当年的细节。然而从龙鼓滩上岸那一刻开始，我就视香港人为我的救命恩人，我虽再也不能踏上港岛，但是那里的一盏烛光，永远亮在我心里；那里发生了什么，第一时间便会吸引我的神经。 2016年6月3日，我对当时在上海的台湾中央社记者张淑伶说：
『香港是我的恩人，每年六四在香港维多利亚公园的烛光纪念晚会，是我心中最温馨的烛光。 』
她就香港青年对纪念六四出现歧见而采访我，香港市民支援爱国民主运动联合会（支联会）一如往常举行烛光纪念晚会，但是多所大专院校的学生会今年决定不参加晚会，改为自行在校内举办「六四学运论坛」，讨论香港前途问题，而非大陆民主建设。
我说我完全可以理解，而传递有关六四的记忆，本该是我们这一代知识分子的责任；同时我认为，香港人出现「香港主体性」非常好：
『香港学生想跟中共或中国切割，必须找到有效的议题才能让声音变大，六四成了议题之一，但是这并不表示港青就不支持六四的价值，更不是赞成六四屠杀。所谓香港主体性，在政治诉求上可能是与中共分离或不分离，并不意味一定是「港独」。
两岸三地愈来愈多1990年后出生的年轻人，对六四的认识模糊，情感渐渐淡薄。我觉得，时间是记忆的杀手，不能要求别人一定要知道六四：
但可以靠我们这些依然要纪念它的人，或要求它得到公正解决的人的努力，把记忆传递下去。我们没有想到这会是一辈子的流亡，回不了家，这就是我们的命，中国人的命。每年六四这一天我一定会参加一个纪念活动，这是我对自己的承诺，今年美东时间4日晚上将在中国大陆驻美国大使馆前，全美中国学生自治联合会举办抗议活动，我会参加。 』
我知道有一个人，一直逃不开”六四”、逃不出那个广场。我在龙鼓滩上岸后，负责营救行动的朱耀明牧师，把我藏在一对年轻夫妇的公寓里，女主人也是刚从天安门广场逃回来的，夜夜从梦中哭醒，她叫蔡淑芳，星岛日报记者，她再也回不到往昔的人生，很多年一直在流浪，直到眼下这个四月里，又在网上见她说：今年亦不打算回港。几年前我说过：”许多人死在天安门广场，却也有人永远活在那里。”她就是一个。我们流亡者「失去大地、得到天空」，她却失去了自己往昔的一切：美好与天伦之乐。她囚禁自己，不比狱中的「六四囚犯」有更多自由。她化为每年「六四」维园烛海里的一点烛泪。她陪整个民族受难。
我们被笼罩其下的这个时代，有一个血腥的起点，发生在众目睽睽、光天化日之下，竟然快要被涂抹、消音得干干净净了，于是它更是需要目击者站出来向后人后世提供见证。这种使命，是将我们所有人都要肩担的剧痛和责任，卸落、强加在罕见的承担者身上，而使他们忍受劫后余生。
然而，这也是一种资格，只有稀少的人，有幸具备这种资格。二十年前在纪念碑底下的那个悲壮夜晚，纤瘦的蔡淑芳，溶化在茫茫静坐者的泪光和歌声里，一夜之间死而复生，成了另一个人。她跟广场上的学生们一道，靠电筒光写下自己的遗言：「也许我也要写遗书吧！在这样的一个夜里，我从个人挣扎到国家兴亡的潮流中淹没自己，我相信我这样做是对的。」由此，她获得了这种资格。
「凌晨一时，在广场东南侧不断有信号弹向天安门方向发射，信号弹在人民英雄纪念碑上空闪光，散落…广场上歌声悲壮动人…信号弹发放诡异彩光，制造恐怖的战场气氛。」蔡淑芳就是这样，被定格在一幅她自己亲手书写的史诗里。
她在枪声流弹中奔突、跌倒。她在流血如注的枪伤者前面惊呆。她目睹了清晨四点的「熄灯」，「整个广场漆黑一片」。她在纪念碑的东北面，曾经面对一个持枪的士兵朝她走过来。五点三十分，她在撤离人群中，回头看了天安门最后一眼。许多人死在天安门广场，却也有人永远活在那里。
「她不是软弱。她只有恐惧，恐惧广场上的血白流了，恐惧坦克碾压人群的影像不再震撼。假如「六四」被遗忘，等于再一次枪杀她！她也是一个「天安门母亲」，煎熬岁月二十年，她那被谋杀的孩子，就是中国人的记忆。她的敌人是遗忘。
中共绑架中国，精英整体投降，西方输诚利益。香港女子蔡淑芳的努力，或许只是杯水车薪。但「六四」把她淬砺成一个「革命者」——她已经忘我，她不再是一个私人的蔡淑芳。俗话说，时间改变一切；不屈不挠地跟岁月搏斗，乃是她的回应。
她把自己变成了一座「六四」的活碑。
二、揽炒
“八九”是一个乱世的起点。三十年来香港四次大规模社会运动，起点也在北京屠城：
1989年声援八九民运的150万人大游行；
2019年返送中的200万人”谴责镇压，撤回恶法”大游行；
2019年8月18日170万人”煞停警黑乱港；落实五大诉求”的大型”流水式”集会运动；
2014年9月26日深夜120万人的”雨伞革命”。
然而，”雨伞”又来自”太阳花”。
2014年伊始，傅莉跟我说”今年是个凶年”，我并未在意。未料三月中旬台北爆发”太阳花学运”，学生突袭占领立法院，抵制马英九与北京签署”服贸协议”，两岸冲突迅速从制度差异，递进到生存空间、资源分享、经济分饼等实质领域，我至今记得，当时学生撤离台北立法院后网上一封忠告信，言辞激励哀伤：
这是我们的最后一役，一旦我们输掉了这场战争，我们的下一代、世世代代都不会有翻身的余地，只能重蹈西藏人的命运……聆听香港人的忠告，借镜防火长城下新加坡人的那会，感受新疆人遭受血腥镇压的悲痛，悼念西藏人自焚又自焚的哀歌……这一切都不会发生在我们身上……
我的感受是，六四屠杀二十五周年之际，中国周遭已然蔓延着恐惧，一个扩张型的凶暴制度好像已经无法遏制了，周边小国也只有奋起自保。此刻香港已成前车之鉴，”回归祖国”如陷地狱，港人悔之晚矣，他们”焦土抗战”、”玉石俱焚”的决绝，令人心疼；北京除了再次”屠城”而黔馿技穷；川普则再摇贸易战大棒别无良策。这个文明世界对一个极权的束手无策，从来没有像今天这么难看！
香港再度挑起两个高分贝话语：”开枪”与”革命”，则显示中国这个新崛起、新集权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尚在前现代的框架中，民众和统治者都还面临着艰难的终极选择，前者是要不要”革命”，后者是敢不敢再开枪？却拿香港先做了”试验田”，将这只”金母鸡”置于血火之中，”中国模式”竟止于此，真乃惨不忍睹，而这个体制之中亦无任何理性力量出来纠错，只凭洪水滔天，这是”六四”以来的一种机制，三十年之久！
“揽炒”这句广东话，翻译过来即”毁掉”、”砸碎”，勇武派似以玉石俱焚的姿态，拖垮香港经济跟北京博弈——香港至今是中国与国际资本、市场的主渠道，2017年仍有66.6%的外资经过这里流向大陆，而大陆有57.6%的直接投资进入香港，所以它还是中国独一无二的金融枢纽，无以替代。网上有一文，港视编导蔡锦源写的《反政府抗争新世代的形成》称：”一个打电玩的新世代，正为香港争取时间”：
这些年轻人无需指挥，做哨兵的做哨兵，要传话的传话，分配物资，无需纠察，一人需要，一呼百应。退入太古广场后，有人叫「哮喘药」，由天桥末端传声传到商场内围，不到 10 秒药瓶一个传一个传到需要的人，「有啦」回应又马上传开去。他们成长的养份并不来自奶粉，而是 on-line game，素未谋面的人在虚拟的战场上互相合作，各司岗位，各展所长对付共同敌人。他们已经训练成有种凭直觉而互相有默契的行动能耐。电竞新世代的特质是：不怕输，输一局，反而更强，再来，一个 level 一个 level 打上去，这个 level 打不赢，转个策略再打。他们进退有度，知道几时攻，几时守。那些不在现场的不停在聊天谷传几点几点清场叫人呼吁他们撤退，不明白这班年轻人不需要不懂打 game 的人指指点点。是的，他们也许将对抗威权政府的战场当作 on-line game 来打，你班老鬼用了多年那个争取的方式，可以继续做，但他们自己世代的未来，就让他们用自己方法打吧。
香港抗争的背后，是港人的炼狱生活：七百四十万人中两成生活贫困，全球工时最长，最低薪一小时四点八美元，房价上涨三倍，二十万人住在劏房里，绝望才是人们上街的原因。但是街头抗争总会走向激化，冲击法院，涂抹国徽之举过激，徒然泄愤而已，人称”令多次静默大规模游行白走”。众口称颂的”无领袖无明星无大台”抗争，难道终究是群龙无首？全凭”电报””连登”等社交软件组织行动，崇尚李小龙”水可静静流淌，亦可猛烈冲击，像水一样吧，我的朋友”，”若水”式抗争模式，可谓香港特有传统、本地文化承传，又绝妙之至。
但是，在香港之外观战的人们，却吵得不亦乐乎，在我脸书上的跟帖也不少：
勇武派绑架了香港民众，损害了香港民运的声誉，断送了香港民众和平理性派的成果，断送了香港的前途。我完全支持胡平对香港勇武派的批评。
一边是勇武派(香港民众的强硬派)，另一边是中共暴政。香港民众方面以己之最弱项，以己之不得人心之项，来挑衅中共之最强项。一旦中共实施暴力镇压，则胜败如何，几乎注定。即中共胜算极大，勇武派(香港民众)胜算极小。中共既胜，便更可能一不作二不休，更加控制，更加压迫。而香港民众则很可能从此一蹶不振，更加被控制，更加受压迫。勇武派之为， 令人不敬之，远之，痛心之。
图以暴力凌驾法律规矩道德的是来历不明的武装凶徒，热爱和平自由平等文化智识的是公民社会内的群众。此刻是士可杀，不可辱！
一个谈经济、金融的孤岛，也是一个每年坚持不忘六四的孤岛。每年那一天就这个孤岛的几十万飘摇的烛光照亮全世界。
美国的民众通过习近平政权制造的种种”意外”，已经苏醒过来，这就是一场西方和独裁帝国的决战，如果香港沦陷，难民的人道灾难是任何一个西方国家无法承受的。除此之外，还有环境灾难。
刘青山撰文称，勇武派从一开始攻击和诋毁和理非，在每次大型游行中都带上暴力冲击尾巴。从骑劫和理非到取代和理非，导致大型游行不能继续。其后的堵路、放火、攻击商场、地铁等等的强迫别人罢工，只能在强化其核心支持者的同时令原先参加游行的淡黄退出和失望。
比较专业的，如斯坦福那位”民主运动教授”戴亚门（Larry Diamond）对媒体评估”勇武派”，是”徒然破坏财物的暴力”，是运动纪律崩坏之故，还特别提到八九年天安门学生已经在道德上胜利，却不听赵紫阳的劝说撤走，而导致悲剧，他强调”战略眼光”，看远一点。
未料我见到王丹，他说出别一番揣度：香港这次be water 抗争，就是以各种极端手段逼北京出手，派兵镇压，由此才能扭转香港”九七回归”并关进笼子最终”内地化”的宿命，港人思之极恐，百般设想，以为只能诱使中共犯错，才可引起国际插手，招回中英谈判，为香港另谋一个前途，青年们甚至决意为此献身，已有一批”死士”，而这样的”战略图谋”，最终必会令大部分港人赞同。他分析中共知道出兵后果不会轻易动手，这个界限给出很大空间令港人可玩。这倒是我完全没有想到的，若此，南端弹丸之岛可以玩出惊喜，而辽阔大陆可玩极限，实不可想象也！
“返送中”像一部港片，在网络上无数次地播放，终于播到片尾，硝烟、催泪弹、头盔、尘口罩、倩女靓仔，都渐渐消失，唯有那只《愿荣光归香港》的歌声一响起，我就默默淌泪：
何以 这恐惧 抹不走
何以 为信念 从没退后
何解 血在流 但迈进声 响透
建自由 光辉 香港
在晚星 坠落 彷徨午夜
迷雾里 最远处吹来 号角声
捍自由 来齐集这里 来全力抗对
勇气 智慧 也永不灭……
三、沦陷
最早是2019年11月12日港警攻进中文大学，我在脸书上贴了”香港沦陷：西方领先逆转的信号”一则文字：
香港人三十年前以”黄雀行动”救人，他们是我的救命恩人，可是今日我毫无作为，也无能为力。世界大势如此，个人虽渺小，却依然想做一只鹦鹉，”入水濡羽”，飞洒那香港大火。
警察进攻中文大学，难道不是一个香港沦陷的信号吗？谈香港总谈经济、金融，但是四九后大陆沦陷，台湾也在蒋家军政之下，中国文明不是只剩下香港一个孤岛吗？这个孤岛才有牟宗三、徐复观、钱穆、余英时……。今日西方不救香港，其实也是救不了。黎安友教授就说”美国无力无心救香港”。所以香港是孤军奋战，香港青年是全世界民主社会的”牺牲”。
香港沦陷的那一刻，我手中写着的一本《鬼推磨》正好收笔，此书中我梳理三十年世态跌宕、历史翻转，其中奥秘之一便是中共以”韬光养晦”之计，”全球化”之框架，廉价劳力之优势，利用西方牟利本性榨取它，自己则成功穿越合法性、市场化、互联网三道关隘，实现了”数位化列宁主义”的崛起，西方大梦如鼾；而西方失去”领先”，又在欧洲受福利主义拖累而过早衰落，美国则技术被偷、贸易被骗、领袖被唬，让中共当小孩一样耍了好几任总统，而我终于看到这”西方领先不再”的标志，恰是此刻他们无力来救香港了！
再到4月20日，香港警方拘捕壹传媒集团创办人黎智英等14名泛民人士，中国外交部驻港公署发言人称英方”说三道四”，敦促其”停止干预香港事务”，这用内地的语言形容就很难听，叫着”蹲在你有头上拉屎拉尿”。我在脸书又发一贴：
香港，是一块试金石——习近平要欧美承认其”大国崛起”之霸主地位。美国和川普，始终看不懂。这跟三十年前布什家族和克林顿看不懂邓小平的”韬光养晦”，如出一辙。更早，在去年底警察攻进香港大学，香港就沦陷了，西方无动于衷。如果西方拒绝习，他就毁掉香港，并将这个曾经的”反共前哨”，一变而为”进攻西方”的前哨。至此，大多数人还认为，”香港国安法”出笼，只是要恐吓港人。其实香港是习近平的底线。
这次全球瘟疫，正渐渐被澄清是一场”生物战”——大陆盛传，第一时间前往武汉处理病毒所事件的孙立军，将资料透露给西方而被捕，国际社会正在酝酿索赔中国，而习近平已经悄悄地动员中国人准备应付一场”八国联军”入侵了。此所以国务院在这个时间点，突然批准将永兴岛、永暑礁变成一个南海三沙市，南海备战的意味浓烈。
在这种形势下，香港的战略地位太重要了，虽然解放军也早已进入香港，但是那跟军事占领还差得很远，4月18日大逮捕，就是占领的第一步。中国的军机和军舰，不是也频频进犯台湾吗？这是一样的举动，只不过中国还不可能在台湾进行大逮捕。
香港将被浸入血泊中，往后我们将看到无数的暴行和流血。从去年夏天的”反送中”大游行开始，香港人民已经抗争了一年。这样的人民是不屈服于武力的，尤其”勇武派”的那些孩子们。
但是我很担忧，因为香港人是我的救命恩人，三十年前是香港的”黄雀行动”，将我从中国营救出来的。看到一个坦克碾轧、血光之下的香港，我会很难过。
毛泽东一生没有『统一』中国，邓小平也没有活到『回收香港』，他们更是饮恨台湾。这是中共的一种『领袖情结』，谁都要完成『统一大业』。今天的习近平反而是败相具露，已经退无可退，然而这场东西对决，一定要拿香港玉石俱焚吗？
接下来6月30日”香港国安法”落闸，我再贴”丢掉香港，全球沦陷”：
中国的”香港国安法”，设计成”全球国安法”，难怪他们人大162个常委15分钟通过，敢情中共要当世界警察，可以全世界随意捕人了。习近平拿到香港居然可以借它搞”全球国安法”了，这个念头看上去很 stupid，但那确是他脑子里的东西，世界上多少人知道他有一个”五步支配世界” 计划，或者说还有谁记得习的十九大报告？他三个半小时讲了五件事：2025计划，使中国在21世纪里统治全球的制造业；一带一路；5G网络；金融技术；人民币替换美元的储备货币地位。
拿到香港，把它变成”进攻西方”的前哨，它是一个历史悠久的自由港，进口概不收税；港口发达，运输先进，通往各国航线极多，转运速度快；港商精通转口业务，与世界各地交往频繁，通晓各国语言、法律、惯例；香港参加了许多国际条约和协定组织，享受低关税和配额，等等，大陆没有一座城市具备这样的转口功能，那么当中国向外扩张、输出产业、技术、货币、劳力等等，不是首先得有一个金融枢纽和自由港，才可能做其他一切吗？
四、黄雀行动
八月五日，法广主持人艾米就中美关系的剧烈转折对我做了一个采访，详细内容我放在第六章里，但是访谈中她问起我跟香港的关系，我说了一段刻骨铭心的话：
法广：您当年六四后被通缉被迫逃到国外时受到香港”黄雀行动”的帮助，而看到香港目前的情况，一定也感触颇深？
苏晓康：是的。 “占中”一开始我就非常关注，”占中”的一个主要人物朱耀明牧师，就是我的救命恩人，是他把我从国内救了出来，送到了法国。之后很多年，我不能去香港看他，而他去年开始到国外，也到我家来看我。朱牧师和参与”黄雀行动”的人，当时是用香港人募捐的钱来救我们的，因为这个行动中用了很多不同的力量，包括走私和黑社会，那都是要付钱的，我们这些人都是付了很多钱才救出来的。所以，朱牧师他们还要向捐钱的香港老百姓有个交代，要知道这些当年被救的人生活如何、有没有困难、将来怎么办……他就从欧洲到美国把救出来的人看了一遍，他还说：”我们救了你们出来，希望可以送你们回去。虽然现在做不到，但希望发起一个’回家运动'”……。
前段时间，港警要抓朱牧师，他和别人还不一样，他有这个”黄雀行动”的案子在共产党手里，所以我非常担心他如果进去了会被搞死，因此告诉他不要去坐牢，但他不害怕，现在人还在香港，并不逃跑。
另一个最让人感动的人就是黎智英，他也不走，等着警察来抓。
这些人就是香港人的骨气。
香港这个弹丸之地，七百万人跟这样一个野蛮强大的政权抗争，西方却不支持也不救香港，香港人等于是在孤军奋战，最后就是那些孩子们站出来……有多少孩子被打死，西方都不管，这让我非常愤怒，但我们也没有办法，世界现在就成了这样……
2017年夏，朱耀明牧师率一支摄影队到我家中采访，他说当年营救行动的经费，是由香港人自愿捐赠的，时间过去三十年了，”黄雀行动”可以告终，然而按照我们香港人做事的原则，支联会必须将被营救者的境况做最后的记录，以存留一份资料向香港人民交代。支联会秘书冯爱玲二月间便开始联络散居欧美的诸人安排这次采访。
2012年初我曾有台湾行十日，是去观选，恰逢朱牧师也来了，他约我到紫藤庐见面，乃是我们二十年来第一次再相逢，以至拥抱唏嘘，朱牧师是个俊美长身的广东男子，他第一次宣布他要动手整理”黄雀行动”历史，原来此前香港记协主席麦燕庭曾在电邮里透露要在台湾谈一事的背景在此。
事后我自然看不到朱牧师的”史作”，而除了朱牧师和营救我的几位黄雀成员，我对整个行动一派迷蒙，也不相信外界的众多传说，但是最近读到一篇报道，感觉文字间有某种我熟悉的味道，况且其中也提到我，即《众新闻》二〇一九年六月四日发表的《黄雀行动港英角色曝光，暗助地下通道运作救400人》，我不妨采用其中的说法：
黄雀行动，是香港一段很珍贵的本土历史，体现了危难时人性的光辉和道德勇气，包括一批无名英雄。当中，港英政府的角色尤为关键。有人肯定地说：「如果没有港英政府，没可能有地下通道的出现，不可能救约400人。」
六四屠城后，中共通缉民运人士，学生和民众要逃亡，身上有的是民运期间搜集得的香港记者、学生、文化界人士卡片，他们决定要走，便打电话给这班香港人救命。 1989年5月27日曾举办民主歌声献中华、向民运捐款的演艺界人士，在六四后首个星期，开始接到求助。演艺界于是想做点事，将民运人士送到香港中转站，再将他们转往西方国家定居，于是集合力量兵分两路：由江湖人士开通内地赴港的地下通道、由政界及支联会找港英政府及外国领事。
我的情形特殊，因早有警觉，知道劝不成学生撤离广场，我们这些被指为”长胡子”的人会坐牢的，所以在五月间我就离开北京藏匿起来，警察找不到我，而我也是在辗转逃亡中获知本人已被列为国家通缉犯，至今还记得躲在一间门窗皆被蒙住的居室中，我看到从到外面递进来的一张纸条，上书七个人的姓名，我列在第五位，即后来世间所称”被通缉的七名知识分子”。我怎么可能”拿着香港人的名片打电话去求助”？
在血腥味浓的政权中救人，可不是话救就救，首先得找在内地有生意、人脉关系和地位的江湖大佬搭路，利用走私船只，如运货一样将人运到香港。运人的方法，例如有中间人说，民运人士A在某个省市，江湖大佬手下知悉后，会通过中间人叫A去某一处，跟某人接洽。某人接了A之后，会把他收在一个安全地方，之后等船期，交船家送来港，通常在屯门、柴湾、西湾河等码头上岸，在港的黄雀成员会去码头接A。
我的逃亡，没有计划、没有团体、没有安排，最初我一个人像只没头苍蝇胡乱躲藏，而公安部在全国撒下大网搜捕我，据说他们追踪到我人生所有社会关系的终端，包括我从未去过的祖籍成都，我的那些叔叔姑姑们对警察说”连我们都从来没见过他”，所以可能我的乱逃之法反而”漏网”几率极高。不过，据说出来营救我的人也颇多，但是他们也找不到我，他们去找傅莉，她是一脸无奈。后来我极偶然撞上了营救者中的一位，也许是命中注定，因为他居然跟我同年同月同日生，不过这个人也是一只没头苍蝇，领我大江南北乱窜，末了把我一个人扔到海南岛的海滩上去了。
我们俩最终还是去了广州，而我听说香港有个营救计划也在满世界找我，最后通过几道中间环节的辗转，终于接上了头，要我去南端的虎门镇，就是当年林则徐烧鸦片的那个地方。我就是在那里的一个风高月黑的深夜，上了快艇。
法国是最先愿意接收民运人士的国家， 美国在屠城后，最初说只会收出名的人，谈不下去，于是黄雀成员便找法国驻港副总领事梦飞龙倾谈，开出道路。法国更协助做证件：一张出境用的是假名，港英政府应该知道，容许那人出境；另一张证件用真名，入境法国时用。周日来港被拒入境的封从德，当年他和柴玲随一位叫阿洪的无名英雄，来到香港之后联络支联会，留了一天之后逃亡到法国。
1989年9月13日下午，我稍事化装后，被人径直领上停在香港启德机场的一架法航波音747，飞往巴黎。就在我去机场的途中，香港各媒体均援引一则美联社消息”苏晓康逃离大陆”。那确是自我8月31日凌晨抵港后严厉禁止同外界联络的十三天里接受的唯一采访，还是在电话上。汤姆是我在北京就认识的一个美国小伙子，美联社记者，他同我家人也很熟，因此一听到他的声音我就控制不住了。我同他只有几分钟的寥寥数语，后来我从许多报纸上都读到了﹕
“过去一百天我一直生活在恐惧中。我的许多朋友已遭逮捕。自从大屠杀以来我没有见到过我的妻子和小儿子。我一直承受很大的压力。”
援引汤姆的报导还有以下我说的这些话﹕
“公安人员询问每一个我认得的人，搜查每一个我到过的住家和工作单位。他们在全大陆追捕我……我得到很多很多人的帮助，他们的情势都很危急，可以说每天都在惊悸中渡过。”
这些话，我都不记得了。但都是事实。
六四后，经香港出去的民运人士，总数大约有400人。
司徒华曾说，黄雀行动之名来自曹植的诗《野田黄雀行》：一只黄雀，被人捉去，但一个少年救了它，最后两句是「拔剑捎罗网，黄雀得飞飞，飞飞摩苍天，来下谢少年」。
五、香港：中共和全世界过不去
中共在香港实施国安法已使美国认识到香港的一国两制是名存实亡了。
中共彻底破坏香港的一国两制也影响了美国对台政策的重新评估，因为虚幻的承诺不再后，对台政策的一块基石也就不存在。
特朗普政府最大的贡献是不再将中国当成外交关系的一张牌，而且改变了尼克松政府以来的”求同存异”的政策。
美国国务卿蓬佩奥的首席中国政策规划顾问余茂春，十一月十二日在接受自由亚洲电台中文部记者曹郁芬专访时如此诠释北京毁灭香港的涵义。由于中共的强烈抨击使余茂春在对华决策圈的知名度大增。
这次专访超过三十分钟，第一次明确将台湾和香港置于”自由世界”体系之中、两者唇齿相依而加以表述，内容不仅涉及中共在习体制下出现”制度性崩坏”的政治学观察，也可视为美方对中美关系崩解的权威性性解释，或可归纳成以下几个要点：
第一、 中共背弃《中英联合声明》，是背弃了对全世界的承诺。因为中共把《中英联合声明》拿到联合国去备案，她在香港问题上向全世界做了保证，也导致美国在香港有很多重要利益和原则性问题要坚守。香港不单纯是美中两国的角力点，香港问题反应的是中国和整个世界之间的对立；
第二、美中面临的挑战，跟冷战时代美苏的挑战不一样，现在的中国在大力加强摊牌性军事力量的同时，更主要是在现存国际体制内的框架上进行逐步的渗透，控制经济和技术层面上的关键部门来达到全世界对它的依赖，这是更加有内在实力的，对付起来更困难；
第三、因为人权、信息控制或大外宣等，都不是在中美两国根本的政策框架下能顺利讨论，所以现在我们放弃尼克松以来所谓的”求同存异”，要以普世的自由民主的价值观和美国内在制度的竞争优势，来阻止中国的统治模式与主导权；
第四、不管未来美国谁当政，都会以保护台湾的民主为施政重点，因为台湾在世界的地位非常正面，台湾经验不可小看，把一个威权统治的国家变成一个多元化、非常有忍容力的地方，成为所有华人社区的骄傲，证明在一个拥有悠久文化传统的华人社区里，民主和传统并不是对立的；
第五、特朗普政府的贡献是革命性的，如对全球安全议题做了调整和分配，明确中国共产党对全世界的威胁是头号的、最主要的，把中国当成美国对外关系的头等大事，这是特朗普政府在外交政策上最大的贡献，即把中共当成头号战略竞争者；
第六、中国的对美政策比较僵化，仍然维持冷战思维，它的基本政策、理念和框架，几乎全是马克思和列宁主义的基本想法，充满”斗争”的提法都是列宁主义的说法，在大政方针上，它有一种非常强烈的阴谋感，反应中共领导班子对美国的战略意图不了解，或者了解但根本不相信；
第七、界定种族灭绝有一个国际标准，凡是以种族、宗教或不同社会团体而来对整个团体进行镇压，都可以列在种族灭绝的范围之下，因为他采取的政策是一刀切，是全方位的，不论大人小孩或信仰层级差异，都当成镇压对象。美国根据这个标准看待中共在新疆的行为和政策。
附：
支联会｜两辩方证人称为悼念而出席晚会 官称知道支联会成立原因
撰文： 安梓宁
出版：2026-03-30
支联会涉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案今（30日）续审，邹幸彤传召两名证人作供，包括一名当年在北京采访的女记者作供，她忆述当晚在北京采访的情况，即使她已转业并已离港，但至今心中的伤口仍然存在，故她会参加六四晚会。另一名家庭主妇则称，她认为支联会的纲领，并无指定要那一个党结束，她去晚会只是为了悼念在天安门死去的人。法官称他知道支联会是因为六四事件而成立。
邹传召当年到北京采访的记者作供
邹幸彤的第一名证人蔡淑芳，现年66岁，她在1989年在《星岛日报》任职记者。蔡称1989年4月被派驻北京采访五四运动专题，逗留至六四采访完毕，成为最后一名离开天安门广场的见证者。
辩方证人岑丽芳称认为支联会的纲领并无指明要那一个党结束。
蔡提及当时北京的情况
蔡称她当时有采访去游行的大学生，得知学生成立了自治联合会和对话代表团。蔡形容当时形势”OK慨”，学生与政府之间一直有沟通，并无动乱。游行学生除了高举争取民主的旗帜，也要求新闻自由、反官倒、反贪腐，想与政府对话。法官质疑，为何要谈及证人在北京的见闻？邹表示那是支联会成立的基础。法官反驳已知道支联会是因为六四事件成立。
蔡称事件对她造成伤害
邹转而问蔡在6月5日回港后的事。蔡称六四屠城对她造成伤害，蔡称：”我冒险离开咗北京……渠哋话俾我哋听要返嚟将真相讲返出嚟，所以我哋返嚟慨时候唔想停止去报道，我要讲番渠点样开枪杀人后，令到我哋咁难受。”蔡承认她之后曾撰写”本报记者目击实录——天安门广场最恐怖之夜”。
回港后到支联会做义工
蔡称，她返港后成为支联会义工，协助搜集资料日后编印，亦协助安顿逃亡到香港的民运人士。她亦将在北京学生签名的T恤和六四当日的录音带交给支联会。
蔡称伤口仍然喺度
蔡称她在1990年转行，2018年离港，翌年回港为六四30周年录制六四故事影片。被问为何仍会参加六四晚会，蔡声线微颤称：”因为个伤口仲喺度啰，个创伤仲喺度啊。”
主妇称去晚会只为悼念死去的人
69岁家庭主妇岑丽芳其后作供，她称由第一届六四晚会已开始出席，直到2019年，她只缺席过2次。她认同支联会的纲领，认为若要建设民主中国，应该要先做到平反八九民运、释放民运人士、追究屠城责任和结束一党专政。她认为”结束一党专政”并没有指明某个政党，民主社会有自由，不一定讲明要那个党要结束。法官问岑，会不会为了纲领的目标而去做什么，岑说她只是家庭主妇，她去晚会只是为了悼念在天安门死去的人。
3名受审被告：支联会(已解散)、李卓人（68岁）和邹幸彤（40岁），被控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案发于2020年7月1日至2021年9月8日期间。
案件编号：HCCC155/2022
作者脸书 2026-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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