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白毛女」被周扬编织成中共最具威力的阶级斗争叙事，他自己后来在文革中死去活来；而「文革旗手」又把「白毛女」编织成芭蕾舞，据说至今还在西方的舞台上，成为「左派」经典，所以躲进山洞的「白毛仙姑」］，与文革中不可一世的江青，这两位「女性」在共产党话语中，其实有某种神秘关系，却是很少有人发现的，从延安到北京，江青成为「女皇」，可是女性主义并未因为共产党执政而叫妇女「翻身」，恐怕才是「白毛女」经典的本质。 】
沙滩大院令我回味的还有一处，是“孑民堂”。这“孑民堂”，全院小孩都会叫，但是我估计大多数人并不认识那个“孑”字，也不知道“孑民”何许人也。据说1947年的北大为纪念蔡元培先生，将一个三进院落改称“孑民纪念堂”，院内雕梁画栋。 1955年修建中宣部办公大楼时，拆除了“孑民堂”的许多附属建筑，留了一个西院，作副部长钱俊瑞府邸，后来副部长姚溱迁入，文革中称“红心院”，为军宣队办公所在地。
“孑民堂”平时也用来放电影、开舞会和节日娱乐活动，暑假期间则开设为“学生俱乐部”——暑期阅览及游艺室，我在那里读完了法国科幻大师儒勒•凡尔纳的全部译作，从《海底两万里》到《神秘岛》。有一天，我又兴冲冲赶去，却见大门紧锁，还装了一个门铃，我疑惑地按了一阵，大门“吱”地一开，兀见一方脸汉子出来，头上戴着很考究的一顶苏式皮帽，一看就是个大官，吼道：“去！小孩儿。”我吓得转身就跑。事后问同院孩子是怎么回事，“嗨，你怎么不知道？那儿住的是——周扬﹗”
一、「变人变鬼」的两种社会
老实说，我那时真连周扬是谁也不清楚，只隐约觉得这个名字有些耳熟，好象是老被鲁迅骂的一个人，压根儿不知道他是一个副部长，文艺界的总管。他能住进“孑民堂”，足见当时之权势。不过，周扬权倾一时也是有资本的。自文艺上出现“延安时代”以来，没有人比他更有生杀予夺的能耐，陷胡风﹑扫右派，连丁玲的命运都被他玩于掌股之上；而且，他为中共铸锻出一支精良的文艺队伍，在文学艺术的一切领域里“缔造”一整套造反神话，包括毛泽东这个“大救星”，取代和剥夺中国人的想象空间。中共这个武装暴力集团若缺了周扬这等角色的辅助，断不会如此出色。
周扬的“文艺神话”，起始于延安的一部歌剧《白毛女》。 1945年春时任鲁迅艺术学院院长的周扬，听到从晋察冀边区来的作家，谈起当地流传一个白毛仙姑的传说故事，周扬敏锐地抓住它，说一个女人被迫在深山生活两三年，白了头发，很有浪漫色彩，写成一出歌剧不是很好么？于是他组织一批作家、诗人、作曲家进行创作，向他们提炼出一个主题：“旧社会把人变成鬼，新社会把鬼变成人”。这出戏在中央党校礼堂首演时，毛泽东、周恩来皆去观看，据说把毛泽东感动哭了，周恩来并夸奖这出戏“走到了时间的前面”，提前将“民族矛盾”升级到“阶级矛盾”，因为抗日战争即将结束，与国民党争夺江山就要开打。文评家孟悦在《女性表象与民族精神》一文中，精彩地分析了阶级意识改造一个民间故事的偷换路径：
喜儿与黄世仁之间强暴与被强暴的性别压迫事实一旦被抽空，便只剩下压迫被压迫的关系式——刚巧符合我们关于“阶级”概念的简单化理解……随着喜儿“身体”标记的完全消亡，她的性别处境已被抹却，痕迹不剩，但留下的那个空位，却被名之为“阶级”。一个不再有身体的“受压迫的女人”就这样在被剥除了性别标记之后，变成了“受压迫阶级”的代表。当革命来临，喜儿的形象出现在斗地主大会上时，一个没有形体的、不在场地“被压迫阶级”终于借助她而有血有肉地出现。 《白毛女》的叙事设计就这样完成了一个意识形态诡计，即以一个传统性别角色模式中的人物功能、以性别个体之间的对立关系，承载了“阶级”关系和等级，以喜儿被压迫的女性表象填充、支撑了与地主殊死对立的“贫苦农民”，或曰，以等级底层的“性别”表象填充并支撑了“被压迫阶级”。可以说，若不是靠抹煞身体与性别，与喜儿的性别化作一个空洞的位置，则党的权威和位置及整个“阶级斗争”的政治象征秩序，都将无可附着。
按照法兰克福学派，或如今大陆上叫作“新左派文学史叙事”的解读，话语改造最标准的做法，不是剥夺而是以偷换的方式，把每一个“自我”摘除掉，代之以革命“经典”所供应给你的“标准件”：在人们的想象和表达的对象化为空洞之处，代入超越性的、抽象的、抹平一切差异的意识形态话语。周扬挂帅的这支文艺队伍，缔造了一个语言的暴力体系，创作了一批“经典”，借助一切传播的手段，进入大众想象/表意系统、情感宣泄方式等等浅意识无意识领域，这样的“经典”或“本文”，最初只是一两首民歌改编的小调，如《东方红》，取自一首山西小调的旋律，将歌词全部偷换掉；后来就洋洋大观，出产了大陆上曾经妇孺皆知的《白毛女》(从民间传说到话剧、电影、芭蕾舞)、《洪湖赤卫队》、《红岩》(都是从小说到电影、流行歌曲)、《收租院》(从大型群雕到纪录影片、博物馆)等等，以及整个庞大的、有大师级人物(如老舍、茅盾、郭沫若)作为支柱的具有强烈感染性侵蚀性的所谓“革命文学”。当年法兰克福学派所分析的“权威国家”象制造工业一样制造“文化”，以及“晚期资本主义的国家”在一切生活领域里的干预，比起中国的这种话语改造运动来，真是小巫见大巫了。
周扬他们不仅编造“造反神话”，还制造“新人”谱系，创造性地将中国传统的“圣人”制造术接榫进来(这主要发生在刘少奇主政的温和时期)，“史前”打天下的英雄谱系，如抗战之张思德、白求恩，内战之董存瑞，韩战之黄继光、邱少云，被一个全新的“建设年代”的平民化的英雄谱系所取代：向秀丽(一个烧伤的女工)、刘文学(农村小学生)、雷锋(普通战士)、焦裕禄(县委书记)、王进喜(产业工人)、陈永贵(农民)、时传祥(城市清洁工)、邢燕子(下乡知青)等等，完备到了几乎为这个话语系统中“正当”身分和各行各业都制造了对应的一个模型；由于知识分子身分的嗳昧性，他们的模型是要到邓小平时代才被“扶正”，于是后来又在这个谱系上接续了诸如钱学森(科学家)、张海迪(伤残青年)、李燕杰(教授)、曲啸(被冤枉的干部)等等近乎被人调侃的“英雄”。
可是很奇怪，毛泽东对周扬却又特别心狠，周扬住进“孑民堂”的时候，已经离灭顶之灾不远了。 “文革”中北京挨斗最凶的要数沙滩中宣部的头头们，陆定一﹑周扬首当其冲，死去活来，脱了几层皮，可他俩居然都活了下来，又成为中共领导人里仅有的两个彻底反省者，周扬晚年反对再整知识分子，成为“自由化”的总后台，他更是对邓小平也忤逆不避，至死不再检讨，盖棺之际极有风骨，令人刮目相看。不过也奇怪的是，中共至今最左的棍子们，仍是陆﹑周当年手下的一帮，如邓力群﹑贺敬之之流。我始终想不通其中缘故。
二、两个顶级女人
江青和王光美，两个民国女学生，四九后皆成为「领袖夫人」，却因夫君之间的恶斗而成仇，吊诡的是，「女皇」反而上吊自尽，「国家主席夫人」曾经斑斑凌辱，活下来之后，竭尽韬光养晦之能事，宽容宴、泯恩仇，难道是民国教育恩泽于她的？或者说，枭雄既坑了天下人，自己的老婆也跑不掉，而「叛徒工贼」死得飞灰烟灭，倒是积德于妻儿？中国政治还在中世纪，这两个顶级女人的遭遇就是证明。
老少咸宜的《北京晚报》，1963年8月2日突然刊文介绍学术刊物《历史研究》第四期上，一个名不见经传的戚本禹称《忠王李秀成自述》是“叛徒的自白书”，挑战了史学界的传统观点。我虽然只是一个中学生，却已经在家中的《历史研究》上读到戚文，却比较赞成罗尔纲，即戚本禹的对立面，觉得被俘的天平天国李秀成的确是在跟曾国藩搞“苦肉计”。然而我怎会知道，这场关于“忠叛”的文字之争，背后有巨大的政治阴谋，跟姚文元批《海瑞罢官》如出一辙，正是“文革”的两场前哨战，所以这一类文字讨伐所挑起的，才叫“文化大革命”。
我大概受父亲影响，从小喜欢乱翻历史书，当时莫名其妙地关注这场史学诉讼，一开始着迷的，是《李秀成自述》稿本的神秘性，全文应该五万余字，却只剩二万七千余字，曾国藩亲自删改原稿，并撕毁原稿第74页以后的内容，命人抄写送军机处，名为《李秀成亲供》，原稿则藏于湖南湘乡老家。明清史大家孟森的北大讲稿《清代史》说：
『当时随折奏报之《李秀成》亲供，相传已为曾国藩删削，今真本尚在曾氏后人手，未肯问世。或其中有劝国藩勿忘种族之见，乘清之无能为，为汉族谋光覆耶？闻亲供原稿尚存之说什确……，』
1936年孟森为北京大学影印曾国藩刻本《李秀成供》作序，再谈这个说法。 1944年吕集义在湖南湘乡曾国藩后人家中，见到原稿，拍下十五张照片，而研究太平天国的史学家罗尔纲依据这个蓝本，作《忠王李秀成自传原稿笺证》，继续沿着孟森的思路，论证李秀成诱劝曾国藩取清廷而代之。我觉得这事也很简单，曾国藩不把这个俘虏的《自供》上缴朝廷，自然是因为原稿有不可告人之处，觉得对他不利才如此。戚本禹横空里杀出来说李秀成“变节”，哪儿跟哪儿嘛，纯粹是瞎搅和。
然而学界的争论，是家常便饭，怎么会惊动中宣部，连我这个住在沙滩大院里的小孩子也觉得奇怪——九月份中宣部副部长周扬主持了一个批判戚本禹观点的会议，史学界的大佬、名流如侯外庐、翦伯赞、尹达、吴晗、刘大年等，和宣传官僚大阵仗出席，摆出一副权威、正统的架势，周扬说：“这个不全是学术问题，而是带有政治性的问题，应当提交中央宣传部讨论，开部务会议，还应当请中央考虑。”听这口气，就知道这位文艺界总管的厉害，然而连学术界也是由他管着的，是这次才知道的，而且他开会还得到总理周恩来批准，敢情他们也是“政治第一”的，后来文革里批判“学术权威”，就是他们这号人，所以我多少觉得有点活该。
究竟这个戚本禹是从哪里冒出来的？原来中南海里有一个“政治秘书室”，是专门为毛泽东处理文书业务的，成员都是一些老红军、老八路，文化程度低，据说胡乔木曾经向毛泽东建议找一些大学教授来，遭到拒绝，因为毛只看重忠诚。 1950年“政秘室”从中央劳动大学选了三个毕业生，其中有个从上海来的山东威海人，初中文化程度，名叫戚本禹。毛泽东有个习惯，每天让秘书摘录报纸要点，再读给他听，这就是戚本禹的工作，同时他还负责管理毛的书籍，有一次他偶然发现毛的阅读书目中，有那本吕集义编辑的《李秀成自述》，就读起来，又去读罗尔纲的《笺证》，心里很不服气，觉得这个忠王李秀成明明就是一个叛徒嘛，于是他写出《评李秀成自述》一文投给《历史研究》。掀起一场轩然大波之后，到第二年春天，忽然江青派人找他，找了三次才把他叫到家里。戚本禹回忆道：
『第三次江青的秘书沉同打电话找到了我。他让我在我当时办公的居仁堂的走廊上等他，随后他就带我去了江青家里。见面之后，江背对我说，她从《历史研究》看到我的文章，觉得好，就把文章连同《北京晚报》的报道，和《光明日报》的内部动态一起送给了主席。主席看了你的文章就叫我和秘书找资料，主席看了很多有关太平天国的书呢。江青拿出一本蓝色封皮的线装书对我说：最重要的是这本。这是台湾新近出版的《李秀成供状》，白纸黑字呀。这是上海市委宣传部张春桥他们从香港进口的，毛主席仔细看了，还在书中夹了条子。毛主席说你弄不到这本书，叫我把这本书送给你，叫你继续研究，继续写文章。她还告诉我，主席说了，别企望用一篇文章改变人家研究了一辈子的观点。接着江青说：主席终于对李秀成问题表态了，他批了十六个字：“白纸黑字，铁证如山；忠王不终，不足为训。”接着她说：这可不是个简单的表态呀，这是大是大非呀，是一场牵涉面很大的原则斗争啊！国内外的修正主义者，都是反马克思主义的革命叛徒呀！ 』
文中提到的“蓝色封皮线装书”，这事发生在1962年，曾国藩曾孙、台湾东海大学第一任校长曾约农，在台湾世界书局把《李秀成亲供手迹》影印公布于世，每份售价两百四十元，内容较刻本多九千多字，为三万三千三百多字，全书没有结尾。曾约农将原稿捐赠国立故宫博物院，题名为《李秀成亲笔供词》，大陆则称为《李秀成自述原稿》。这本书居然是上海的张春桥进口来送给毛泽东的，这个细节透露，早在1964年“四人帮”里的张春桥已经很贴近毛了；当然，江青主动找戚本禹，也显示这个婆娘对文化学术界的咄咄逼人，以及她的盛气凌人——“背对”着戚本禹传达毛的旨意。
毛泽东为什么对“李秀成”忠叛争辩感兴趣？这涉及到一个重大党内旧案，即所谓“华北六十一人自首叛党集团”。 1936年时任中共华北局书记刘少奇，为了抗日战争的需要，指示关押在北平军人反省院的61名中共干部履行“自首”手续保释出狱，此决定由延安的中共中央总书记张闻天批准，61人包括刘澜涛、薄一波、安子文等。谁知1966年康生写信给毛泽东，重提此案，说刘少奇当年的这个决定是“一个反共的决定”，很明显他是在给毛出主意，如何发动文革打倒刘少奇。毛泽东恰在此时看到戚本禹的文章，乐得“古为今用”一下，借学界“忠王李秀成”的忠叛之争，明确向天下释放一个他要“抓叛徒”的信息。后来文革爆起，以及蔓延全国的“抓叛徒”风潮，冤死无数性命，其端倪皆始于此。那批当年“自首”的人，一个也没逃脱“叛徒”的归宿，刘少奇则最惨，带着“叛徒、内奸、工贼”的帽子被活活整死。
刘少奇死在开封。文革末期我在河南当记者时就听到过一个阴森的传闻，1970年岁尾，从开封一家戒备森严的旧银行抬出一具尸体，称“一个烈性传染病患者”，运往东郊火葬场火化了。 1987年拍摄《河殇》之际，我就建议导演夏骏，说假如我们能找到那个旧银行，在刘少奇罹难处拍几个镜头，这部片子就“无以替代”了，我们也可以真实体验一下什么叫专制主义。从后来中国的演变来看，夏骏这次若不抓拍，“刘少奇罹难处”就永远湮没了。那是我们这次拍外景中最传奇的一幕，我在《龙年的悲怆》中有详细的一笔：
极巧，当我们在开封市政府的会议室里听崔市长介绍完开封情况后提出这个要求时，他沉吟片刻，说：
“好吧。少奇同志去世的地方，就在这间会议室的隔壁。”
摄影师曹志明扛起机器、剧务黄敏举着点钨灯，我们鱼贯走进那座旧银行的天井。此刻已是深夜。我抬头看看四周壁立的黑黢黢的高墙，觉得人像站在井底，有一种插翅难逃的感觉。
刘少奇被囚禁的房间，在西房的左手里。迎门挂着他的遗像。屋内还保存着当年的旧物：一个写字台和一张单人床，床上的枕头据说是他从北京随身带来的。就在这张床前，不知为什么，我没有竭力去想象当年他躺在这里是一种何样的痛苦状（据说他的白发有一尺长，嘴和鼻子已经变形，下颌一片淤血），却想起了延安枣园山坡下他的那间窑洞来。那里好像也是摆着一个写字台和一张床。只是那里有一股圣洁而崇高的意味，这里却弥散着压抑和恐怖。
这个悲剧，可谓一个坏制度的极致。我后来在解说词里写了这么一句：“当法律不能保护一个普通公民的时候，它最终也保护不了一个共和国主席。”然而，后来发生的一切证明，刘少奇承受的这场苦难，是彻底枉然了。缘于中共不肯“非毛化”，刘少奇遗孀王光美，2004年居然亲自摆“宽容宴”，跟毛泽东后人“一笑泯恩仇”——为了换取儿子刘源的仕途，她可以借助中国习俗里最垃圾的“人情”伎俩，去配合中央继续宠毛的既定方针；几年后刘源又亲自授衔晋升毛的孙子为少将。他们母子做的都不是“私人行为”，而是具有社会示范效应的重大政治举动。然而历史的记录是白纸黑字——“骨灰寄存证”。骨灰编号：一二三；申请寄存人姓名：刘源；现住址：××××部队；与亡人关系：父子；死亡人姓名：刘卫黄；年龄：七十一；性别：男；职业：无业；死因：病死。
不过在六十年代初，戚本禹“一炮当红”，康生要他去设在钓鱼台的“反修九评”写作班子，但是《红旗》副总编辑邓力群也找他谈话，他说不想去《红旗》，邓一扳面孔：“这个事是给主席打的报告，主席批了，没得商量了。”原来《红旗》杂志总编辑陈伯达抢先向毛泽东提出调戚。
沙滩大院一九六四年那时，大家都到机关食堂吃饭，各家凑一桌，我记得常看到有一个瘦高的中年男人，总是谁也不搭理，孤伶伶独自吃饭，偶尔凑到我家这桌来，也是傲慢地朝我爸点个头，闷声吃他的。后来听爸同妈妈私下说，此人即正当红的戚本禹。
三、电影处长
陈冠中的新小说《北京零公里》，有不少奇特的虚构，显示他卓越的想象力，如一个“六四屠杀”中被打死的13岁少年在地下“哪咤城”；1963年毛泽东陪江青在中南海看好莱坞电影《科学怪人的新娘》，萌生了死而复生的念头，打算保存自己大脑等。我在『西斋深巷』中，写中宣部到文革中成了“阎王殿”，也写了一节江青。
沙滩大院这么个“阎王殿”，里面几乎都是“牛鬼蛇神”，运动中互相揭发贴大字报，却也出现很特别的一张，题名《阎王殿将校以上排队》，作者是自称“牛头马面”的干部处副处长郝一民，给部长和处长们排了个队，大阎王、二阎王之后，是“阎王殿参谋长”，然后依次是：1、牛头马面和判官；2、忠实的奴才，或贾贵的后代；3、驯服的工具（有的挨过棍棒，有的思想共鸣）；4、明驯暗不满的准备逃跑懦夫；5、叛逆的英雄（极个别或者还没发现）……。
沙滩大院闹得人仰马翻之际，大家都没想起来一个人，她也曾是这里的一个处长，这会儿哪里去了？
原来，六六年文革当下号称“旗手”、手握生杀予夺大权的江青，曾经也是中宣部的一个处长。据时任理论宣传处副处长的于光远文革后回忆，当时的中宣部副部长胡乔木，建议江青做中宣部电影处的正处长，书面报告毛泽东，毛在1951年11月16日答复：“此件很好，可照此实行。”同时也提出“江青是否适宜做处长值得再考虑一下。”此处毛的意思，可能是说江青资历级别都较低，不够当中宣部的处长——中共的体制很怪，国务院部委的建制是部、司（局）、处、科各级，而党务系统即中央直属部委，没有司局级，部长以下就是处长。
所以胡乔木建议让江青担任电影处的正处长，显然属溜须拍马之举，他自然不理毛的“谦让”照做。不过于光远说，那个中宣部电影处也没有副处长，只有两个干事，一个是钟惦斐（著名电影评论家，钟阿城的父亲）；另一个名叫安琳，还有一个办事人员沈美理。江青很少来沙滩大院，她只布置给电影处的人看各种电影，布置完了她也不问，她自己则在家里看这些电影。
恰在此时，毛泽东跟江青在家里看了电影《武训传》，还连看两遍，并立即让胡乔木组织批判文章，后犹觉不足，竟亲自撰写了人民日报社论，引导一场“武训大批判”，令该片成为新中国的第一部“禁片”。当时中宣部电影处的工作，就是抓这件事情。毛批武训，主要是想肃清陶行知的“教育救国”理念。于光远回忆，江青还以李进的名字去山东进行“《武训传》问题调查”，陪她去的是袁水拍，《人民日报》文艺部负责人，江青后来还在家里请袁水拍一家人吃饭——这个细节，是文革中袁水拍告诉于光远的，他们俩当时同在中宣部的牛棚里头。
于光远可算是中宣部众处长中的幸存者，八十年代成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实际负责人。他说在延安就认识江青，1942年在去陕北绥德途中，他跟江青同行，走了一天半，居然两人没说一句话。他的回忆文字中，最有意思的，是关于江青原始姓名的钩沉：
『江青说，她的父亲李德文在山东诸城城关开了个木匠铺，生意不错。娶了两房妻子，自己是庶出。她原来的名字叫“李进孩”。上小学时校董薛焕觉得这个名字不雅，看她长得又高又瘦、双腿细长，就替她取了“云鹤”这个名字。 』
于光远说，1961年他看到毛泽东那首《为李进同志题所摄庐山仙人洞照》的七绝，原以为“李进”是江青自己起的化名，后来才知道那是从“李进孩”简化而来的。他还指出，林彪和江青在文革中是合作的，而且他们两个人都讲究仪式，林彪发明手持小红书、口喊“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要求群众回应“敬祝林副主席永远健康！”；江青的仪式则是她呼唤“同志们好”，要求群众回应“向江青同志致敬！向江青同志学习！”
1937年江青到延安的第二年，也就是1938年11月，她同毛泽东结婚了。结婚的时候摆了两桌酒菜，新郎毛泽东没有出面，只有新娘江青向到场的人表示谢意。八十年代的科学院副院长李昌，当年在延安出席那个酒席，他后来同于光远谈起这件事情。
转自作者脸书 2026-4-5
附：牛奂微的帖子（2025-8-27）
这是年近40岁的真实的“白毛女”罗昌秀的真实照片。以现代的眼光来看，依然是个十足|||这是年近40岁的真实的“白毛女”罗昌秀的真实照片。以现代的眼光来看，依然是个十足的美女，脸部圆润，五官柔和，皮肤细腻，气质脱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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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想象，40岁的“白毛女”尚且清秀脱俗，年轻时期的她，更是有一种清丽绝伦的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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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乱世中，她的美丽不仅没给她带来幸福，反而给她招来了灾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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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3年，罗昌秀出生于宜宾县凤仪乡，当地的恶霸地主为了得到她，打死了她的哥哥，逼死了她的父亲，害得她家破人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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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幼的罗昌秀没有办法，为了逃生，也为了不嫁给地主，16岁的她被迫躲进了断头山，在山上，罗昌秀找了个山洞住下，渴了喝山泉，饿了就吃野果子，过了17年野人般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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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日复月月，年年复岁岁，冬去春来，寒暑易节，蚊叮虫咬，日晒雨淋，漫长的山林生活，罗昌秀逐渐地变了模样，满头青丝变成了白发，指甲很长，肉皮很黑，藤叶为裙，完全成了一个“野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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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6年，罗昌秀被人给救下山时已经33岁，从此她开始回归了正常人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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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白毛女”有了不错的归宿，她凭着勤奋劳动，被选为宜宾县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当地政府还给她办理了“农转非”户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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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7年，罗昌秀的邻居给她介绍了对象，这就是联合社的生产队长文树荣，二人一见如故，随后办理了结婚登记手续，领取了结婚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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婚后，罗昌秀和丈夫相敬如宾，婆婆文妈妈和善慈祥，十分疼爱儿媳妇罗昌秀，罗昌秀也十分孝敬婆婆，并生下了一儿一女，生活美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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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年的罗昌秀儿孙绕膝，享受着天伦之乐，过着普通人的平静生活。 2002年12月31日，罗昌秀因病去世，谢幕人生，终年80岁。
（文章仅代表作者的观点和立场）
